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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特殊的文本——徐志摩与邵洵美合写的小说《珰女士》。对这篇小说的考察，又将同时和我对鲁迅形象的关注紧密相连，意即我试图从此小说的分析中考察同时代人对鲁迅的看法。
关键词：《珰女士》；影射小说；邵洵美；鲁迅
一、“诗坛双璧”合写小说
中国传统小说史上有一个重要的门类：历史小说，它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主要题材，虽有适当虚构，然而情节故事基本属实。到了晚清民国以后，历史小说有了新的变体，出现了一批人物情节虽然不明言然而了解历史背景的读者很容易猜出原型的小说类型，我将其称为“影射小说。具体而言，“影射小说”指的是这样的一种小说门类，即虽然作家本人并不承认人物所本，但熟悉文坛掌故的读者却很容易看出写的是谁，并——对号入座。这样的小说的阅读接受很类似于红学中的索隐派，读者总是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地想起原型。
近代以来最早的影射小说当属曾朴的《孽海花》，主人公傅彩云以晚清名妓赛金花为原型，与此同时，小说还影射了晚清一大批文人政客；1919年遭受《新青年》攻击已久的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影射批评胡适、陈独秀等人；新文学作家中写作影射小说的亦不乏其人。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中常常出现于质夫等自我指涉非常明显的人物；丁玲的小说《韦护》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故事为本；庐隐的《象牙戒指》以石评梅和高君宇的凄美爱情为原型；鲁迅也常在小说或戏剧中写入自己的形象；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和钱锺书的《猫》在此列。此外，还有邵洵美的《绍兴人》。——。本节将要关注的亦是一篇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小说，这篇小说虽未为人所熟知，但在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的互文性以及文本与现实间存在的缝隙等诸多方面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之处。这便是徐志摩与邵洵美合写的小说《珰女士》。
与众多的影射小说相比，《珰女士》很特别。它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篇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和唯美派诗人邵洵美合力写作的以左翼作家丁玲、胡也频等为原型的小说。徐志摩和邵洵美两人的文本既联合又有缝隙，各自呈现了他们对左翼作家丁玲、胡也频以及鲁迅的不同观感（京派作家沈从文亦呈现其中），并且表达了他们作为自由派作家对“营救胡也频”这一事件的看法。小说影射的人物众多，而且大多为知名人物，有鲁迅、徐志摩、邵洵美、丁玲、胡也频、冯雪峰、沈从文等。京派、新月派、唯美派和左翼诸多身份的交集让这一小说呈现出了复杂而暧昧的内涵。
这篇小说由徐志摩起笔，徐先写了一万多字，未完成。徐志摩的小说作品不多，且多为短制，但《珰女士》创作之初是有写长篇的打算的。据邵洵美的交代，徐是被这“故事”感动了，且他一向对丁玲的“大胆”颇为欣赏，于是由此引发了创作的欲望。四年后，邵洵美续写《珰女士》。邵洵美的续写此文，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是，二人私交甚好，邵洵美二十年代在法国留学期间经朋友介绍与徐志摩结识，由于相貌相似，又同是诗人，身边的朋友便调侃他们是兄弟，徐志摩本人亦直呼邵洵美为弟弟——故而时人称呼二人为“诗坛双璧”。在二十年代末开始的邵洵美的沙龙中，徐志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邵洵美的不少朋友是由徐志摩介绍的，而徐志摩也通过邵洵美结识了许多友人。二是，邵洵美参与了“营救胡也频”事件本身，是历史的亲历者，写起来更有现实感，并且他对徐的创作心态和风格非常的熟悉。