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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是由无数杰出共产党人特别是那些伟大的领袖人物，以卓越领导力率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赢得的。其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所具备的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崇高品质，发挥了巨大作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不计个人得失的毛泽东
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传达贯彻党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他批评指责毛泽东，并把中央撤销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还取消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另组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支援湘南暴动。3月中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指挥部队分三路离开井冈山，向湖南酃县（今湖南炎陵县）中村集中待命，没有直去湘南。到酃县后，毛泽东看到湘东群众运动发展很快，想到茶陵活动，使湘东与湘南联系起来。这个主张征得了周鲁的同意。毛泽东一面派特务连前往湘南与朱德部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29年6月下旬，在福建龙岩举行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他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红四军前委，但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会证明他不正确。会后，因常年疲劳，又恰患疟疾，毛泽东病倒了，到上杭县蛟洋休养并指导闽西地方党委工作。10月上旬，他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大好形势，填词《清平乐·重阳》，其中写道：“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直到是年秋冬，陈毅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后，带着中央对毛泽东充分肯定的“九月来信”，与朱德一同请回毛泽东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在12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此会是在王明大力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情况下召开的，把本来从实际出发、坚持正确革命斗争策略的毛泽东，批评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会议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设置，只给毛泽东安排了个虚职。毛泽东便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虽然受到排挤，但革命热情丝毫未减。上山后，他从报纸上看到，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上海民众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抵抗。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于是，他不顧病体难支，迅速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此文4月15日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元宵节后十来天，临时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副主席项英骑马赶到东华山，告知攻打赣州失利的情况。毛泽东深感事态严重，送走项英后，立即整理行装下山。后来，他亲自指挥攻打漳州获胜，挽回了败局。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召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会议一开始“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即临时中央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正确主张，被当成会议主要批评对象。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工作安排时，苏区中央局成员极力主张将他“召回后方”。周恩来坚决反对：“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并提出两种建议：“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王稼祥、朱德表示同意，苏区中央局成员却不同意。会议表决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但会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苏区中央局借口毛泽东身体不好，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顾全大局，服从了这个决定。周恩来、王稼祥都来送别，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他还幽默地对王稼祥说：“你和我都是少数，不服从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就别争了吧。”
遵义会议后，1935年3月10日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苟坝会议）。在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问题上，与会人员争论激烈。毛泽东力主不能打，应该在运动中歼敌。其他多数同志则主张坚决要打。张闻天根据会上多数人意见，作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会后，毛泽东担心攻打失败损失革命力量，半夜提着马灯去找负责军事指挥的周恩来，说服他缓发作战命令。11日晨，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毛泽东说服与会者放弃攻打计划，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在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理会议前后，林彪等对行军走“弓背路”有意见，要求走“弓弦路”，并提出让彭德怀替代毛泽东指挥。毛泽东耐心说服大家，统一了思想，维护了团结。
鞠躬尽瘁的周恩来
1930年9月，周恩来与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被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王明指责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承担了责任，发言承认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但他申辩说：“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之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由于王明等人的干扰，中共中央已不能有效地对全党实行领导。周恩来到处谈话、做工作，还是不能平息风波，党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周恩来和瞿秋白顾全大局，不再申辩，服从国际指示，接受国际决定，并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就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王明等人不同意周恩来辞职。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留在中央工作，维护了党的统一。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博古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惨败教训时，只讲客观原因，不讲主观指挥上的严重失误，与会众人对此很不满意，博古又固执己见。为了打破僵局，促进会议向良好方向发展，周恩来主动作检讨，承担军事指挥错误之责，其后又力荐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常委。7月18日在芦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拥兵自重伸手要更大权力，否则不跟中央北上。周恩来为了维护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主动把红军总政委职务给张国焘。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周恩来受到过火批评，说他执行了王明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主张经济工作要扎实，反对冒进，却被批评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都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继续呕心沥血为党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恩来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3年底，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江青等人攻击、污蔑周恩来犯了“右倾投降主义”严重错误，斥责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一向很少动怒的周恩来尽管身患癌症已经扩散，身体很疲惫、虚弱，还是拍案而起反击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不少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在病痛中，他拉着战友、爱妻邓颖超的手，含着泪低声哼唱《国际歌》。弥留之际，他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周恩来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赞扬周恩来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楷模。他指出：“周恩来同志总是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周恩来同志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義，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条件下都首先要过好政治关。”
