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村妇的上访，导致一条人命的夭折。是意外？还是谋杀？死者家属无法获知的真相，却让一个跳大神的揭开了。
　　上 篇
　　一
　　我们家第一次与拆迁扯上关系，大约是三年前。那时候我正大四，到处投简历，找工作，顾不上细问。出事后，我爸跟我详细回忆过这个过程。
　　我爸说殷镇长那天碰到他纯属偶然。也就是说，殷镇长并不是特地去通知我爸的，只是碰上了才顺便打个招呼。殷镇长说，我们计划修吴桥路，可能会占你的地，也可能占不了，占多少按市场价赔你，中不？我爸一听吴桥路要修了，没多想，爽快地答应说，占吧占吧，修路嘛，只管占！但我爸却始终想不起来他们到底是在哪儿碰上的，他一会儿说可能是在超市门前，一会儿又说像在吴桥路上。
　　我和吴桥路项目办的负责人聊过多次。吴桥路真正提上日程，应该是去年四月份。那之前，吴桥路都只是居委会自己的计划。吴桥路本来是条野路，不在册。但吴桥人好歹也在县城边上，见得多了，知道啥事都得有个长远规划，卖地的时候就预留了一条路，走人，走车——当然是自行车三轮车或手扶拖拉機，谁能想到这里现在出出进进会有小汽车呢？地卖完了，房子盖齐了，路更显窄小。尤其是一早一晚，整条路就像一个停车场。这儿的房子都相互搭着肩膀，挤挤挨挨的，汽车根本别想钻进去，只能停在路上。要是碰上雨雪，路上泥泞不堪连车都不愿停，更别说小孩子上学放学了。自来水一直没引过来，吃水都是自己打井。人一多，污水也多，又没有下水道，哪家吃的水都带着一股异味。我小时候老听我妈发牢骚，说折腾来折腾去又回到了农村——不管外人认不认，反正聚集在吴桥的人早把自己当城里人了。路再烂居委会领导班子也不走，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住在吴桥，有的把家安在了郑州，有的安在了驻马店，吴桥只是他们工作的地方。现在的干部好像都这样，在乡下工作的家在镇上，在镇上工作的家在县城，在县城工作的家在市里，在市里工作的家在省城……
　　居委会办公室在县城的一幢楼上。那楼是过去的吴桥村建的，卖地钱多了没地方用了，就沿街建了一幢楼。一楼不用说，租给人家做商场了，二楼是商场的仓库，三楼四楼都是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舞蹈、跆拳道、书法绘画、架子鼓……剩下顶楼，就做了居委会办公室。
　　殷镇长是副镇长，兼着吴桥居委会的主任。说是兼职，其实殷镇长早把主任当成了自己的主要职业。修路的事据说是他那天喝多了，在会上唠叨了一下。也有人纠正说，殷镇长那次根本就没有喝多，也就四五成的样子。说过正事之后殷镇长突然说，那条路我看也得修了，一下雨就没法下脚，哪还像路啊。居委会班子成员搞不懂殷镇长的意思，他住在县城公务员小区里，一年到头也不一定走上一次吴桥路。但在一起相处久了，大家都知道殷镇长深不可测，既然那样说，肯定有落处。就有人响应，说是得修啦，上次他们都闹到县委群工部了。殷镇长一听，又不高兴了，说，闹有什么用，没钱拿什么修？旁边就有人小心地替殷镇长拿主意，咱自己能不能筹点钱，先垫上灰渣？
　　殷镇长毕竟是镇上的干部，眼光高远，他豪气地一挥手，要修就铺柏油，城里哪还有垫灰渣的路？基层的事都是这样，三言两语像是闲扯，就算定下了。领导一发话，下面的人就用心，一有时间就下去挨家挨户地收钱，一家一千。那一片少说也有两百户，收一半吧，也能收个十多万。一说修路，没有一个居民反对，但具体到钱，就打了折扣。听说一年下来还没收到五万块钱。五万块钱怎么修路？连路基都没法整。居委会一筹莫展。
　　本来我妈也不主张交这个钱的，她提了周围好多户，说他们明显都比我们有钱，他们不交我们也不交。但我爸不想因为这一千块钱惹居委会不高兴，大事小事都为难我们，毕竟，咱在人家的地盘上住着。我妈说，我们不犯法不惹事的，为难我们啥？我爸嘁了一声，你懂什么？你一个小蚂蚁，政府随手扔下一根啃净的骨头就能堵死你。你这房子有房产证不？没有房产证是不是属于违章建筑？我妈抢过来说，咱有土地使用证！没用，我爸说，还得有准建证房产证才合法。
　　我妈还不服气，吴桥这儿几家有房产证的？哪家不是这样？我爸说，甭管人家，政府就揪着咱家了，你说咋办？我妈这才惶恐起来，依你说，咱就没个说理的地方了？我爸说，你找镇上，镇上还不得向着居委会？他们一起吃一起喝的，咱认识谁？我妈问，那找县上呢？我爸又嘁，县上还不一样？他们得护着镇上啊。我妈哼了一声，没话了。我爸给我妈分析，我们家正靠着路，路要是修好了，我们就可以把北院墙打倒，起两间门面房，自己不想做生意的话，还可以租出去。我妈这才勉强同意交那一千块钱。
　　从那之后，一直到去年这条路立项，再没人跟我爸我妈谈过拆迁的事。连殷镇长那样顺口说说的都没有。我爸说。我相信我爸的话，我爸我妈都是藏不住事儿的人，别说这么大的事，就连我爸出车回来收了张假钱，他们都要跟我白话半天。那两年我一直在家里，很少听过他们议论拆迁的事——大学毕业之后我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考过三次公务员，两次都没考中。这第三次若再落榜，我就死了这门心思，出去找个公司打工去。殷镇长后来放话说，拆迁办跟我们家谈了两年还没谈下来，真是用心险恶。去年四月之前吴桥路根本就没有立项，哪来的拆迁办？我们这儿的群众根本就不动脑子，听人家那样一说，也把吴桥路迟迟没修的责任全推到我们家头上。我记得他们真正开始和我们谈拆迁，是五月份，也就是立项之后的第二个月。我爸的回忆和我的记忆一致，殷镇长给他打电话，说他代表吴桥路项目工程拆迁办——殷镇长还兼着拆迁办副主任，主任是县政府的一个副县长，让我爸去居委会。我爸当时正出车，去不了，又打电话回来让我妈去。
　　二
　　我到群工部上班没几天，就在《来访登记表》上查到了我妈第一次来上访的具体日期——2014年2月26日，周三。过年的时候她听谁说吴桥路纳入了政府的民生工程，她先去找居委会，要集资款。居委会说没见上级的文件，即使发改委立项了，辅路也得我们自己修。交了的钱不能退，没交的还得交。我妈不懂什么主路辅路，政府既然修了为啥还要老百姓交钱？她不信，非要去上边问问。登记表上只填着我妈一个人的名字，身份证号，诉求是退还吴桥路修路集资款。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中午我妈回去后跟我们谝，说她到群工部去了，她们一起去了四个人。 　　现在想想，我妈当时要是知道五个人以上才算集体访，肯定会再拉一个人去的。记得我当时还笑她，说那三个人肯定是她拉去的。我妈说，我拉的咋了？头一回去见县里的官，我妈说她心里没底，得拉两个人壮胆。她那天从群工部回来后情绪很好，说人家大领导就是好，对我们可热情了，还给我们倒茶，说要是政府真立过项的话，钱肯定要退。我爸当然不信，钱到了政府的腰包想要回来，还没听说过。
　　我妈说，别把当官的都想坏了，其实上边的官都还是不错的，只是下面的小鬼乱使绊子。我爸笑她，给你倒个茶就好了，就哄住你了？山里人见识少。我妈表情讪讪的，但嘴上不饶人，山里人咋了，山里人也知道从小看大。你说，你上过居委会多少次，哪个给你倒过茶？我爸转眼看我。看我也没用，这样的问题我向来保持中立。
　　我妈真是山里人，从四川过来。听我爸说，我姥娘当年领着我妈翻过淮河，见王畈放眼望处都是菜地，想着肯定是福窝，就决定在那儿给我妈找个婆家。小时候听我爸这样说，我老以为他是在逗我妈，可我妈从来没有否认过。她跟我说，不光你姥娘动了心，我也不想再走了，天天有菜卖，那日子还能错得了？唉，谁想到恁穷呢。我爷给了我姥娘一千塊钱，这事就算成了。听说那一千块钱还是借的，我大伯当时瘫痪在床，耗尽了我爷心血，可送上门的便宜我爷哪能不要？我爸不知天高地厚，还不太乐意，后来回王畈一看我妈长得白白嫩嫩，水灵灵的，就没再吭声。我爸后来经常装出吃了大亏的样子，说你妈要是能识两个字就好了。我妈立即反击，我要识两个字还轮得上你？
　　还真是，别看我妈不识字，她比我爸扛事。吴桥路立项的事传开后，我妈就要去居委会要那一千块钱。我爸不同意要，说是那么多人都没要，显着我们了？我妈立场坚定，你不去要，他也不去要，都像你一样当老好好，啥事也干不了。我爸说，别当出头鸟，跟政府作对，你能抗得过政府？我支持我妈，一千块钱快抵上我妈一个月的工资了。要回我们自己的钱算和政府作对？再说了，哪个政府让贪污老百姓的钱？我是学法律的，我一上场我爸就没词了。
　　我妈走进镜头时怯生生的，群工部里外都有摄像头，高清的，还带录音。我是晚饭后去办公室查到的，白天有同事在场不方便。我妈的怯意可能是大厅里的那一排桌子后面坐满的人造成的，县里的接访领导、公检法的代表，还有群工部的工作人员，他们衣冠楚楚地坐在那儿，没见过世面的老百姓见到那阵势不怯才怪。我妈一行四人，都是家庭妇女，有一个怀里还抱着小孩。人家让她们报名字，另外三个都看我妈。
