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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博物馆老馆长高至喜先生为我们讲述皿方罍的发现:1922年,在湖南省桃源縣漆家河因暴雨冲刷而在山间沟边出土的,后被一农民秘藏。但出土“宝物”的消息很快传开,湖北商人石某闻讯,即前往桃源漆家河一带寻访。经过一个多月的明察暗访,一无所获。一日大雨,石某去一农户家避雨,以四块银元给该农户家小孩买了一些糖食,得与其主人接近,并从小孩口中知悉出土的“宝物”即存放在该农家楼上。经石某再三要求,终得见方罍原物。石某狂喜,很快以400块银元成交。正在准备午餐之时,物主的大儿子回家,得知宝物有人出高价购买,遂取方罍盖去附近小学找钟校长询问:“如此破铜,何值巨金?”钟校长看到方罍盖非同一般古物,当即决定出800块银元购买此器,即将方罍盖留下,并嘱其速将器身送来。物主长子十分高兴,被石某闻见。石某知事不妙,遂抱着方罍器身狂奔逃逸。从此皿方罍盖、身异处,各自留下了一段传奇的经历。
钟校长获得方罍盖后,心里总牵挂着方罄的器身,曾呈请桃源驻军团长周磐“缉拿奸商”,希望能得全器。数月后,石某也托人找周磐欲购方罍之盖,出价四五万块银元,并许若事成之后再给3万作为酬劳。但周磐并未应允。后来石某又去常德求助于师长贺耀祖,贺曾派兵到钟校长所在学校搜寻方罍盖,惜无功而返。钟害怕,遂找周磐帮助,并说愿将方基盖捐献给国家,但求资助兴学。周磐立即给钟校长五千块银元,并给期票五千元。方罍盖遂归周磐。当时的段祺瑞政府也已获知方罄出土,曾“严令追缴”,湖南的赵恒惕亦扬言要追缴至省政府保管。周磐采取拖延策略,使段、赵追缴均未成功。至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追缴”方罍之事只得作罢。此后方罍盖一直由周磐保存。后来获得方罍器身的美国煤油大王曾托石某以14万银元欲购方罍之盖,石某再次到桃源活动,反被贺耀祖的军队抓捕入狱年余,并被罚款10万元才获释。此后,美国煤油大王又托人欲以20万块银元购买方罍盖,但周磐索价50万美金,终未成交。1952年周磐被捕,曾写“补充坦白材料”,交代了皿方罍出土和流传的详细过程,并献出方彗盖,以期“立功赎罪”。方罍盖从此回到了人民手中。
1952年4月的一天,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金明亲自将方罍盖送交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并嘱“妥为保存”。1956年省文管会移交给省博物馆保藏至今。我曾注意多方打听皿方罍器身下落,但终未得任何消息,只好在1964年主编《湖南省文物图录》时,先行刊布了方罍盖的材料。再说湖北商人石某得到方罍器身之后,即以高价转售给上海的李文卿和马长生,后流出国外。先为美国煤油大王所得,后又归日本大阪的一位收藏家,并在一本文物图录中发表。以后罍身叉转售给日本东京的著名收藏家ASano, ASano先生曾多方求购皿方罍之盖,并曾在英国购得一春秋时代的方形器盖,但盖的大小、纹饰、颜色均与原罍身不类。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学者告知他中国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方罍盖,其铭文、纹饰、大小可与罍身相配,他遂数次来中国了解罍盖的情况,计量方罍盖的尺寸,对比器盖器身照片,发现除铭文稍有不同外(方罍器身的铭文少“天全”二字),其余均相同。由此可以推定,如果它们不是原配的话,也应是皿氏家族同时所铸之器。
皿方罍是商代晚期重器。盖形似庑殿式屋顶,盖顶的捉手即是缩小了的器盖,使鐾盖显得庄严稳重而又富于变化。四角和四坡中间均饰有粗大的钩形扉棱。地纹是极为规整细密的云雷纹,主体为雄伟的兽面纹,空隙处补饰夔龙纹,在主纹和扉棱上再饰云纹,形成三层花纹,而这正是晚商(殷墟中期)青铜器铸造极盛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盖内壁铸有铭文两行八字。湖南省文管会最初释为“堇子口作父己尊彝”,后来蔡季襄先生释“丰天全作父己尊彝”,笔者释“皿天全作父己尊彝”。此次拍卖的方罍器身作长方口,直颈,鼓肩,斜直腹,高方圈足。肩前后有兽首衔环,肩两侧及腹下一侧共有三只兽首耳。从肩至足共有八道钩形扉棱,正好可与器盖扉棱相对应。所饰兽面纹和夔龙纹与器盖纹饰风格相同。器身内壁铭文只有六字,惟缺少“天全”二字,但在四字下留有空白,不知何故缺铸二字。