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了，诗人和小说家为我们编织的梦里苏州，真是一片歌舞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是红尘中一二等风流富贵之地。
　　莫非是水乡的富庶和水所特有的空灵柔腻正好迎合了甚至造就了吴文化中这种温柔闲适的情调么?吴王金戈也敌不过如花越女，古吴霸气终于被弥漫于苏州小巷里的文人情、脂粉气、翰墨缘所取代。
　　这些年来，随着那些被砸碎过的古典园林、寺观佛塔、明清古镇、名人胜迹的悄悄修复，这被讽为“烟囱不如宝塔多，楼房不如宝塔高”的“白发苏州”，仿佛一夜之间，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已在同类地区中遥遥领先了。
　　在新世纪第一个初冬，当我看到这古城的旧貌新颜，尤其是看到从古城主干上伸展出的作为两翼的工业园区，我不禁蓦然想到，这两千五百年古城的生命活力从何而来呢?除了它所独擅的柔性艺术文化确有足够的魅力外，是否另有一种刚健清新的文化力量在支撑着它除旧布新、因时变革呢?
　　我，一个外省的独游者，带着这种求知的困惑四处浏览着、探索着。而当我踏入它最古老的园林沧浪亭，看完“五百名贤祠”后，我禁不住在心底呼喊：“苏州的风骨，你在这里!”
　　沧浪亭占地十五六亩。沿河走了一段，折过水上平桥，便跨入了亭园大门，进入了高大的碑石厅。我约略浏览了一下，这些古碑包括了创园者——北宋诗人苏舜钦的《沧浪亭记》和清代自康熙朝至道光年间先后任过江苏巡抚的宋、梁章钜、张树声三人的重修沧浪亭记，还有厅后僧济航的《沧亭补柳图》。
　　碑石厅后迎面则是一座土山隆起，这是占据亭园北半部的所谓“真山林”。待我上得山来，这才意识到这“真”字的巧妙，不然，我还以为它是座假山哩。它的确有土有石，有磴道曲径，悬崖峭壁，更有数十株古树横斜。在山麓四周又环以曲槛长廊和廊外的厅轩亭阁，造园者似乎是借此种布局表示亭园虽沧浪，主体乃是山景。园南端“明道堂”外更建有一座“看山楼”。这样反复地提到“山”，大有“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味道。站在山头纵目，园内的“真山林”，园外的沧浪水，两相映衬，仿佛有意给人一种外柔顺而内刚健的暗示。
　　我久久盘桓于山头东北部的沧浪亭。在几株几百岁的森森古树中，石柱、石梁、石栏、石桌、石凳的方形沧浪亭，巍然耸立，与山体同样厚重，且别具一种刚毅飞扬的气概。苏舜钦原将亭子建于面水处，后圮毁。康熙年间，抚吴十四年、以“清操著称”的名臣宋将它改建于此。
　　数百年来，沧浪亭以一“清”字昭示天下，声名远播。它面北石柱上的那幅对联是清代嘉道年间五抚江苏一督两江、世称楹联大师的梁章钜作的一首集句联，上联取欧阳修《沧浪亭》长诗中的“清风明月本无价”，下联对以苏舜钦《过苏州》诗句中的“近水远山皆有情”。两句诗都说的此地景此地情，又恰好是抒发这些儒学重臣们有如沧浪水清的坦荡澹泊情怀。此联在搁置了多年之后，到了晚清，才由苏州城内“曲园”的主人俞樾写成刊刻。
　　在这原本带有官府园林性质的沧浪亭园林内，我留连得最久的是“五百名贤祠”。在这里，我不仅十分意外地发现了我们平日熟知的不少历史名人竟都是苏州人，更主要的是我悬在心头的疑团，在此找到了答案。原来，苏州在锦绣、园林、歌舞、书画的外表下，竟然还蕴藏着这样一种刚健进取、自强执着的儒学精神。
　　在晚清之前，苏州历史上本土的乡贤、流寓的寓贤和在苏州做过官的宦贤即有594位之多，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祠的匾额是取《尚书》“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师”中的“作之师”三字，表明上天给苏州一地(包括它治下的昆山、常熟、吴江等地)生才之多和垂范之高。
　　我一边辨认着嵌在墙上的群贤石刻画像，一边记下了我们平日熟知的一些名字。诸如商周之际吴地的开创者虞仲；春秋时期吴国贤公子季札、孔门十哲之一的言偃子游、军事家孙武、苏州古城的建造者伍子胥、良冶干将、义士专诸与要离；汉代名臣朱买臣；孙吴名臣顾雍、吕蒙、陆绩、陆抗、陆逊；晋代的文学之士顾野王、陆机、陆云；自隋唐至清，有名将贤相范仲淹、范纯仁父子及周虎、韩琦、范成大，由状元而宰辅的陆、苏检、卫泾、申时行、顾鼎臣、文震孟、徐元文、潘世恩，学者陆德明、陆澄、陆世仪、顾炎武、惠栋、江声、顾广圻、毕沅，才子名士陆龟蒙、叶梦得、高启、杨基、徐祯卿、王世贞、韩炎、归有光、冯梦龙、金圣叹、吴宽、吴伟业、钱谦益、叶燮、汪琬、沈德潜、王渔洋，丹青高手张旭、黄公望、文徵明、祝允明、仇英、唐伯虎；名医吴有性、葛乾孙、薛生白、叶天士，设计建造故宫的蒯祥，造园家文震亨、计成，义士张溥、周顺昌、瞿式、张国维、文秉、徐枋、赵宦光，作为宦贤的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文天祥、海瑞、况钟等等。
