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书自报家门
　　
　　上世纪80年代，王府井新华书店是读书人的梦想之地，店堂大，书多，我们常去。那时，大多数学生囊中羞涩，爱书，却无钱买书，偷书者屡现。不过偷的没有防的精，总有落网者。广播学院学生一旦被抓，问及姓名时，男生总是“常振铮”，女生总叫“刘继南”，后来，这招不好使了，因为人家书店向学校一打听，广播学院院长叫常振铮，副书记叫刘继南。
　　毕业20年大聚会时，常振铮院长到场，我们集体用掌声和跺脚来表达对当年“盗用”常院长名字的感激之情。
　　在校期间，我组织过一届书市，去北京很多家书店商谈，我们七五折或八折进书。拉到校园卖，防盗成了重中之重。本班一名同学来到现场，趁大家不注意，将几本书装入包中，被抓了个现行，他理直气壮地说：“还要钱吗？那我不要啦！”多年后，他成了京城著名作家。
　　我们严防死守，那届书市挣到近30元，十几个同学用喝酸奶的方式把这笔巨款奢侈地消费掉了。
　　
　　难忘逃票岁月
　　
　　80年代上大学，谁说没有逃过公交车票，估计他是撒谎。车越挤，逃票的可能性越大，毕竟乘务员寸步难行。但只靠人多才逃票，成功系数不高，画月票就成为最主要的方式。
　　一个宿舍，一般集体买一两张月票，大家出门都拿这月票，方法就是换上自己的照片，并在照片的角落惟妙惟肖地画上公交印章，再装进月票夹，几乎可以以假乱真。那时，大学生中间还有“百日蹭车无事故”的民间评选。
　　百密总有一疏，太过乱真以至于造假者过于大意，本宿舍一老兄拿着改装后的月票，表情轻松地上了车，查票时亮出月票，售票员却不依不饶。原来，他的照片没夹住，从月票夹里滑出来，让人一眼就看出和月票上的照片不是一个人，老兄不承认造假，硬说照片上就是他，看上去显瘦，是公交车太挤造成的，狡辩半天，还是被人家拉回公交车总站。那时候，可没有“文明服务”这回事。好汉不吃眼前亏，那位老兄招供，被罚了半个月饭钱，灰溜溜地回到宿舍，吃了两星期咸菜。
　　1986年暑假，我去成都找中学好友，来了一趟长江之旅。一路上，由于太缺钱，能省则省，逃票、睡船上的甲板、吃面包……居然用最小的付出，完成了从成都到重庆再顺长江而下直到南京最后回家的壮举。现在，看着我们哥儿俩在武汉的合影，回忆中，苦都是乐。
　　
　　激情需要释放
　　
　　80年代的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不一定都热爱读书，有的甚至很不爱读课本及正经书。可青春期里一身的精力总要找出口，太多的无聊日子需要打发，除去踢足球，各种娱乐方式层出不穷。
　　80年代中后期，麻将进了校园，一夜之间火爆起来。学校当然要抓，学生却不可能不打，猫捉老鼠的游戏天天上演，连同学之间，也要斗智斗勇。比如中午或晚上吃饭前，怕一会儿来没自己的位置，就拿走几张麻将牌，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可先吃完饭回来的几个人，才不管这些呢，缺牌的麻将照样打。
　　当时高校严格管理，晚上到点儿停电，苦了打麻将的。我们有过在楼道厕所处打麻将的壮举，因为那儿有光。时常有半夜起夜的老兄，一边尿，一边回头支招：“打五条……”
　　赌资是饭票，几分钱为底，谁一天输一张满值4元的菜票，那算是点儿背到家，一般会拿着空饭盆，跟在赢家后面蹭饭吃。
　　除去麻将，也喝酒，但口袋里缺钱，这习惯养不成，只能偶尔为之。本宿舍一老兄与其他宿舍一老兄打赌，一起分了一瓶酒精，喝下去，对坐在床上，看谁先倒，最后双双不省人事！我们事后查证：酒精都是医用的。
　　还有抬杠侃大山，只要凑够3个人，辩论会就开始，国际国内大事，尼采萨特叔本华，你只要敢开头，我就敢跟上。那个时代，哲学家们的书热销，估计和大家都需要谈资有关。没点儿知识储备，话题参加不进去，女朋友都不好找。
　　大把大把无聊的日子，被大把大把的创意填满。临毕业时，懒得动脑子的人们，竟然开始玩飞行棋和跳棋。用扔骰子来填补时光的流逝。多年过后，这一切竟成了回忆中很美的一种青春风景。
　　（张小雷摘自《幸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