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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观建构与历史学研究，对于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观念史等的书写有基础性导引作用，进而对阅读行为解析及阅读史研究产生影响。知识考古作为历史观和历史学的双重结构客体，与出版本源的四要素紧密相连，对阅读意义产生了直接影响。知识生产与阅读消费，在市场激发和技术簇拥下愈发趋于同步，并以多重路径开展。对阅读史进行研究，可以在知识考古视域下，从宏观的科学认识意义辨析、中观的史论综合体系构建路径以及微观行为、焦点解读等的具体规制三个脉络展开。
【关键词】知识考古学 阅读史 阅读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9-025-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9.004
书籍的生产具有明显的技术逻辑特性和思想文化表征，其久远性和广阔性不亚于被叙述的历史本身。可以说，“书籍由历史创造，即它们是被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素所塑造的”。[1]作为历史的产物，书籍所表述的内容经常被认为是历史本身，不论是作为整体的历史，还是作为局部的、片段的甚至是隐匿、私藏的历史。对于文学传统深厚的中国来说，文学和历史具有高度的混融性，即历史的文学色彩浓重，因此文史常不分家，进而以“五经六艺”为代表的传统书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持续占据核心地位，并混合在一起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阅读和书籍成为士子晋升和社会阶层进步的关键要素。因此，阅读史最接近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时也是文学史、科技史等在现实应用领域的显性投射。阅读本身具有的统领价值，使其既需要接受科学认识论的审视，也需要遵守社会通行法则，还需要遵从人的本能与欲求。
阅读史的发展受到年鉴学派、新文化史思潮和书籍史观念的影响，具有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双重属性。“在视野上，关心大众文化、身份认同、权力与信仰等问题;在材料和方法上，不仅重视官方档案和少数学者的著作，更重视各个社会组织所记录的数据与社会大众的私人信件、笔记等材料的收集和分析。”[2]阅读史的丰富性与延展性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呈现。从本质上看，阅读史研究的是还原阅读活动、发现阅读规律、启迪阅读智慧。其所对应的研究范畴——“人类的阅读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阅读之前的准备工作;其二是阅读行为本身;其三是阅读的影响”，[2]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涉阅读的前景（准备阶段）、现况（实际操作）和展望（影响评价）。从历时性的三个阶段到具体观照的三大脉络，文章尝试从宏观意义、中观路径和微观规制三个维度探讨阅读史研究的关键点和意义。
一、宏观层面：科学认识论指导下阅读史研究意义生成及脉络考察
科学、文化与知识，在中国语境中多并列出现，在图书馆类目划分及立法、行政等资源配置方面，也几乎受到相似的对待，但从本质和内涵来说，三者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明显差别。知识是用来表述的，是话语的一种，而阅读则是对话语方式的审视，在对比参照中更接近于一种作者与读者的对话。科学给人的印象，不是对话感，而是一种高位俯视感和力量感，其中涉及意识形态的人文社科类知识则稍显不同。“知识与意识形态并不相互排斥，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3]科学与知识间的关系需要进行辨析，“知识并不局限于科学之内，不同的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以客观性、科学性划分的等级”。[3]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与知识的关联不存在特殊障碍，阅读史研究有其丰富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土壤。
从实践层面看，阅读史研究是一种主动探索和集成性思辨的过程，任何规划性和指导性的阅读史导引，也多指向功利性，呈现为工匠精神和技术逻辑。阅读史研究者进行的思维训练，使其可以成为更高层次锻造思想水平和改进知识结构的利器，也可以对阅读者的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1. 现代性、主体性与文学性观照下的阅读史研究意义
首先，应该在具体的时空维度中理解阅读史，保持对技术理性和权力属性的思考。“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知识不是属于‘真理和思想自由’的客观领域，而是与权力相互指涉、相互生产。所谓对知识的考古，就是考察知识形成的过程和原因。这种知识考古学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与启示，它瓦解了西方理性主体的先验地位，为现代性危机提供了反思拯救的路径;揭露了西方宏观大写历史的虚伪性，让被总体性历史压抑的‘沉默他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形成的复杂冲突机制，击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话。”[4]从概念生成历程看，现代性是从西方概念中演化而来的，在欧美开始主动建构世界体系时，他们将全世界本来差异较大的历时概念演化为西方元年概念，并进一步将其建立在民族国家叙事和西方技术统领的基础上。伴随而来的是西方国家基于自身逻辑和社会实践建立起的政治与法律观念，并以此来构建其核心价值观和所谓的“普遍真理”。因此，依托阅读史认知普遍世界，会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偏向性或熏染“西方中心论”思想。阅读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便是感知并理性评判这种偏向和倾斜，从而为阅读史的现代性研究提供路径。
其次，主体性强调的是个体的人作为存在的基本单元，能够自主、自由、自在地实现个人价值，这与知识考古学所倡导的精神与原则高度契合。同时，其对应的客体性，以及主客体关系衍生出的理论辨析，尤其涉及人认识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如何摒弃完全的主体性和完全的客体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阅读作为一种感应，其另外一种意义在于自主的、无拘束的、少功利目的的自我认知与价值自持，无感的阅读和纯记忆式阅读，无法更好地发挥人的主体性。
再次，阅读史研究第三个重要观照是文学性，即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手段赋予被刻画者形象，主要包括对其心理、行为、性格、环境等的描绘，重在表现感知的温度、思维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如基于中国文学理念中的“文学即人学”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可以认为文学性就是其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人性的复杂，导致文学性的外延也非常宽广。基于在中国传统阅读中大比例的受阅作品是文学，从文学角度观照阅读，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其获得的识见和凝聚的共识，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而文学本身的地域色彩、价值观念、民族印记，虽是推動其传播的重要考量，也是限制其推广的重要因素，因此阅读中所重视的文学性，应尽量将书籍中的人物还原成现实中的人物本身，避免将其物化或神化，阅读中导向物化和神化感应的，应视为生理学或宗教学的理解范畴。 综上所述，以现代性、主体性和文学性观照阅读史本身可以发现，阅读史研究不论是物质技术手段还是精神价值判断，都或多或少地圈定在文学及文艺理论的框架下，从这一理论思辨高度反思其实践意义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借助当下的传播技术和研究力量进行中国式的理论意义阐释和实践意义反思也势在必行。
2. 科学认识论指导下的知识型阅读、网络阅读及研究意义
“知识是组成科学的要素，但是知识不一定组成科学。从话语、知识到科学，指涉范围逐渐缩小。”[5]（203）由以上概念继续推导，就出现了有关科学认识论的探讨，即如何科学地认识事物、事理的发生发展规律，如何形成科学的认知，如何将科学的认知不断丰富与完善，如何最终判断出相关价值并形成符合逻辑的认知体系。当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便符合这一特征和诉求，也被认为是科学且普遍适用的认识论。
与科学史的逻辑表征不同，“考古学是从话语角度来看待科学的;相对于科学认识论，考古学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科学的”。[3]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度在自然科学领域较为盛行，并大有占领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地之势，在中国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且马克思主义对于认识自然和社会，都有重要的哲学启发意义。阅读作为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获得信息、了解世界、磨砺思维的重要途径，也提供了丰富的审美感受，促生了艺术化的直觉。