　　我妈身材修长，在镜头中格外惹眼。不过她那天的穿着实在土了点，暗花的罩衫、黑色长裤，一点儿也不像城里人。其实，我妈身上的那件羽绒服还挺有档次的，但她一直用罩衫罩着，怕脏了。罩衫上面印着某某调味品就是好的广告，饭店发给她的工作服，没有品位不说，还把我妈罩出臃肿的假象。我妈报了自己的名字，和接访的领导来回说了几句话，怯意就没了，机关枪一样跟人家讲吴桥居委会集资修路的事。如今政府要修这路了，你说那钱还不得退给我们？接访领导答应下去问问有关部门，看吴桥路是不是已经立项。如果真是政府立项的话，不用老百姓掏一分钱。
　　有了第一次，我妈后来再去就大方多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妈的个性，还是山里人都像她那样，无知者无畏。她看新闻联播上国家领导人互访，说今儿你来我这儿，明儿我再去你那儿，跟咱老百姓走亲戚还不一个样？
　　三
　　吴桥路本来计划是1.6千米长，4米宽，但政府立项却把宽度增加了3米。政府嘛，到底比居委会高瞻远瞩。殷镇长先前说可能占不了我们家的地，是按4米考虑的。现在加宽到7米，我们的院墙就得扒了。好在我们家的主房是尽着南边建的，占也只占了那个搭起来的储藏室，碍不着主房。
　　整个吴桥路，只有两家涉及拆迁，一个是我们家，一个是范姨家。范姨的房子紧贴着我们家后墙，在吴桥路的最西头，面对着一条宽阔的马路。范姨家没有浪费自己的宅基地，三间房子盖得可边可沿。她家要拆的不只是院墙，房子也得扒。不过范姨不用愁，她早几年就搬走了，在她工作的学校附近又买了一套房。这边呢，租给了一家修车厂，听说光租金一年就四五万。
　　群工部的录像里没有范姨。我妈说她第一个找的就是范姨，但范姨不敢站出来，说他们一家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方便。我妈想想也是，人家是政府的人，哪能再出头露面跟政府对着干？不过范姨很大方地跟我妈说，需要钱啊物啊之类的，只管说，他们保障后勤工作。
　　我爸跟范姨认识早，那时候范姨刚刚师范毕业。我爸呢，已经在县城游荡了一年。范姨来吴桥租房子，问来问去问到了我爸的房东。房东说，没有房子，要住就住下边的那间小屋子，便宜。我爸说，啥小屋子啊，在咱们王畈其实只能算瓜棚，几根圆木搭在主房的屋山上，支出一小间看不到天的房子。范姨却有些心动，可能是刚毕业，兜里的钱也不富裕。我爸当然希望多一个女孩子住进来，况且人家还是大学生。欢天喜地地帮着范姨打扫卫生，抬床。收拾完，他觉得过意不去，那小房子没窗户不说，里面还没有卫生间，人家一个大姑娘多不方便啊。我爸就提出跟她换，让我范姨住楼上，他住那个小棚子。我爸每每说到这儿，我妈总会不客气地打断他，你那时候是不是看中人家了？我爸眼神闪躲，低声说，哪有，人家大学生呢，我一个乡下人。我妈就笑，瞧你那憋屈样，还真不敢。我爸讪讪的，希望我给他解围，那个年龄嘛，男人都想当英雄，牺牲自己保护美女。
　　我相信我爸的话，吴桥到现在还脏烂差。二十多年前，说它是个破烂不堪的小村子，谁不信？我爸反复说，比我们老家王畈好不了多少，十几户人家，炮崩的一样，稀稀落落的。我爸那时候刚刚高中毕业，通过熟人在县城一家编织厂找了份临时工，编藤条椅、藤条沙发、藤条茶几、藤条箱子……一回王畈腰板就挺得直直的，搞得跟城里人一样神气。其实呢，憋屈着哩，住着小棚子，吃着萝卜菜。不过，吴桥离城近，房租又便宜，人就越聚越多。村里住不下了，房子又延伸到地里。后来连棚子都搭不及了，干脆卖地，让人家自己搭。地卖完了，村民们又把自己的房前屋后割开，一绺一绺偷偷地卖了。村委见有利可图，也开始卖，先是卖村部，后来又卖机动地，没现成的地卖了，把水塘也填上卖……卖地可不像卖白菜，剩下的烂菜帮子没人要，都扔了。地帮子地边子地角谁也不舍得扔，都卖了，还都卖上了好价钱。我爸兜里攒了点钱，我爷又帮衬了点，就买下现在这块地。当时的吴桥村支书不同意，说这片宅子可能会冲了那条路。我爸说，冲啥啊，冲不冲还不是支书一句话？我爸给支书送了条烟，支书就没再反对。 　　说起来，买地的想法还是范姨先有的。她那时候已经和姚叔结婚，离开了吴桥的出租屋。姚叔家底厚，父母虽说刚刚下岗，毕竟在城里做了二十几年的工人，手里有点儿余钱，不仅不用小辈牵挂，还能接济他们一些。姚叔在乡下计生所工作——那时候计生工作是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一个字：忙。结婚不到一年，范姨与婆婆搁不住，又想回来租房子住。我爸帮她问了一圈，没找到合适的，倒是有一家卖地的，极力游说我爸买地自己盖。范姨铁了心要搬出婆家，但对方要价五千块，太高，钱都买了地，房子怎么建？我爸回去和我妈商量后，决定和范姨合伙买。我妈说，你爸开始根本没想着买地，还不是看你范姨为难他心里难受……我妈经常这样取笑我爸，是真取笑，笑过之后自己也忘了，不当真。那块地梯形，东边窄西边宽。宽的那边还靠着路，沙土路，我妈嫌住路边上吵人，把西边让给了范姨。范姨的三间房子年底就起来了，二层是后来续的。我爸没钱，地闲置了四五年才起了两小间平房。
　　四
　　吴桥路招标之前，我妈一共去过群工部三次。一千块钱对有些家庭可能是小数目，但在我们家不算小。我爸是开出租的，不是出租车，是那种包车。每天一大早就得把车开到县城广场，等着人家来租用。面包车档次低，生意不好，又没钱升级换代，抢不过人家小车，一个月也就三千多块钱的收入。我妈没文化，只能到饭馆当杂工，一月一千四，端盘子洗碗择菜什么活都干。为了多得两百块钱的全勤奖，我妈几乎没请过假。我呢，大学毕业都两年了，还没找到工作，你说，我妈该不该去要那一千块钱？
　　后来再去，接访的领导都换了。人家让我妈还回去找居委会，说领导已经联系过他们了。我妈又回到居委会，居委会拿话噎她，你不是有本事吗？还去告吧，来居委会干吗？我妈嘴硬，我那哪是告，我就不兴去上边问问？人家不理她，让她还去上边问。这样来回跑了几次，踢皮球，群工部说他们是按程序走，居委会说没见到立项的文件。踢到四月底，皮球漏气了，人家中标单位已经进驻到吴桥路上了，这下该踢不动了吧？我妈又找了几个人一起到群工部。我妈这时候已是个老访民了，知道五个人以上才是集体访，知道谁是说话管用的领导，也知道适当时候要威胁到省里或北京去上访……
　　殷镇长派人找上门。看到院里的来福，那两个年轻人没敢进来，只在外面喊了几声。来福是条土狗，从王畈带过来的，很壮，看起来吓人，但其实很友好，对谁都是——可能很多人家都会说自己的狗不咬人，给来客壮胆，但我们家来福是真不咬人，它甚至很少对着人吠叫。我爸因此不喜欢它，不咬人不说，连叫两声吓人都不会，这啥狗啊？来福刚来我们家第二年，我爸私自将它卖给了收狗的人。我妈回来一听说来福被收狗的人收走了，嗷嗷地哭起来。我爸很少见我妈哭，知道事情严重，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还好，当天晚上就在北关找到了。我爸后来说，找到来福的时候，来福只嘤嘤地哼了几声，但它眼里分明有眼泪。
　　我从屋里出来，让他们进屋，说狗拴着哩。他们又看了看来福，还是气势轩昂的，就说算了，还是在外面说吧。他们是来下通知的，让户主去吴桥路项目工程拆迁办商量拆迁的事。我问拆迁办在哪儿。他们说办公室就设在居委会。那是拆迁办第一次正式找我们谈判，离后来工程真正动工，也不过半年时间。
　　谈判自然是我妈去的。我爸说是抽不出时间，其实是不相信政府。说白了，就是不相信那个殷镇长。和我爸一同跑出租的一个师傅和殷镇长同乡，他给我爸讲过很多殷镇长的阴事。所有的事归结起来两个字，殷镇长聪明，聪明得过了头。那个师傅还举了个最近的例子，说殷镇长去医院探视他的叔伯哥，从家里带了箱很贵的牛奶过去。病人喝了两盒开始拉肚子，才发现那牛奶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我爸本来就怕聪明人，这个聪明人又是政府官员，我爸对殷镇长的印象就特别不好。再加上他也和殷镇长打过几次交道，每次殷镇长都是笑意盈盈的，事情却一拖再拖。我妈第一次谈判回来就说殷镇长好，像个清官，办公室比我们家还简陋，一张破桌子，像是从哪儿捡来的，椅子稍微新一些，上面搁了张凉席垫。我爸还是不相信他，说他那是装的，政府还缺他一张办公桌？越是这样的人越可怕。
　　我妈白了他一眼，人家说话也和蔼啊，没有逼我们。殷镇长问她有什么要求，我妈说，能有啥要求，修路在我们山里可是积大德的事，占多少按市场价赔就行了。殷镇长很大气地说，行，明天来签合同吧。还夸我们风格高。我爸说我妈傻，按市场价还不如把那片地改造成车库。我爸每天回来得晚，路上的车早停满了，我爸的车只能停在西边路上。车虽说不算什么好车，可也担心被剐了蹭了。我妈想想也是，给了政府也落不了几个钱。我爸是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我妈不吭声，他又数落起那个殷镇长来，知道人家为啥说他阴不？这人表面上对谁都客客气气的，暗里却藏着杀机。谁也猜不透。我妈说，猜不透不猜，为啥非要猜他？反正说好明天就去签合同的。我也支持我妈，我爸总是把人家想得那么龌龊。我爸嘁了一声，不信咱去问问你范姨，给他们家的补偿肯定不一样，要不然，他为什么夸你妈风格高？我爸那会儿突然积极了，开车带着我妈就去找范姨。
