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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的道路》 出版至今72年了，2012年该书收入 《三联经典文库》 再次出版，这部近9万字的传记，鼓舞着一代代青年沿着“闻一多的道路”昂首向前。2019年恰逢该书作者王康先生诞辰百年、传主闻一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特作此文以志纪念。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昆明遇刺，王康怀着巨大的悲痛、满腔的愤怒和无尽的哀思奋笔疾书，于1947年清明前夕，即闻一多先生殉难9个月之时，撰写出一部较为全面地介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的传记 《闻一多的道路》。是年7月，即闻一多先生殉难周年前夕，该书署笔名“史靖”，由生活书店出版。是时，作者不足28岁，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研究生。“史靖”则是1944—1946年王康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担任昆明 《时代评论》 周刊发行人时使用的笔名。
《闻一多的道路》 出自一位未到而立之年的社会学者、一位曾经和闻一多先生一同参加民主运动的子侄之手，如果说闻一多是当年昆明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作者就是集合在这面旗幟下的同一营垒中的战士。
作者用诗般语言，勾画出一多先生由一个崇尚科学、民主和自由的五四青年成长为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所走的道路，字里行间流淌着对一多先生满满的崇敬和爱戴，这是在昆明六年多的时间里，作者在和一多先生密切接触中生发出来的革命时代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一多先生在给其胞兄闻家騄 （王康的姑父） 的信中说：“康生弟兄与弟过从甚密，思想亦极相投。康生文笔与口才尤能出众，二人均已成青年领袖，觉民兄得此双璧，真羡煞人也。”
信中提及的“康生弟兄”，即为王康及其胞弟王泽。王康伯仲往来于先生左右，且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多位教授和联大学生一道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故一多先生说“思想亦极相投”。联大学习期间，王康是社会学系第三任学生会主席，经常主持系内及校内多项活动;云大任教期间，一多及潘光旦、费孝通、吴晗诸先生对王康更是信任，很多重要工作直接交给王康去做。康弟王泽时为西南联大法律系学生，被推选为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协助其兄开展多方面工作，故一多先生称“二人均已成为青年领袖”。
《闻一多的道路》 选取传主一生中几个重要时期、几个关键事件，将一多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一多先生自由与民主之思想、独立精神与人格，生动地展现在大众面前。作者的爱和憎、敬和痛，从笔端喷泄而出。
这本书一面世即反响强烈，被公认为第一本闻一多传记。“到目前为止，在闻烈士殉难后的一年，这是一本可信而又可贵的，叙述闻烈士一生的传记。”“这本书正如书名所提示，刻画出民主战士光辉万丈的一生。”“《闻一多的道路》 的作成，显示了为闻先生所爱护的年青的一代对这位诗人型的民主战士的一生的注意、景仰和要求了解、学习。”
此书篇幅不长，却感动了无数的人。“闻烈士一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作者从他的童年、青年、中年，到他的晚年 （可并不是他的老年，他死的时候并不老），每一个时期都抓住他的生活思想的特征，一个时期跨过另一个时期。由新月诗人，而埋头古书的研究学者，而作狮子吼的民主斗士，有根据，有情理，翔实地传达了也分析了这个无时不在战斗的伟大灵魂。从他对整个事业的贡献（仅包括对于学问的研讨和对于民主的争求） 到对家庭、学生以及一般人的态度，处处都足以使后学者引起警惕，增加勇气。固然作者生花的笔难使死者回生，但死者生前的行动，不死的精神，已使读它的人受感动。”
闻一多的道路，特别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共鸣。
闻一多先生的道路，其实就是我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道路。在我们的时代里，即使关在象牙之塔里也未必能“独善其身”;除了挺身出来和反民主的恶魔决斗，那么，难道还有别的路？
别的路当然有的。例如做官，或者去做官家的帮闲;许多名流学者以此为谋生之术，正在得意忘形的也实在不乏其人。然而，这是不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愿走的路呢？闻一多先生就以自己为榜样，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
这本书的扉页有这样的几句话：“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的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倦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战慄地倒下去！”这是闻一多先生的话。在这里，我们大家也看到自己的道路。
《闻一多的道路》 材料真实可信，缘自作者与传主，以及传主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的熟识和了解，如吴晗在该书 《序》 中所说：“一多先生住在昆明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几年，经常来往的客人中，作者是其中之一。昆明每次有一多先生出席的演讲会、座谈会、讨论会，作者无不在场。”
