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理由

　　2014年，依法治国大幕拉开，受害人沉冤得雪。与此同时，“无辜者计划”向冤案这一难度巨大的领域攻坚，学者与律师在“以个案推动法治”的路上披荆前行。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不太敢看未关注人的私信，“因为刺激太大”，每天喊冤、申诉和求助的，少则十多起，多则百起，他开玩笑地说，“看一次私信，需看三天新闻联播疗伤。”
　　后来找他的人太多了，他一个人忙不来，于是找了一帮人做了一个公益项目“大案”，在网上免费给那些寻求法律援助的人提供相关咨询，一年半的时间里，免费法律咨询已经有八千多次，但徐昕说“还不够。”
　　2014年早春， “无辜者计划”启动，作为大案一个相对独立的子项目。“无辜者计划”会先筛选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冤案进行免费法律援助，同时将有代表性的案件充分利用自媒体进行宣传，并联络或者推荐优秀律师帮助当事人申诉平反。
　　“中国冤案太多”，“既为‘铁案’，伸冤之难，便难于上青天。”已是律师界的共识。“无辜者计划”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同行做法的启发。1992年，美国律师彼得·纽费尔和巴里·谢克在纽约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成立了“无辜计划”项目，并被复制到了世界各地。截至目前，全美各州的“无辜计划”已通过DNA技术，将316名被错判的蒙冤者从狱中拯救出。2014年，中国保持了十八大以来加速纠正冤假错案的势头，有12起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呼格吉勒图案、念斌案以及之前张氏叔侄案、赵作海案等冤案的平反，让更多冤案当事人看到希望，在学界、律师界先后出现了“洗冤”行动。
　　“无辜者计划”的工作大部分是通过网络进行的。案件接收以后，徐昕就会在网上招募一批志愿者，对冤案进行跟进。针对工作内容的不同，设置了微博组、微信组、接受组、筛选组和媒体组，最终，是否划定一个案件为冤案，则由徐昕拍板。目前“无辜者计划”收到的咨询已经有200多个了，但大部分案件并不能得到救助，受限于经费、时间、人力，只能选择极少数的冤案进行援助，“首要的因素是你这个案子是否真的很冤，评估冤屈的程度是首位的。”徐昕还发明了一个词——“中国式冤案”，明知为冤，司法机关及有关部门却坚持要做成“铁案”。
　　作为法学教授，徐昕希望用个案推动法治进步。有的案件即便没有刑事案件那么恶劣，徐昕也愿意接收。例如，通过河北王志红案，他希望借此废除案款提留制度，公检法办案罚没款上缴中央财政，因为公检法从办案罚没款中可以提留很大一部分作为经费，从而导致司法机关“制造案件”，抢钱分钱，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公信;通过黄海波案，推动收容教育和收容教养的废除。
　　徐昕的“无辜者计划”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网络。他比其他律师都要看重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作用，“但自媒体不会有疲劳，微博上我的影响力比较大，对有的案子我每日一喊。比如聂树斌案是每天晚上的零点喊的，喊了接近两年时间，因为零点是冤魂出没的时候，出来喊之后，有些人会害怕。”徐昕说。
　　徐昕认为冤案能否平反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这包括好的律师、当事人的努力还有体制内健康力量，内外形成合力，洗冤才有可能成功。他以浙江张高平叔侄案为例，假设新疆监狱没有一位有良知的驻所检察官张彪，而且即将退休，假设张高平不在这个监狱服刑，假设这个监狱没有订《民主与法制》这份刊物，假设《民主与法制》没有发表河南马廷新冤案的报道，假设这起冤案报道没有提到所谓的“狱侦耳目”，假设张高平没有看这份杂志，假设当事人家属没有碰巧找到知名律师朱明勇等等，“无数的偶然因素，倘若缺失一环，他们的冤情都很可能石沉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