度量大如海的朱德
“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毛泽东曾这样高度赞扬朱德。这10个字精确涵盖了朱德的高尚品质。他一生也受过不少诽谤、排挤、打击和误解。
1927年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余部南下至广东梅州地区大埔县三河坝时，根据上级指示，实施了“三河坝分兵”，即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主力部队去攻打潮汕，朱德、陈毅率领一部分队伍就地掩护主力部队行动。三河坝阻击战中，朱德率部据守三昼夜，因与强敌作战牺牲较大且军心不稳，逃跑、失散严重，部队由4000多人减至800人左右。朱德铁心跟党走，以顾全大局的胸怀，号召留队官兵坚定革命必胜信念……1928年春，率领这支队伍，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从而奠定了红军的基础。
1928年4月，毛泽东所部与朱德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1929年，红四军内部产生了一场关于如何建军的原则性争论。朱、毛二人产生分歧。朱德等认为“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主张成立军委;而毛泽东等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更有利于作战，设军委实际是“分权主义”。有的人攻击朱德是“领袖欲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还拉拢部下“企图成立军委脱离前委”。在中共红四军七大通过的决议案中，他和毛泽东都受到了批评。会后，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一心想解决分歧的朱德在上杭县太忠庙（今城东小学）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八大。会议就建军原则问题争论了3天，毫无结果。其间，红四军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朱德等人愈发觉得红四军缺少毛泽东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不行的，于11月下旬迎回毛泽东，让其重新担任前委书记。
遵义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8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后，朱德率红军总部参加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朱德尽管身处险境，却大义凛然，坚定地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行动应按党中央的决定执行。他还明确指出：中央只能有一个中央，那就是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另外成立中央是非法的，不能允许的。他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团结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朱德事事处处以党和人民事业、党和国家大局为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出“一切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必须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1943年8月，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一文，主要强调要实事求是进行军事教育训练。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林彪指责这篇文章鼓吹“单纯军事观点”“违背了我军政治建军原则”，还批评协助朱德起草文章的司令部秘书雷英夫。雷英夫向朱德检讨并自责没有写好，朱德说：“你不要害怕，历史自有公论。”雷英夫这才如释重负，并对朱德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赞扬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您的‘海量’确实世间少有。” 毛泽东得知后，严肃批评了林彪随意批评军队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做法，并指出他对“政治建军”的理解是片面的。
“腹中天地宽，常有渡人船”。对于名利地位，朱德总是以大局为重，以革命事业为重。他年轻时抛弃高官厚禄，投身革命斗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写下“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的诗句。1945年6月中共七大上，朱德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上，他同样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当选为常委;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朱德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依然关心党和军队工作。1975年初，他在89岁高龄时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1976年2月，他又写下“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的诗句。他曾讲过：“我们共产党人胸襟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所谓‘善则归诸人，过则归诸己’。”他真正做到了从不居功自傲，一生为革命事业顾全大局。
（责编 王燕萍）
不计个人得失的毛泽东
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传达贯彻党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他批评指责毛泽东，并把中央撤销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还取消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另组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支援湘南暴动。3月中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指挥部队分三路离开井冈山，向湖南酃县（今湖南炎陵县）中村集中待命，没有直去湘南。到酃县后，毛泽东看到湘东群众运动发展很快，想到茶陵活动，使湘东与湘南联系起来。这个主张征得了周鲁的同意。毛泽东一面派特务连前往湘南与朱德部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29年6月下旬，在福建龙岩举行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他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红四军前委，但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会证明他不正确。会后，因常年疲劳，又恰患疟疾，毛泽东病倒了，到上杭县蛟洋休养并指导闽西地方党委工作。10月上旬，他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大好形势，填词《清平乐·重阳》，其中写道：“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直到是年秋冬，陈毅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后，带着中央对毛泽东充分肯定的“九月来信”，与朱德一同请回毛泽东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在12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此会是在王明大力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情况下召开的，把本来从实际出发、坚持正确革命斗争策略的毛泽东，批评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会议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设置，只给毛泽东安排了个虚职。毛泽东便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虽然受到排挤，但革命热情丝毫未减。上山后，他从报纸上看到，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上海民众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抵抗。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于是，他不顧病体难支，迅速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此文4月15日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元宵节后十来天，临时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副主席项英骑马赶到东华山，告知攻打赣州失利的情况。毛泽东深感事态严重，送走项英后，立即整理行装下山。后来，他亲自指挥攻打漳州获胜，挽回了败局。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召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会议一开始“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即临时中央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正确主张，被当成会议主要批评对象。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工作安排时，苏区中央局成员极力主张将他“召回后方”。周恩来坚决反对：“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并提出两种建议：“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王稼祥、朱德表示同意，苏区中央局成员却不同意。会议表决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但会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苏区中央局借口毛泽东身体不好，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顾全大局，服从了这个决定。周恩来、王稼祥都来送别，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他还幽默地对王稼祥说：“你和我都是少数，不服从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就别争了吧。”