1940年王康进入西南联大，直接接触到陈达、潘光旦、吴泽霖、李景汉、陈序经、陶云逵、李树青等著名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教授，以及张奚若、闻一多、朱自清、曾昭抡、吴晗、费青等国文、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著名教授。这些教授，有的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绝大多数曾经留洋欧美。他们对国家爱之深痛之切，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西南联大这座“民主堡垒”的中坚，对王康等青年学生的影响十分巨大。
1941年“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有些沉寂，校学生自治会由三青团成员把控，全校性的民主活动开展不了。王康时任社会学系学生会主席，他们仍坚持每两周出一期 《社会》 壁报，得到系内教授和学生的支持，李景汉、李树青教授还为壁报题词。联大新校舍“民主墙”上的 《社会》 壁报在联大校内颇引人注目，在民主运动中产生较大影响。
王康他们还以“学术讲座”为名开展各种活动，其中有社会问题的专题报告会，有婚姻与恋爱、战争与和平等能吸引多数同学兴趣的辩论会，有纪念“五四”的时事讨论会，在李公朴先生被迫留寓昆明时，社会学会特地请他来校以战时教育为名，介绍陕甘宁边区及敌后的情况。这些活动一直坚持到1944年民主运动高潮到来之后。 1944年5月，联大的学生们和教授们密切合作，公开举办时事演讲会、座谈会、诗歌朗诵会、文艺晚会等活动，大规模地纪念“五四”运动，把昆明学生运动引向了新的阶段，成为昆明学生运动、民主运动的新起点。这些活动，一多先生都参加了，并做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一多先生的生活从此增添了民主战士的光辉。
王康他们的活动，总能得到一多先生的支持。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昆明访问前夕，王康联合西南联大七个进步的壁报临时组成一个“壁报协会”，决定联合起来出一期英文壁报。华莱士到联大参观的消息王康他们头一天才得到，时间紧迫，他们只得向一多先生求助，一多先生硬是挤出时间帮他们组织并审阅英文稿件。王康他们几位同学经过连续二十多个小时的紧张突击，终于编制出一张高二丈宽四丈的英文壁报。王子光等同学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将英文壁报钉在联大新校舍的“民主墙”上。壁报刚张贴好，华莱士一行就抵达联大了。尽管陪同的政府官员设法带着华莱士绕过“民主墙”，然而壁报实在太显眼了，华莱士的随行记者还是将壁报拍摄下来，在美國报纸上刊登出来了。
1944年7月7日，由西南联大“壁报协会”出面，联合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三校的学生自治会，共同邀请十多位教授，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纪念抗战七周年时事报告晚会”。这是自皖南事变以来，昆明四所大学学生联合举办的第一次政治性的大规模集会，潘光旦先生说到大会的情形：“出席的多至三千余人，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景况的热闹，真是得未曾有。就昆明一地说，竟不妨说是空前的。”
这样大规模的时事报告会，自然会受到官方施加的压力。报告会上，有教授提出文人不应该论政的主张，有教授则只讲数学上的变与不变的纯数学问题。一多先生立即奋起驳斥该教授的发言误导青年逃避现实斗争，是反动派的欺人之谈。一多先生给青年撑腰、弘扬正气的响亮发言，博得会场听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报告会结束，同学们送先生回家。路上，一多先生对大家说：“我原本不准备讲话的，主席王康几次递条子叫我发言，我都回绝了。但听到那位校长替官方讲话，我就坐不住了，不能让那些谬论长了歪风邪气，影响大家的情绪，更危及大会的主旨。”“我是‘扶正驱邪’，弘扬正气，驱散邪说，做你们的后盾。支持大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支持大家争取民主。我不这样做，让谁来做！”这就是昆明的青年为什么会那么信任一多先生、那么敬爱一多先生了。
1944年9月，一多先生秘密加入民主同盟之时，王康已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进入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做助教，成为“魁阁中心”一员。
鉴于王康大学时代即为学生干部，亲身参加昆明的学生运动，与青年教师及学生接触密切，费孝通教授安排王康做青年学生思想状况调查以及学生运动方面的研究。王康用了五六个月的时间，与一百多名大学生深入交谈，完成了 《昆明大学生的思想与精神生活》 的社会调查报告。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费先生说这个报告不能发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王康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期间，这些调查成为他的闻一多研究和中国学生运动研究的素材。
这期间，王康在 《自由论坛》 《云南日报》 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当 《自由论坛》 月刊增加周刊后，王康即负责编辑周刊，月刊仍由杜迈之负责编辑。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多先生和吴晗商量办一个稳定的刊物，为教授们提供一个发表意见的园地。10月2日晚，由闻一多主持，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办公室召开 《自由评论》 周刊编委会会议，出席者有费孝通、张奚若、吴晗、楚图南、闻家驷、尚钺、费青、向达、吴富恒、张子毅、袁方、胡庆钧、王康等人，会议讨论决定费孝通任 《自由评论》 周刊主编，具体的编辑、发行等工作交由王康负责，王康遂以“史靖”为笔名出任 《自由评论》 周刊发行人。
