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昌是我当编辑后的第一个采风目的地。那时它远离南昌，远至鄱阳湖东岸，远至舟车劳顿。必须坐班车到星子县过夜，第二天，再去正午的星子码头，等待九江过来的班轮。
　　载上啃饼干喝汽水的我与灼烫的风，班轮横穿满湖桅林帆影，经过神秘莫测的老爷庙水域，不时听得鞭炮炸响，不时可见青烟腾起。长长的木排竹排从上游下来，过火车一般，很有阵势，却无声息。更有成群结队的江猪拱出水面，似乎在追逐张满风帆远去的一支支船队。黑乎乎的江猪一旦出现，拥挤的船舱里便是一阵躁动。一位手指湖面惊呼“江猪”的陌生男子，激动之余，把江猪的身世告诉了我。当时，挨着我俩的几个女孩正好奇地摆弄同伴胸前的金色饰物。
　　男子说，俗名叫江猪的江豚和非常罕见的白鳍豚，一个浑身黢黑，就像真正的渔夫，一个洁白俊秀，仿佛渔家的掌上明珠。传说它俩是一对父女变的。那一家人的生活悲剧发生在女儿七岁生日那天。早晨，母亲朱玉为女儿戴上亲手绣的荷包，父亲江珠去给女儿买漂亮的新衣裳。不料，他上岸不久，一队来买鱼的官兵见朱玉母女，顿生歹念。江珠回来后只见空船，连忙心急火燎地操起鱼叉，上岸寻找妻女。找了三天三夜，喉咙叫哑，眼泪哭干，人变得像个疯子。此后，他卖掉渔船，给别人当船老大，吃喝嫖赌，玩世不恭，只想糊里糊涂打发一生。却不知，女儿并没有死，她被卖进了烟花院。
　　一晃十年过去，江珠已经四十多岁。在湖边镇上的酒馆里喝醉后，他进了当地有名的白玉楼，点名牌上价钱最高的白琦陪夜。次日醒来细看白琦，问过身世，且验证了绣花荷包，江珠顿时五雷轰顶。白琦见其失魂落魄，已是心知肚明，又羞又恨蒙脸冲出门，冲向湖边。追着她的江珠眼看白琦纵身一跃跳进湖里，他跌倒地上，一边呼唤女儿，一边磕头。风浪也是有情物。此刻湖天乌云陡暗，湖面巨浪翻腾，白琦的尸身在浪里漂来浮去。江珠万念俱灰，也扑入湖中，白琦尸体随之沉入水下，可江珠还是一扑一扑地寻找女儿。
　　大慈大悲的观音娘娘闻知冤情，让他父女变成水族，后人称之为“江猪”和“白鳍”。白鳍恼恨人间不平，总是藏身水底，从来不肯露面;江猪只要一见天暗有风雨，就要拱出水面寻找女儿。所以，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到白鳍豚，那貌若天仙、命比纸薄的女子了;所以，现在我们一旦看到江猪，便见它仍在水面上一拱一拱的，仍是那集深仇大恨与奇耻大辱于一身的苦命父亲形象。
　　讲故事的男子眼里仿佛有湖水溢出。一只不知名的鸟儿，避开逐浪翻飞的鸥群，落在他身边的栏杆上。我不知道，是如此深沉的情感滋养了那些鲜活的故事，还是那些动人的故事培育了一颗颗情感丰富的心灵？我想，以船为家的人们，就像那只在湖面上飞倦了的鸟儿，需要蓊郁的山林，烂漫的花朵和坚实的峭岩，甚至，还需要可以远眺的山巅。于是，在我看来，民间故事就是撒落湖中的一座座小岛，人们飞临其上，亲密地依偎，自由地鸣唱，或者，任意用尖利的喙，啄击世间的不平和人心的恶。幻想和语言是他们生活的另一处湖天。
　　“江猪拜风”的故事曾在湖区广泛流传。耕作在湖面的渔民、奔走在浪尖的船工、织补在湖滩的妇女、留守在湖岛的孤寡，口授着凄惨故事，忘记了自己的悲苦。他们浩渺无垠的悲悯，弥漫在广袤的鄱阳湖上，温暖着众多飘零的孤独的心，也打湿了他们自己的眼睛。