　　从范姨家回来，我妈那天晚上根本就没睡。她一会儿气得直咬牙，骂殷镇长阴；一会儿又兴奋得两眼放光，说要按范姨那补偿标准，她今后根本不用端盘子了，坐那儿收租也比她在饭店的工资高。范姨不同意拆他们家的院墙，剩下那一半有什么用？他们要求赔偿同等面积的门面房，外加两套不低于90平方米的安置房。
　　第二天再见殷镇长，我妈按之前和我爸商量好的，说，补偿标准太低，我们虽说不是门面，但离路只隔了一排房子，应该按门面市场价来核算，可以适当打点折扣。还有，路离我们的房子太近，安全问题怎么保证？殷镇长对我妈说，有什么尽管直说，安全问题谁也不敢保证，人住在山沟里也挡不了地震之类的天灾人祸。我妈就说，干脆，要拆就把我们家全拆了吧，留下两间房子紧巴巴的，别扭。殷镇长当时没有答复，说他也当不了家，等向上汇报之后再说吧。
　　我妈回来心情很好——我妈心情一好就会把来福牵出去遛遛。来福其实根本就不用拴，但来福太壮，可能是被我妈从饭店带回来的那些剩菜滋润的，路人见了都害怕。我妈殷勤地跟人家解释，来福不咬人，你看，见到生人它连叫都不叫。人家愈加不信，咬人的狗不叫。我遛来福的次数也不多，一是因为来福的名字，太俗，我不喜欢，二是来福的血统。城里现在也时兴养狗，什么泰迪啊、比熊啊、博美啊、银狐啦、吉娃娃啦、贵妇等，身價都是上千上万的。我们来福呢，一条土狗，没市价，随便就能讨得。 　　没两天，殷镇长又通知我们去。这次我妈想拉着我爸一起去，说，管他阴不阴呢，只要让咱搬走就行了。这房子我们早住够了，屋里连个厕所都没有，还潮，好好的衣服都发霉了。遇上下雨，出来进去都得穿那笨重的鬼靴子。让我爸跟着，我妈的意思是，这么大的事，两个人毕竟比一个人强，这个没想到那个可以补充。我爸还是不想去，说头天晚上人家就联系好了，用车下乡。我妈不同意，是你那一百五十块钱重要，还是咱的房子重要？其实我能想象到，我爸去意义不大，真见到殷镇长他又不敢和人家据理力争。
　　我爸回来跟我说，那个殷镇长，假得很啊，办公室里搞得破破烂烂的，给谁看？真查起来，保管是个贪官！好在殷镇长同意把我们家全部纳入拆迁范围，多余的部分可以绿化。补偿按文件办，1：1.2。我妈心里感慨，政府真有钱啊，她还以为那个1是指我们家的土地面积，1.2是指政府补偿给我们的建筑面积呢。殷镇长也看出来了，我们这家是女的当家，就把拟好的合同递给了我妈。我妈扫了一眼，又递给我爸，嘱咐他一字一句看好了。我爸没看完，他留了个心眼，说房子是大事，得回去跟孩子商量一下。
　　那合同我看过，没问题，人家公事公办。拆迁办的前期工作做得相当认真，还请了评估公司。我们家两间平房2001年建成，不值钱，值钱的是地——我们有土地使用证。连房屋带地皮，人家评估公司估价三十六万，再加上地上的附属物，共计四十万。拆迁办答应要钱赔钱，要房子赔一套113平方米的房子，外加十万块钱的安家费。我爸我妈首先排除了钱，四十万买一套房子剩不了几个钱，还是要房子划算。可人家给的安置房又太远，在城边上。总之，都不太满意。范姨在电话里提醒我爸，想占他们的便宜也不容易，干脆，咱就要地，以地易地，你占我门面，也得给我一个门面。我地上有多少房子，你也给我建多少房子。我妈想想也是，我咋没想到这呢？还是读点书好。
　　拆迁办向上汇报之后，给我们找了块地，但我妈没去看就给否定了。远不说，还斜撇着，咋建房子？殷镇长说，现在最紧张的就是地，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了。我妈不乐意，你们的地紧张，我这地就不紧张？
　　五
　　拆迁谈不好，工程也没法动工。吴桥路上的居民眼睁睁地瞅着挖土机停在路上却不施工，问谁谁都不知道原委，也来上访。“来访登记表”上记录着，那是2014年6月9日，周一。我高中同学——如今也是同事，高春秋说，那天正好轮他值班，外面下着大雨，接访大厅进来一屋子妇女，打着伞的，穿着雨衣的，拖儿带女——有的带的是孙子孙女。这个说施工队把他们家水管挖破了，家里已经停水一个多星期了；那个说路挖个皮又走了，下个小雨都寸步难行……有抱怨，有责问，还有个妇女说着说着甚至哭了起来……那天接访的领导是县人大主任，高春秋见局面混乱，偷偷给镇里打了电话。高春秋大学毕业后考上村官，但他没在村里干过一天，他爹是财政局副局长。
　　殷镇长不一会儿就赶过来了，后面跟着居委会的两个小年轻。殷镇长解释说，就剩下两个拆迁户还没有达成协议了。我是从这个时候才真正“佩服”殷镇长的，没一定的道行说不出那样的话——那话一方面暗示了访民，政府已经尽力了，问题不在他们；另一方面也算是向人大主任表功，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只剩下两个拆迁户了。事实上，吴桥路总共只有两个拆迁户，“剩下”从何说起？
　　我们家背上钉子户的名声，是在吴桥路居民第二次集体访的时候。接访的领导又给镇里打电话，殷镇长没法再在领导面前说只剩下两个拆迁户了，这次换了个说法，说责任全在那两家钉子户身上。词一变，性质也变了，居委会撇得远远的，不是他们没做工作，怪只怪我们是钉子户。钉子户这词近几年在媒体的渲染下早已经变得硬邦邦的，充满了戾气。殷镇长开了头，这个称呼很快就叫开了。我听高春秋讲，后来吴桥路的访民再来的时候，都是用钉子户指代我们两家。我心里试着默念了一遍钉子户，觉得这个词的确冷冰冰的，除了硬和戾之外，还恶狠狠的，好像叫起来格外解气似的。
　　范姨那天晚上十点多来过我们家一次。来福认识范姨，范姨也了解来福。门一开来福就到范姨身边蹭，像是撒娇。范姨矮了矮身子，手在来福的背上摩挲了一下，进了屋。范姨说她不准备要房子了，还是钱攥在手里心安。她说她要二百四十万，她那都是门面，一间要六十万没多要。我妈一听范姨说她要二百四十万，愣了。我爸问，你看，我们要多少合适？范姨想了想，说，至少也得一百六十万吧。我妈不相信，一百六十万？范姨看着她，说，是啊，一百六十万。你想啊，吴桥路修好，你也可以建四间门朝北的门面房，一间不要六十要四十吧，也一百六十万啊。我爸说，我们不能跟你比，你那是有四间门面房，我们不是还没建么，人家凭什么赔你？范姨说，没建可以建啊。不要一百六十，要一百二十总可以吧？临走时，范姨一再叮嘱我爸我妈，提条件时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咱们通过气，达成协议之前一定要互相通知一声。
　　范姨走后，我们家开了个小型会议。我妈说，咱也别要一百六十万了，一百万就中。我爸反对，说，政府也不是傻子，咱哪有门面？嘴上说说人家就按门面赔？我不懂这些，但我知道我们家的门面是以修好吴桥路为前提的。不修吴桥路，门面在哪儿？我妈怯怯地又吐出了八十万这个数，我爸想了想，说，中，就八十万吧，这个应该是正价。但八十万是咱的底线，咱跟拆迁办得要一百万，三讲两讲，最后不就成了八十万？
　　没几天，殷镇长又把我爸我妈叫了过去。没谈之前殷镇长就说，现在只剩下我们家了，范姨已经答应之前的条件。我爸我妈不相信，认为是政府的诡计，前天范姨还说坚守二百四十万，一百万也差得太远了吧。我妈说，我们不管他们要多少，我们只要八十万。我妈直接略过了之前和我爸定好的开口价，可能是觉得那个数字太高，讲不出口。殷镇长还是那句老话，说会把我们的想法跟上边汇报的。走的时候我爸我妈忐忑不安，殷镇长越是不跟他们讨价还价，他们心里越没底。
　　从居委会一出来我爸就给范姨打电话。范姨先问，他们答应了你的条件？我爸说，没有，你们呢？范姨说她正要给我爸打电话，他们已经签了协议了，殷镇长答应补偿二百万。挂电话之前，范姨反復叮嘱，千万不要说出去，她答应过殷镇长的，任何人都不说。 　　我妈气得大骂，这就是有文化的人办的事？头天还一再说签协议之前一定要互相通个气，转天就不当真了。我爸想转移话题，说，一个说一百万，一个说二百万，你相信殷镇长？我妈冲他嚷，二百万你就信？两个我都不信！哪还有让人相信的人？我爸不看她，说，这事她也不一定能当家，她公婆干的也说不定。我妈说，不好的事都推给旁人，她是你啥人啊，你老护着她？
　　我妈越想越不对劲。晚饭时她让我爸再问问范姨，政府是不是真给了她二百万。我爸不耐烦，谁愿意露富啊？谁得了一百万偏偏说二百万？她傻啊？我妈说，好，她要二百万，咱要八十万也不算多。
　　我觉得我妈的怀疑是对的，可能问题比她想的还要严重，但我没敢讲出来。范姨签下的协议不可能是二百万，她故意朝大里说，好让我们冲锋陷阵，万一我们成了，说不定她的赔偿款也会追加。
　　挖掘机一铲子下去，范姨家的房子就面目全非了。一個上午不到，范姨家就被铲平了。我们家成了最后的堡垒，那八十万更让我们家坐实了钉子户的名号。
　　吴桥路的居民有空就到群工部来诉诉苦。你不是群众工作部吗，看我们这群众工作你们管不管？反正也方便，送罢孩子上学来一拨，接孩子之前又一拨，接访领导都烦了。那天碰巧遇上县委书记接访，书记拍了桌子，明天派人去开个现场会，一事一议，让老百姓给评评，政府给他们的赔偿合不合理。访民一看领导拍了桌子，也放心了。高春秋后来说，访民走之前书记的那句话可能起了鼓动作用。书记说，政府这边按程序来，你们群众也得给他们点压力，让他们知道民意的强大。