一多先生力主将这么一份重要刊物交给王康来办，完全出于对其的充分信任。王康办过壁报，编过刊物，不仅文笔快、口才好，而且组织能力也强，更重要的是王康与一多先生等民盟教授们思想相通、行动一致。
一多先生特别嘱咐王康，这份刊物与那些学生办的刊物不同，要稳重一些，不然会把一些老好先生吓跑。这些教授都是难得的人才，要尊重爱护他们，尽量争取团结这几个大学的老好先生，只要他们写的不是捧蒋反共的文章，能讲公道话，就尽量刊登。并将他和吴晗先生筹集到的50万元办刊经费交给王康。王康确实不负众望，精打细算，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
《时代评论》 周刊于1945年11月1日创刊，逢周四出刊，王康负责总体编辑出版发行，取稿、送件、卖报等事则由其弟王泽承担。
《时代评论》 周刊所载文章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主旨，呼吁民主、自由、和平，反对独裁和内战，抨击时弊与批评当局的错误政策，推动昆明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
昆明12·1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规定各报刊不能进行报道。《时代评论》 周刊冲破新闻封锁，将12月6日刊出的第6期辟为纪念四烈士专号，四个版面全部用来报道“12·1”运动的消息和评论文章，向社会各界公开事实真相，揭露反动派的杀戮行径。该期头版用大号黑体字刊登了费青先生撰作的挽联：
此处是民主堡垒，贫贱未移，威武不屈，更仗尔碧血英魂常共守卫
空负了锦绣山河，豺狼当道，鸱鹗飞天，当此际阴风惨日无限悲怆
《时代评论》 原本每期只印两千份，第六期一出来，西南联大罢课委员会的汪子嵩特地送来纸张及经费，加印八千份。王子光带领同学们组成卖报队上街卖报，昆明市民争相购买传阅，一万份报纸很快卖完。一多先生高兴地夸赞王康弟兄，说这期报纸办得好，卖得快，影响很大。
接下来的各种活动，闻一多和王康这对师生、叔侄始终站在一起。1945年12月6日昆明教育界298人联名发表 《为十二月一日党政军当局屠杀教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学教师罢教宣言》、1946年1月20日190余人联名发表 《昆明教育界致政治协商会议代电》 等，一多先生和王康都在上面签了字。 一多先生对王康总是委以重任。1946年2月17日下午，昆明政治协商会议促进会、文协昆明分会、昆明学生联合会、民主周刊社等十团体在联大新校舍联合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2·10惨案、坚持严惩12·1惨案祸首大会”，闻一多担任大会主席。会上宣读的 《宣言》 便是当日上午一多先生嘱王康在民主周刊社内赶写的，先生亲自修改定稿。
王康主持的活动，一多先生也尽力帮助协调。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为欢送母校师生，筹备召开一个话别会。当局对各种活动严加控制，话别会找不到合适的场所，还是一多先生亲自出面找龙云长媳胡淑贞借到龙云公馆做会场。4月14日下午，话别会在大东门外临江里172号的龙云公馆召开，到会的有60余位教授和200余学生。话别会由王康主持，一多先生做了《向青年学习》的讲话，疾呼要学习青年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先生对青年的爱护、鼓励，温暖着每一个青年人的心，青年人由此对先生也更加敬重、仰慕。
1946年5月4日上午，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前举行结业典礼，西南联大正式宣告结束，三校师生开始分批北返，王康和未婚妻禄厚昆决定在离开昆明前订婚。禄厚昆是云南人，其父禄国藩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曾为护国起义将领，龙云时期曾任云南省宪兵司令兼昆明警备司令等职。
6月24日在清华大学办事处，闻一多、潘光旦两先生共同主持了这对被时人称作“楚才滇美”的恋人的订婚仪式。出席订婚仪式的有不少云南地方上层人士，同时因着李公朴、张奚若、费孝通、吴晗等众多先生的出席在昆明轰动一时。订婚仪式上，一多先生高兴地应允为两位新人刻一对象牙图章，先生已经写好印模纸样稿准备动手，谁能想到二十天后，一多先生竟遭特务枪杀。
闻一多被刺两小时后，驻昆明的美国领事馆负责文教的副领事开着吉普车来到云大，告诉王康他们，已听说国民党要杀害民运人士，出于人道主义，暂把你们这些人接到领事馆避一避。费孝通先生一家三口、王康和另一位助教先到了美国领事馆。接着，王康准备带着副领事去接张奚若教授等人。领事馆大门一开，只见门外站满了国民党军警。王康是不能出去了，只好由副领事一人开车去接张奚若、尚钺等人。当晚一共接了13人到领事馆避难。
王康在领事馆呆了三天，其间开始酝酿写文章纪念一多先生。第四天，未婚妻禄厚昆来到领事馆的对外开放阅览室，在阅览室管理员帮助下找到王康，告诉他外面现在平静了。于是王康换上禄厚昆带来的长衫，同禄厚昆一同离开美国领事馆，回到云南大学。一到云大，学生们都来看望并慰问王康。
几天后，王康携禄厚昆复员北返，途中在武昌和黄冈家中呆了一个多月。接到清华联络处的通知后，他俩经汉口、上海、天津，辗转到达北平清华园。王康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师从潘光旦、费孝通二师。
从一多先生遇难到北返清华的一路上，王康悲痛不止、愤怒难平、思绪万千，这一切，都汇聚到他酝酿的 《闻一多的道路》 一书中。
王康无法忘记一多先生。一二一血案、李闻的死，让他看清了国民党独裁镇压的丑恶一面，他要揭露这种现象。同时，他从亲身经历的以民盟成员为中坚的昆明民主运动中看到了社会进步的曙光。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要為他认定的正义事业和为正义事业献身的英雄呼喊，诚如王康在书前所说，“这些文字，实在不足以表现一个崇高圣洁的灵魂，除了表示一个青年对于一多先生的纪念和敬意之外，但愿能把这种纪念和敬意展延到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的心里，展延到民族永恒的纪念里。”