这两点就为邵洵美续写徐志摩的小说未完稿打下了基础。在《人言周刊》第2卷第11期上，邵洵美明确交代了自己的续写意图。他先是这样解释徐志摩的未完稿：“他是诗人，有故事他先捉他的神韵，情节本来不是他稀罕的。诗人心思简单，是新闻都会叫他惊异……这珰女士是影射一个朋友，她自己也会写文章。徐志摩见到会写文章的人总爱。”在写小说之前，邵洵美专程拜访了丁玲，并提起了徐志摩的《珰女士》，那么他们谈了些什么呢？邵在文中没有多说，只略略提及丁玲不肯承认珰女士是她自己，但也觉得这个小说没有写完很可惜。邵洵美继而说他想写完这个“故事”，对于牵涉到的人，他希望看在文学的面上，不要见怪，申明并无取笑人的意思。——从某种程度上讲，对徐志摩的敬仰和纪念是他写作此文的一个动因。
和徐志摩的看重故事的“神韵”一样，邵洵美对“营救胡也频”这一事件的侧重也是文学上的“故事”的完成和“韵味”的捕捉。——“看在文学的面上”是邵洵美写作这个小说的初衷，这正和他一向主张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相契合。在此艺术观的观照下，邵洵美在这个悲剧色彩极浓的政治事件背后看到的更多是玫瑰色的氤氲，他在文本中写了珰女士与黑、蘩之间的三角恋情，也写了珰女士对廉枫由感激生爱的暧昧情愫，他也大段大段地写了黑对珰女士的爱情心理，此外，他笔下的廉枫面对趟女士的求助之际不时展现其诗意才情。对此一政治事件的艺术化反应与鲁迅等人对“左联五烈士”的态度大为迥异。我没有看到左翼作家以此为素材创作的小说，左联作家大多对此采取了更直接的应对。例如，鲁迅就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里沉痛回忆了“左联五烈士”的人生行迹。从体裁上看，同一个事件，鲁迅选择了锋利而直接的杂文体，而徐邵二人采用了更艺术化的小说文体。杂文的现实感对比小说的艺术化，正分明体现了各自作者对事件的微妙态度。
邵洵美一向反对左翼革命文学，在评论曾虚白的小说《德妹》时，曾对其做出批评：“这年头新书越出越多，选择真不容易，但是分析起来，不外三种人物：一种是未成名或是所谓已成名的作家，为要投机而同时不致于被人家指为落伍，于是拣些危险的字眼抄抄，盖所谓革命文学家；一种是所谓已成名的，为要在那种所谓革命文学家面前，保持他固有的尊严，于是仍旧捉着臭虫，赞美打野鸡，抽鸦片；还有一种则看出了前者的虚伪态度，后者的低级趣味，于是孜孜于技巧方面，即如法国之Parnassians高蹈派。小说写无产阶级可以，同情无产阶级应当，但借了无产阶级的名义作欺骗诱诈的行为，是乃无产阶级的蠹贼，文艺界中的败类。住亭子间可以，打野鸡也可以，抽鸦片也不妨，但一定要使自己的身上生臭虫，则我不懂。因此假使有人问我谁是中国现代文艺界的领袖，我便要举出第三种的无论那一位作家。”这第三种作家自然是以曾朴、狮吼社同人、新月派等为代表的。他们的文学创作刻意回避政治，注重表达美，“为艺术而艺术”，“为生活而艺术”——这些观点也是邵洵美沙龙中经常交谈的话题，便自然而然体现在他颇为用心的小说《珰女士》的创作中。因为对徐志摩的人和文都相当熟悉，邵洵美的续文在风格的承继上可谓非常成功，他把珰女士的困境写得淋漓尽致。但他写着写着，就把一个革命者牺牲的故事写到言情小说的路数上去了。 在他的笔下，当蘩身陷囹圄生死不明之际，珰女士便给黑写了热情洋溢的一封情书——怎么看怎么像鸳鸯蝴蝶派的桥段——更是把丁玲写给冯雪峰的《不算情书》的内容杂糅摊派给沈从文的小说形象“黑”。信件内容的相似证明邵洵美是知道现实生活中丁玲的感情状况的，也看过登于报刊上的那些情书，然而为何他在书中将此做了置换，把原本属于“云”（影射冯雪峰）的故事给了“黑”（影射沈从文）？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一文中对此情节曾有过一段记述：“当两人提到一个横梗在生活中间人时，我当初还以为别是这海军学生对我有了误会，以为我还会妨碍他们的生活，经过两人的陈述，到后来我才明白对我全无关系。”以邵洵美和沈从文的关系，理应知道这一曲折。那么，这只能解释为邵洵美和冯雪峰不相熟故而把故事里的这个“浪漫”摊派给了与他比较熟悉的沈从文。总而言之，以艺术化的视角来对待这一历史悲剧是邵洵美文艺创作的基本态度。
