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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材料》是笔者早先在上海旧书铺淘到的一本旧书，这本书的书名全称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详尽地记载了日军细菌战部队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诸多细节。在今天，眼下仍不乏有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把日本侵略别国说成是“自存自卫”，并千方百计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罪责。这些人身上有着强烈的“免罪情结”和歧视、蔑视、仇视、丑化中国的反华狂热心态。在这种情况下，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了解这本《审判材料》 ，对于提醒日本右翼势力，应该冷静反省自己国家对人类曾经犯下的罪孽，绝对是一本有用的教材。若不明白这一点，那应该审判的，则还得继续审判。
《审判材料》这本书到我手上时，硬纸封面已有磨损；书名繁体字迹褪色严重，清晰不再，但尚可辨；内页纸张也已泛黄，但不缺页；全书共583页，封面下端有“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字样。里面扉页几乎就是封面的复制；全书没有版权页，没有印数，也没有定价，只是在扉页背面注明：“本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系按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刊印原版译出。”由此看来，这本《审判材料》应该属于非公开出版的内部资料。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么多年来，鲜见有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时，就《审判材料》一书披露的内容，予以提及和引述或针砭。令人震惊的是，人们大多知道臭名昭著的日军细菌战第731部队，而《审判材料》披露，和第731部队一样在中国进行凶残的细菌战实验的，还有日军细菌战第100部队。
《审判材料》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罪证
《审判材料》详细记录了1949年12月，在前苏联伯力城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和判决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尾冢隆二、第731细菌部队生产部长少将川岛清等12名战犯的全过程；披露了日本细菌战部队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试验的滔天罪恶。此间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的，分别是前苏联少将法官契尔科特夫与上校法官伊里尼茨基、中校法官沃罗比耶夫。担任国家公诉人的，是前苏联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各被告均有律师作辩护人。
《审判材料》一书由序言、预审文件（包括起诉书、被告与证人供词、文件证据）、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包括各被告、各证人受审经过）、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词、各辩护人的辩护词（包括各被告最后陈述）、军事法庭判决书等组成。由此可见，《审判材料》是一份极具分量和档案属性的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罪证。其中“起诉书”指出：“帝国主义日本的当权集团，同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一起结成罪恶阴谋联盟，曾策划、发动并进行侵略战争反对各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以期和希特勒德国共同建立世界统治。”“这些侵略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即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国家。此种力求用强力掠夺日本邻近诸爱好和平国家广大领土以期建立这样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事实，也就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者怀有极端强烈的扩张意图。”
“起诉书”还提到，“本案预审结果业已查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策划和准备其反苏和反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时，为达到其目的，曾立意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歼灭人命的罪恶工具。”接下来，“起诉书”就列数日军建立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详细经过。“预审结果查明，在占领满洲后不久，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陆军省就在满洲境内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并将其划归日本关东军建制内。该实验所系由日本著名细菌战思想家，以后晋升为军医中将的石井四郎主持。实验所中专门研究用烈性传染病菌进行攻势细菌战方法。”