正因为如此，1946年11月，正在写作中的王康看到同为他所尊敬的老师沈从文发表的 《从现实学习》 一文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懑，写出了两万字的长文 《沈从文批判——这叫从现实学习吗？》，对沈从文“特别不赞成文学与政治发生关联”的观点进行批判。
王康驳斥沈文中对昆明民主运动、对“人之师”、对青年的批评是“污蔑了昆明八九年培植起来的圣洁”。尤其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沈文对于民主运动中死难者的漠视，王康反驳沈文，“稍有正义感的人如果目击过一二一烈士的殉义和闻李两先生的被害未尝有不悲愤沉痛而对现时政治最低限度也要加以谴责的”，而沈从文笔下的闻一多只是“为愚人的一击而毁去的朋友”。王康不无悲愤地回击：“这位第一流的作家真会写呵，好一个‘愚人的一击’！谋杀闻先生的仅仅是‘愚人’一击可以遮掩的吗？沈先生，你为了讨好，真是煞费苦心了，你可知一个杰出的人才可就在你轻描淡写之下被‘毁去’了吗？不错，你总算能了解闻先生在八年中变更重造自己和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的事实，可是你为什么既不自求改进反而对于闻先生所领导的民主运动极尽其污蔑之能事呢？”一多先生的死，直接来自国民党对民主人士的暗杀和对民主运动的镇压，王康虽不能像闻一多那样拍案而起，但他可以手中的笔讴歌民主斗士闻一多，讴歌昆明的民主运动。
这种情境下完成的 《闻一多的道路》，恰似一篇檄文，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
一年之间，昆明青年得到了许多的经验，也得到了珍贵的鼓励。在“五四”又快来的时候，他们综合了一年中的教育，准备一个盛大纪念周。
纪念会仍在云南大学操场上举行，正当开始的时候，天不作美，洒下了一阵毛雨，群众移动着，找荫蔽的地方，会场有点乱了。闻先生讲了个古老的故事，然后大声说：“这是天洗兵！不怯懦的人上来，走近来，勇敢的人走拢来！”这样，群众稳定了，一会儿，雨过天晴，太阳也出来了。
会后的游行，有一万多人参加，队伍更强大了。
闻先生和青年们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他说：“青年太可爱了，太热情了。”青年们也说：“闻先生太可爱了，太热情了。”然而，他们并不是只有热情，在“五四”纪念周的七天里，他们给整个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了一大步。
“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非民主不能救中国，非民主不能救人民！”—— 这是闻先生的大声疾呼，可是，他这时所呼唤的民主，是一种新的民主，已经超越了“五四”当年所呼唤的那种民主。 就是这样简洁的描述，将1945年5月4日下午昆明四所大学学生举行的“五四纪念大会”的情景呈现给读者，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群情激奋的宏大场面，感受到一多先生与青年的亲密无间，感受到一多先生民主斗士的一腔热血。
无怪乎有人评论 《闻一多的道路》：“作为一本传记文学，它的风格是新鲜的，笔触是动人的，情感是真实的。有些地方，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读了这本书，虽然不能说就可以了解一多先生的全部，但至少从此可以知道一多先生思想生活发展的轮廓了。”
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王康来不及深入细致地收集闻一多先生方方面面的资料，然而“纪念这样一位青年人的导师，应当对他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作者只能是对一多先生的一生“仓促地涂绘了一个约略的轮廓”，并“希望从这些极简略的叙述中能看出一丝他的生命和思想发展的轨迹。”
作者坦诚自己“对于文学与艺术太欠缺修养”，只是以 《死水》 和 《怀旧与研古》 两章介绍一多先生诗歌创作和在国故研究方面的成就，以及先生的治学精神，“但愿这是抛砖引玉，从而引致一尊庄严的但是生动的造像。”
奋笔疾书时，作者完全沉浸在对先生的热爱与崇敬之中，全书在作者的激情中一气呵成。王康在 《关于 〈闻一多的道路〉》 一文中说：“诚如书名所提示的，作者唯一的私衷，乃在说明闻一多先生的四十八年生命所经过的历程，在这个动荡变乱充满了血腥烽火和人民的痛苦呻吟的时代里，一个知识分子如何成长，如何面对现实，最后如何结束了他的生命，选择了他最终所要追求的目标。这样，闻一多先生就用他的生活与鲜血写成了一首壮丽的史诗，为知识分子指引了一个应该迈向的目标，并且用他的一生为知识分子开拓了一條迈向目标的道路。”
《闻一多的道路》问世以来，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学术界对 《闻一多的道路》 给予了高度的认同，专事闻一多研究的学者商金林教授说：
《闻一多的道路》 作为第一本闻一多传记，本身就富有开创性的意义。吴晗在为这部传记写的序言中，充分肯定了史靖的关于闻一多走上“斗士”的道路“纯是出于思想上的自觉”，以及闻一多思想的转变“是由于他认识了问题，接近并且生活在人民中”的论述。
对于 《闻一多的道路》 的不足，当年就有学者提出“我们很希望继 《闻一多的道路》 以后能有一部更完备周详而又谨严的闻先生的传记问世，用以弥补 《闻一多的道路》 所有的遗憾，让这位诗人兼学者兼斗士的一生光辉得以永恒。不知闻先生的友人而又最了解闻先生的朱自清吴晗先生有暇执笔不？”
不曾想，评论家所期盼的更完备周详的闻一多先生的传记的写作使命，历史地留给了 《闻一多的道路》 的作者王康。继之，王康陆续出版了《闻一多》 《闻一多颂》 《闻一多传》 等闻一多传记。
从1946年起笔 《闻一多的道路》 到1979年《闻一多传》 收官，王康倾情半个多甲子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一大夙愿—— 为先烈立传、为时代留言。1979年后，王康回归社会学界，为中国社会学重建呕心沥血，终于在有生之年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复苏和兴旺之路，以偿他人生的第二大夙愿。