徐志摩的小说从黑（影射沈从文）回来向珰女士报信写起，以珰女士做噩梦结束。在徐的文本中出现了“珰女士”、“黑”、“蘩”和“崔”四个人物，熟悉历史背景的人一眼便可猜出，“珰女士”影射丁玲，“黑”影射沈从文，“蘩”影射胡也频，而“崔”则影射追求过丁玲的国民党的某要员。在小说中，徐志摩对这几位人物各做了态度鲜明的褒贬，他认为“蘩”被捕的原因是“就因为他在思想上不能做奴隶，在感情上不能强制，在言论上不作为一己安全的检点，又因为他甘愿在穷苦无告的人群中去体验人生，外加结识少数与他在思想与情感上有相当融洽的朋友，他就遭了忌讳，轻易荣膺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头衔”——可见徐对左翼作家的身世和遭遇是十分理解和同情的。他对“黑”的评价是“黑是真可爱，义气有黄金一样重，性情又是那样的柔和”，而珰女士则是一个虽然遭遇不幸然而依旧非常坚强勇敢的人。小说详尽刻画了珰女士的心理，大量运用意识流抒写珰女士的焦灼期待以及痛苦。邵洵美的续作中则出现了七个人物，“黑”、“蘩”、“云”、“周老头儿”、“辛雷”、“玛女士”、“廉枫”，如果说徐志摩的文本对左翼人物的评价尚属客观，那么，邵在续文中则加入了自己强烈的主观色彩。邵对文中人物的态度判若云泥，对廉枫不吝赞颂之词，而对周老头儿极尽挖苦之能事。至于对属于左联阵营的蘩和云，邵却并无贬词，反而给予了相当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这种区别对待和当时文人社会的内在结构有密切关系，在这种内在结构的构成中，交游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邵洵美这里，便体现为他组织倡议的沙龙活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才有这样一篇小说的产生。
抛却内容上的主观判断，我不得不说这是一篇相当吸引人的小说创作。邵洵美最初几篇小说很粗糙，但这篇续写却很成熟。遗憾的是，徐志摩的《珰女士》没有写完，而邵洵美兴致勃勃的续写，最终亦是没有写完。在《人言周刊》连载到第40期，邵洵美发布了一个停刊启事。启事交代，“这本小说的计划，共分三部，每部自成首尾。第一部七万余字，自珰女士听到蘩被捕的消息始，至谣言的真相显露为止。现在结局将近，但本刊自四十一期起，对编辑方面，略有改革，当将《珰女士》停止继续登载，明春出版第一部单行本”，以后再无下文了。不过这份未完稿或许是无法完稿的，因为现实比小说更变幻莫测，让作者无法下笔了，也可能因为现实的情节已与邵所期待的浪漫故事相距越来越远，可以说，他不得不停笔了——这也是影射小说的致命的缺陷，虽然是小说，它们还是拘泥于实事，不便离题太远。
二、《珰女士》与“营救胡也频”本事的缠绕
与《珰女士》有关的历史背景是“左联五烈士”的被捕，在小说中则主要关注了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以及围绕胡也频各路人士所采取的营救活动。包括胡也频在内的左联五烈士的被捕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这一事件不仅将左联卷入到风口浪尖，还将一些自由派作家牵连进去，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坛后续事件的发生。关于这次历史事件，有几种不同的叙述。首先是丁玲本人的记述，丁玲在文章《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对此有记载，而事件的亲历者沈从文亦是在几篇文章中详尽叙述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见《记胡也频》、《记丁玲》等文，此外，冯雪峰也作过比较详细的记述。
而以此为本事的《珰女士》的创作便是第三方徐志摩和邵洵美对这次历史事件的解读，邵的续作更是进一步将鲁迅纳入此事，在小说中借珰女士和廉枫等人之口予以讥刺。由此，在《珰女士》文本与现实的密匝缠绕中构成了最具有历史感和现场感的一次对鲁迅的解读，这一解读便成了历史大事件之后的一个“类事件”（黄子平语）。这次解读涉及到踏女士（影射丁玲）、廉枫（影射徐志摩）、黑（影射沈从文）、云（影射冯雪峰）等人对鲁迅的评价。可以说是一次阵营驳杂的对鲁迅的大批判。其中，丁玲为左翼作家（鲁迅对丁玲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徐志摩和沈从文是自由派作家（和鲁迅有过过节），而冯雪峰是左联的领导人，至于那个处于小说事件中心又是背景的蘩（影射胡也频）在现实中和鲁迅也并不和睦。而作为小说作者的邵洵美的态度则不言而喻，虽然他本人的影射角色“辛雷”在文中并未正面出场。在这样一种现实语境下写作的《珰女士》便借所有人物之口开展了对周老头（影射鲁迅）的批判，来看这一长段文字：“这点就是云懂事了，吃眼前亏总是犯不着的。要是蘩当时听到了风声，在家里躲几天，也就不会闹那个乱子了。珰，我说，那周老头儿可有什么表示？他不是你们那个文化同盟的主席吗？”