知识考古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提出，主要是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获取知识的历史，相关观点提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知识型为福柯独创的概念之一，是一种旨在发现普遍规律性的科学，其中的普遍关联性与作用肌理是重要特征。“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5]（248-249）因此，它不是一种知识形式，也非一种理性类型。
福柯将“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称为知识型。[5]（248-249）知识型阅读是研究型阅读的基础，相比研究型阅读，知识型阅读更加普遍，也是绝大多数人在学习阶段使用的主要方式。而疑问、对比、联想三种方式的阅读，更多指向研究型阅读。反观当下，以碎片化和无纸化为主要指向的网络阅读逐渐浸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偶尔伴随网络搜索行为和知识互动行为，这与福柯提到的研究型阅读存在一定区隔。对比分析知识型阅读与网络阅读，二者虽然在阅读行为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但无疑以网络阅读为代表的浅阅读日益占据实际阅读行为中的较大比重。网络阅读产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甚至对于传统的阅读技巧、规范和规律，均产生了一定的改变甚至颠覆。同时，网络阅读还导致传统纸质出版体量下降、传统借阅行为萎缩、传统阅读场所萧条以及传统阅读效果检测的失效，严肃阅读、深阅读的比例也逐渐降低，引发了业界和学界的巨大忧虑。
阅读首先是一个走心的行为，可以伴随着人的行动而行动，可以无处不在，形成身心合一的最高境界。从阅读文学到阅读生活、从阅读文字到阅读影像、从阅读故事到品味人生，都是阅读史研究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张力的表现。由于阅读技术的加持，阅读本身对于心灵体验和人生感悟的价值得到凸显。阅读技术的迭代和阅读环境的虚拟化，必然导致阅读体验、阅读状态和阅读效度发生变化。个体的内心感受，是阅读效果发生的测量基础，而个体的感官综合体验则成为衡量阅读有效性和价值的重要标尺。为阅读史研究创造价值，则必须带来新的收益，这种收益，包括对阅读态度自然而然的转变，以及推动阅读能力和效率的提升。
二、中观层面：知识考古与多重史观观照下的阅读史研究路径
福柯认为，普遍知识不再神秘是一个大前提，而专业知识，则可能隐藏得更深。知识谱系间不再接收对等的平面和平行审视，而是越发呈现出高低错落显隐尊卑之感。历史可以被解读为线性发展逻辑，但此起彼伏的政权更迭，以及后代不必然强于前代的现实，又在消解所谓的“总体历史（total history）观”，阅读史也随之发生起伏。“前人在讨论与书籍有关的话题时，往往将书籍史、出版史和印刷史联系在一起。”[6]但书籍史与出版史、印刷史、编辑史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同的，其在学科架构中，可以在出版学的统领下，形成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并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对这一议题比较关注的研究者主要分布在编辑出版学、图书馆学、历史学、哲学和新闻传播学领域。“阅读史与出版史的关系密切，形象地说，正如硬币之两面，没有不为阅读的出版，也不存在不需出版的阅读。出版与阅读，适用于马克思消费理论中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出版史是人类文明史，而阅读史则是人类的精神史。”[7]从这一角度看，阅读本身就是对精神史和文明史的双重传承和多向传播。
1. 知识考古、新知识的诞生与阅读史研究路径
目前，尚没有一个对于知识考古的确切定义，虽然学界对该词汇已有界定，但其使用范围并不宽泛。有学者认为，知识考古学“是借用田野作业寻找发掘历史遗迹的一项比喻性说法，实际是指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在现存的知识空间中拾取历史时间的因子，发现被现存历史埋没的珍贵的历史线索，进而对现行的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8]从字面意义看，是将知识和考古两个词叠加，意义重心在考古，而考古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科学研究活动。从历史用法看，首先是指对相关传世材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而后再加上系列的常规性研究工作。今天的普遍用法主要是将其上升为一门学问，即考古学。其作为一门学问，既包括考古所得到的历史知识，也包括相关技术和方法，以及对相关资料的阐释和探究。“知识是一种话语实践活动，知识实践是社会整体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3]与知识有关的社会实践是文明和文化的重要核心。而知识考古学则由两大知识体系构成：权力话语和陈述，[9]因此其与阅读史研究必然發生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来讲，阅读史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是了解权力、话语和陈述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巧妙连接在一起的，而不再将其仅仅看成一个静止的实物。这种意义追寻是高层次的。 新知识没有具体的确指，只是相对于旧知识来说是更新过的知识，其相对性十分明显。知识需要因应时代变化、技术进步、政权更替、人事代谢等，更新的周期长短不一。阅读史研究本身要跟上这个速度，需要研究者在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而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者并未意识到自身的研究与现实的知识更新速度间的差距，从而也缺乏弥补知识差距和漏洞的信心和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史研究的意义是尽可能保持与知识更新的同步性，使其不明显落后于同时代的基本知识样貌，其意义追寻是中间层次的。
历史中出现的不连续性和断裂感，使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可能漏掉重要的部分，档案的价值就得到凸显。福柯认为，“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5]（143）不论是在官方还是坊间，档案的记录和保存，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公开程度和阅读权限都有着严格的许可制度和等级制度。因此在福柯眼中，档案真实远高于历史真实。基于档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陈述，福柯将陈述定义为“符号整体所特有的存在方式”。[5]（117）继而话语和符号被提及，两者都按照特定的规则和逻辑加以组织，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应用于实践对象，凸显话语、知识与科学间的关系，知识进而变成了一种话语实践。在基础层面重新利用档案进行新的史实建构，有可能开辟出新的话语体系，使其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这种意义追寻是基础层次的。
因此可以说，总有一个叙述者占据主体地位，被叙述者处于客体地位，两者之间抑或是相互诉说的关系，知识与科学随之也发生了必然联系。“科学既不等同于知识，又不抹杀和排斥知识，而是置身于知识之中，构造它的某些对象，将它的陈述系统化，确定它的概念和策略。”[10]科学作为话语实践，“一方面区分知识、改变知识和重新分配知识，另一方面又肯定知识，使之发生作用”。[10]科学活动能够经常引起知识性的话语实践，并对知识的生产、分配、消費、评价等诸多环节产生重要影响，而科学在知识中发挥的作用由话语形成方式决定，并随之变化。此外，科学引领知识传播似乎已成共识，科学还可以依照知识话语形成的方式产生多种调节变量，并与其处于不断因应互动中。基于此，在阅读史研究中懂得自觉调适科学与知识的关系，并能够基本准确地将二者做合并或拆分处理，是阅读史的追寻路径之一。
2. 新文化史、新思想史与新学术史影响下的阅读史研究路径
所谓新文化史，即相对于旧文化史而言，是近30年来出现的一种研究潮流和学术论调，其主要侧重于综合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还原为生动丰富的文化生态。因其研究范围过大，维度过多，使其内涵复杂且难以把握，也更具有自我解析、重构和否定的特征。同时也由于具有更好的还原性、更尊重文化的个体和社会的基本单元，使其成为一种更平等和真实的研究方法。以此为指导，阅读史研究可以成为一种准研究，即深入文化肌理中体察平等的文化主体与多元的文化现象。
19世纪末，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开始被视为不同的研究，理性分析代替了简单的历史事件编年，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与逻辑框架被引入，旨在重新构造出点—线—面—体的研究视域，以更好地解释现象和问题的本质。基于人类个体的机动灵活性，以及内外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独特差异性就成为普遍特征，研究视野重新回归客观性和主观性、建构性与解构性的问题域中，并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加以区分。这一动向，也影响到思想史的书写和研究。