（选自《郭沫若学刊》2019年第2期）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昆明遇刺，王康怀着巨大的悲痛、满腔的愤怒和无尽的哀思奋笔疾书，于1947年清明前夕，即闻一多先生殉难9个月之时，撰写出一部较为全面地介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的传记 《闻一多的道路》。是年7月，即闻一多先生殉难周年前夕，该书署笔名“史靖”，由生活书店出版。是时，作者不足28岁，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研究生。“史靖”则是1944—1946年王康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担任昆明 《时代评论》 周刊发行人时使用的笔名。
《闻一多的道路》 出自一位未到而立之年的社会学者、一位曾经和闻一多先生一同参加民主运动的子侄之手，如果说闻一多是当年昆明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作者就是集合在这面旗幟下的同一营垒中的战士。
作者用诗般语言，勾画出一多先生由一个崇尚科学、民主和自由的五四青年成长为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所走的道路，字里行间流淌着对一多先生满满的崇敬和爱戴，这是在昆明六年多的时间里，作者在和一多先生密切接触中生发出来的革命时代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一多先生在给其胞兄闻家騄 （王康的姑父） 的信中说：“康生弟兄与弟过从甚密，思想亦极相投。康生文笔与口才尤能出众，二人均已成青年领袖，觉民兄得此双璧，真羡煞人也。”
信中提及的“康生弟兄”，即为王康及其胞弟王泽。王康伯仲往来于先生左右，且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多位教授和联大学生一道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故一多先生说“思想亦极相投”。联大学习期间，王康是社会学系第三任学生会主席，经常主持系内及校内多项活动;云大任教期间，一多及潘光旦、费孝通、吴晗诸先生对王康更是信任，很多重要工作直接交给王康去做。康弟王泽时为西南联大法律系学生，被推选为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协助其兄开展多方面工作，故一多先生称“二人均已成为青年领袖”。
《闻一多的道路》 选取传主一生中几个重要时期、几个关键事件，将一多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一多先生自由与民主之思想、独立精神与人格，生动地展现在大众面前。作者的爱和憎、敬和痛，从笔端喷泄而出。
这本书一面世即反响强烈，被公认为第一本闻一多传记。“到目前为止，在闻烈士殉难后的一年，这是一本可信而又可贵的，叙述闻烈士一生的传记。”“这本书正如书名所提示，刻画出民主战士光辉万丈的一生。”“《闻一多的道路》 的作成，显示了为闻先生所爱护的年青的一代对这位诗人型的民主战士的一生的注意、景仰和要求了解、学习。”
此书篇幅不长，却感动了无数的人。“闻烈士一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作者从他的童年、青年、中年，到他的晚年 （可并不是他的老年，他死的时候并不老），每一个时期都抓住他的生活思想的特征，一个时期跨过另一个时期。由新月诗人，而埋头古书的研究学者，而作狮子吼的民主斗士，有根据，有情理，翔实地传达了也分析了这个无时不在战斗的伟大灵魂。从他对整个事业的贡献（仅包括对于学问的研讨和对于民主的争求） 到对家庭、学生以及一般人的态度，处处都足以使后学者引起警惕，增加勇气。固然作者生花的笔难使死者回生，但死者生前的行动，不死的精神，已使读它的人受感动。”
闻一多的道路，特别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共鸣。
闻一多先生的道路，其实就是我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道路。在我们的时代里，即使关在象牙之塔里也未必能“独善其身”;除了挺身出来和反民主的恶魔决斗，那么，难道还有别的路？
别的路当然有的。例如做官，或者去做官家的帮闲;许多名流学者以此为谋生之术，正在得意忘形的也实在不乏其人。然而，这是不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愿走的路呢？闻一多先生就以自己为榜样，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
这本书的扉页有这样的几句话：“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的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倦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战慄地倒下去！”这是闻一多先生的话。在这里，我们大家也看到自己的道路。
《闻一多的道路》 材料真实可信，缘自作者与传主，以及传主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的熟识和了解，如吴晗在该书 《序》 中所说：“一多先生住在昆明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几年，经常来往的客人中，作者是其中之一。昆明每次有一多先生出席的演讲会、座谈会、讨论会，作者无不在场。”