器身高63.3厘米,加上器盖高21.5厘米,除去子口约3厘米,全器通高当在80厘米以上,这是目前所见商周方罍中最高大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方罍之王”。从皿方罍的造型、纹饰、铭文风格看,完全属于中原殷商青铜文化,很可能是在安阳或其邻近地区铸造的。这样高大厚重的青铜礼器又是怎样传到数千里之外的江南的呢?郭沫若先生曾认为湖南所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可能是张献忠从北京带至南方的;曾任教于中国大学、湖南大学、后又创办渔父中学(今常德市五中)的龙湛岑先生也称,此方罍可能是李白成兵败时从北方携人湖南入土的;还有的学者主张周武王伐纣取得胜利后,殷商的奴隶主南逃时带到南方的。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类中原类型的商代青铜器,是商人经过多种途径带到湖南地区而保存下来的。
至目前为止,湖南境内出土和收集的商代青铜器已达300余件,除了大部分是地方类型的青铜器如线条纹斧、大铙、鳆镈器外,还有相当多的中原类型或受到中原商文化浓重影响的铜器,以及其他一些商代文化遗址和墓葬的发现,证明商人早在商代前期就已经越过长江,到达湖南地区。1990年,在津市北的涔淡农场发现一座商代后期的商人墓葬,出土有典型的殷商文化风格的青铜爵和觚各一件。同年,在株洲县南阳桥乡城塘村距湘江岸边50米处的沙丘中也出土一件商代后期的铜爵,上有“戈”、“父乙”铭文,这也是来自中原的商器,而此时湖南的土著居民尚无文字。
从商代前期开始,中原商文化已不断南传,其中包括青铜冶铸技术和大量的殷商青铜器。看来这件皿方罍系南传的殷商青铜器中的一件。皿方罍的颜色黑亮,是所谓“黑漆古”。这种黑漆古要在腐蚀酸的环境中埋入千年以上才能形成,这与中原青铜器在碱性土壤中所形成的颜色不同。因此,皿方罍不可能是由张献忠或李自成从北方携入湖南的。
另一方面,湖南以低于预计拍卖成交价一半左右的价格,与卖方及佳士得公司达成了皿方罍购买协议。根据协议,购买方承诺,皿方罍将永远不会再出现在拍卖会上,并最终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据了解,购买皿方罍所需资金,并非出自湖南省博物馆,而是由湖南出版集团、华菱集团、中联重科、湖南中烟、湘投集团以及湖南广电等湖南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共同筹得。
查阅《桃源民国志》等档案、资料,湖南省博物馆认为,皿方罍1919年出土于桃源县水田乡茅山峪(其地名多次变更,2011年之后称为架桥镇栖凤山村毛山峪组),具体地点为杉窝山的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今年6月底皿方罍将回到长沙,期待与民众尽早见面。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
钟校长获得方罍盖后,心里总牵挂着方罄的器身,曾呈请桃源驻军团长周磐“缉拿奸商”,希望能得全器。数月后,石某也托人找周磐欲购方罍之盖,出价四五万块银元,并许若事成之后再给3万作为酬劳。但周磐并未应允。后来石某又去常德求助于师长贺耀祖,贺曾派兵到钟校长所在学校搜寻方罍盖,惜无功而返。钟害怕,遂找周磐帮助,并说愿将方基盖捐献给国家,但求资助兴学。周磐立即给钟校长五千块银元,并给期票五千元。方罍盖遂归周磐。当时的段祺瑞政府也已获知方罄出土,曾“严令追缴”,湖南的赵恒惕亦扬言要追缴至省政府保管。周磐采取拖延策略,使段、赵追缴均未成功。至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追缴”方罍之事只得作罢。此后方罍盖一直由周磐保存。后来获得方罍器身的美国煤油大王曾托石某以14万银元欲购方罍之盖,石某再次到桃源活动,反被贺耀祖的军队抓捕入狱年余,并被罚款10万元才获释。此后,美国煤油大王又托人欲以20万块银元购买方罍盖,但周磐索价50万美金,终未成交。1952年周磐被捕,曾写“补充坦白材料”,交代了皿方罍出土和流传的详细过程,并献出方彗盖,以期“立功赎罪”。方罍盖从此回到了人民手中。