　　班轮行驶了整整一下午。眼看都昌将至，但见烟波浩淼的湖面上白帆点点，波光粼粼的浪涌间江鸥翩翩。下了船，我竟逗留在挤满夕照的都昌港，不忍离去。停泊在港汊里的挤挤挨挨的“夫妻船”上已是炊烟袅袅，却仍有一些归帆在湖上期期艾艾，它们大概还想捕捞跳跃在湖面上的金色光斑吧？然而，更多白帆从南山后面驶出来，遮住了夕阳晚霞。
　　第二次再去，鄱阳湖上的帆船已被机器船所取代，白帆消失得无影無踪。一片也看不见！如此干净彻底，令人咂舌，时隔最多不过两年吧。丢失的速度怎么可以这么快呢？仿佛一夜之间。
　　都昌女儿的名字，时见鄱阳湖文化记忆的印迹。比如，作家杨廷贵之女叫杨帆，我同学国发之女名雨群。约摸十年前吧，打算以长篇散文记录我对鄱阳湖的长期关注与体悟，结构有了，刚刚动笔却搁浅了。像枯水季节的鄱阳湖，一座干旱的河成湖，水流不动，船行不得。其开篇正是从有关名字切入。
　　雨群，亲近自然且富有诗意。从前不兴去酒店餐馆请客，到了都昌，便是国发家的客。在他家饭桌上，我不时品味雨群的意象。得来这一意象，需要开阔的视野、敏锐的发现，需要巧妙的联想、丰沛的诗情。国发多次带我去南山眺望鄱阳湖，苏东坡说“水隔南山人不渡”，我去时却有大堤为桥，苏东坡说“春风吹老碧桃花”，我去时但见万顷碧波。我觉得，惟有立足尽收眼底的南山之巅，才可以发现游走于浩浩大湖的雨之群。如我在《过去的雨》中所述—
　　我经常爬上山冈，眺望雨的行走。拖着风在旷野上行走，把风拖累了。在阳光里行走，把阳光淋湿了，融化了。
　　那么浩大的雨阵，在苍茫无垠的天地之间，只是一团云和一束雨而已;而在它的衬托下，它前面泛黄的稻田更加明亮，它背后的阳光穿透雨阵，雨之林因此疏朗而温馨。当阳光照耀着雨阵，当飘荡的雨脚闪烁着阳光，这是不是某种寓言？
　　南山是好望角。望得见来往的船只，望得见浮沉的江猪，望得见密谋于天边的积雨云，望得见各种形态的雨在广阔舞台上怎样出场。我觉得国发为女儿取名的灵感一定来自南山，不管其承认与否。
　　国发调往星子后，我还见过他的雨群。头天出差九江，我住在铁路行车公寓，凌晨被远远近近的犬吠和空调主机的晃动惊醒，虽判断应是闹地震仍不管不顾昏昏睡去，天亮后外面的叫嚷证实九江附近发生地震。我与地震的消息先后到达星子。晚餐后去国发家看望，已是小学生的雨群双手抱着书包，坐在靠门处，怎么也不肯去睡觉，老师说了，要随时准备跑出大楼。那姿态那神情那语气，真是可爱。
　　都昌人对地震有着深刻的集体记忆。尽管对于发生在公元421年的大地震所知不多，通常它被简略概括为六个字：“沉阳，滂都昌。”到了鄱阳湖西岸，另有六个字，叫：“沉海昏，起吴城。”都昌县志如此记载：“阳县地大部分沦入湖中，阳县撤销，境域入彭泽县，隶江州。”二百余年后，“安抚使李大亮谓土地之饶，井户之阜，水陆之阻碍，遂割鄱阳县雁子桥之南境置都昌县”。浮出来的“鄱阳湖上都昌县”，到了苏东坡笔下，已是“灯火楼台一万家”。 　　关于那次地震的传说千年流传，民间的口头创作是保存集体记忆的鲜活形式。都昌传说，地震发生之前，苦于天机不可泄露，许姓道人扮作跛足行者，心急如焚地到处预警，他手执半边瓷盘，边走边喊：卖边盘呀卖边盘。边盘就是边搬的意思，都昌口语管“搬”叫“盘”。人们都拿道人当疯子，并不理会，结果蒙受灭顶之灾，人或为鱼鳖。其实，湖区各地都能听到这一传说以及多种故事版本。遥远的大地震，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丰富了民间文学题材。耐人寻味的是，面对巨大灾难，老百姓并不大肆渲染悲情，反而创造出诸如许道人、乌鱼精等智慧形象，那些形象浸润了古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情和力图认识、把握它们的浪漫理想，同时蕴有启蒙和教化的意义。关于它们的传说故事，不仅仅是坐在颠簸的夫妻船上讲给漫漫长夜听的，也是讲给子孙后代听的。