对此，前日军军医少将，此次被审判的12名被告之一川岛清供述：自1935至1936年间，“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满洲境内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活动”。这两支秘密部队，一个就是以石井实验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另一个是“关东军兽疫预防部”。1941年，“当希特勒德国开始进犯苏联后，这两个机关就用番号秘密称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OO部队’”。前者由石井四郎领导，后者由兽医少将若松主持。这两支部队都配有细菌学专家；工作人员中许多是由日本最著名细菌学家指导的科学技术人员。其中臭名昭著的第731部队就有成员3000人，细菌战部队的巨大规模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日本统帅部则拨巨款提供给这两支部队制造细菌战武器。
起诉书揭露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实验
“起诉书”提到，“为了展开七三一部队的活动，特于1939年间在距离哈尔滨20公里远的平房站一带，建成了一座大军用市镇，其中设有许多实验室和办事室。储存有大量原料品。市镇周围划定了一个禁区，以资严守秘密。预审材料证实，731部队第一部专为进行细菌战来研究和培养鼠疫菌、霍乱菌、坏疽菌、炭疽热菌、伤寒菌、副伤寒菌及其他病菌，以便在细菌战中使用。该部队还有自己的航空队，并在安达车站附近设立有一个特种打靶场”。安达车站这个在中国并不为大多数人知晓的地方，却证据确凿地留下了日军细菌战部队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正是在这里，日军细菌战部队拿中国老百姓进行罪恶的炭疽活体实验。从网上得知，日本细菌战部队很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早研制炭疽病毒的，那时的炭疽称为“第一代”，现在则已超过“第八代”了。据《审判材料》中12名被告之一，曾担任第731部队驻吴城第673支队长的西俊英供述，他曾遵照第731部队长的命令，“特于1945年1月间到离哈尔滨146公里的安达站去过。我在那里亲眼看见过在第二部部长碇常重及科学工作员二木两人指导下进行传染炭疽症细菌实验的情况。当时10名犯人都被绑在木柱上，头部用铁帽盖住，躯体用铁板盖住，只有臀部是光着的。在约100米远的地方，用电流把一颗破弹片炸裂去实行传染。所有这10个人光着的部分都受了伤。实验结束后，这10个人被装到一辆特备汽车上送回监狱。以后我曾向碇常重和二木问及实验结果，他们回答说，这10个人都因染上炭疽症而死掉了”。 12名被告之一，原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供述，日军使用细菌武器，主要有通过飞机散布细菌、投掷细菌弹，以及进行军事破坏几种途径。他们在前线和敌后大量散布染有鼠疫、霍乱、伤寒、鼻疽、炭疽热及其他烈性传染病的致命细菌，用一切可能和办法传染到居民区、蓄水池、水井、庄稼地和牲畜群，目的就是想借以造成瘟疫，让千百万人死亡。在施行这样的罪恶时，他们无所顾及，如此暴虐的行径，不仅对交战国居民，即使是对中立国，也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更残忍的是，为了检验细菌武器杀生作用究竟如何，日军细菌战部队还有系统地和大规模地用活人来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预审材料证实，日军细菌战部队拿活人来做罪恶的实验，最后将这些人残酷杀害，都是经过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认可并同意的。对此山田乙三自己也承认并作如下供述：
“我……曾准许人们去进行此种实验，因而我在事实上也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宪兵队机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受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
而作为证人受讯的古都，在供述所实施的罪恶时，讲得更为具体：
“……大约在1943年初，我奉第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长官田部井命令，初次参加对该部队监狱犯人作传染伤寒病的实验。我预先准备了一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就分给约50名中国犯人喝了，据我所记得的，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原来日军眼里的所谓中国“犯人”，竟然就是战俘。他们就是这样残忍对待中国战俘的。
我们在前面提到安达车站时，同时还提到日军第731部队在安达车站附近设有一个特种打靶场，这个特种打靶场，同样由日军用于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日军先将被实验者——所谓“犯人”一一绑在打靶场内的铁柱子上，然后对他们进行检查各种细菌弹效能的实验。对此，一个叫柄泽的被告曾供述道：
“……我两次到安达车站打靶场那里，亲身参与过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来实验细菌的作用。第一次是在1943年末，当时有10个人被押到打靶场上来，他们被绑在事先就栽在土里彼此相隔五米的柱子上。然后就在距他们50米以外的地方，藉电流爆发一颗开花弹。结果有几个受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立刻——这点我事后才知道——就受到了炭疽热的传染，因为这炸弹里面就装的是这种病菌……”