“你再别提起他了。人说绍兴人就会唱高调，一点也不错。那天晚上蘩不回家，我等到天亮也没信息，就去看他。你知道他住的地方离我多远？我坐电车去差不多一个钟头。他还睡着没醒。他家的老妈子又是他的同乡，听不懂我的话。闹了半天，这老头儿才打被窝里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在楼下坐。他在楼上洗脸，吐痰，吃早饭；老妈子还暖了酒上去。我那时又急，又冷，又饿，又不敢催他。他脾气的古怪，你是知道的；你只能听他自然，不如他意他就恨你，一恨你就把你当成了死对头。我是去求他帮忙的，除了死等有什么办法？他楼下的书房也有你这间屋子大，中间摆了个蓝瓷缸，里面一个小煤球：烧得很红，可只有一股冷气……” “这小煤球倒像他自己。”廉枫这句插白当然会叫珰女士笑。她于是兴奋地接下去说：
“他书房里的书也很多，我想抽一本解解闷，可是所有的书全是日文，日文我看不懂。我看题目，大半是日译的俄国文学书；还有一个书架，上面全是字典，辞源。我于是记起不知道是谁对我说的一句话，好像是你一生只要背熟一部字典，你便是位了不起的学者了。大概也有人对周老头儿说过了这样的话。”
“我想他并不想做学者，他是用来译书的。我说，他究竟下来没有呢？”
“他下来的时候，好像已经喝醉了。两个眼睛红得可怕，脸又青得可怕，头发跟胡子硬得像是假的。”珰女士说到这里，笑了一下说：
“其实我也形容得过了分。他那最恭敬的鞠躬，和一大串为天气抱歉的话，就也有可爱的地方。他也知道我已等了好久，就说，‘我真是老了，在三餐以前，非喝几杯酒不可。这酒是绍兴酒；这是我所保存的唯一的国粹了。’这几句话说得诚恳又感伤，我几乎忘掉方才他叫我等了这许多时候。他又问我早饭吃过了没有，我只能说吃过了，一方面就担心肚饿的声音不要让他听见。”
“以后怎么样呢？”
“我就把蘩没回家的事情对他讲了。他并不立刻回我的话；他把眉头皱紧，又用手心抹一下胡子，冷笑了一声，说了一个‘好’字。”
廉枫和周老头儿并不认识，可是打朋友嘴里所形容的，和周老头儿自己文章里所表现的，他知道这一个“好”字以后，就会像蚕蛾下子样的来一大摊咒骂。他知道这周老头儿骂人的艺术，他会捉住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地方做文章，叫人家惊奇他笔法的神妙：这老头儿的有趣，就在这种地方。廉枫这时候简直像个小孩，张大眼，把舌尖顶着上嘴唇，又把下嘴唇盖在上嘴唇上边；右脚又打拖鞋里溜出来，搁在左脚的背上。玷女士停了一下，叹口气，脸上装出一个轻蔑的笑，好像是摹仿周老头儿当日的表情；又好像是对周老头儿当日的态度的表示。她就接下去说：
“他在桌上的盒子里拿了支烟，塞在自己嘴里，划了五根火柴才点着，闭上眼抽了几口，就拔出来了捏在手里，把火头指着我说：‘这事情并不稀奇，他们根本就不让我们存在，他们根本就不让求生存的人存在；这年头，肚子饿就是一种罪恶。蘩让他们拿去了，你也不必难过，蘩自己何曾不知道迟早总免不掉这一天。我们谁免得掉这一天？我们得把眼光放大，放远。我们既然把身体许给了大众，我们的目的就是去制造这一个最大规模的工作。这工作像是炼金，我们就是煤块，堆在墙角每一块都得预备着进炉子；先进去的不必悲伤，后进去的也不必饶幸。我们也不必灰心和畏缩，多一分的牺牲，总多一分成就。’这一套话，他在演讲时常拿出来用，我以前每次听到总让他感动得挺起胸膛；可是那天我心里就有个蘩，我去找他是要他帮我想个法子。我也知道这事情并不偶然，碰巧这次轮到了蘩。我们全是煤块，不错，可是这一块煤块是我的蘩，我决不能像他那样看得透。我于是打断了他的话问他有没有方法去救蘩，他就又抽了几口烟说：‘这方法倒难想。’他说了这句话，就不说下去了。他又闭上了眼。我看他的表情，好像并不是在想什么方法救蘩，倒像是在暗背着谁去做第二个煤块的那个人的名字，完全是写文章推敲字眼的样子；我心中顿时起了一种忿恨。谁愿意自己做了煤块，炼得金子让他享受？为什么他自己不做煤块？记得有一次大家公推他上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去演讲，他说他的地位跟人不同，要是他去一定有人会暗算，当时我倒也觉得对，可是现在想想，他的话完全矛盾得可怕，为什么‘他的地位跟人不同’？既然全是煤块，那么，有什么两样？他说有人会暗算，谁去了不会让人暗算；他不去人家不也得去？