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档案的原始史料价值素为研究者们所注重。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出版机构，从清末到民国曾有过数度“黄金时期”。它的出版物在海内外影响深远，至今不衰。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它是绕不过的“宝地”。近一二十年来，对商务印书馆及其领军人物张元济、王云五等的研究方兴未艾，硕果累累，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可来自老商务档案的却不多。历史上，商务多次遭受劫难，档案文书散失不可避免，然而似乎远未到“丧失殆尽”的地步。近年有两批老商务档案现身，就是明证。
　　上海市档案馆新开放的档案中，有三卷“上海市机电工业局革命委员会五一电机厂”的卷宗。封面分别题写为：“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的社会关系与张的通信”、“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与日帝等文化部门的书信联系”、“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与日、美帝等文化部门的信件来往原稿原件”。标题怪吓人的，全是整人的味道。每个卷宗都有一百多页，时间跨度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没有一件跟“电机”有关，全部是商务印书馆的文书档案!内容包括张元济与朱希祖、陆徵祥、刘承斡、张钧衡、胡适、郑贞文、马宗荣等，以及日本友人长泽规矩也、宇野哲人、诸桥辙次、吉川幸次郎等的通信。其中以张与朱希祖和日本友人的通信最多，相对也比较完整，因此格外令人瞩目。1928年张元济赴日访书，后来影印一大批国内早已失传的古籍珍本。这批档案有两卷以上内容记录了艰辛曲折的影照过程，以及成书之后寄赠日本友人的情况。当年在日本影照古书与照相师订的合同副本保存完好。这批档案可以填补一段鲜为人知的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史的空白，弥足珍贵。另外，鲍咸昌、任绳祖、姜殿扬等商务人员给张元济的信也与印书有关，无疑都是珍贵的商务馆史文献。
　　档案的来历至今还是一个谜。从“革命委员会”、“伪商务”、“日帝”等字眼，不难看出这些材料归集于“文革”年代。装订极其紊乱，想必经办者根本不懂这批信件说的什么。也许由于涉及“日帝”、“美帝”，才没有一把火烧掉(在这一点上我们得感谢经办人)。这批档案由上海市档案馆接收于机电一局有关部门，原档来历不详。
　　上述档案现在已经得以整理和利用。上海市档案馆所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丛刊已陆续刊出；数十封张元济信札也由张人凤先生编入《张元济全集》“补遗卷”，即将出版。如果说，这是不幸中之大幸的话，那么，另一批流入市场的老商务档案已经散失，令人痛心!
　　不久前友人相告，网上有张元济书札拍卖，且有手迹照片。查“孔夫子旧书网”“名人手札”栏目，果然有二十多封张元济信札。其中致袁同礼、赵万里、马衡等商务馆外人士均为信稿(用商务印书馆信稿纸书写的信件底稿。有些非张元济所拟，张改定后签发。信稿当存于商务档案中)，致王云五、李拔可、史久芸、戴孝侯几位商务同人则都是原件。再有几通张批注的馆外来稿来信和馆务报告等，更不是私人信件，而是商务档案。另外，笔者在网上搜索到郑振铎、郑贞文、马宗荣等几位的信札，收信人也是史久芸、王云五或李拔可——当年商务总管理处负责人。另有孙伯恒、俞渊、武云如几位老商务外地分馆经理，写给上海总管理处的工作信件，也成了拍卖品。还有一份1949年12月12日由商务总经理陈懋解与“新民主丛书社”郑振铎签署的出版合同原件，惊现网友博客。据收藏者2006年的留言：“此件系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办事处1955年从档案中找出，移送给北京总社的。”他不认识陈懋解签名，征求认识者。跟帖中有人告诉他陈的姓名与身份。显然，上述“名人手札”与合同原件同出于商务印书馆老档案。网上显示“成交”信息，大都已有一两年时间，推想恐怕有更多的信息早已被删除不可复见了。现在名人手札拍卖行情年年看涨。一页只有几个字的便条都可拍出一二千元。张元济手札是抢手货，起拍价二千，成交三四千甚至更多，并不稀奇。利益驱动，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这批应该原藏商务印书馆的老档案，断然不像流散于外的“抄家物资”，而是近年才由某保管处流入市场的。说实话，如果你不研究出版史或商务馆史，收藏一二封信有什么用呢?无非等待升值，待价而沽罢了。可惜一批有用的史料，从此支离破碎，浪迹天涯，再也无法汇集一起加以研究利用了。如今网上刊有张元济手迹照片的信件，已都由张人凤兄与我抄出，也将收入《张元济全集》“补遗卷”。其他已删除或未上网交易的档案原件，只能等待其将来现身了。
　　据说北京潘家园常能淘到各出版社处理流出的档案文献，名家信札琳琅满目。这些商务印书馆七八十年前的老档案来历是个谜，也是被“处理”的吗?我想，今日商务的当家者们不至于会糊涂到变卖自己老祖宗的家当吧。他们的馆史室觅还来不及呢!如果不从公家渠道流出，就只能是个人或因缘凑巧，得此资料，或另有门路，化公为私，以其市利。那么，谁能帮我们揭开老商务档案散失之谜呢?
　　
　　本文编辑　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