这以后他还参加过一次同样的实验。“第二次我到打靶场上去参加实验，是在1944年春季；当时解来了10个人，也和第一次一样，把他们都绑在柱子上，然后在距离受实验者约10米的地方，爆发了一颗装有鼠疫细菌的炸弹。”这些不幸者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死亡。惨死者的尸体就送到第731部队监狱附近特别装设的焚尸炉里焚化。
更悲惨的是，那些不幸的被施虐者在此过程中，还会遭受种种残酷拷打、暴刑和侮辱。《审判材料》记载了受讯证人仓原的供述：
“……在每一层楼上都有几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中部有几个小牢房，那里禁闭有受实验的人，或如曹长田坂告诉我说，这就是该部队所叫作的‘木头’……我记得很清楚，这个监狱里除了中国人外，还拘禁有俄国人。在一间小牢房里，我看见有一些中国妇人……关在牢房的人都带有脚镣……三个中国人没有手指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头。吉村向我解释说，这是他对他们作过冻伤实验的结果……”
可以说，大凡进入第731部队魔窟的所谓“犯人”，几无生还可能。不错，其间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些“犯人”受细菌实验后，也会自行痊愈。如果是这样，那等待他们的就是新一轮受实验的折磨。用被告第731部队生产部长少将川岛清的话说，“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细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是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审判材料》还披露，日本宪兵队机关和日本驻满洲各军事团，根据他们所接到的命令，以及他们与各细菌部队长官商定好的手续，经常把被囚禁的中国人、满洲本地人和苏联公民送到各细菌部队里去，以供所谓“研究”之用的“特别材料”。为保守秘密起见，在宪兵队的正式文件上规定出了一个专门名词：“特殊输运”。对此，前“满洲国”军宪兵署日本顾问、证人橘武夫这样供述：
“……有一种被抓来审讯的人，按我所管辖的宪兵署特务部路线，是应当加以消灭掉的。这种人就是……游击队员、激烈反对日本驻满当局的分子等等。这些被捕的人并没有提交法庭审讯过，因为我们总是径直把他们送到第731细菌部队去消灭的……”
日本战犯最后陈述中的忏悔
令人闻之切齿的日军第731部队如此惨无人道，与它沆瀣一气的第100部队，同样犯下了天人共谴的罪恶。后者同样用中国人活体，进行大量灭绝人性的细菌实验。而且，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还远不止只是第731和第100两支部队。
据知，我国学者曾先后在广州、宁波等地发现有日军细菌战的遗迹和我死难同胞遗骸，而我们眼前这本《审判材料》记载的一些内容，确凿地验证了这些事实。如曾担任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的佐藤俊二在接受审讯时承认：“我的罪过，就是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2月间确实领导过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随后从1943年2月到1944年3月间又领导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曾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过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细菌……”除此之外，佐藤还供述，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一带，日军细菌部队“都曾使用细菌武器，如在飞机上撒鼠疫跳蚤等”。
《审判材料》的最后部分，是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在判决书内容之前，是12名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的“最后陈述”。这些战犯大都已认识到自己及侵华日军的罪行，并有所忏悔。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部分日军战犯的“最后陈述”及他们的忏悔——
“我已了解到，我所犯的罪恶不仅对于我本人，而且对于我国全体人民都是一种奇耻大辱，因此我对此完全忏悔。”
——摘自被告川岛的最后陈述
“我已经说过，我承认我应对该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即从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一切罪行负罪过责任。”
——摘自被告山田的最后陈述
再且看看作为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尾冢隆二的最后陈述：
“我承认我犯了向我所提出的罪状，并甘愿承受任何严厉的处分……我研究医学原是为促进保健事业，是要造福人类。我是个医生，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职业的人，而我竟不去执行医学家的神圣天职，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走上了准备利用细菌当做武器的细菌战的道路。这点我认为是我自己的奇耻大辱。这点我认为是一个身为医生者的奇耻大辱。我很懊悔我以前曾参加过这种罪恶行为。”
历史的审判不能忘记