每次要他去，他总是那样推托；换了个人去出了事，他又总是来和上面那样的一篇演讲。救蘩当然不很容易，可是他不应当就回我一个‘这方法倒难想’。一切的事情是他在支配的，他的路子总比我们多。我当时简直想指着他骂，一想他究竟在转什么念头我也不知道，于是又求他说：‘周先生，你总得为我们想个办法。’我讲话的音调好像把他提醒了一下，他就表示想了好久而决断的说：‘当然，我们当然得想个办法。’他接下去先就问我有多少熟人；他说要是我自己有朋友，就用不到间接去托别人。间接的交情得用那样最脏的东西来衬托，这也是他的话。我就说我们目前不一定凑得到多少钱；谁知道这句话竟然恼了他！他发气的说：‘珰，你别误会，我周某决不是那种卑鄙龌龊的人。这个世界上干什么事少得了它？我要是自己有，我尽可以代你付；你知道我这两年来版税一个大子都没拿到。况且我也不过这样讲讲，这件事是不是有一丝一毫的希望，谁都还不敢说。我看你最好再跟旁的人商量商量，免得我误了事。’他的气，生得太突然，我简直呆了，慌了，哭了。他看我哭了。并不马上劝住我；又好像没看见我哭那样，一半自言自语的说：‘唉，你们真是年轻不懂事，要是能郑重一些，也许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少说话，多干事，老话错不到那里。我每次听见他们开会就担心，常开会有什么好处？还不是把时光和瓜子一样嚼了两三个钟头，结果是嘴干了多喝些水？开起会来我就不愿意常到：好处少，坏处多。我不开会，不是一样能做事？人家知道我也许比知道蘩的更多；我们受过教育的，根本不应当学了他们像猴子一样乱嚷乱跳。’廉枫，你听这些话像是谁嘴里说出来的？”
“除了周老头儿他自己，我倒找不到谁会这样说。”
“那他简直是个绍兴师爷！”
“不是绍兴师爷是什么？他还是县衙门里的绍兴师爷呢。”
“我当时再也听不下去，就站了起来回家。”
“你们平时那样捧他，我就好笑。他压根儿就是这一套。他说你们像猴子，他自己才是个猴子；可怜的是你们把他当人看了。市面上有本鲁迅写的《阿Q正传》，我觉得倒像周老头儿的自传：你不妨去买来看看。”
这一大段文字一大半借珰女士之口对周老头予以谴责和讥刺，而廉枫亦是附和，再有是写云和黑评价周老头的：
（云）：她去找了什么人没有？
（黑）：找过一次周老头儿，又找过一次廉枫。 （云）：找他们干吗？
（黑）：还不是四处去求救。在周老头儿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廉枫可真热心：现在看看。真的友谊，还得上圈子外边去找。
（云）：去找周老头儿本来是多事：你要他出些主意去害人，他倒有；自己让人害了，要他帮忙，就没什么办法。
邵洵美笔下的云（影射冯雪峰）和黑（影射沈从文）眼里，周老头儿是个只说不做的空头革命家的形象。殊不知，此时的鲁迅自身亦是十分危险。因柔石被捕时携带着鲁迅与书局的合同，鲁迅当时亦是在被追捕之列。1931年1月20日到2月28日期间，他一直避居于黄陆路花园庄旅馆，胡也频等人的被杀正是这期间的2月7日。在2月2日致韦素园的信中他写道：“上月十七日，上海确曾拘捕数十人，但我并不详知，此地的大报，也至今未曾登载。后看见小报，才知道有我被拘在内，这时已在数日之后了。然而通信社却已通电全国，使我也成了被拘的人。”2月24日致曹靖华：“看日本报，才知道本月七日，枪决了一批青年，其中有四个是左联里面的，但‘罪状’大约是另外一种。很有些人要将我牵连进去，我所以住在别处已久，但看现在情形，恐怕也没有什么事了。”五作家牺牲后，鲁迅应冯雪峰之邀编辑《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参与起草了《宣言》、《公开信》和《呼吁书》，并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和《为了忘却的记念》等多篇文章。鲁迅如此密集地对“左联五烈士事件”表示了关注。可以说，邵洵美在借小说人物之口批判鲁迅的见死不救时，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而偏激的，邵洵美同时在小说中写了自己借钱给珰并帮助打探消息的情节，另外，也写了廉枫对珰女士的柔声安慰，但是，邵洵美的浅薄在于他只看见了那温情脉脉的表层，却不知在鲁迅那里，帮与不帮，不是个性的问题，而是性命的问题。——这篇小说实际上折射出了文学团体和个人私谊的“裂缝”。
联系到现实语境，也可从狱中发出的两封信一看端倪。这或许是邵洵美敢如此断言的主要原因。胡也频被捕后，给沈从文发信求助。在沈从文后来的记忆中，胡也频的这张纸条是这样写的：