遵义会议后，1935年3月10日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苟坝会议）。在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问题上，与会人员争论激烈。毛泽东力主不能打，应该在运动中歼敌。其他多数同志则主张坚决要打。张闻天根据会上多数人意见，作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会后，毛泽东担心攻打失败损失革命力量，半夜提着马灯去找负责军事指挥的周恩来，说服他缓发作战命令。11日晨，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毛泽东说服与会者放弃攻打计划，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在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理会议前后，林彪等对行军走“弓背路”有意见，要求走“弓弦路”，并提出让彭德怀替代毛泽东指挥。毛泽东耐心说服大家，统一了思想，维护了团结。
鞠躬尽瘁的周恩来
1930年9月，周恩来与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被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王明指责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承担了责任，发言承认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但他申辩说：“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之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由于王明等人的干扰，中共中央已不能有效地对全党实行领导。周恩来到处谈话、做工作，还是不能平息风波，党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周恩来和瞿秋白顾全大局，不再申辩，服从国际指示，接受国际决定，并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就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王明等人不同意周恩来辞职。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留在中央工作，维护了党的统一。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博古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惨败教训时，只讲客观原因，不讲主观指挥上的严重失误，与会众人对此很不满意，博古又固执己见。为了打破僵局，促进会议向良好方向发展，周恩来主动作检讨，承担军事指挥错误之责，其后又力荐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常委。7月18日在芦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拥兵自重伸手要更大权力，否则不跟中央北上。周恩来为了维护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主动把红军总政委职务给张国焘。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周恩来受到过火批评，说他执行了王明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主张经济工作要扎实，反对冒进，却被批评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都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继续呕心沥血为党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恩来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3年底，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江青等人攻击、污蔑周恩来犯了“右倾投降主义”严重错误，斥责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一向很少动怒的周恩来尽管身患癌症已经扩散，身体很疲惫、虚弱，还是拍案而起反击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不少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在病痛中，他拉着战友、爱妻邓颖超的手，含着泪低声哼唱《国际歌》。弥留之际，他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周恩来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赞扬周恩来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楷模。他指出：“周恩来同志总是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周恩来同志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義，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条件下都首先要过好政治关。”
度量大如海的朱德
“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毛泽东曾这样高度赞扬朱德。这10个字精确涵盖了朱德的高尚品质。他一生也受过不少诽谤、排挤、打击和误解。
1927年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余部南下至广东梅州地区大埔县三河坝时，根据上级指示，实施了“三河坝分兵”，即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主力部队去攻打潮汕，朱德、陈毅率领一部分队伍就地掩护主力部队行动。三河坝阻击战中，朱德率部据守三昼夜，因与强敌作战牺牲较大且军心不稳，逃跑、失散严重，部队由4000多人减至800人左右。朱德铁心跟党走，以顾全大局的胸怀，号召留队官兵坚定革命必胜信念……1928年春，率领这支队伍，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从而奠定了红军的基础。
1928年4月，毛泽东所部与朱德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1929年，红四军内部产生了一场关于如何建军的原则性争论。朱、毛二人产生分歧。朱德等认为“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主张成立军委;而毛泽东等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更有利于作战，设军委实际是“分权主义”。有的人攻击朱德是“领袖欲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还拉拢部下“企图成立军委脱离前委”。在中共红四军七大通过的决议案中，他和毛泽东都受到了批评。会后，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一心想解决分歧的朱德在上杭县太忠庙（今城东小学）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八大。会议就建军原则问题争论了3天，毫无结果。其间，红四军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朱德等人愈发觉得红四军缺少毛泽东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不行的，于11月下旬迎回毛泽东，让其重新担任前委书记。
遵义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8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后，朱德率红军总部参加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朱德尽管身处险境，却大义凛然，坚定地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行动应按党中央的决定执行。他还明确指出：中央只能有一个中央，那就是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另外成立中央是非法的，不能允许的。他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团结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朱德事事处处以党和人民事业、党和国家大局为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出“一切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必须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1943年8月，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一文，主要强调要实事求是进行军事教育训练。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林彪指责这篇文章鼓吹“单纯军事观点”“违背了我军政治建军原则”，还批评协助朱德起草文章的司令部秘书雷英夫。雷英夫向朱德检讨并自责没有写好，朱德说：“你不要害怕，历史自有公论。”雷英夫这才如释重负，并对朱德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赞扬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您的‘海量’确实世间少有。” 毛泽东得知后，严肃批评了林彪随意批评军队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做法，并指出他对“政治建军”的理解是片面的。
“腹中天地宽，常有渡人船”。对于名利地位，朱德总是以大局为重，以革命事业为重。他年轻时抛弃高官厚禄，投身革命斗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写下“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的诗句。1945年6月中共七大上，朱德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上，他同样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当选为常委;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朱德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依然关心党和军队工作。1975年初，他在89岁高龄时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1976年2月，他又写下“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的诗句。他曾讲过：“我们共产党人胸襟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所谓‘善则归诸人，过则归诸己’。”他真正做到了从不居功自傲，一生为革命事业顾全大局。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