暂且不论这12名日本战犯的最后陈述，是不是真的发自他们内心，但通过这本《审判材料》所记录的一切事实，毕竟披露了曾经的作恶者终于低头的姿态。低头不一定就是忏悔，但忏悔一定会低头。12名日军战犯何尝会不明白，他们在前苏联军事法庭上所作的最后陈述，对他们而言，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公诉人，同样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他们的审判。
12名日军细菌战罪犯最后分别被判刑2年到25年不等。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审判材料》这本书到我手上时，硬纸封面已有磨损；书名繁体字迹褪色严重，清晰不再，但尚可辨；内页纸张也已泛黄，但不缺页；全书共583页，封面下端有“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字样。里面扉页几乎就是封面的复制；全书没有版权页，没有印数，也没有定价，只是在扉页背面注明：“本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系按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刊印原版译出。”由此看来，这本《审判材料》应该属于非公开出版的内部资料。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么多年来，鲜见有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时，就《审判材料》一书披露的内容，予以提及和引述或针砭。令人震惊的是，人们大多知道臭名昭著的日军细菌战第731部队，而《审判材料》披露，和第731部队一样在中国进行凶残的细菌战实验的，还有日军细菌战第100部队。
《审判材料》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罪证
《审判材料》详细记录了1949年12月，在前苏联伯力城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和判决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尾冢隆二、第731细菌部队生产部长少将川岛清等12名战犯的全过程；披露了日本细菌战部队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试验的滔天罪恶。此间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的，分别是前苏联少将法官契尔科特夫与上校法官伊里尼茨基、中校法官沃罗比耶夫。担任国家公诉人的，是前苏联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各被告均有律师作辩护人。
《审判材料》一书由序言、预审文件（包括起诉书、被告与证人供词、文件证据）、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包括各被告、各证人受审经过）、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词、各辩护人的辩护词（包括各被告最后陈述）、军事法庭判决书等组成。由此可见，《审判材料》是一份极具分量和档案属性的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罪证。其中“起诉书”指出：“帝国主义日本的当权集团，同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一起结成罪恶阴谋联盟，曾策划、发动并进行侵略战争反对各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以期和希特勒德国共同建立世界统治。”“这些侵略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即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国家。此种力求用强力掠夺日本邻近诸爱好和平国家广大领土以期建立这样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事实，也就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者怀有极端强烈的扩张意图。”
“起诉书”还提到，“本案预审结果业已查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策划和准备其反苏和反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时，为达到其目的，曾立意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歼灭人命的罪恶工具。”接下来，“起诉书”就列数日军建立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详细经过。“预审结果查明，在占领满洲后不久，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陆军省就在满洲境内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并将其划归日本关东军建制内。该实验所系由日本著名细菌战思想家，以后晋升为军医中将的石井四郎主持。实验所中专门研究用烈性传染病菌进行攻势细菌战方法。”