“福柯用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语言对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宏观叙事、历史的连续性提出了质疑和颠覆。”[11]传统学术范式和脱离实际的空想式价值判断，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精神和发展要义。网络的文化记录行为与传播建构已能够最大限度地支撑综合复杂文化生态的呈现，旧有的简单描述式和印象式的文化史，已趋于被淘汰。冰冷的数字和图表，对于认知文化和思想，显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应合力将包含网络精神的新文化史研究进行强力推进。新文化史旨在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这更接近一种随身影像记录，因此其史料文本更加丰富，史料的解析更加多样，史料的价值判断也越发困难。在此背景下开展史料研究，新文化史视角更注重加强偶然性因素间的勾连，将个性与情感进行了重点观照。而作为阅读者来说，在各种意义勾连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和共鸣，成为重要的阅读目的。
思想史旨在形成宏大开阔的视野，其对传承和创新的要求日益提高，并主要体现在思想史方法、文本解释和学理指向方面。学术史即学术的历史，主要彰显学术发展的特征、脉络和规律。学术即专门且系统的学问，其较多牵连高等教育，且有学科化倾向。高级别阅读，必然牵连高阶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进阶。“与思想史相反，考古学不试图建构话语的连续性，相反是确定其特殊性和差异;不试图追溯其起源和真理，是描述话语的转换。”[3]考古学主要瞄准话语建构中的特殊性、差异性和模糊地带，以及在动态知识生产中的话语转换逻辑，学术的百家争鸣正契合这个目标。阅读史研究在此意义的指引下，可以形成较为开放的思维和有张力的学术观照，并促使研究路径得以延伸。
3. 从新书籍史到新阅读史的阅读史研究路径
书籍史概念提出的时代与文化史大致相同，即20世纪后半叶。就其一般意义来说，书籍史“主要是指对书籍物质形态、社会经济层面以及印刷、出版、销售等流通层面的研究”。[12]区别于传统的文献学，“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3]并试图恢复作者的原意，形成保真式传播效果。与文化史的动因相似，人们对于成品书籍的研究开始深入图书的生产过程，加入大量图书生产的原始档案，并观照书籍的流通过程，尽可能还原实际的阅读与消费，使历时性的研究更加丰满，这也是时代发展和市场化形成的必然要求。书籍销售之后的实际消费，是从阅读开始的，因此书籍生产的实际意义，必须观照阅读史研究本身。 书籍史的研究，对于文化未曾断代、文字持续使用、基本习俗保持良好的中国来说，具有天然优势。“书籍史研究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主要在于它包含了一系列新颖的历史研究方法与视角，其中既有技术史的，也有经济、社会、学术、文化史的，研究者通过开辟这些新路径，提出了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诸多新阐释。”[13]研究者讨论的议题“或显或隐地集中于书籍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信仰、制度以及与权力变迁的关系上，并最终转向基本的政治发展演进问题（包括意识形态、权力支配与参与方式以及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的途径等）”，[13]这使得书籍史的外延变得非常丰富，并且形成了“智慧之智慧”。“近年来研究者也特别认同书籍在维持和建构阶级、族裔以及性别上的作用，这些成果则较为隐蔽地触及了书籍与信仰、制度，以及与权力变迁的关系。”[13]因此，以书籍为中心，成为各学科研究的基础把握与根本遵循，而阅读史研究则是其具体实现的路径之一。
从目前研究进度看，书籍史研究需要聚集更多的研究资源，尤其需要来自文史哲领域的专家的引领，并进一步带动更广领域的社会科学专家，共同开启一条普遍适用的研究新路径。“书籍史研究把史学家、文选研究专家、社会学家、图书学专家或任何对书籍在历史上的作用感兴趣的人组织到一起” ，“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2]其目的是理解“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14]在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知识传播领域，书籍史研究重点在于阅读如何与其发生双向互动及交叉影响，特别是要结合对众多的思想家、文化学者、知识分子的个体观照，理解人的阅读行为如何影响人、人群和人类社会。此外，书籍史对于多学科的科研汇集特征明显，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营销学等学科交叉密度尤甚，对于这些方面做精细梳理，可以更确切地还原知识生产过程。由于书籍生产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化行为，尤其是欧美国家为全世界生产图书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实际指向的是世界性知识体系建构和话语主动权，因此从更大范围讲，书籍史只是文化冲突的一个表征，其背后的实质仍然是国际力量的对比和文化权益的分配。由于欧美国家的书籍史叙述多只限于欧美书籍，我国的图书不在其观照范围之内，因此，“在对书籍史核心议题的挖掘方面，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对人类社会发展更具决定意义的社会形态问题的探讨。上述这些缺憾，其实正是具备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双重素养的中国学者应努力探究的方向”。[13]
目前，国内的阅读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阅读史理论的研究，其次是对于私人阅读史的研究，再次是对朝代阅读史的研究，最后是对阅读史相关问题的研究。[15]这四个面向都可以独立出各自的研究路径，但更为重要的是探寻共用的路径，以及如何在中观层面做好相关研究准备。“阅读史研究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阅读行为本身的发展脉络、环境因素对阅读的影响、读者及其阅读心理”，[6]如果这些有关阅读史研究的中观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解决，就会生发出更为关键的问题——促使阅读史研究问题持续解决的践行主体是谁？
4. 临近史观与阅读史的相互建构路径
出版史观直接影响到阅读史观，“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阅读已经成为重新审视印刷技术、知识传播、文化交流和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新路径”，[16]这种还原将产生新的知识、新的表述和新的判断。政治史观也直接影响阅读史观，“从艺术图像看到的中西阅读文化的共同点是书籍的选择性流传，这已经构成了一种阅读政治学的内容”。[17]
出版的旨归是为阅读而存在的。大众传播与公开发行是其重要目标，公之于众之后，就会伴随公众的阅读与接受，而出版者应更多考虑阅读者的存在，并转换身份去感受所生产的图书，以便市场因素更好地发挥作用。多版次印刷、按需印刷及复制技术的巨大变革，带来了出版物品种的极大丰富、出版传播的地域更加广阔，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更为活跃的阅读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基于这些共同体形成各种组织、团体、政党等，也更能成为社会变革、文化创新、思想进步的真正推动力。代表进步力量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也都站在出版史和阅读史的前沿，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并产生新的判断，以不断引领各种新思潮和新风尚。
政治史观也直接影响到阅读史观，政治力量介入图书出版过程中，是因为其能够明确感知阅读对于人们思想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基于政治考量的书籍的选择，是一门重要学问，如古代皇家的藏書与教育用书，都不同于民间。此外，政治力量经常介入书籍生产后的传播规控中，中国即有所谓的“当代修志，隔代修史”的说法。以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为例，其选择性显而易见，收书3 400多种，但禁毁的图书也有3 000多种。历史上的诸多因为政治纷争引起的“文化厄难”都会严重伤害阅读本身。依据政治身份与角色判断阅读意义和价值，政治阅读能力及出版价值判断力，是出版人不可或缺的“巧实力”。
以临近史观为参照，可以发现阅读史在其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和作用。阅读史直接指向文学史、文化史和文明史，并与编辑史、出版史、发行史等具有较强的平行互见性。阅读史观即是专门针对阅读的历史观照，基于视角和立场的差异性，体现为对世界认知和解释的不同。塑造有关阅读的史学范式和史学视角，能够让阅读体现兼具个性和共性的史观，具体表现为阶级史观、文明史观、唯物史观、全球史观、英雄史观等。而今天中国的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并由此产生了诸多次生概念和必然逻辑，为研究者指明了具体路径。
三、微观层面：焦点、侧面、系谱与阅读史研究的规制
1. 阅读行动焦点与阅读史研究规制
微观的阅读行动和理念，也可能进入生理学和医学的观照范畴。如针对某些细致的阅读品类的具体感受，以及某种出版物的受众反馈，都可能导向生理应激和情感判断。
首先，阅读史的研究已深入材料和方法中，将原来的加工过程中出现的“废料”或“边角料”看成重要的“营养品”。“在研究阅读行为和读者反应时，书籍中读者留下的批校这一长期被学者所忽视的材料，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2]再如文人日记、书札、批点、校注及一些创作和交往过程中的原始档案与材料等，都可进一步运用到生活史的研究中。此外，“话语分析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复杂系统，它涉及知识考古学的方方面面，需要深入掌握叙事学、文体学、类型学、语言学等现代文本分析技术，更需要对谱系学、知识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新学理的认真审理和疏通”，[8]这些也都可以延展到具体的阅读行为研究中。 其次，阅读史的研究可深入具体文学篇目的阅读史中，涉及经典作品的流播，如《共产党宣言》，以及《红楼梦》《金瓶梅》等，特别是影响力巨大或十分有争议的作品，以及涉及“商榷”和“论战”的作品。近年来，有关中小学语文课本具体阅读篇目的选择，也一度成为讨论的焦点，关于一些篇章的取舍，形成了对于阅读价值的不同判断。对这些阅读焦点的思忖，也容易影响到对阅读史研究的规制。