　　六
　　高春秋给我找到那份《关于吴桥路赔偿的满意度评价的汇报材料》。我问高春秋，为什么没用“评议”？我记得信访程序中专门有一项信访评议。高春秋小声跟我说，那个会不符合信访条例有关信访评议的规定，信访评议必须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和被评议对象的亲属组成。那天开会的时候没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更没有你们家的亲属。我问高春秋那次评议会具体都有哪些程序？他说他就记得投票，其他的都想不起来了。好在有录像，高春秋到居委会帮我拷回了当天的视频。
　　会场我早知道了，就在我们家门前那栋楼房的一层。我妈跟我说，跑到咱们家门口来开会，也太欺侮人了。那楼房还没竣工，听说是想开酒店。地下一层做了停车场，空空的一大片，正好可以在里面开会。殷镇长以居委会主任的身份主持会议。他先介绍了参加会议的单位，项目办、项目拆迁办、镇政府、施工单位……紧接着，殷镇长又介绍了几次谈判的情况，以及我们家在谈判中的几次反复。这一段我反复看了几遍，殷镇长确实没有说明拆迁办第一次正式和我们谈判的时间。以前我以为我爸对殷镇长有偏见，现在看，那不是什么偏见，殷镇长是有预谋的。他模糊了第一次谈判的时间，应该是刻意为之，绝不是忽略。这样一来，他就把吴桥路工程拖了两年多的责任，有意无意地推到了和我们家的谈判上了——这才是我们家院墙被推倒的真正动力。被拆迁户发言是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我妈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在会上说明，拆迁办第一次找我们谈判的时间是五月份，满打满算也只有四个月多一点，两年前就开始跟我们谈完全是谣言。群众如果知道吴桥路这两年一直没动工与我们无关的话，还会来推我们的院墙？还有，房子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多少赔偿是我们自己的权利。别说八十万，五百万我们也可以要，你不想买，我们又没逼你。会没开始我妈就走了——她那天其实到过会场，但看到周围的人都不理她，她担心是开她的批斗会，就走了——就这样白白失去了一次洗清自己、改变整个事件走向的机会。殷镇长在录像中也确实喊了两遍，最后无奈地摇头说，被拆迁户没来。有人大声地纠正他，来了，又走了。我妈说她当时不仅从会场上离开了，还把我们家的大门也锁了，走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第四项议程也不得不取消，被拆迁户缺席怎么和拆迁办现场辩论？最后一项是投票，结果显而易见，到场63户，赞成政府赔偿方案的61户——一张票因为被多画了一道杠，作废；另一张没有收上来。殷镇长激动地宣布，61：2——即使那两户都算作反对票，赞成票也是绝大多数。
　　七
　　院墙被推倒那天，我正好去市里面试去了。我这次考的是市执法局，计划录十二个人，我笔试第五。我爸怕我再跟上一年考群工部那样面试被刷下来，给我准备了五万块钱，让我见机行事。我嘴上答应了，心里根本就没打算送，人家要十二个人，我笔试第五名，还能过不了？上一次是没经验，又紧张，面试时语无伦次，被刷下来。我爸老说怪他，钱没送出去。
　　碰到一个大学同学，他情绪很饱满，不像我。还劝我，放心吧，执法局想要的是有法律专业背景的考生。怕我不相信，说是晚报上写的，记者采访了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相关领导。我笑他，现在哪个单位不缺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员工？就像依法治国，过去没喊过？我们没像在学校里那样一激动就争论个不休，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变得陌生而礼貌了，但热情还在。那天晚上我没回县城，我们俩在路边的地摊上要了四个小菜，喝了几瓶啤酒。喝到微醺，同学问我送礼没？我拍了拍身上的包，说没有，带了五万块钱没送出去。他没吭声，闷头顾自喝了一杯。我问他送没？他叹了口气，你考得好不用送，我考了个十四名，不送恐怕一点希望也没有。
　　第二天早起我才发现我爸我妈打了十几个电话。我以为是问我面试的情况，没当回事。刚坐上车，我妈的电话又打过来。当时我就觉得怪，我妈竟然没问我面试情况，上来就问我在哪儿。我说正在往回赶，我妈说，好，赶紧回来吧，回来再说。
　　离老远我就看到我们家的院墙倒了。院墙像是一个老人的外衣，衣服一脱，就露出岁月的峥嵘。院子里凌乱不堪，到处都是经过时日风化的暗红砖头，中间夹杂着当年砌砖用的石灰，白花花的。我们家那两小间房子瑟瑟地立在那儿，像没有外衣遮挡的内衣，低着头，缩着身子。我闭了下眼，再睁开，那些石灰还是白花花的，很刺眼，像向外翻着的伤口。
　　我手脚开始发软。我妈在一旁说，昨儿下午政府想借吴桥的居民开咱家的批斗会，见咱没人参加，政府就让他们推倒了咱家的院墙。怎么会这样？我朝前挪了两步，想找个东西靠着，没找到。左邻右舍都来推我们家院墙那场景，想想都让人伤心。 　　来福没心没肺地卧在当院的柿子树下，连吓人的架子都没有。我一步一步挪过去，攒足劲踢了它一脚。那一脚轻飘飘的，像踢在棉花上。来福不情愿地站起来，我这才发现它瘸了一条腿。我妈说，可能是院墙砸的。我顾不上来福，心想政府肯定不敢直接让群众推倒我们家的院墙。我比我妈脑子冷静。后来看到他们开评议会的录像材料，我能更真切地想象到院墙是如何被推倒的。众人肯定是被61：2那个结果鼓舞，久久不愿散去。最后不知道谁提了个头，说，既然占了他家院墙，干脆咱们把院墙推倒不就能修路了？老百姓都是群胆，一呼百应，小院墙哪能承受得了那么多人的推挤？也或者，有人以咒威逼众人，谁不推死谁全家！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臆测，录像在投票结果出来时就结束了。
　　我爸被派出所抓走了，我妈说是有人诬赖他打伤了人。幸亏我也是学法律的，觉得这个时候我妈的话不太可信。后来我才了解到，那些推我们家院墙的人还没散去呢，我爸正好回来了，见他们上门来欺侮人，當然气不过，随手就拿了把铁锨，一下子甩到一个人身上。那人伤到大腿了，住进了医院。
　　我妈第一时间去找过殷镇长。殷镇长比平时更热情，说他也没办法，那么多人，那儿又没有摄像头，找谁去？我妈不说我也能猜到殷镇长的敷衍，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先去医院看看那个伤者。但我妈不愿意去，还把我骂了一通，他是咋受的伤谁知道？是谁伤着他的你知道？即使是你爸伤着他了，他来推我们家院墙，我们就该眼睁睁地让他推……我跟我妈讲，这是两码事，他推我们家院墙肯定不对，我们再不对也有我们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我爸伤了人家，无论理由多正义都不对，我们可不是执法机关，别人违法了只有让警察去解决。去看伤者，是争取取得人家的谅解，只有取得了人家的谅解，我爸才能早点出来……
　　我妈拐不过来弯，我只好自己偷偷地去了趟医院。县城就一家大医院，又是外伤，很容易找。我买了几百块钱的东西过去，答应医药费我们全部负责——反正我手里还有五万块钱没动。那人像是怯了，也可能意识到自己也不对，反复跟我声明他并没有上去推我们家院墙，他当时正打电话，突然就被我爸的铁锨砍了……
　　从医院出来我又去派出所报了案。明摆着的道理，院墙是我们的私有财产，谁也不能侵犯。我要求警察揪出那些推倒我们家院墙的人，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拘留，或罚款。还有民事责任，肇事者要将我们家的院墙恢复原貌。