　　都昌朋友领着我前往古阳，前往一千五六百年前的地震遗址，那儿现在属都昌县周溪镇泗山村的地盘。因为干旱，原本沉入湖底的遗址完全袒露出来，其中有专家才识得的水下文化层。在我等眼里，很平常的堤岸，很平常的山包。
　　连年干旱，让清代的千眼桥横陈在夕照里，原来一湖之隔的都昌与星子是可以从湖底走着来往的;让老爷庙下的沙滩交出了一船水泥，水泥已经固化，包装袋上文字依然清晰，产于2003年，产地为芜湖火龙岗镇。
　　在老爷庙前，我与九江市文联主席拍了合影。闻知行踪，他特意追到老爷庙。我俩有同行澳洲经历。当我们刚刚落地澳洲时，九江这边又地震了，他接到家里报平安的电话，嘿嘿一笑：嘿嘿，震得我老婆掉到床底下去啦！在澳洲那几天，他不时地嘿嘿两声：嘿嘿，好玩，把我老婆震到床底下去啦！
　　九江还有一次震级稍强于各次的地震，中国文联曾派出团队慰问灾区人民。因为地震灾害而接受慰问演出，在江西可能是绝无仅有。
　　我对都昌港印象深刻，上了岸，往左侧看，便是造船厂。作家杨廷贵当过它的厂长。不过，我不认识当厂长的杨廷贵。如果认识，避风都昌那天，干脆让水警巡逻艇开进船厂岂不更加安全？
　　那是师大作家班学员毕业数年后组织的鄱阳湖春游，从南昌出发经吴城星子到湖口，住一夜;次日折返经都昌和康山，康山尚存有旧时的打铁铺和剃头店呢。岂料，遇上“打风暴”，应是伴有大风大雨的强冷空气吧，不得不临时决定到都昌上岸避避风头。风雨来得急也走得快，一夜之后，返程途中风和日丽，早春的鄱阳湖风景让我刻骨铭心，草洲漂浮在湖面上，牛群漫步在草洲上，还有一些水牛急切地往草洲凫游，它们企望赶上那艘嫩绿的邮轮。
　　师大作家班由江西师大与省作协共同举办，后来，南昌大学也办了作家班。两个班基本囊括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江西文学的青年骨干，学员遍布全省各地以及各行业，巡逻艇便是证明。尽管毕业后不少学员南飞走了，但留下的作家班学员仍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江西创作的中坚力量。
　　满城鱼腥的都昌，人才济济，居然没人参加当时的作家班，真是一个意外。细细思量，忽然发现与身份有关。各地学员差不多都有固定的工作岗位，或为公务员，或为文化单位干部，使得他们可以如愿脱产学习两年而工资分文不少。都昌不然，甚至整个九江市不然。都昌及九江作家仿佛是野生野长的，或者说，那片土地肥沃，到处都适合作家生长。比喻或有不当，真相的确如此。都昌及九江作家没有工作的多，有工作而容不得“不务正业”的也多。
　　退伍回乡的都昌青年陈永林，当年曾流落南昌街头，睡在广场纪念塔下。省作协主席陈世旭闻知心疼得不行，马上请一家杂志社领导帮忙，陈永林得到进入杂志社当编辑的机会，之后靠着勤奋写作，成为全国知名的小小说作家。要知道，陈世旭乃万事不肯求人的性格。
　　也许执着于写作吧，厂长杨廷贵索性调到文联，写小说写评论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去了，后来曾被省里的《创作评谭》编辑部借调，聘为评论编辑，可惜因年龄问题未能正式调动。他的遗作《番人后裔》，是我了解都昌的门窗，想念了，便推开一扇，远望南山周溪老爷庙……