对此，前日军军医少将，此次被审判的12名被告之一川岛清供述：自1935至1936年间，“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满洲境内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活动”。这两支秘密部队，一个就是以石井实验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另一个是“关东军兽疫预防部”。1941年，“当希特勒德国开始进犯苏联后，这两个机关就用番号秘密称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OO部队’”。前者由石井四郎领导，后者由兽医少将若松主持。这两支部队都配有细菌学专家；工作人员中许多是由日本最著名细菌学家指导的科学技术人员。其中臭名昭著的第731部队就有成员3000人，细菌战部队的巨大规模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日本统帅部则拨巨款提供给这两支部队制造细菌战武器。
起诉书揭露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实验
“起诉书”提到，“为了展开七三一部队的活动，特于1939年间在距离哈尔滨20公里远的平房站一带，建成了一座大军用市镇，其中设有许多实验室和办事室。储存有大量原料品。市镇周围划定了一个禁区，以资严守秘密。预审材料证实，731部队第一部专为进行细菌战来研究和培养鼠疫菌、霍乱菌、坏疽菌、炭疽热菌、伤寒菌、副伤寒菌及其他病菌，以便在细菌战中使用。该部队还有自己的航空队，并在安达车站附近设立有一个特种打靶场”。安达车站这个在中国并不为大多数人知晓的地方，却证据确凿地留下了日军细菌战部队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正是在这里，日军细菌战部队拿中国老百姓进行罪恶的炭疽活体实验。从网上得知，日本细菌战部队很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早研制炭疽病毒的，那时的炭疽称为“第一代”，现在则已超过“第八代”了。据《审判材料》中12名被告之一，曾担任第731部队驻吴城第673支队长的西俊英供述，他曾遵照第731部队长的命令，“特于1945年1月间到离哈尔滨146公里的安达站去过。我在那里亲眼看见过在第二部部长碇常重及科学工作员二木两人指导下进行传染炭疽症细菌实验的情况。当时10名犯人都被绑在木柱上，头部用铁帽盖住，躯体用铁板盖住，只有臀部是光着的。在约100米远的地方，用电流把一颗破弹片炸裂去实行传染。所有这10个人光着的部分都受了伤。实验结束后，这10个人被装到一辆特备汽车上送回监狱。以后我曾向碇常重和二木问及实验结果，他们回答说，这10个人都因染上炭疽症而死掉了”。 12名被告之一，原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供述，日军使用细菌武器，主要有通过飞机散布细菌、投掷细菌弹，以及进行军事破坏几种途径。他们在前线和敌后大量散布染有鼠疫、霍乱、伤寒、鼻疽、炭疽热及其他烈性传染病的致命细菌，用一切可能和办法传染到居民区、蓄水池、水井、庄稼地和牲畜群，目的就是想借以造成瘟疫，让千百万人死亡。在施行这样的罪恶时，他们无所顾及，如此暴虐的行径，不仅对交战国居民，即使是对中立国，也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更残忍的是，为了检验细菌武器杀生作用究竟如何，日军细菌战部队还有系统地和大规模地用活人来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预审材料证实，日军细菌战部队拿活人来做罪恶的实验，最后将这些人残酷杀害，都是经过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认可并同意的。对此山田乙三自己也承认并作如下供述：
“我……曾准许人们去进行此种实验，因而我在事实上也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宪兵队机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受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
而作为证人受讯的古都，在供述所实施的罪恶时，讲得更为具体：
“……大约在1943年初，我奉第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长官田部井命令，初次参加对该部队监狱犯人作传染伤寒病的实验。我预先准备了一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就分给约50名中国犯人喝了，据我所记得的，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原来日军眼里的所谓中国“犯人”，竟然就是战俘。他们就是这样残忍对待中国战俘的。
我们在前面提到安达车站时，同时还提到日军第731部队在安达车站附近设有一个特种打靶场，这个特种打靶场，同样由日军用于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日军先将被实验者——所谓“犯人”一一绑在打靶场内的铁柱子上，然后对他们进行检查各种细菌弹效能的实验。对此，一个叫柄泽的被告曾供述道：
“……我两次到安达车站打靶场那里，亲身参与过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来实验细菌的作用。第一次是在1943年末，当时有10个人被押到打靶场上来，他们被绑在事先就栽在土里彼此相隔五米的柱子上。然后就在距他们50米以外的地方，藉电流爆发一颗开花弹。结果有几个受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立刻——这点我事后才知道——就受到了炭疽热的传染，因为这炸弹里面就装的是这种病菌……”
这以后他还参加过一次同样的实验。“第二次我到打靶场上去参加实验，是在1944年春季；当时解来了10个人，也和第一次一样，把他们都绑在柱子上，然后在距离受实验者约10米的地方，爆发了一颗装有鼠疫细菌的炸弹。”这些不幸者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死亡。惨死者的尸体就送到第731部队监狱附近特别装设的焚尸炉里焚化。