　　我爷也来了。他一来就坐到大门口的小凳子上，像一个门神，不说话，表情凄惶。我爷怕事的这一面都传给了我爸。他是基督教徒，我大伯死后他就信了教。这几年，农村的教徒越来越多，过年回去看各家门上的春联就知道了。我用心比对了一下，发现那些信教的大多都过得不顺，要么穷，要么疾病缠身。比如我爷，大儿子瘫了近十年之后撒手归西，给一家人留下一屁股债不说，儿媳妇也一去不返——说是进城给人当保姆，五年都没回来过一次。小时候放假，我爷也经常带我去教堂，教堂就在我们王畈小学后面的一幢民房里。我爷试图让我也信教，那怎么可能？学校里一直在讲唯物主义，无神论，哪有什么上帝？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些教徒，个个粗声粗气的，有的裤子还挽很高，明显是刚从地里赶过来。唯一让我感觉神秘的是那个穿着一身黑袍子的牧师，他一出现，教堂里马上安静下来——我们校长到教室也没这么安静过。我对基督教其实了解得很少，只知道我爷入了教之后不再骂人了，说是教规。要是他们都像我爷那样不说脏话了，信基督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我开始睡不安稳。来福凑热闹似的，每天半夜都会叫几声。我和我妈都很奇怪，来福竟然不是哑巴。头几次，来福只要一叫我就起来看看。这一片没有路灯，没有月亮的夜里，外面黑黢黢的，跟空旷的荒漠一样。看不到什么异常，连个人影也没见到过一次。我妈出事后，我爸联想到那段时间来福的反常，说它可能早就看到啥信号了。我知道我爸的意思，来福可能是被夜里游荡的鬼魂惊着了，这个鬼魂还可能与我妈有关。我半信半疑，客观上讲，罪魁祸首应该是那堵被推倒的院墙。房子少了一道保护，风吹草动都会惊扰一向清静的来福……
　　我爸被关了三天。他出来的第二天，吴桥路开始全面施工。更让我们意外的是，本来是直线的路，到了我们家门前却改成了小弧线，吴桥路从我们家院墙外漫了过去。是啊，早怎么不这么改呢？我妈说，政府这明显是理亏了，她咽不下这口气，院墙被推倒了人也被关起来了，我们家又不拆迁了，这损失谁来补？他让我联系记者，自己忙着到处找人告状。她跟我爸一样，也不相信县里了，但话还是跟先前一样，说上边的官好，都是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我妈这个时候的上边又向上伸展了，是市里、省里、中央，排除了县。
　　马云就是我妈在市群工部认识的。这个马云当然不是那个马云，这个马云是个女的。我妈带马云来我们家过夜，说，太晚了没有班车，马云回不去，要在我们家将就一夜。我爸看看她们，我妈赶紧补充，说马云是她的访友——我第一次听到访友这名字，非常别扭，还以为是我妈发明的。后来到了群工部才知道，访友这说法早有了，一起当过兵的叫战友，一起上过学的叫校友，一起上过访的当然就是访友了。
　　马云说起来比窦娥还屈。她在县城广场摆夜市，被城管踢了摊子。老公去找广场管理办公室理论，被对方打了个半死。在郑州住院花了三四万，出院后左眼视力逐渐下降。马云从此走上上访路，市里省里北京都去过。执法局理亏，除了住院费，另外赔了她十八万。但现在马云老公又开始头痛，右眼视力也受到影响，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执法局推说事情已经了结，不愿再谈，马云只好又去上访。
　　八
　　我妈就这样跟着她的访友马云去了北京。那是她第一次去北京，也是最后一次。
　　到北京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马云带我妈直接去了天安门。她们在天安门转了一圈，最后到了中南海，马云突然拿出两顶白纸卷成的尖帽子，上面写了一圈冤字，自己戴了一个，给我妈也戴了一个。还没来得及喊冤，就被推进路边的车里，拉走了。
　　这都是殷镇长后来告诉我的。我后来见到马云，她虽然遮遮掩掩的，但总算也承认了。殷镇长是第二天去的北京，他作为访民属地领导，得去把我妈接回来。我妈说，急啥，来一趟不容易，说啥也得先逛逛。马云表功似的跟我说，这是她给我妈支的招。你妈又没犯法，殷镇长不能硬带她走。让我妈自己逛吧，殷镇长又不放心，害怕我妈又去上访。就这样，我妈公费在北京玩了三天。马云说我妈玩够了才提出要回家时，我不太相信。可又一想，也可能，我妈心软了，不好意思了，才主动提出回家，她平时哪那样奢侈过？ 　　回来的车上总共坐了五个人，司机、殷镇长、居委会小陈、我妈，还有我妈的访友马云——马云是她乡里的领导委托殷镇长给捎带回来的。车走到邢台，我妈头向下一栽，突然就过去了。这事我们不仅找过马云，也单独找过司机和小陈，他们的口径出奇地一致。馬云说她挨着我妈坐，我妈一勾头她就惊了，手推了她一下，但我妈没反应，马云慌了，赶紧叫殷镇长……
　　我妈是心脏病突发，后来的尸检报告中说。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妈平时没病没灾的，哪里来的心脏病？事情过后冷静下来，我那不是不相信，是不愿相信。我妈出事之后我偷偷地问过我姥娘，我姥爷怎么死的？她说我姥爷走得急，也没受啥苦，吃过饭脖子一仰就过去了。我姥娘还说，我大舅也是，夜里睡觉时好好的，第二天一早叫他不应，一摸，身子硬邦邦的……
　　谈判是在我妈还没火化之前进行的。政府那边的代表还是殷镇长，我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倒不是怕他，而是觉得和他打交道累，你很难猜出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把节哀之类的话几乎全说了一遍，最后才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爸好长时间没吭声，临了反问了他一句，你说说，什么要求能抵得上我儿子的妈？我清了清嗓子，说，得追查这个事件前前后后的相关人员，到底是谁的责任，谁渎职了，谁违纪了，哪怕是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处分，也算告慰了我妈的在天之灵。
　　那段时间，除了难过，我还莫名其妙地紧张。过后想起来，可能与殷镇长有关。我们不知道殷镇长是怎么向上汇报的，反正县里紧张起来。我后来听高春秋说，县委书记担心事情闹大，专门召集相关部门开了次会，让他们别怕出事，出了事能快速摆平才是合格的领导。听说——高春秋也是听说，为我们的事县领导还批评过我们镇的领导，说，别以为镇里的钱都是你自己的，改天你不当那个镇长书记了，那些钱你一分也摸不着。
　　政府赔了我们八十万——这样的死亡赔偿没有先例。说句不敬的话，八十万，我们全县没有多少人能达到我妈这个标准。可能是我们父子俩追查渎职人员的决心让领导害怕了。我爸最终叛变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中途变节，是因为政府答应给我安排工作？我们并没想要这么多，真的。我知道多少钱也抵不上我妈一个大活人，可这个社会，用来衡量贵贱的唯一标准除了钱还有什么？
　　我们一家在吴桥这儿就像吴桥之于县城，很低微，我妈在饭馆做最脏最累的活，我爸跑车虽说稍微体面点，但也不像人家有固定联系单位的司机，他只能靠自己一早一晚在停车场熬着捡漏找活儿。吴桥不像乡下，大家都关着门各过各的。除了姚叔范姨，我爸我妈在这儿再没有旁的朋友。过惯了这样的日子，我们倒也不觉得清冷。但拆迁就像一颗石子丢进水塘，打乱了我们的平静，我们家平添了许多双偷窥的眼睛。这些眼睛不是关心或者关注，是不解的责问，甚至不屑的鄙视。我妈这一死，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是解脱了我们——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化解不了呢？
　　吴桥的房子不拆我们也没法住了，院墙倒了，我妈走了，还得罪了左邻右舍，怎么住？拆迁是我爸提的，殷镇长也答应得很快，拆了正好建公益设施——像是恰好解了政府的燃眉之急。最关键的是我的工作，我爸说，孩子大学毕业游荡两年了，得安排个工作。我没考上市执法局，面试又把我刷下来了，我那笔试第十四名的同学倒考中了。殷镇长有点为难，我爸也装着为难，就是不在协议上签字。没办法，县里只好安排我到群工部去上班——我不是考过群工部么，正好他们也需要一个懂法律的。我到政府部门上班，我爸觉得大大提高了我们一家在吴桥的社会地位。
　　我却隐隐有些不安，工作这么轻松解决了，我妈换了八十万，我们的房屋拆迁也补偿了八十万，吴桥路的集资款也退了——每个集资户都退了，是不是太轻松了？按以往的经验，殷镇长有多爽快，背后就会有多大的阴谋。这次是我爸安慰我，说，钱咱都攥到手里了，你的工作也安排了，咱又离开了他的辖区，管他还有什么阴招呢。
　　我妈葬在老家，我奶奶脚下。按我爷的意思，一切按教徒的礼仪进行。我爸不同意，我妈虽然生前也有心信教，但毕竟没有正式进过教堂，还不算教徒。我也不同意，觉得基督教徒的葬礼过于简单，不够热闹。我见过基督教徒的葬礼，孝子孝孙不披麻戴孝，只穿素衣戴白花，也不烧纸，不磕头，不送花圈。几个教友清声吟唱之后，再在坟上插个十字架，就完了。我爷拗不过我们，除了常规的程序，我们还特意请了个响器班子。老家不太时兴死人的时候吹吹打打，但除了高规格的仪式，我们还能怎么表达对她的热爱呢？
　　下 篇
　　一
　　给我妈过罢头七，我就到群工部报到了。
　　群工部办公条件不好，一间办公室摆了九张办公桌，两个副部长和我们挤在一起办公。接访大厅和办公室相邻，中间隔了一间谈话室。我给朱部长当助手，类似秘书。朱部长是常务副部长，女干部，但泼辣大方，深得领导喜爱。第一周她没有给我分配具体工作，先熟悉业务。