　　吴中为何人才如斯之盛?原来是“天下有学吴郡始”，自唐肃宗时吴地即开始办学，至北宋范仲淹在家乡创府学、县学，并请大儒胡瑗与孙明复为教授，其后吴中办义学、社学、书院及藏书、印书便蔚然成风。明清时苏州藏书家不下数百，而毛晋“汲古阁”、黄丕烈“士礼居”、徐乾学“传是楼”、钱牧斋“绛云楼”、瞿绍基“铁琴铜剑楼”更是名闻天下。这一切为培育人才、传播文化提供了重要条件。仅明清两代苏州便出状元35人，榜眼12人，探花19人，进士数千人。这与绝大多数省仅出状元三五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正是由沧浪亭名贤祠内所列这些名贤以及自嘉道以来所出名儒宿学的濡染作育，儒家读书识礼、积极用世的人生理想和仁义为怀、刚健自强的人格精神才得以弥漫、氤氲于吴中大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吴中的佳山胜水、小巷古镇，几乎无处不埋藏着、隐匿着这些诗胆文心、忠魂义魄，闪烁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灵光瑞气。有如此众多的文化精魂厮守着、呵护着，苏州怎么能不叫“人间天堂”呢!苏州之所以是苏州，首先就因为它是儒学之乡、状元之乡，然后由此辐射开来，才使苏州尽收了鱼米之乡、丝绸之乡之利，流衍成诗画之乡、名医之乡、才女名媛之乡、文物之乡之奇，焕发出园林之乡、工艺之乡、曲艺之乡之美。
　　关于“五百名贤祠”的建立，从有关资料可知，道光初年，建祠者两江总督陶澍与江苏巡抚梁章钜带头捐俸建成祠堂，由藏书家顾沅献出其所藏名贤画像三百余帧，陶公又从别处搜集到二百来幅，然后请名匠勾摹刻石，刊之于壁。祠成之后，陶公每年必亲率僚属以时祭拜，以副其所书匾额“景行唯贤”之意。咸丰十年，名贤祠随沧浪亭其它建筑，像江南所有祠庙一样，惨遭劫难，幸得名贤像石刻大半尚存，同治年间巡抚张树声重建时，据拓片补刻，并增刻了部分画像，一直保存至今，在“十年文革”中因保护得法而未被砸碎。
　　陶澍，湖南安化县人，父为塾师，他由进士出身，任江苏巡抚至两江总督17年，一贯崇实学，重躬行，劝农商，行廉政，《清史稿》称其“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沧浪亭南端看山楼下，有石屋两间，门楣上方刻有道光皇帝书赐陶澍的“印心石屋”四字，系针对陶公幼时读书于家乡的“印心石屋”所写，其含意来源于禅宗的“衣以传信，法以印心”故实。石屋前有黄石假山围成的庭院，院内静谧清凉，黄石上刻有陶公门生林则徐所写“圆灵证盟”四字，意谓此盟苍天可鉴，与“印心”二字互为诠释与印证。“印心石屋”四字刻石，我年轻时在陶公家乡多次看到过，半个世纪后在南京煦园、扬州大明寺、镇江金山寺及此处重睹，不胜亲切之感和沧桑之叹。 缅想陶公当日力倡儒学教化、崇尚实学、奖掖人才的功德，实为继起之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冯桂芬、李鸿章诸人作了倡导，为“同治中兴”、“洋务运动”开了先河。作育人才、转移世风实为他们奉行儒学“外王”的“传法心印”，沧浪亭所隐含的“清斯濯缨、浊斯濯足”句意，正是儒家人生理想的诗意化。
　　苏州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魅力，不是出于一时功利观念“打造”出来的。道德风尚、人格理想、人性追求这些文化上最本质的东西与“打造”是背道而驰的。试想，沧浪亭内五百名贤及其勋业德泽能够“打造”得出来么?连那些生长于山林岩隙、葑溪驳岸、闲庭小院的好几十株三五百岁的朴树、榉树、枫杨、桧柏、榔榆、银杏也是无法“打造”出来的，甚至连那三四十块逃过了两个“十年”劫难的诗文碑记、沧浪种柳图碑、有陶澍在座的“五老”与“七友”图碑、有陶公、林则徐题诗的“生公石上论诗图”碑及状元张之万等书写的联匾也无法能“打造”得逃过专家通人的法眼。
　　沧浪亭之游，仿佛使我进入了苏州历史的时空隧道，看到了它两千几百年来的文化积累，而今天苏州人珍护历史的识见，熔铸古今的气魄，吸纳新知的敏锐，仿佛与当年伍子胥法天则地的筑城，言偃、范仲淹的兴学育人，韩世忠、文天祥的抗金抗元，冯桂芬、翁同的变法图强，俞樾、章太炎的博学崇新，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