更悲惨的是，那些不幸的被施虐者在此过程中，还会遭受种种残酷拷打、暴刑和侮辱。《审判材料》记载了受讯证人仓原的供述：
“……在每一层楼上都有几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中部有几个小牢房，那里禁闭有受实验的人，或如曹长田坂告诉我说，这就是该部队所叫作的‘木头’……我记得很清楚，这个监狱里除了中国人外，还拘禁有俄国人。在一间小牢房里，我看见有一些中国妇人……关在牢房的人都带有脚镣……三个中国人没有手指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头。吉村向我解释说，这是他对他们作过冻伤实验的结果……”
可以说，大凡进入第731部队魔窟的所谓“犯人”，几无生还可能。不错，其间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些“犯人”受细菌实验后，也会自行痊愈。如果是这样，那等待他们的就是新一轮受实验的折磨。用被告第731部队生产部长少将川岛清的话说，“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细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是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审判材料》还披露，日本宪兵队机关和日本驻满洲各军事团，根据他们所接到的命令，以及他们与各细菌部队长官商定好的手续，经常把被囚禁的中国人、满洲本地人和苏联公民送到各细菌部队里去，以供所谓“研究”之用的“特别材料”。为保守秘密起见，在宪兵队的正式文件上规定出了一个专门名词：“特殊输运”。对此，前“满洲国”军宪兵署日本顾问、证人橘武夫这样供述：
“……有一种被抓来审讯的人，按我所管辖的宪兵署特务部路线，是应当加以消灭掉的。这种人就是……游击队员、激烈反对日本驻满当局的分子等等。这些被捕的人并没有提交法庭审讯过，因为我们总是径直把他们送到第731细菌部队去消灭的……”
日本战犯最后陈述中的忏悔
令人闻之切齿的日军第731部队如此惨无人道，与它沆瀣一气的第100部队，同样犯下了天人共谴的罪恶。后者同样用中国人活体，进行大量灭绝人性的细菌实验。而且，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还远不止只是第731和第100两支部队。
据知，我国学者曾先后在广州、宁波等地发现有日军细菌战的遗迹和我死难同胞遗骸，而我们眼前这本《审判材料》记载的一些内容，确凿地验证了这些事实。如曾担任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的佐藤俊二在接受审讯时承认：“我的罪过，就是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2月间确实领导过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随后从1943年2月到1944年3月间又领导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曾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过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细菌……”除此之外，佐藤还供述，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一带，日军细菌部队“都曾使用细菌武器，如在飞机上撒鼠疫跳蚤等”。
《审判材料》的最后部分，是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在判决书内容之前，是12名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的“最后陈述”。这些战犯大都已认识到自己及侵华日军的罪行，并有所忏悔。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部分日军战犯的“最后陈述”及他们的忏悔——
“我已了解到，我所犯的罪恶不仅对于我本人，而且对于我国全体人民都是一种奇耻大辱，因此我对此完全忏悔。”
——摘自被告川岛的最后陈述
“我已经说过，我承认我应对该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即从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一切罪行负罪过责任。”
——摘自被告山田的最后陈述
再且看看作为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尾冢隆二的最后陈述：
“我承认我犯了向我所提出的罪状，并甘愿承受任何严厉的处分……我研究医学原是为促进保健事业，是要造福人类。我是个医生，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职业的人，而我竟不去执行医学家的神圣天职，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走上了准备利用细菌当做武器的细菌战的道路。这点我认为是我自己的奇耻大辱。这点我认为是一个身为医生者的奇耻大辱。我很懊悔我以前曾参加过这种罪恶行为。”
历史的审判不能忘记
暂且不论这12名日本战犯的最后陈述，是不是真的发自他们内心，但通过这本《审判材料》所记录的一切事实，毕竟披露了曾经的作恶者终于低头的姿态。低头不一定就是忏悔，但忏悔一定会低头。12名日军战犯何尝会不明白，他们在前苏联军事法庭上所作的最后陈述，对他们而言，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公诉人，同样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他们的审判。
12名日军细菌战罪犯最后分别被判刑2年到25年不等。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