再次，阅读史的研究涉及文化名人，尤其是优秀读书人的研究，并冠之以“君子”“书生”“骚客”“墨客”等名号。一些有谋略的政治家，也往往有刻苦攻读的经历，常被写进教材。部分优秀的出版人有着令人称奇的读书经历，“张元济的古籍阅读实践则和商务印书馆古籍辑印出版高度融合”。[18]这部分内容，也正在与出版人的生活史、口述史等天然叠合，成为阅读史研究的行动参考。
2. 阅读行为侧面与阅读史研究规制
对于阅读史的研究，目前还未形成较大规模和气候。“史学界将阅读史视为文化史研究的新兴领域，积极译介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相关著作，研究方法也多借鉴西方，通过对史料细节的挖掘，力图从微观层面研究历史上特定群体对特定文本的阅读及相互影响。国内图书出版界更多是将阅读与图书生产、传播、接受等过程联系起来，尤其侧重于前两个环节对阅读的影响。”[19]这一差异并无明显的价值指向，对于图书生产全过程的把握，是阅读史研究的现实逻辑起点之一。
阅读史的研究也依据传播载体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如“阅读史的研究范围包括读书和读报，但很明显的是，新闻学界已意识到报刊阅读史的重要性，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一些看法，而中国出版学界对于书籍阅读史的提法才刚刚起步”。[20]新闻学界多强调思想演进表征，而出版学界更多强调技术市场逻辑。基于阅读史与思想史间有着较大的关联度，有必要进一步丰富出版史观内涵和研究规制。
阅读文化与读书文化相似，“对于人类阅读历史的研究，不仅应包括以书籍的版本和文本为中心的传统文献学、以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点为中心的书籍史（包括印刷史），还应该包括阅读实践本身、阅读主体在此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和阅读所产生的影响”，[2]而这方面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每年一次的阅读率调查上。阅读文化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读书日”“书香节”“书博会”等相关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与阅读史研究本身究竟发生了何种必然且密不可分的联系，价值效度几何，也值得思考。
3. 系谱学与阅读史研究规制
福柯比较注重对整个西方现代性哲学的批判，认为欲望、权力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序列，都在进一步形成形而上学的规制，“福柯思想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知识考古学（1970年前）和系谱学（1970年后）” ，[21]这种线性演进，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系谱的迭代。系谱如同家谱，可以是具体而微的，且从微观层面讲，有其严格规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福柯的谱系学坚持了考古学的基本立场，因而主要是知识考古学给福柯哲学提供了独特的认识论基础。”[3]具体来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就其含义、基本思想有所不同：知识考古学重深层结构、重知识，系谱学重表面细节、重权力。但二者并无性质差别，它们都试图从微观的角度重新考察社会历史，试图打断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链条，倡导非连续性或断续性，非连续性或断续性是福柯思想的核心内容”。[21]知识的发展史，如同家族族谱一样成树状分布，从树根到树梢都可以形成单线连接。现在比较完善的谱系是基于西方立场并由西方人绘制的，中国要构建自己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知识谱系并实现与已有知识谱系的“分庭抗礼”，还有一段路要走。对于阅读史研究而言，要特别关注阅读主体间的平等性问题，这方面已经在教育部门的相关对策中有所体现，这对于一些课外教辅机构的治理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阅读公平，实现阅读接触和阅读投入的更趋于合理化的配置，对于保持教育公平和推进人才成长环境优化也更为有力。当然，实际生活中的阅读差还是存在的，但这并不必然导致阅读价值和阅读意义的高低优劣，因此也不会导致“高贵的”谱系和“卑微的”譜系。
结语
随着读屏时代的到来，阅读行为的发生频率在逐步升高，阅读效果也更加杂糅且难以测量，有关新阅读行为的调查、判断和思考，应成为构建新阅读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新式的网络和电子平台阅读技法相比，传统纸质阅读技法已经显得不够灵巧与轻盈，也正在失去生存的土壤。阅读史观的建构，要处理好以上诸多关系，并解决好知识谱系、精神旨归与文本解读相互牵制的问题。伴随着现象学和行为学间的持续性相互影响，阅读史研究要进行的是主体建构、权力话语、知识形象与文本意义的再关联。
参考文献：
[1] Simon Eliot，Jonathan Rose.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M].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7：Introduction.
[2] 韦胤宗. 阅读史：材料与方法[J]. 史学理论研究，2018（3）：109-117.
[3] 刘永谋. 作为知识论的知识考古学[J]. 晋阳学刊，2006（5）：65-69.
[4] 张丽. 论福柯知识考古学及其意义[J]. 鸡西大学学报，2011（1）：22.
[5]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马月，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 熊静. 中国阅读史研究资料述略[J]. 图书馆，2017（5）：58-61.
[7] 万安伦，黄婧雯. 建设出版学科应认真辨析出版史与书籍史、
印刷史、阅读史之关系[J]. 出版广角，2020（15）：21.
[8] 郝庆军. 作为研究方法的知识考古学[J]. 天津社会科学，2004（4）：112-116. [9] 劉彬. 知识考古学：话语与陈述[J]. 求索，2010（6）：225.
[10] 刘海健. 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社会工作价值取向的反思与重构——来自福柯的启示[J]. 社会工作，2018（1）：65.
[11] 袁月. 知识考古学视域下的图书馆史观[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6）：103.
[12] 张仲民.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J]. 史林，2007（5）：151-180.
[13] 张炜. 书籍史研究：核心议题与关键概念[N]. 光明日报，2016-11-19（D11）.
[14] 罗伯特·达恩顿. 书籍史话[M]//罗伯特·达恩顿.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萧知纬，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5.
[15] 赵爽. 阅读史研究综述[J].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71-173.
[16] 张文彦. 阅读史视域下我国当代阅读推广组织的起源、现状与发展趋势[J]. 出版发行研究，2019（6）：24.
[17] 张彬，王越. 从艺术图像看中西阅读观念异同——基于图像知识考古学的视角[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3）：32.
[18] 王龙珺.从读书到出版：张元济早期阅读史及其效应[J]. 现代出版，2020（3）：91.
[19] 郑丽芬. 阅读史视野下的经典阅读与经典变迁[J]. 出版发行研究，2018（6）：5.
[20] 许高勇. 阅读史：中国出版史学研究的新视阈——兼及问题意识、路径及史料[J]. 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4）：73.
[21] 张艳玲. 解读福柯：从“知识考古学”到“系谱学”[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27.
[15] 赵爽. 阅读史研究综述[J].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71-173.
[16] 张文彦. 阅读史视域下我国当代阅读推广组织的起源、现状与发展趋势[J]. 出版发行研究，2019（6）：24.
[17] 张彬，王越. 从艺术图像看中西阅读观念异同——基于图像知识考古学的视角[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3）：32.
[18] 王龙珺.从读书到出版：张元济早期阅读史及其效应[J]. 现代出版，2020（3）：91.
[19] 郑丽芬. 阅读史视野下的经典阅读与经典变迁[J]. 出版发行研究，2018（6）：5.
[20] 许高勇. 阅读史：中国出版史学研究的新视阈——兼及问题意识、路径及史料[J]. 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4）：73.
[21] 张艳玲. 解读福柯：从“知识考古学”到“系谱学”[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27.