　　我正在办公室整理办公桌，高春秋进来了，说那个疯女人又来了。朱部长说，别理她，唱累了她自己就不唱了。高春秋转身离去后，朱部长像突然想了起来，抬头问我，你该认识她吧？听说她也在吴桥路上住过。我想了想，很笃定地回答，不认识——吴桥路上没有疯女人。
　　闲得无聊，我去接访大厅看了看。满满一屋子人，都是来看热闹的，连门口都堵住了。一个女声在里面唱，咿咿呀呀的，不像本地口音，倒像我妈给我唱过的儿歌。再听，更像。我的眼泪唰地出来了。我想我妈了。
　　人群闪动之际，我从缝隙里发现那女声是范姨！
　　我妈入土前一天，范姨和姚叔还专程从城里去参加葬礼。但那天晚上范姨突然发烧，浑身发抖，姚叔只好匆匆带她回县城看医生。说实话，我不喜欢范姨，尤其是出了拆迁这事。如果说她夸大政府给她的赔偿诱使我们跟政府对抗，只是我自己的怀疑的话，不声不响把协议签了那可是明摆着的事实。有一次我和我妈发了两句牢骚，我爸像是自己做错了事似的，低着头说，好多事，不由人。我妈哼了一声，算是回答。我早看出来了，范姨其实也不太喜欢我妈，或者说是女人之间微妙的对立。姚叔也是，好像看不起我爸，其实是不敢讲明的醋意。我爸总是这样不讲原则地维护范姨。不过，我相信他们并没有什么绯闻。我相信，我妈也相信。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闺蜜吧，还有一种解释，柏拉图。要不是碍于范姨我爸的面子，每年过年两家打起精神的聚餐早取消了。能坚持二十多年，还真不容易。 　　高春秋凑近我说，这个疯女人是第四次来了，也不知道她唱的啥。不过，挺好听的。
　　范姨肯定也看见我了，但她并没有停下来，连向我示意的表情都没有。我又凑近了一些，试图从她身上找到录音机什么的。但没有，那声音明显是从她口腔里發出来的，还带着浓重的换气声。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抱抱范姨的冲动，真的，紧紧地抱抱她。我突然觉得她变得好亲切，这亲切里还夹杂着丝微的恐惧——我妈像是隐身跑进了范姨的身体里。我站在那儿又听了一会儿，虽然听不懂范姨唱了什么，但这声音确定无疑是我妈的。没错。我妈虽说来河南二十多年了，河南话也说得很地道了，但她每句话的尾音还是不一样，稍微有点拖，应该是四川话与河南话的杂交。那种土味儿很特别，即使谁有意模仿，也很难模仿得这么逼真。
　　我怀疑范姨真是我妈的那个妹妹。去北京的前一天我妈说她梦到电视上有人找她了。我当时还笑，问谁找她？她说那人自称是她妹妹。我妈说她自己也很意外，她没有妹妹，只有一个弟弟。我问，那人家为什么找你？不是梦嘛，我妈笑，也可能有一个，我给弄丢了。我说，都是电视闹的，啥稀奇事都能整出来。我妈摇头，啥乱七八糟的梦啊。
　　中午回去，还没进家门就听到狗叫。当然不是来福，来福早丢了。我妈不在之后，我们哪有心思想着来福？等想起来，才发现好长时间没见它了。我爸说，肯定是被人偷走了。来福壮，又是条土狗，指不定多少人垂涎它那一身的肉哩。丢了就丢了，我和我爸本来就不太待见它，都没太当回事。安顿好我妈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没有了来福，家里空落落的，心里也是。我爸说他回老家，邻居正愁一窝小狗没人要，就抱了一只回来。这狗虽小，叫起来分贝还挺大的。我过去顺了顺它的毛，我爸说干脆也叫来福吧。我说好，我知道我爸的心思。
　　午饭是排骨，我爸炖的。我没有食欲，只吃了两块。我爸看看我，怎么了，工作不顺心？我摇摇头。想我妈做的菜了，但我没敢跟我爸说。以前我们家只要有肉，甭管是炒是煎还是炖，老远都能闻到肉香。我妈就是焖米饭也有一股香味，米香味，沁人心脾。香味刺激胃，人才会食欲大振。我问过我妈，同样的米、同样的水、同样的电饭煲，为什么我们焖的米饭就没有香味？我妈像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似的，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妈走后，我爸也费心，今儿炖个鸡，明儿煎条鱼，端到桌上连他自己都感叹没有我妈做得好。
　　洗碗的时候我问我爸，范姨真是我姨？我爸从外面走进厨房，头伸到我面前莫名地看了看我，不是你姨还能是你叔？我急了，我是说，你能保证范姨不是山里人？我爸嘁了一声，你范姨是芦庙人，芦庙哪有山？我又问，那她怎么学我妈的话学得那么像？我爸问，什么时候学的，我怎么没听过？我说，上午，在群工部。我爸站起来，伸手摸了摸我的头，想你妈想的吧？我也迷糊了，可能真是想我妈想的。
　　下午上班之前我爸追着我问，你范姨去群工部干什么？她的补偿不是到位了吗？我哪知道，我说，反正她上午去了，后来姚叔来把她带走了。
　　二
　　隔了一天，范姨又来了。
　　她还是那样，咿咿呀呀地唱，婉转清洌，不像世间俗音。好在是下午，大厅里没有几个访民。范姨一来，正给领导诉苦的访民也不苦了，转身盯着范姨看。
　　这次我听得真切，真是我妈的声音，尤其是那个尾音，呀——！我偷偷地擦了擦眼泪，给她倒了一杯水递过去。高春秋要赶她走，说，我们这儿是办公场所，不是唱戏的地方。我拍拍他的背，装着很随意地劝他，听她唱一会儿，你不觉得好听？高春秋说，一个疯子能唱出什么名堂？到网上，什么好听的没有？
　　高春秋的话提醒了我，我赶紧掏出手机，支在桌子上开始录像。高春秋指了头顶，咱群工部的摄像头都是高清的，随时都在工作。我知道，我录像是为了放到网上，让网友帮我弄清楚范姨的唱腔到底是哪个地方的，她唱的到底是什么。
　　姚叔不一会儿就来了，带走了范姨。我妈的声音也走了。
　　我又去扒以前的“来访登记表”，查范姨来过的具体时间。他们一下班，我就从办公室的电脑里找到范姨前几次来群工部的录像。有两次听不清，围观的人太多。第一次和这一次都是下午，声音非常清晰。
　　我爸回来，听到我妈的声音吓了一跳，问我什么时候录的。我让我爸看我的手机，看录像。他指着手机，那不是你范姨吗？我说，是啊，范姨怎么会我妈小时候的方言？我爸不相信，是配音吧？我说，不是，你再看看，是我现场录的。
　　他们都说我范姨疯了。我说。我爸说，好好的疯什么？试着拨了个电话，竟然通了。我们回来还一直没去感谢过她，都戴着孝，去人家家里不方便。范姨问，都安顿好了？我爸说，安顿好了。范姨又说，那天真抱歉，本来想送送嫂子的……我爸说，你没事吧？范姨说，没事，那天可能凉着了，回来就没事了。
　　那两段录像反复看反复听，但我还是听不懂几个字。我把它们上传到网上，范姨的脸打了马赛克。几个小时之内，百度一共收到了十六个捣乱的回复，外加五段翻译。这五段翻译大同小异，异的只是个别字词。
　　我是个饿死鬼……死得好冤……保安关我，又打我……只给我吃干馍……
　　我们住的是新房子，还没来得及装空调，但我出了一身汗。是冷汗，吓的。怪不得当时马云讲我妈在北京的经历时吞吞吐吐的，怪不得后来殷镇长再见我时眼神老是躲躲闪闪的，还有那三天的免费旅游，我们怎么就那么轻易地信了……疑点一下子全都冒了出来。
　　我没有跟我爸说，怕他担心。再说了，这么唯心的东西，他也不一定接受。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天快亮时才在沙发上眯瞪了一小会儿。也就几分钟而已，却做了一个梦，好像这个梦贯穿了我的睡眠。梦里我在大雾中穿行，左冲右突就是走不出去，急醒了。还真急，有好多疑问得当面问范姨。
　　我买了些水果敲开了范姨家的门。一看是我，范姨愣了一下，这孩子，这么早过来了？那神态，像是葬礼之后再也没见过我。
　　我盯着范姨看，先前对她的厌恶消失得无影无踪。范姨那天穿着件宽大的T恤衫，奶白色，上面印着一行搞笑的字“猜猜我是谁”。是我妈，我心里想。真的，除了那T恤衫，范姨哪儿都像我妈，眉眼、嘴角，还有她歪着脖子看我的样子……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范姨没问我吃没吃早饭就给我端上来两个煎蛋、一杯牛奶。吃吧。她看着我，就像我妈看我吃饭一样。我没有食欲，急着想知道我妈的事。这时候，姚叔从楼上下来了。趁范姨折回到厨房，我问姚叔，范姨这……姚叔接过话，你范姨是一阵子一阵子的，隔不两天就唱一阵，也不知道她唱的啥。一会儿一个腔，她还学过你妈…… 　　她在群工部的唱腔都是我妈的口音。我插话说。
　　她唱我妈也惟妙惟肖的，还老说我小时候的事……奇怪了，她怎么知道我小时候的事呢？姚叔叹了一口气说，我给她请了假，带她去外面的大医院看过，人家说没事，身体好好的，没病。
　　我来是想问问她我妈的事。我说。
　　问什么？姚叔说，她知道什么？
　　她在群工部唱我妈……
　　姚叔一挥手，别问她唱的事。她好好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唱过人家。
　　姚叔赶着要上班，他叮嘱我，走的时候别忘了锁大门。
　　没走几步又返回来，你范姨去群工部都是干啥？