　　都昌县文联曾打算召开“都昌现象”研讨会。数一数，在外的都昌籍知名作家果然不少，那番景象构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现象”。八十年代初期，都昌县仅有一位省作协会员，我强烈感受到周围人群对他的敬重，且无不引以为豪，我就是被那种氛围引领着去拜访他的。如今成为“现象”了，还能维持当年一枝独秀的氛围吗？
　　都昌的书法创作力量也很强，其中以“都昌三友”吴德胜、曹端阳、黄阿六为代表。早些年三位都曾入选书法“国展”，这在当年是很荣耀的事，对于一个县份来说。吴德胜当县文联主席的时候，我又多次造访都昌。看风景看古村也看人，看的就是吴德胜这个人。看他装作盲艺人，看他表演鼓书，看盲人僅仅凭着眼皮和脸部肌肉怎样表情达意。他的模仿能力极强，据说是从小学的。由此亦可想象，过去都昌城乡多有茶馆书场，多有走村串户的民间艺人。
　　都昌有一位老作家长期呼吁建立“鄱阳湖派”。我觉得，有着深厚历史蕴藏、丰富文化积淀、广阔生活背景的鄱阳湖，无疑是江西作家得天独厚的宝贵创作资源。一代代江西作家钟情于斯，蘸着鄱阳湖水，写出不少或描绘鄱阳湖风光或表现鄱阳湖生活的优秀作品。然而，坦率地说，拘囿于过去的时代氛围和创作观念，真正汲取了地域文化精神、捕捉到鄱阳湖独有的气质神韵、以鄱阳湖生活特色夺人眼目乃至摄人魂魄的力作却是罕见。
　　所以，我回应道：鄱阳湖应是可以出大作品的资源宝库，生活在鄱阳湖畔的一批作家真挚地呼唤鄱阳湖文学，其呼唤当然是有意义的。然而，确立文学流派的基础，要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和代表人物，有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的作家群。因此，钟情鄱阳湖的作家更应该立即出发，走向旱情愈演愈烈的鄱阳湖，走向民间记忆也将干涸的鄱阳湖，去寻访上了岸的老人和船，去叩问水下文化层和农村的新生活。如此等等。
　　最近读得汪国山的《家训里的乡愁》，百篇文章，九十座村庄的村落文化记忆。他还打算“孜孜矻矻，以勤补拙”，继续写下去，写满三百篇。村庄有各自的历史各自的文化，众多的各自构成历史的完整真相。我一直鼓励作家挖一口深井，我认为汪国山写这三百篇只是挖井掘出来的土，将来，他或许能见到源头活水。因为我觉得那土是湿润的，甚至用力攥得出水来。
　　攥得出水，弥漫鱼腥，那才可能是鄱阳湖文学。
　　刘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1982年初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分配在江西省文联《星火》编辑部工作，1995年10月至2002年4月任《星火》主编，曾任江西省文联主席、江西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车头爹 车厢娘》（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大地耳目》（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长篇文化散文《灵魂的居所》等各类作品二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