1952年4月的一天,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金明亲自将方罍盖送交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并嘱“妥为保存”。1956年省文管会移交给省博物馆保藏至今。我曾注意多方打听皿方罍器身下落,但终未得任何消息,只好在1964年主编《湖南省文物图录》时,先行刊布了方罍盖的材料。再说湖北商人石某得到方罍器身之后,即以高价转售给上海的李文卿和马长生,后流出国外。先为美国煤油大王所得,后又归日本大阪的一位收藏家,并在一本文物图录中发表。以后罍身叉转售给日本东京的著名收藏家ASano, ASano先生曾多方求购皿方罍之盖,并曾在英国购得一春秋时代的方形器盖,但盖的大小、纹饰、颜色均与原罍身不类。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学者告知他中国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方罍盖,其铭文、纹饰、大小可与罍身相配,他遂数次来中国了解罍盖的情况,计量方罍盖的尺寸,对比器盖器身照片,发现除铭文稍有不同外(方罍器身的铭文少“天全”二字),其余均相同。由此可以推定,如果它们不是原配的话,也应是皿氏家族同时所铸之器。
皿方罍是商代晚期重器。盖形似庑殿式屋顶,盖顶的捉手即是缩小了的器盖,使鐾盖显得庄严稳重而又富于变化。四角和四坡中间均饰有粗大的钩形扉棱。地纹是极为规整细密的云雷纹,主体为雄伟的兽面纹,空隙处补饰夔龙纹,在主纹和扉棱上再饰云纹,形成三层花纹,而这正是晚商(殷墟中期)青铜器铸造极盛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盖内壁铸有铭文两行八字。湖南省文管会最初释为“堇子口作父己尊彝”,后来蔡季襄先生释“丰天全作父己尊彝”,笔者释“皿天全作父己尊彝”。此次拍卖的方罍器身作长方口,直颈,鼓肩,斜直腹,高方圈足。肩前后有兽首衔环,肩两侧及腹下一侧共有三只兽首耳。从肩至足共有八道钩形扉棱,正好可与器盖扉棱相对应。所饰兽面纹和夔龙纹与器盖纹饰风格相同。器身内壁铭文只有六字,惟缺少“天全”二字,但在四字下留有空白,不知何故缺铸二字。器身高63.3厘米,加上器盖高21.5厘米,除去子口约3厘米,全器通高当在80厘米以上,这是目前所见商周方罍中最高大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方罍之王”。从皿方罍的造型、纹饰、铭文风格看,完全属于中原殷商青铜文化,很可能是在安阳或其邻近地区铸造的。这样高大厚重的青铜礼器又是怎样传到数千里之外的江南的呢?郭沫若先生曾认为湖南所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可能是张献忠从北京带至南方的;曾任教于中国大学、湖南大学、后又创办渔父中学(今常德市五中)的龙湛岑先生也称,此方罍可能是李白成兵败时从北方携人湖南入土的;还有的学者主张周武王伐纣取得胜利后,殷商的奴隶主南逃时带到南方的。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类中原类型的商代青铜器,是商人经过多种途径带到湖南地区而保存下来的。
至目前为止,湖南境内出土和收集的商代青铜器已达300余件,除了大部分是地方类型的青铜器如线条纹斧、大铙、鳆镈器外,还有相当多的中原类型或受到中原商文化浓重影响的铜器,以及其他一些商代文化遗址和墓葬的发现,证明商人早在商代前期就已经越过长江,到达湖南地区。1990年,在津市北的涔淡农场发现一座商代后期的商人墓葬,出土有典型的殷商文化风格的青铜爵和觚各一件。同年,在株洲县南阳桥乡城塘村距湘江岸边50米处的沙丘中也出土一件商代后期的铜爵,上有“戈”、“父乙”铭文,这也是来自中原的商器,而此时湖南的土著居民尚无文字。
从商代前期开始,中原商文化已不断南传,其中包括青铜冶铸技术和大量的殷商青铜器。看来这件皿方罍系南传的殷商青铜器中的一件。皿方罍的颜色黑亮,是所谓“黑漆古”。这种黑漆古要在腐蚀酸的环境中埋入千年以上才能形成,这与中原青铜器在碱性土壤中所形成的颜色不同。因此,皿方罍不可能是由张献忠或李自成从北方携入湖南的。
另一方面,湖南以低于预计拍卖成交价一半左右的价格,与卖方及佳士得公司达成了皿方罍购买协议。根据协议,购买方承诺,皿方罍将永远不会再出现在拍卖会上,并最终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据了解,购买皿方罍所需资金,并非出自湖南省博物馆,而是由湖南出版集团、华菱集团、中联重科、湖南中烟、湘投集团以及湖南广电等湖南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共同筹得。
查阅《桃源民国志》等档案、资料,湖南省博物馆认为,皿方罍1919年出土于桃源县水田乡茅山峪(其地名多次变更,2011年之后称为架桥镇栖凤山村毛山峪组),具体地点为杉窝山的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今年6月底皿方罍将回到长沙,期待与民众尽早见面。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