1940年王康进入西南联大，直接接触到陈达、潘光旦、吴泽霖、李景汉、陈序经、陶云逵、李树青等著名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教授，以及张奚若、闻一多、朱自清、曾昭抡、吴晗、费青等国文、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著名教授。这些教授，有的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绝大多数曾经留洋欧美。他们对国家爱之深痛之切，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西南联大这座“民主堡垒”的中坚，对王康等青年学生的影响十分巨大。
1941年“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有些沉寂，校学生自治会由三青团成员把控，全校性的民主活动开展不了。王康时任社会学系学生会主席，他们仍坚持每两周出一期 《社会》 壁报，得到系内教授和学生的支持，李景汉、李树青教授还为壁报题词。联大新校舍“民主墙”上的 《社会》 壁报在联大校内颇引人注目，在民主运动中产生较大影响。
王康他们还以“学术讲座”为名开展各种活动，其中有社会问题的专题报告会，有婚姻与恋爱、战争与和平等能吸引多数同学兴趣的辩论会，有纪念“五四”的时事讨论会，在李公朴先生被迫留寓昆明时，社会学会特地请他来校以战时教育为名，介绍陕甘宁边区及敌后的情况。这些活动一直坚持到1944年民主运动高潮到来之后。 1944年5月，联大的学生们和教授们密切合作，公开举办时事演讲会、座谈会、诗歌朗诵会、文艺晚会等活动，大规模地纪念“五四”运动，把昆明学生运动引向了新的阶段，成为昆明学生运动、民主运动的新起点。这些活动，一多先生都参加了，并做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一多先生的生活从此增添了民主战士的光辉。
王康他们的活动，总能得到一多先生的支持。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昆明访问前夕，王康联合西南联大七个进步的壁报临时组成一个“壁报协会”，决定联合起来出一期英文壁报。华莱士到联大参观的消息王康他们头一天才得到，时间紧迫，他们只得向一多先生求助，一多先生硬是挤出时间帮他们组织并审阅英文稿件。王康他们几位同学经过连续二十多个小时的紧张突击，终于编制出一张高二丈宽四丈的英文壁报。王子光等同学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将英文壁报钉在联大新校舍的“民主墙”上。壁报刚张贴好，华莱士一行就抵达联大了。尽管陪同的政府官员设法带着华莱士绕过“民主墙”，然而壁报实在太显眼了，华莱士的随行记者还是将壁报拍摄下来，在美國报纸上刊登出来了。
1944年7月7日，由西南联大“壁报协会”出面，联合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三校的学生自治会，共同邀请十多位教授，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纪念抗战七周年时事报告晚会”。这是自皖南事变以来，昆明四所大学学生联合举办的第一次政治性的大规模集会，潘光旦先生说到大会的情形：“出席的多至三千余人，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景况的热闹，真是得未曾有。就昆明一地说，竟不妨说是空前的。”
这样大规模的时事报告会，自然会受到官方施加的压力。报告会上，有教授提出文人不应该论政的主张，有教授则只讲数学上的变与不变的纯数学问题。一多先生立即奋起驳斥该教授的发言误导青年逃避现实斗争，是反动派的欺人之谈。一多先生给青年撑腰、弘扬正气的响亮发言，博得会场听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报告会结束，同学们送先生回家。路上，一多先生对大家说：“我原本不准备讲话的，主席王康几次递条子叫我发言，我都回绝了。但听到那位校长替官方讲话，我就坐不住了，不能让那些谬论长了歪风邪气，影响大家的情绪，更危及大会的主旨。”“我是‘扶正驱邪’，弘扬正气，驱散邪说，做你们的后盾。支持大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支持大家争取民主。我不这样做，让谁来做！”这就是昆明的青年为什么会那么信任一多先生、那么敬爱一多先生了。
1944年9月，一多先生秘密加入民主同盟之时，王康已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进入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做助教，成为“魁阁中心”一员。
鉴于王康大学时代即为学生干部，亲身参加昆明的学生运动，与青年教师及学生接触密切，费孝通教授安排王康做青年学生思想状况调查以及学生运动方面的研究。王康用了五六个月的时间，与一百多名大学生深入交谈，完成了 《昆明大学生的思想与精神生活》 的社会调查报告。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费先生说这个报告不能发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王康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期间，这些调查成为他的闻一多研究和中国学生运动研究的素材。
这期间，王康在 《自由论坛》 《云南日报》 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当 《自由论坛》 月刊增加周刊后，王康即负责编辑周刊，月刊仍由杜迈之负责编辑。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多先生和吴晗商量办一个稳定的刊物，为教授们提供一个发表意见的园地。10月2日晚，由闻一多主持，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办公室召开 《自由评论》 周刊编委会会议，出席者有费孝通、张奚若、吴晗、楚图南、闻家驷、尚钺、费青、向达、吴富恒、张子毅、袁方、胡庆钧、王康等人，会议讨论决定费孝通任 《自由评论》 周刊主编，具体的编辑、发行等工作交由王康负责，王康遂以“史靖”为笔名出任 《自由评论》 周刊发行人。