Significance， Path and Regulation： Three Contexts of Reading Histor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Archaeology
JIN Qiang（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view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still play a basic guiding role i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thought and concept， and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analysis of reading behavior and the study of reading history. As the dual structural object of historical view and history， knowledge archaeolog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four elements of publishing origin， and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read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reading consumption are more and more synchronized under the stimulation of market and technology， and have launched multiple path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archaeology， the study of reading history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iscrimination of macro scientific cognitive 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meso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the specific regulation of micro behavior and focus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knowledge archaeology; reading history; reading
【关键词】知识考古学 阅读史 阅读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9-025-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9.004
书籍的生产具有明显的技术逻辑特性和思想文化表征，其久远性和广阔性不亚于被叙述的历史本身。可以说，“书籍由历史创造，即它们是被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素所塑造的”。[1]作为历史的产物，书籍所表述的内容经常被认为是历史本身，不论是作为整体的历史，还是作为局部的、片段的甚至是隐匿、私藏的历史。对于文学传统深厚的中国来说，文学和历史具有高度的混融性，即历史的文学色彩浓重，因此文史常不分家，进而以“五经六艺”为代表的传统书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持续占据核心地位，并混合在一起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阅读和书籍成为士子晋升和社会阶层进步的关键要素。因此，阅读史最接近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时也是文学史、科技史等在现实应用领域的显性投射。阅读本身具有的统领价值，使其既需要接受科学认识论的审视，也需要遵守社会通行法则，还需要遵从人的本能与欲求。
阅读史的发展受到年鉴学派、新文化史思潮和书籍史观念的影响，具有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双重属性。“在视野上，关心大众文化、身份认同、权力与信仰等问题;在材料和方法上，不仅重视官方档案和少数学者的著作，更重视各个社会组织所记录的数据与社会大众的私人信件、笔记等材料的收集和分析。”[2]阅读史的丰富性与延展性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呈现。从本质上看，阅读史研究的是还原阅读活动、发现阅读规律、启迪阅读智慧。其所对应的研究范畴——“人类的阅读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阅读之前的准备工作;其二是阅读行为本身;其三是阅读的影响”，[2]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涉阅读的前景（准备阶段）、现况（实际操作）和展望（影响评价）。从历时性的三个阶段到具体观照的三大脉络，文章尝试从宏观意义、中观路径和微观规制三个维度探讨阅读史研究的关键点和意义。
一、宏观层面：科学认识论指导下阅读史研究意义生成及脉络考察
科学、文化与知识，在中国语境中多并列出现，在图书馆类目划分及立法、行政等资源配置方面，也几乎受到相似的对待，但从本质和内涵来说，三者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明显差别。知识是用来表述的，是话语的一种，而阅读则是对话语方式的审视，在对比参照中更接近于一种作者与读者的对话。科学给人的印象，不是对话感，而是一种高位俯视感和力量感，其中涉及意识形态的人文社科类知识则稍显不同。“知识与意识形态并不相互排斥，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3]科学与知识间的关系需要进行辨析，“知识并不局限于科学之内，不同的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以客观性、科学性划分的等级”。[3]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与知识的关联不存在特殊障碍，阅读史研究有其丰富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土壤。
从实践层面看，阅读史研究是一种主动探索和集成性思辨的过程，任何规划性和指导性的阅读史导引，也多指向功利性，呈现为工匠精神和技术逻辑。阅读史研究者进行的思维训练，使其可以成为更高层次锻造思想水平和改进知识结构的利器，也可以对阅读者的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1. 现代性、主体性与文学性观照下的阅读史研究意义
首先，应该在具体的时空维度中理解阅读史，保持对技术理性和权力属性的思考。“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知识不是属于‘真理和思想自由’的客观领域，而是与权力相互指涉、相互生产。所谓对知识的考古，就是考察知识形成的过程和原因。这种知识考古学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与启示，它瓦解了西方理性主体的先验地位，为现代性危机提供了反思拯救的路径;揭露了西方宏观大写历史的虚伪性，让被总体性历史压抑的‘沉默他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形成的复杂冲突机制，击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话。”[4]从概念生成历程看，现代性是从西方概念中演化而来的，在欧美开始主动建构世界体系时，他们将全世界本来差异较大的历时概念演化为西方元年概念，并进一步将其建立在民族国家叙事和西方技术统领的基础上。伴随而来的是西方国家基于自身逻辑和社会实践建立起的政治与法律观念，并以此来构建其核心价值观和所谓的“普遍真理”。因此，依托阅读史认知普遍世界，会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偏向性或熏染“西方中心论”思想。阅读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便是感知并理性评判这种偏向和倾斜，从而为阅读史的现代性研究提供路径。
其次，主体性强调的是个体的人作为存在的基本单元，能够自主、自由、自在地实现个人价值，这与知识考古学所倡导的精神与原则高度契合。同时，其对应的客体性，以及主客体关系衍生出的理论辨析，尤其涉及人认识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如何摒弃完全的主体性和完全的客体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阅读作为一种感应，其另外一种意义在于自主的、无拘束的、少功利目的的自我认知与价值自持，无感的阅读和纯记忆式阅读，无法更好地发挥人的主体性。
再次，阅读史研究第三个重要观照是文学性，即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手段赋予被刻画者形象，主要包括对其心理、行为、性格、环境等的描绘，重在表现感知的温度、思维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如基于中国文学理念中的“文学即人学”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可以认为文学性就是其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人性的复杂，导致文学性的外延也非常宽广。基于在中国传统阅读中大比例的受阅作品是文学，从文学角度观照阅读，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其获得的识见和凝聚的共识，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而文学本身的地域色彩、价值观念、民族印记，虽是推動其传播的重要考量，也是限制其推广的重要因素，因此阅读中所重视的文学性，应尽量将书籍中的人物还原成现实中的人物本身，避免将其物化或神化，阅读中导向物化和神化感应的，应视为生理学或宗教学的理解范畴。 综上所述，以现代性、主体性和文学性观照阅读史本身可以发现，阅读史研究不论是物质技术手段还是精神价值判断，都或多或少地圈定在文学及文艺理论的框架下，从这一理论思辨高度反思其实践意义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借助当下的传播技术和研究力量进行中国式的理论意义阐释和实践意义反思也势在必行。
2. 科学认识论指导下的知识型阅读、网络阅读及研究意义
“知识是组成科学的要素，但是知识不一定组成科学。从话语、知识到科学，指涉范围逐渐缩小。”[5]（203）由以上概念继续推导，就出现了有关科学认识论的探讨，即如何科学地认识事物、事理的发生发展规律，如何形成科学的认知，如何将科学的认知不断丰富与完善，如何最终判断出相关价值并形成符合逻辑的认知体系。当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便符合这一特征和诉求，也被认为是科学且普遍适用的认识论。