　　像是喊冤，说我妈死得冤。
　　替你妈喊冤？
　　好像是。我说，范姨第一次唱是啥时候？
　　从你们老家回来的第二天，姚叔笃定地说，上午。
　　那天上午我打电话向朱部长请假，说我病了，在医院输液。这些事我得背着朱部长，她和殷镇长是高中同学，又是邻居，我怕传到殷镇长的耳朵里，打草惊蛇。本来我信心满满的，想着一个上午，范姨肯定能给我释疑解惑。不想，就像姚叔说的那样，范姨根本不知道自己去过群工部，对我的问题自然一脸茫然。
　　三
　　我回去找到我妈的手机，查到马云的电话号码。
　　我说，马姨，我想见见你。马云说，有事电话里说吧，我们这儿进一趟城不容易呢。我等不及，电话里撕开了脸。马姨，你和我妈是好朋友，我妈真是那样死的吗？马云说，真是，我都在旁边看着哩。我说，我怎么听人说，路上他们打过你们？马云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呼吸声逐渐加重。我愈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妈的死确实另有隐情，马云先前没说实话。路上他们是不是只让你们吃干馍？马云没回答我的话，说她的手机快没电了，接着电话就断了。再打，不在服务区。
　　我心里难过得要命。我得找到马云，她是知情人，又是我妈的访友，突破口在她身上。那个司机和小陈都是镇政府里的人，就是想说也不敢说。找殷镇长更不可能，他应该是整个事件的策划人，怎么会出卖自己？
　　下午上班的时候我问高春秋知道马云不？高春秋说马云谁不知道，他那么有钱。我没有心情开玩笑，说，那个上访户，柳寨乡的，知道不？高春秋问，女的，那个神经病啊——我已经习惯了我的同事把重复访的人说成是神经病，马云，还有我妈，在他们眼里都是。我没问高春秋他们是不是把我妈也说成神经病，我知道问也是白问——我知道她，但是没接待过。他要去办公室问，我拦住了，说我不想因为一件小事惊动人家。高春秋说，好办，你去朱部长的电脑里应该能找到她的材料。
　　离下班还有两个小时呢，我忍不住，趁朱部长出去方便的时候打开了她的电脑。两个硬盘里塞满了文件夹，我在搜索里输入马云，出现了十几个文档。里面的电话号码和我上午找到的一样，但有一个文档是上周五新建的，我不敢细看，怕朱部长突然杀回来，赶紧把它们打包发送到我的信箱里。
　　马云是个老上访户，七八年前她告村里的支书把她打伤，派出所虽然下了拘留证，但拘留证是假的，连公章都没有。也不知道那张纸怎么被马云弄到手了，她拿着没有公章的拘留证不断上访，说派出所袒护支书。县里没办法，从信访救助金里拨了六万块钱给她。没安生两年，她又出尔反尔，非要公安局拘留支书。公安局不答应，她又开始上访。用高春秋的话说，这种人是尝到了上访的甜头，乐此不疲。但这与我无关，我想知道马云现在在哪儿。我打开那个最近的文档，案卷只是涉及马云。上周五有两个执法局来的访民，说2013年夏天他们在执法过程中与马云的丈夫发生冲突，马云事后不断上访，说她丈夫被执法人员打成重伤。执法局领导为息事宁人，在局办公会上作出赔偿马云医药费及十八万后续治疗费的决定。钱先由当事人垫付，局账务股以后找机会处理。访民当时东借西借凑够了这笔钱，而现在快两年了，执法局却迟迟不履行诺言。那两个访民再次声明，他们并没有打马云的丈夫，他们当时正在办公室值班，是马云的丈夫上门闹事，跑到广场管理办公室指着他们大骂。因为地板刚刚拖过，马云的丈夫滑倒在地，头磕到花盆上，受了伤。室內没有摄像头，马云的丈夫非说是他们打的……
　　晚上，姚叔过来串门。就他自己。
　　来福对着他狂吠。姚叔没料到，惊恐地退到门边，嘴里大声地呵斥着，脑门上满是汗。虽说已经九月份了，天还是溽热溽热的。我爸厉声叫着来福，一边跺脚威胁，来福这才安静下来，但头始终仰着，盯着姚叔看。姚叔讪讪的，说，狗也不能貌相啊，越小越不能忽视。我爸领他参观新房，解释说，刚搬进来，啥都没有。姚叔笑，你如今可是发达了。想要啥，还能买不了？我不喜欢姚叔说话阴阳怪气的，给他倒了杯水，就躲到一边看自己的书了。
　　姚叔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一会儿回忆我们两家在一起的那些旧事，一会儿又说我妈可怜，该享福的时候却走了。我知道他大老远到我们这儿来，肯定不是为叙旧，也不是凭吊我妈。忍不住问，姚叔，你来有事吧？
　　也没什么事。姚叔站起来，在屋子里又踅了两步，说，我带你范姨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跑了，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前天有人问我，你范姨是不是唱人家的事、扮人家的腔啊？我说是。那人说，肯定是鬼上身了。我想想也是，那天你不是说了么，你范姨唱的是你妈的腔。也是，她们俩以前那么好，你妈怎么就缠上你范姨了呢？
　　我爸紧张地站在姚叔身旁，等他的下文。
　　我听说石家庄有个阴阳仙，神着呢，我准备带着他范姨再去看看。为她看病，亲戚朋友我都借遍了，背了一身的债，你说我亏不亏？
　　对不住了！我爸给姚叔鞠了个躬，转身从屋里拿出一沓钱，说，我这儿只有一万多块了，你先拿着用吧。
　　好，我先借着，等缓过这段我再还你。姚叔把钱揣进兜里，不打扰你们了，早点休息吧……
　　姚叔走后我怪我爸，连个借条也不让他写，那钱你不想要了？
　　你以为还能要得回来？我爸说，你范姨是受害者……我也听人家说了，这事在农村叫鬼上身…… 　　那叫灵魂附体。我纠正说。我不喜欢人家用鬼指代我妈——鬼这个字眼贬义总是多一些，不像神，同样的指代，感情却大不一样。姚叔一个外人说说也就罢了，我爸怎么会也把我妈说成鬼呢？
　　我爸还跟我犟。说，不管咋说，咱也有责任。按咱老家的说法，这就是典型的鬼缠身。谁家的鬼谁家负责，这也是规矩，死了也跑不掉。你妈也是，到了那边还不让人安宁……
　　他凭什么说我妈缠上范姨了？我厉声问。从法律的角度说，他们没有比对对象的录音，怎么就断定是我妈作祟？再说了，这种迷信，法律上根本不会采信……
　　我爸打断我，你还别说，咱老家以前有过这种事。我小时候，有个女人上吊死后缠上了邻居的老婆。邻居老婆整天唱，声音跟那个女人没两样，唱的也全是那个女人的事。邻居不乐意，让那个女人的男人给看病。病没看好，那一家后来却因此发了财，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老婆通灵，都来找她算卦。
　　四
　　范姨再来，我给我爸打了电话。
　　我爸老远就向范姨示意，但范姨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我爸有些失落，但他很快被范姨的声音吸引。从我爸的表情，他也奇怪范姨的唱腔怎么会跟我妈一模一样。我爸脸上热泪横流，他是怜惜我范姨，还是想起了我妈，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我觉得范姨这次唱得比任何一次都悲怆。
　　斗争了几天，我还是向我爸坦白了我的发现。毕竟，事关我妈，我爸有知情权。而且，我一个人实在扛不住了……
　　我爸跟我的反应一样，他早就觉得有鬼。殷镇长给你妈买张回程的票我相信，让她免费在北京旅游，我觉得就过了。都那样，谁不去上访？马云那个女人，一看就不像个好人，太油滑。她说你妈一栽头她就惊了，也太敏感了吧？当时一片混乱，我想可能是她急了，说话才那么夸张。也怪你妈，老说她们是访友，访友还能向着政府？现在想想，一切都是串通好的，马云早被殷镇长他们收买了。
　　马云像是人间蒸发了，再也找不到她的踪迹。我去了马云的老家，马云的院子像老古董，两间起脊的瓦屋，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屋顶上的瓦变成了红褐色，有一片还塌了，用透明塑料布蒙着。墙上的砖被风雨腐蚀得斑斑驳驳，脚一踢就下来一堆灰。没有院子，猪圈只剩下一个形在那儿，里面堆着杂七杂八的农具。我找东边的邻居打听，人家说她上访上发财了，全家都搬到城里去了。城里哪个地方？那人说不知道。西边的邻居截然相反，说，马云整天就想着上访，这不，家破人亡了。
　　现在剩下的唯一线索就是范姨。我想过范姨替我妈指证殷镇长，但她那山里人的唱段谁能听得懂？即使听得懂，这种迷信，谁信？清醒的时候她又记不得自己去过群工部……
　　晚上十点多，姚叔又来了。他一来准没好事。
　　我爸从卧室里出来，问他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姚叔被问住。
　　我爸说，你不是带他范姨去石家庄了吗？
　　哦，姚叔说，我来就是说这事的。还是大地方的人厉害，那人说他范姨得的这是邪病，邪病就得邪法治……
　　什么邪法？我爸有点急不可耐。
　　把鬼收走，姚叔说，鬼缠身嘛，把缠身的鬼收走就没事了。
　　我爸问，怎么收？
　　敞坟。姚叔说。
　　敞坟？我爸不解，怎么敞坟？
　　姚叔转眼看看我，怯怯地解释，谁缠着她了敞谁的坟。