一多先生力主将这么一份重要刊物交给王康来办，完全出于对其的充分信任。王康办过壁报，编过刊物，不仅文笔快、口才好，而且组织能力也强，更重要的是王康与一多先生等民盟教授们思想相通、行动一致。
一多先生特别嘱咐王康，这份刊物与那些学生办的刊物不同，要稳重一些，不然会把一些老好先生吓跑。这些教授都是难得的人才，要尊重爱护他们，尽量争取团结这几个大学的老好先生，只要他们写的不是捧蒋反共的文章，能讲公道话，就尽量刊登。并将他和吴晗先生筹集到的50万元办刊经费交给王康。王康确实不负众望，精打细算，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
《时代评论》 周刊于1945年11月1日创刊，逢周四出刊，王康负责总体编辑出版发行，取稿、送件、卖报等事则由其弟王泽承担。
《时代评论》 周刊所载文章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主旨，呼吁民主、自由、和平，反对独裁和内战，抨击时弊与批评当局的错误政策，推动昆明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
昆明12·1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规定各报刊不能进行报道。《时代评论》 周刊冲破新闻封锁，将12月6日刊出的第6期辟为纪念四烈士专号，四个版面全部用来报道“12·1”运动的消息和评论文章，向社会各界公开事实真相，揭露反动派的杀戮行径。该期头版用大号黑体字刊登了费青先生撰作的挽联：
此处是民主堡垒，贫贱未移，威武不屈，更仗尔碧血英魂常共守卫
空负了锦绣山河，豺狼当道，鸱鹗飞天，当此际阴风惨日无限悲怆
《时代评论》 原本每期只印两千份，第六期一出来，西南联大罢课委员会的汪子嵩特地送来纸张及经费，加印八千份。王子光带领同学们组成卖报队上街卖报，昆明市民争相购买传阅，一万份报纸很快卖完。一多先生高兴地夸赞王康弟兄，说这期报纸办得好，卖得快，影响很大。
接下来的各种活动，闻一多和王康这对师生、叔侄始终站在一起。1945年12月6日昆明教育界298人联名发表 《为十二月一日党政军当局屠杀教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学教师罢教宣言》、1946年1月20日190余人联名发表 《昆明教育界致政治协商会议代电》 等，一多先生和王康都在上面签了字。 一多先生对王康总是委以重任。1946年2月17日下午，昆明政治协商会议促进会、文协昆明分会、昆明学生联合会、民主周刊社等十团体在联大新校舍联合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2·10惨案、坚持严惩12·1惨案祸首大会”，闻一多担任大会主席。会上宣读的 《宣言》 便是当日上午一多先生嘱王康在民主周刊社内赶写的，先生亲自修改定稿。
王康主持的活动，一多先生也尽力帮助协调。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为欢送母校师生，筹备召开一个话别会。当局对各种活动严加控制，话别会找不到合适的场所，还是一多先生亲自出面找龙云长媳胡淑贞借到龙云公馆做会场。4月14日下午，话别会在大东门外临江里172号的龙云公馆召开，到会的有60余位教授和200余学生。话别会由王康主持，一多先生做了《向青年学习》的讲话，疾呼要学习青年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先生对青年的爱护、鼓励，温暖着每一个青年人的心，青年人由此对先生也更加敬重、仰慕。
1946年5月4日上午，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前举行结业典礼，西南联大正式宣告结束，三校师生开始分批北返，王康和未婚妻禄厚昆决定在离开昆明前订婚。禄厚昆是云南人，其父禄国藩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曾为护国起义将领，龙云时期曾任云南省宪兵司令兼昆明警备司令等职。
6月24日在清华大学办事处，闻一多、潘光旦两先生共同主持了这对被时人称作“楚才滇美”的恋人的订婚仪式。出席订婚仪式的有不少云南地方上层人士，同时因着李公朴、张奚若、费孝通、吴晗等众多先生的出席在昆明轰动一时。订婚仪式上，一多先生高兴地应允为两位新人刻一对象牙图章，先生已经写好印模纸样稿准备动手，谁能想到二十天后，一多先生竟遭特务枪杀。
闻一多被刺两小时后，驻昆明的美国领事馆负责文教的副领事开着吉普车来到云大，告诉王康他们，已听说国民党要杀害民运人士，出于人道主义，暂把你们这些人接到领事馆避一避。费孝通先生一家三口、王康和另一位助教先到了美国领事馆。接着，王康准备带着副领事去接张奚若教授等人。领事馆大门一开，只见门外站满了国民党军警。王康是不能出去了，只好由副领事一人开车去接张奚若、尚钺等人。当晚一共接了13人到领事馆避难。
王康在领事馆呆了三天，其间开始酝酿写文章纪念一多先生。第四天，未婚妻禄厚昆来到领事馆的对外开放阅览室，在阅览室管理员帮助下找到王康，告诉他外面现在平静了。于是王康换上禄厚昆带来的长衫，同禄厚昆一同离开美国领事馆，回到云南大学。一到云大，学生们都来看望并慰问王康。
几天后，王康携禄厚昆复员北返，途中在武昌和黄冈家中呆了一个多月。接到清华联络处的通知后，他俩经汉口、上海、天津，辗转到达北平清华园。王康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师从潘光旦、费孝通二师。
从一多先生遇难到北返清华的一路上，王康悲痛不止、愤怒难平、思绪万千，这一切，都汇聚到他酝酿的 《闻一多的道路》 一书中。
王康无法忘记一多先生。一二一血案、李闻的死，让他看清了国民党独裁镇压的丑恶一面，他要揭露这种现象。同时，他从亲身经历的以民盟成员为中坚的昆明民主运动中看到了社会进步的曙光。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要為他认定的正义事业和为正义事业献身的英雄呼喊，诚如王康在书前所说，“这些文字，实在不足以表现一个崇高圣洁的灵魂，除了表示一个青年对于一多先生的纪念和敬意之外，但愿能把这种纪念和敬意展延到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的心里，展延到民族永恒的纪念里。”