与科学史的逻辑表征不同，“考古学是从话语角度来看待科学的;相对于科学认识论，考古学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科学的”。[3]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度在自然科学领域较为盛行，并大有占领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地之势，在中国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且马克思主义对于认识自然和社会，都有重要的哲学启发意义。阅读作为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获得信息、了解世界、磨砺思维的重要途径，也提供了丰富的审美感受，促生了艺术化的直觉。
知识考古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提出，主要是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获取知识的历史，相关观点提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知识型为福柯独创的概念之一，是一种旨在发现普遍规律性的科学，其中的普遍关联性与作用肌理是重要特征。“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5]（248-249）因此，它不是一种知识形式，也非一种理性类型。
福柯将“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称为知识型。[5]（248-249）知识型阅读是研究型阅读的基础，相比研究型阅读，知识型阅读更加普遍，也是绝大多数人在学习阶段使用的主要方式。而疑问、对比、联想三种方式的阅读，更多指向研究型阅读。反观当下，以碎片化和无纸化为主要指向的网络阅读逐渐浸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偶尔伴随网络搜索行为和知识互动行为，这与福柯提到的研究型阅读存在一定区隔。对比分析知识型阅读与网络阅读，二者虽然在阅读行为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但无疑以网络阅读为代表的浅阅读日益占据实际阅读行为中的较大比重。网络阅读产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甚至对于传统的阅读技巧、规范和规律，均产生了一定的改变甚至颠覆。同时，网络阅读还导致传统纸质出版体量下降、传统借阅行为萎缩、传统阅读场所萧条以及传统阅读效果检测的失效，严肃阅读、深阅读的比例也逐渐降低，引发了业界和学界的巨大忧虑。
阅读首先是一个走心的行为，可以伴随着人的行动而行动，可以无处不在，形成身心合一的最高境界。从阅读文学到阅读生活、从阅读文字到阅读影像、从阅读故事到品味人生，都是阅读史研究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张力的表现。由于阅读技术的加持，阅读本身对于心灵体验和人生感悟的价值得到凸显。阅读技术的迭代和阅读环境的虚拟化，必然导致阅读体验、阅读状态和阅读效度发生变化。个体的内心感受，是阅读效果发生的测量基础，而个体的感官综合体验则成为衡量阅读有效性和价值的重要标尺。为阅读史研究创造价值，则必须带来新的收益，这种收益，包括对阅读态度自然而然的转变，以及推动阅读能力和效率的提升。
二、中观层面：知识考古与多重史观观照下的阅读史研究路径
福柯认为，普遍知识不再神秘是一个大前提，而专业知识，则可能隐藏得更深。知识谱系间不再接收对等的平面和平行审视，而是越发呈现出高低错落显隐尊卑之感。历史可以被解读为线性发展逻辑，但此起彼伏的政权更迭，以及后代不必然强于前代的现实，又在消解所谓的“总体历史（total history）观”，阅读史也随之发生起伏。“前人在讨论与书籍有关的话题时，往往将书籍史、出版史和印刷史联系在一起。”[6]但书籍史与出版史、印刷史、编辑史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同的，其在学科架构中，可以在出版学的统领下，形成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并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对这一议题比较关注的研究者主要分布在编辑出版学、图书馆学、历史学、哲学和新闻传播学领域。“阅读史与出版史的关系密切，形象地说，正如硬币之两面，没有不为阅读的出版，也不存在不需出版的阅读。出版与阅读，适用于马克思消费理论中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出版史是人类文明史，而阅读史则是人类的精神史。”[7]从这一角度看，阅读本身就是对精神史和文明史的双重传承和多向传播。
1. 知识考古、新知识的诞生与阅读史研究路径
目前，尚没有一个对于知识考古的确切定义，虽然学界对该词汇已有界定，但其使用范围并不宽泛。有学者认为，知识考古学“是借用田野作业寻找发掘历史遗迹的一项比喻性说法，实际是指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在现存的知识空间中拾取历史时间的因子，发现被现存历史埋没的珍贵的历史线索，进而对现行的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8]从字面意义看，是将知识和考古两个词叠加，意义重心在考古，而考古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科学研究活动。从历史用法看，首先是指对相关传世材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而后再加上系列的常规性研究工作。今天的普遍用法主要是将其上升为一门学问，即考古学。其作为一门学问，既包括考古所得到的历史知识，也包括相关技术和方法，以及对相关资料的阐释和探究。“知识是一种话语实践活动，知识实践是社会整体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3]与知识有关的社会实践是文明和文化的重要核心。而知识考古学则由两大知识体系构成：权力话语和陈述，[9]因此其与阅读史研究必然發生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来讲，阅读史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是了解权力、话语和陈述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巧妙连接在一起的，而不再将其仅仅看成一个静止的实物。这种意义追寻是高层次的。 新知识没有具体的确指，只是相对于旧知识来说是更新过的知识，其相对性十分明显。知识需要因应时代变化、技术进步、政权更替、人事代谢等，更新的周期长短不一。阅读史研究本身要跟上这个速度，需要研究者在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而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者并未意识到自身的研究与现实的知识更新速度间的差距，从而也缺乏弥补知识差距和漏洞的信心和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史研究的意义是尽可能保持与知识更新的同步性，使其不明显落后于同时代的基本知识样貌，其意义追寻是中间层次的。
历史中出现的不连续性和断裂感，使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可能漏掉重要的部分，档案的价值就得到凸显。福柯认为，“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5]（143）不论是在官方还是坊间，档案的记录和保存，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公开程度和阅读权限都有着严格的许可制度和等级制度。因此在福柯眼中，档案真实远高于历史真实。基于档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陈述，福柯将陈述定义为“符号整体所特有的存在方式”。[5]（117）继而话语和符号被提及，两者都按照特定的规则和逻辑加以组织，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应用于实践对象，凸显话语、知识与科学间的关系，知识进而变成了一种话语实践。在基础层面重新利用档案进行新的史实建构，有可能开辟出新的话语体系，使其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这种意义追寻是基础层次的。
因此可以说，总有一个叙述者占据主体地位，被叙述者处于客体地位，两者之间抑或是相互诉说的关系，知识与科学随之也发生了必然联系。“科学既不等同于知识，又不抹杀和排斥知识，而是置身于知识之中，构造它的某些对象，将它的陈述系统化，确定它的概念和策略。”[10]科学作为话语实践，“一方面区分知识、改变知识和重新分配知识，另一方面又肯定知识，使之发生作用”。[10]科学活动能够经常引起知识性的话语实践，并对知识的生产、分配、消費、评价等诸多环节产生重要影响，而科学在知识中发挥的作用由话语形成方式决定，并随之变化。此外，科学引领知识传播似乎已成共识，科学还可以依照知识话语形成的方式产生多种调节变量，并与其处于不断因应互动中。基于此，在阅读史研究中懂得自觉调适科学与知识的关系，并能够基本准确地将二者做合并或拆分处理，是阅读史的追寻路径之一。
2. 新文化史、新思想史与新学术史影响下的阅读史研究路径
所谓新文化史，即相对于旧文化史而言，是近30年来出现的一种研究潮流和学术论调，其主要侧重于综合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还原为生动丰富的文化生态。因其研究范围过大，维度过多，使其内涵复杂且难以把握，也更具有自我解析、重构和否定的特征。同时也由于具有更好的还原性、更尊重文化的个体和社会的基本单元，使其成为一种更平等和真实的研究方法。以此为指导，阅读史研究可以成为一种准研究，即深入文化肌理中体察平等的文化主体与多元的文化现象。
19世纪末，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开始被视为不同的研究，理性分析代替了简单的历史事件编年，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与逻辑框架被引入，旨在重新构造出点—线—面—体的研究视域，以更好地解释现象和问题的本质。基于人类个体的机动灵活性，以及内外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独特差异性就成为普遍特征，研究视野重新回归客观性和主观性、建构性与解构性的问题域中，并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加以区分。这一动向，也影响到思想史的书写和研究。
“福柯用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语言对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宏观叙事、历史的连续性提出了质疑和颠覆。”[11]传统学术范式和脱离实际的空想式价值判断，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精神和发展要义。网络的文化记录行为与传播建构已能够最大限度地支撑综合复杂文化生态的呈现，旧有的简单描述式和印象式的文化史，已趋于被淘汰。冰冷的数字和图表，对于认知文化和思想，显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应合力将包含网络精神的新文化史研究进行强力推进。新文化史旨在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这更接近一种随身影像记录，因此其史料文本更加丰富，史料的解析更加多样，史料的价值判断也越发困难。在此背景下开展史料研究，新文化史视角更注重加强偶然性因素间的勾连，将个性与情感进行了重点观照。而作为阅读者来说，在各种意义勾连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和共鸣，成为重要的阅读目的。