　　休想！我叫了一声。
　　姚叔站起来，我也是没办法。跑了那么多医院都治不了，我怎么办？
　　你这是违法！迷信。我很生气，没敢看他，毕竟他是长辈，我还从没有这样跟一个长辈讲过话。
　　我爸问，你是说敞他妈的坟？
　　姚叔没吱声，我不看也知道他肯定点头了。
　　这不中吧，我爸拒绝得很不坚定，敞坟得多大的仇啊。
　　姚叔分辩，也不是敞坟，医生说，要在她墓头上钉下一根钢钉……
　　不还是得挖坟？我爸说，不挖坟怎么钉？
　　还医生呢，狗屁！我忍不住，说，不就是阴阳仙吗？要是阴阳仙也能看病，還要医院干什么？
　　姚叔嗫嚅着，我们也得治病啊。
　　姚叔，这是原则！我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怕我爸被他打动。我发现一涉及范姨我爸就没有了原则。您应该清楚，挖人家的坟是什么概念。那是犯法，侮辱尸体罪。
　　送姚叔走的时候，我听我爸在门外惴惴地问，你没去精神科看看？我看网上说，这种情况可能与精神有关……
　　你说精神病啊？不可能！你说，她怎么能会山里人的话？学也得几个月啊。典型的邪病，鬼上身了……
　　我正准备睡觉，我爸进了我的房间。你范姨……
　　爸，你不会想答应姚叔这个无理要求吧？
　　我是说，你范姨老这个样也不行啊。我爸叹了口气，活着的人也得活啊。
　　谁不让她治了？她怎么不去精神科看看？前几天我就在家里的电脑浏览器上发现了我爸上网的痕迹，他在百度上留下过鬼缠身、鬼上身的搜索历史。
　　五
　　老家王畈有人来上访，说自己丧失了劳动能力早该享受低保，但支书始终不答应，村里享受低保的多是支书的亲戚朋友。我问他来群工部是想告支书还是要低保？他说当然是要低保，告支书是没办法了。我压低声音说，啥事得一个一个来，你既要低保又告办低保的人，到最后肯定一事无成。你要相信我，就先不要告支书，我把你的材料转给镇领导。他知道我这话是向着他，很感激。送他走的时候，他报答似的问，你们的宝贝找回来没？我莫名其妙，什么宝贝？他不好意思地笑起来，都说你妈坟里有宝贝……我说，没有的事。那人不信，没有人家挖你妈的坟干吗？
　　我觉得不对劲，电话当即打给了姚叔。姚叔，你动了我妈的坟？
　　没有啊。他说。
　　姚叔，你是长辈，咱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真挖了我妈的坟，我可跟你不客气。
　　哪能呢，姚叔说，放心吧。 　　我放不下心，我觉得姚叔的语气可疑，不像先前那样理直气壮。我的怀疑后来证明是对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范姨来群工部唱过。我又给我爸打电话，听说我妈的坟被人家动过了，咱们是不是回去看看？我爸说，我也听说了，但可能是谣传，又没有随葬品，动它干吗？我很不满意，我爸是明知故问，他和姚叔的对话不会这么快就忘了。
　　周六，我和我爸回了趟老家。我们把来福送回了王畈，它太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狂吠不止，一栋楼的邻居都提意见。当然，我们回来并不单纯是送来福。我们找到我的一个堂哥，就是他最早发现我妈的坟被人家动过的。他说他那天放羊，发现我妈的坟边有新土。仔细看，花圈上也有新土。没有通知我们，是不太确信，堂哥知道我妈坟里啥也没有，谁会动它呢？没几天又下了一场雨，新土的痕迹就全部抹去了。
　　我怀疑姚叔，建议报案。我爸不同意，怎么查？把你妈的坟挖开？又不是说咱墓里有宝贝被盗了。再说了，要是没人动过呢？我觉得委屈，就这样算了？人家挖咱的坟咱也忍了？我爸说，别人挖，是对咱们的挑衅、侮辱，咱自己再挖一次算什么？要是真挖了，能治好你范姨的病，也……我爸看看我，没再朝下说。我知道他的意思，活着的人还得活着，范姨不也是受害者？
　　我算了算，范姨差不多有两个月没来群工部唱了。我有些失落，听不到我妈的声音了。说实话，我心里有点想她——我安慰自己，她唱得那么像我妈，我其实是想我妈了。那邪法真治好了她？我想范姨跟我爸想范姨不是一个想法，我爸立场有问题，我妈才走多长啊，我爸不能就这么移情别恋了。
　　有一天早饭时，我爸试探着问我，咱是不是该去看看你范姨？
　　我故意想了想才说好，其实我老早就想去了。我在心里说，我不是想去看范姨，我是想听我妈的声音了。
　　出门上班之前我问，什么时候去？
　　今晚你没事吧？我看不出我爸的表情，他正背对着我收拾饭桌。
　　我说没事，那就晚上。
　　姚叔家的大门虚掩着，一楼的客厅里坐着两拨人。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臉。天太热，这一路下来，出了一身臭汗。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过来上茶，同时告诉我爸，这里一次最多接待三拨人，你们是第四拨，改天再来吧。我爸不解，笑着跟我说，你姚叔和范姨成名人了？每天接客都有限制了？那妇女听出来我们是串门的，赶紧说，不是，我以为你们是来问事的呢。那就等会儿吧，等会儿完事了他们就下来了。
　　姚叔下来看到我们，先是一愣，然后把我们引到旁边的卧室里。改天好吧，明天，明天我……我爸赶紧说，我们是来看他范姨的。我趁机问，听说我范姨好了？姚叔哦了一声，看看我爸又看看我，才说，好是好了，偶尔还是唱。这是什么话，好了偶尔还唱？我爸本来因为我妈的坟被挖治好了范姨的病有点居功自傲，一听这话，挺直的腰杆立即委顿下来。姚叔看出来我们并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又说，都知道她通灵了，都来找她问事呢。我好奇，通灵？姚叔说，你范姨能跟那边的人联系上。我点点头，我相信，我妈不就是一个明证？姚叔冲着外面说，他们都是来问那边的事的。也有问将来的。人太多，这不，我给立了个规矩，一天只能接待三拨。我明白了，姚叔这是在靠范姨赚钱呢。他后来跟我解释过他的这个规矩，说咱的法力也不是无边，碰上那边暴雨或大雾封路，也有过不去的时候。还别说，姚叔这一限制，生意反而更好了。
　　姚叔当时还领我们上二楼参观了一下现场。二楼有两间房，里面的一间做了卧室，外面这间本来是小书房，现在改成了范姨的工作室。窗户被窗帘罩得严严实实，白蜡烛发出微弱的光芒。范姨正在唱，头发绾在后面，梳了一个大大的髻。身上穿着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戏袍，样式土旧，颜色朴素。唯一不搭的是她脚上的运动鞋，不时从长袍下露出来一个头。范姨的一招一式也是戏里的，轻挪慢移，眼神飘浮。她身后的墙边立着一尊神像，我看不出来是菩萨还是如来佛，被香烟缭绕着。案台上是祭品，苹果和香蕉之间有几张百元的红钞，还有一只碗，盛了小半的水。
　　我觉得背上有点凉，可能是汗水沾住了衣服。我们眼睛矜持地打量着屋子里的陈设，不敢作声。没多久，范姨就停了唱，收身坐到一边，脸上木木的，像是还在那边癔怔着，还没来得及回到人间来。来问事的母女二人围上去，问这问那，姚叔拦住，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你们回去自己参吧。天机不可泄露。
　　看这阵势，我们也没敢上前跟范姨搭话。未几，楼下等着的那一拨人就上来了。
　　回去的路上我爸说，你范姨成了巫婆。
　　六
　　我先搞定的是朱部长。
　　局里开会之前，我装着很随意地说我们县城出了一个神人，能说出你的过去，也能算到你的将来。朱部长撇了下嘴。我故意不看她，说，起初我也不信，去了之后才相信，真神！她知道我妈不在了，知道我上边还有一个哥哥……朱部长打断我，你还有个哥？我说，没满月就死了，你说奇怪不奇怪，我都不知道的事她怎么知道？朱部长问，她能算出你的未来不？知道过去有什么用，反正都过去了。我说，当然，算过去就是要证明人家能算准你的未来。她说我还没有女朋友，应该二十七岁结婚，命里有三个孩子……朱部长笑，那是啊，听说马上就要放开二胎了，这多出来的一个呢，她会说被计划掉了。朱部长这话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我镇定地说，未来谁也不知道，但过去她能说准，难道不神？朱部长毕竟是个女人，有点上心。有这么神的人？谁啊？我说，你也认识。朱部长想不出来自己认识的人中谁有这种特异功能，急切地问，到底谁啊？我笑，还记得那个疯女人不？前一段老来唱的那位。人家真能通灵呢，能跟那边联系上……
　　朱部长竟然忘了我们曾经是邻居，会后悄悄地拉住我，让我帮她联系联系。我推说，人家一天只接三拨客，又不是天天接。赶上那边暴雨台风啊什么的，还去不了……朱部长更心切，说她妈都走两年了，她想问问她妈在那边怎么样。我心里想笑，问你妈，还不是问你自己的前程？确定下时间之前，我又跟她摆了一大堆的难，排队的人太多，那边情况老有变化，为了插上队我跑了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