正因为如此，1946年11月，正在写作中的王康看到同为他所尊敬的老师沈从文发表的 《从现实学习》 一文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懑，写出了两万字的长文 《沈从文批判——这叫从现实学习吗？》，对沈从文“特别不赞成文学与政治发生关联”的观点进行批判。
王康驳斥沈文中对昆明民主运动、对“人之师”、对青年的批评是“污蔑了昆明八九年培植起来的圣洁”。尤其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沈文对于民主运动中死难者的漠视，王康反驳沈文，“稍有正义感的人如果目击过一二一烈士的殉义和闻李两先生的被害未尝有不悲愤沉痛而对现时政治最低限度也要加以谴责的”，而沈从文笔下的闻一多只是“为愚人的一击而毁去的朋友”。王康不无悲愤地回击：“这位第一流的作家真会写呵，好一个‘愚人的一击’！谋杀闻先生的仅仅是‘愚人’一击可以遮掩的吗？沈先生，你为了讨好，真是煞费苦心了，你可知一个杰出的人才可就在你轻描淡写之下被‘毁去’了吗？不错，你总算能了解闻先生在八年中变更重造自己和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的事实，可是你为什么既不自求改进反而对于闻先生所领导的民主运动极尽其污蔑之能事呢？”一多先生的死，直接来自国民党对民主人士的暗杀和对民主运动的镇压，王康虽不能像闻一多那样拍案而起，但他可以手中的笔讴歌民主斗士闻一多，讴歌昆明的民主运动。
这种情境下完成的 《闻一多的道路》，恰似一篇檄文，读起来令人回肠荡气：
一年之间，昆明青年得到了许多的经验，也得到了珍贵的鼓励。在“五四”又快来的时候，他们综合了一年中的教育，准备一个盛大纪念周。
纪念会仍在云南大学操场上举行，正当开始的时候，天不作美，洒下了一阵毛雨，群众移动着，找荫蔽的地方，会场有点乱了。闻先生讲了个古老的故事，然后大声说：“这是天洗兵！不怯懦的人上来，走近来，勇敢的人走拢来！”这样，群众稳定了，一会儿，雨过天晴，太阳也出来了。
会后的游行，有一万多人参加，队伍更强大了。
闻先生和青年们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他说：“青年太可爱了，太热情了。”青年们也说：“闻先生太可爱了，太热情了。”然而，他们并不是只有热情，在“五四”纪念周的七天里，他们给整个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了一大步。
“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非民主不能救中国，非民主不能救人民！”—— 这是闻先生的大声疾呼，可是，他这时所呼唤的民主，是一种新的民主，已经超越了“五四”当年所呼唤的那种民主。 就是这样简洁的描述，将1945年5月4日下午昆明四所大学学生举行的“五四纪念大会”的情景呈现给读者，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群情激奋的宏大场面，感受到一多先生与青年的亲密无间，感受到一多先生民主斗士的一腔热血。
无怪乎有人评论 《闻一多的道路》：“作为一本传记文学，它的风格是新鲜的，笔触是动人的，情感是真实的。有些地方，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读了这本书，虽然不能说就可以了解一多先生的全部，但至少从此可以知道一多先生思想生活发展的轮廓了。”
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王康来不及深入细致地收集闻一多先生方方面面的资料，然而“纪念这样一位青年人的导师，应当对他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作者只能是对一多先生的一生“仓促地涂绘了一个约略的轮廓”，并“希望从这些极简略的叙述中能看出一丝他的生命和思想发展的轨迹。”
作者坦诚自己“对于文学与艺术太欠缺修养”，只是以 《死水》 和 《怀旧与研古》 两章介绍一多先生诗歌创作和在国故研究方面的成就，以及先生的治学精神，“但愿这是抛砖引玉，从而引致一尊庄严的但是生动的造像。”
奋笔疾书时，作者完全沉浸在对先生的热爱与崇敬之中，全书在作者的激情中一气呵成。王康在 《关于 〈闻一多的道路〉》 一文中说：“诚如书名所提示的，作者唯一的私衷，乃在说明闻一多先生的四十八年生命所经过的历程，在这个动荡变乱充满了血腥烽火和人民的痛苦呻吟的时代里，一个知识分子如何成长，如何面对现实，最后如何结束了他的生命，选择了他最终所要追求的目标。这样，闻一多先生就用他的生活与鲜血写成了一首壮丽的史诗，为知识分子指引了一个应该迈向的目标，并且用他的一生为知识分子开拓了一條迈向目标的道路。”
《闻一多的道路》问世以来，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学术界对 《闻一多的道路》 给予了高度的认同，专事闻一多研究的学者商金林教授说：
《闻一多的道路》 作为第一本闻一多传记，本身就富有开创性的意义。吴晗在为这部传记写的序言中，充分肯定了史靖的关于闻一多走上“斗士”的道路“纯是出于思想上的自觉”，以及闻一多思想的转变“是由于他认识了问题，接近并且生活在人民中”的论述。
对于 《闻一多的道路》 的不足，当年就有学者提出“我们很希望继 《闻一多的道路》 以后能有一部更完备周详而又谨严的闻先生的传记问世，用以弥补 《闻一多的道路》 所有的遗憾，让这位诗人兼学者兼斗士的一生光辉得以永恒。不知闻先生的友人而又最了解闻先生的朱自清吴晗先生有暇执笔不？”
不曾想，评论家所期盼的更完备周详的闻一多先生的传记的写作使命，历史地留给了 《闻一多的道路》 的作者王康。继之，王康陆续出版了《闻一多》 《闻一多颂》 《闻一多传》 等闻一多传记。
从1946年起笔 《闻一多的道路》 到1979年《闻一多传》 收官，王康倾情半个多甲子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一大夙愿—— 为先烈立传、为时代留言。1979年后，王康回归社会学界，为中国社会学重建呕心沥血，终于在有生之年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复苏和兴旺之路，以偿他人生的第二大夙愿。
（选自《郭沫若学刊》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