思想史旨在形成宏大开阔的视野，其对传承和创新的要求日益提高，并主要体现在思想史方法、文本解释和学理指向方面。学术史即学术的历史，主要彰显学术发展的特征、脉络和规律。学术即专门且系统的学问，其较多牵连高等教育，且有学科化倾向。高级别阅读，必然牵连高阶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进阶。“与思想史相反，考古学不试图建构话语的连续性，相反是确定其特殊性和差异;不试图追溯其起源和真理，是描述话语的转换。”[3]考古学主要瞄准话语建构中的特殊性、差异性和模糊地带，以及在动态知识生产中的话语转换逻辑，学术的百家争鸣正契合这个目标。阅读史研究在此意义的指引下，可以形成较为开放的思维和有张力的学术观照，并促使研究路径得以延伸。
3. 从新书籍史到新阅读史的阅读史研究路径
书籍史概念提出的时代与文化史大致相同，即20世纪后半叶。就其一般意义来说，书籍史“主要是指对书籍物质形态、社会经济层面以及印刷、出版、销售等流通层面的研究”。[12]区别于传统的文献学，“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3]并试图恢复作者的原意，形成保真式传播效果。与文化史的动因相似，人们对于成品书籍的研究开始深入图书的生产过程，加入大量图书生产的原始档案，并观照书籍的流通过程，尽可能还原实际的阅读与消费，使历时性的研究更加丰满，这也是时代发展和市场化形成的必然要求。书籍销售之后的实际消费，是从阅读开始的，因此书籍生产的实际意义，必须观照阅读史研究本身。 书籍史的研究，对于文化未曾断代、文字持续使用、基本习俗保持良好的中国来说，具有天然优势。“书籍史研究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主要在于它包含了一系列新颖的历史研究方法与视角，其中既有技术史的，也有经济、社会、学术、文化史的，研究者通过开辟这些新路径，提出了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诸多新阐释。”[13]研究者讨论的议题“或显或隐地集中于书籍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信仰、制度以及与权力变迁的关系上，并最终转向基本的政治发展演进问题（包括意识形态、权力支配与参与方式以及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的途径等）”，[13]这使得书籍史的外延变得非常丰富，并且形成了“智慧之智慧”。“近年来研究者也特别认同书籍在维持和建构阶级、族裔以及性别上的作用，这些成果则较为隐蔽地触及了书籍与信仰、制度，以及与权力变迁的关系。”[13]因此，以书籍为中心，成为各学科研究的基础把握与根本遵循，而阅读史研究则是其具体实现的路径之一。
从目前研究进度看，书籍史研究需要聚集更多的研究资源，尤其需要来自文史哲领域的专家的引领，并进一步带动更广领域的社会科学专家，共同开启一条普遍适用的研究新路径。“书籍史研究把史学家、文选研究专家、社会学家、图书学专家或任何对书籍在历史上的作用感兴趣的人组织到一起” ，“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2]其目的是理解“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14]在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知识传播领域，书籍史研究重点在于阅读如何与其发生双向互动及交叉影响，特别是要结合对众多的思想家、文化学者、知识分子的个体观照，理解人的阅读行为如何影响人、人群和人类社会。此外，书籍史对于多学科的科研汇集特征明显，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营销学等学科交叉密度尤甚，对于这些方面做精细梳理，可以更确切地还原知识生产过程。由于书籍生产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化行为，尤其是欧美国家为全世界生产图书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实际指向的是世界性知识体系建构和话语主动权，因此从更大范围讲，书籍史只是文化冲突的一个表征，其背后的实质仍然是国际力量的对比和文化权益的分配。由于欧美国家的书籍史叙述多只限于欧美书籍，我国的图书不在其观照范围之内，因此，“在对书籍史核心议题的挖掘方面，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对人类社会发展更具决定意义的社会形态问题的探讨。上述这些缺憾，其实正是具备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双重素养的中国学者应努力探究的方向”。[13]
目前，国内的阅读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阅读史理论的研究，其次是对于私人阅读史的研究，再次是对朝代阅读史的研究，最后是对阅读史相关问题的研究。[15]这四个面向都可以独立出各自的研究路径，但更为重要的是探寻共用的路径，以及如何在中观层面做好相关研究准备。“阅读史研究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阅读行为本身的发展脉络、环境因素对阅读的影响、读者及其阅读心理”，[6]如果这些有关阅读史研究的中观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解决，就会生发出更为关键的问题——促使阅读史研究问题持续解决的践行主体是谁？
4. 临近史观与阅读史的相互建构路径
出版史观直接影响到阅读史观，“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阅读已经成为重新审视印刷技术、知识传播、文化交流和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新路径”，[16]这种还原将产生新的知识、新的表述和新的判断。政治史观也直接影响阅读史观，“从艺术图像看到的中西阅读文化的共同点是书籍的选择性流传，这已经构成了一种阅读政治学的内容”。[17]
出版的旨归是为阅读而存在的。大众传播与公开发行是其重要目标，公之于众之后，就会伴随公众的阅读与接受，而出版者应更多考虑阅读者的存在，并转换身份去感受所生产的图书，以便市场因素更好地发挥作用。多版次印刷、按需印刷及复制技术的巨大变革，带来了出版物品种的极大丰富、出版传播的地域更加广阔，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更为活跃的阅读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基于这些共同体形成各种组织、团体、政党等，也更能成为社会变革、文化创新、思想进步的真正推动力。代表进步力量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也都站在出版史和阅读史的前沿，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并产生新的判断，以不断引领各种新思潮和新风尚。
政治史观也直接影响到阅读史观，政治力量介入图书出版过程中，是因为其能够明确感知阅读对于人们思想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基于政治考量的书籍的选择，是一门重要学问，如古代皇家的藏書与教育用书，都不同于民间。此外，政治力量经常介入书籍生产后的传播规控中，中国即有所谓的“当代修志，隔代修史”的说法。以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为例，其选择性显而易见，收书3 400多种，但禁毁的图书也有3 000多种。历史上的诸多因为政治纷争引起的“文化厄难”都会严重伤害阅读本身。依据政治身份与角色判断阅读意义和价值，政治阅读能力及出版价值判断力，是出版人不可或缺的“巧实力”。
以临近史观为参照，可以发现阅读史在其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和作用。阅读史直接指向文学史、文化史和文明史，并与编辑史、出版史、发行史等具有较强的平行互见性。阅读史观即是专门针对阅读的历史观照，基于视角和立场的差异性，体现为对世界认知和解释的不同。塑造有关阅读的史学范式和史学视角，能够让阅读体现兼具个性和共性的史观，具体表现为阶级史观、文明史观、唯物史观、全球史观、英雄史观等。而今天中国的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并由此产生了诸多次生概念和必然逻辑，为研究者指明了具体路径。
三、微观层面：焦点、侧面、系谱与阅读史研究的规制
1. 阅读行动焦点与阅读史研究规制
微观的阅读行动和理念，也可能进入生理学和医学的观照范畴。如针对某些细致的阅读品类的具体感受，以及某种出版物的受众反馈，都可能导向生理应激和情感判断。
首先，阅读史的研究已深入材料和方法中，将原来的加工过程中出现的“废料”或“边角料”看成重要的“营养品”。“在研究阅读行为和读者反应时，书籍中读者留下的批校这一长期被学者所忽视的材料，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2]再如文人日记、书札、批点、校注及一些创作和交往过程中的原始档案与材料等，都可进一步运用到生活史的研究中。此外，“话语分析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复杂系统，它涉及知识考古学的方方面面，需要深入掌握叙事学、文体学、类型学、语言学等现代文本分析技术，更需要对谱系学、知识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新学理的认真审理和疏通”，[8]这些也都可以延展到具体的阅读行为研究中。 其次，阅读史的研究可深入具体文学篇目的阅读史中，涉及经典作品的流播，如《共产党宣言》，以及《红楼梦》《金瓶梅》等，特别是影响力巨大或十分有争议的作品，以及涉及“商榷”和“论战”的作品。近年来，有关中小学语文课本具体阅读篇目的选择，也一度成为讨论的焦点，关于一些篇章的取舍，形成了对于阅读价值的不同判断。对这些阅读焦点的思忖，也容易影响到对阅读史研究的规制。
再次，阅读史的研究涉及文化名人，尤其是优秀读书人的研究，并冠之以“君子”“书生”“骚客”“墨客”等名号。一些有谋略的政治家，也往往有刻苦攻读的经历，常被写进教材。部分优秀的出版人有着令人称奇的读书经历，“张元济的古籍阅读实践则和商务印书馆古籍辑印出版高度融合”。[18]这部分内容，也正在与出版人的生活史、口述史等天然叠合，成为阅读史研究的行动参考。
2. 阅读行为侧面与阅读史研究规制
对于阅读史的研究，目前还未形成较大规模和气候。“史学界将阅读史视为文化史研究的新兴领域，积极译介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相关著作，研究方法也多借鉴西方，通过对史料细节的挖掘，力图从微观层面研究历史上特定群体对特定文本的阅读及相互影响。国内图书出版界更多是将阅读与图书生产、传播、接受等过程联系起来，尤其侧重于前两个环节对阅读的影响。”[19]这一差异并无明显的价值指向，对于图书生产全过程的把握，是阅读史研究的现实逻辑起点之一。
阅读史的研究也依据传播载体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如“阅读史的研究范围包括读书和读报，但很明显的是，新闻学界已意识到报刊阅读史的重要性，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一些看法，而中国出版学界对于书籍阅读史的提法才刚刚起步”。[20]新闻学界多强调思想演进表征，而出版学界更多强调技术市场逻辑。基于阅读史与思想史间有着较大的关联度，有必要进一步丰富出版史观内涵和研究规制。
阅读文化与读书文化相似，“对于人类阅读历史的研究，不仅应包括以书籍的版本和文本为中心的传统文献学、以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点为中心的书籍史（包括印刷史），还应该包括阅读实践本身、阅读主体在此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和阅读所产生的影响”，[2]而这方面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每年一次的阅读率调查上。阅读文化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读书日”“书香节”“书博会”等相关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与阅读史研究本身究竟发生了何种必然且密不可分的联系，价值效度几何，也值得思考。
3. 系谱学与阅读史研究规制
福柯比较注重对整个西方现代性哲学的批判，认为欲望、权力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序列，都在进一步形成形而上学的规制，“福柯思想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知识考古学（1970年前）和系谱学（1970年后）” ，[21]这种线性演进，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系谱的迭代。系谱如同家谱，可以是具体而微的，且从微观层面讲，有其严格规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福柯的谱系学坚持了考古学的基本立场，因而主要是知识考古学给福柯哲学提供了独特的认识论基础。”[3]具体来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就其含义、基本思想有所不同：知识考古学重深层结构、重知识，系谱学重表面细节、重权力。但二者并无性质差别，它们都试图从微观的角度重新考察社会历史，试图打断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链条，倡导非连续性或断续性，非连续性或断续性是福柯思想的核心内容”。[21]知识的发展史，如同家族族谱一样成树状分布，从树根到树梢都可以形成单线连接。现在比较完善的谱系是基于西方立场并由西方人绘制的，中国要构建自己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知识谱系并实现与已有知识谱系的“分庭抗礼”，还有一段路要走。对于阅读史研究而言，要特别关注阅读主体间的平等性问题，这方面已经在教育部门的相关对策中有所体现，这对于一些课外教辅机构的治理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阅读公平，实现阅读接触和阅读投入的更趋于合理化的配置，对于保持教育公平和推进人才成长环境优化也更为有力。当然，实际生活中的阅读差还是存在的，但这并不必然导致阅读价值和阅读意义的高低优劣，因此也不会导致“高贵的”谱系和“卑微的”譜系。
结语
随着读屏时代的到来，阅读行为的发生频率在逐步升高，阅读效果也更加杂糅且难以测量，有关新阅读行为的调查、判断和思考，应成为构建新阅读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新式的网络和电子平台阅读技法相比，传统纸质阅读技法已经显得不够灵巧与轻盈，也正在失去生存的土壤。阅读史观的建构，要处理好以上诸多关系，并解决好知识谱系、精神旨归与文本解读相互牵制的问题。伴随着现象学和行为学间的持续性相互影响，阅读史研究要进行的是主体建构、权力话语、知识形象与文本意义的再关联。
参考文献：
[1] Simon Eliot，Jonathan Rose.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M].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7：Introduction.
[2] 韦胤宗. 阅读史：材料与方法[J]. 史学理论研究，2018（3）：109-117.
[3] 刘永谋. 作为知识论的知识考古学[J]. 晋阳学刊，2006（5）：65-69.
[4] 张丽. 论福柯知识考古学及其意义[J]. 鸡西大学学报，2011（1）：22.
[5]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马月，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 熊静. 中国阅读史研究资料述略[J]. 图书馆，2017（5）：58-61.
[7] 万安伦，黄婧雯. 建设出版学科应认真辨析出版史与书籍史、
印刷史、阅读史之关系[J]. 出版广角，2020（15）：21.
[8] 郝庆军. 作为研究方法的知识考古学[J]. 天津社会科学，2004（4）：112-116. [9] 劉彬. 知识考古学：话语与陈述[J]. 求索，2010（6）：225.
[10] 刘海健. 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社会工作价值取向的反思与重构——来自福柯的启示[J]. 社会工作，2018（1）：65.
[11] 袁月. 知识考古学视域下的图书馆史观[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6）：103.
[12] 张仲民.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J]. 史林，2007（5）：151-180.
[13] 张炜. 书籍史研究：核心议题与关键概念[N]. 光明日报，2016-11-19（D11）.
[14] 罗伯特·达恩顿. 书籍史话[M]//罗伯特·达恩顿.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萧知纬，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5.
[15] 赵爽. 阅读史研究综述[J].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71-173.
[16] 张文彦. 阅读史视域下我国当代阅读推广组织的起源、现状与发展趋势[J]. 出版发行研究，2019（6）：24.
[17] 张彬，王越. 从艺术图像看中西阅读观念异同——基于图像知识考古学的视角[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3）：32.
[18] 王龙珺.从读书到出版：张元济早期阅读史及其效应[J]. 现代出版，2020（3）：91.
[19] 郑丽芬. 阅读史视野下的经典阅读与经典变迁[J]. 出版发行研究，2018（6）：5.
[20] 许高勇. 阅读史：中国出版史学研究的新视阈——兼及问题意识、路径及史料[J]. 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4）：73.
[21] 张艳玲. 解读福柯：从“知识考古学”到“系谱学”[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27.
[15] 赵爽. 阅读史研究综述[J].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71-173.
[16] 张文彦. 阅读史视域下我国当代阅读推广组织的起源、现状与发展趋势[J]. 出版发行研究，2019（6）：24.
[17] 张彬，王越. 从艺术图像看中西阅读观念异同——基于图像知识考古学的视角[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3）：32.
[18] 王龙珺.从读书到出版：张元济早期阅读史及其效应[J]. 现代出版，2020（3）：91.
[19] 郑丽芬. 阅读史视野下的经典阅读与经典变迁[J]. 出版发行研究，2018（6）：5.
[20] 许高勇. 阅读史：中国出版史学研究的新视阈——兼及问题意识、路径及史料[J]. 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4）：73.
[21] 张艳玲. 解读福柯：从“知识考古学”到“系谱学”[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27.
Significance， Path and Regulation： Three Contexts of Reading Histor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Archaeology
JIN Qiang（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view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still play a basic guiding role i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thought and concept， and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analysis of reading behavior and the study of reading history. As the dual structural object of historical view and history， knowledge archaeolog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four elements of publishing origin， and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read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reading consumption are more and more synchronized under the stimulation of market and technology， and have launched multiple path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archaeology， the study of reading history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iscrimination of macro scientific cognitive 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meso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the specific regulation of micro behavior and focus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knowledge archaeology; reading history;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