“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雄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你明白我，一切务必赶快。否则日子一久，就讨厌了。奶奶处请你关照一声，告她不必担心。我的事情万不宜迟，迟了会生变化。我很着急！……”在纸角上另有一行字“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后。给来人五块钱。”（《记丁玲女士》）
胡也频作为左联成员，为何不向鲁迅求助，而让沈从文向胡适和蔡元培告援。可见和文化阵营无关，而仅仅出于私谊。沈从文随后便向胡适求助，胡适日记1931年1月20日记：“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25人引渡，其中有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虽说无法援助，但胡适还是给蔡元培写了封信委其设法营救，蔡元培又委托张岳军设法，然而，因为此一事件的复杂内幕，营救终告失败。
可见与左翼阵营一向不睦的胡适、邵洵美等人在营救胡也频事件中多多少少起到了一些作用。而身为左联盟主的鲁迅在其间的作用何在呢？为何在小说中邵洵美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借珰女士之口对“周老头儿”（影射鲁迅）的懦弱退避做出指责？仅仅是小说艺术的虚构或者是作者本人的主观意气么？
这里有必要对丁玲、胡也频与鲁迅的关系做一说明。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三人和鲁迅的交往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鲁迅一度很讨厌他们。《鲁迅日记》1925年4月30日记的“得丁玲信”是丁玲与鲁迅交往的开始，但鲁迅根据笔迹以为是休芸芸（沈从文）化名玩笑，故极为生气。而据丁玲的回忆，胡也频在丁玲离北京后不久曾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嘞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胡也频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再去鲁迅家。胡也频这一行为本身折射出他对鲁迅的完全不了解和被浪漫冲昏了头的不理智。也难怪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提到胡也频时只一笔带过，说“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
再看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深情提到的柔石写给同乡的信：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柔石在信中不忘挂念鲁迅，鲁迅也对之有深切的回忆，可见两人私交甚好——但邵洵美是不会将柔石写进小说的，文化人之间的个人交往在此显示了比所属阵营更强大的力量。在邵洵美的《珰女士》中，本与此事不相干的鲁迅被各路人物集体炮轰狠狠的讽刺。邵洵美花费相当多的笔墨叙写珰女士（影射丁玲）对周老头儿（影射鲁迅）的怨意。现实中丁玲有无向鲁迅求救，目前还没有相关材料证实。在小说中，邵洵美写踏女士向周老头儿求助，周老头儿只用言语搪塞推脱，导致珰女士对其印象恶劣。那一长段廉枫与珰女士的对话，从两人的角度写出了对周老头儿的评价，现实中各自对应着徐志摩和丁玲对鲁迅的评价，事实上，是邵洵美借廉枫和珰女士之口表达了对鲁迅的不满。文中，邵洵美用了第三人称叙事，大段大段的借用对话一“对话”在现实世界中邵洵美本人的沙龙里是一种平等和自由的象征，正是那些可称得上为“艺术”的“对话”让邵洵美的沙龙圈子呈现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质，在这篇小说中，大段大段的对话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邵氏沙龙浓厚的交谈氛围，另一方面，这些“对话”却也同时转化为一种语言暴力，对话者的话语构成了对被言说者发言权利的剥夺，他让被言说者“周老头儿”不出场，不发言，任由珰女士和廉枫等随意点评。可见邵的圈子在容纳一批人的同时必然会排斥与他们立场相左的另一批人，正如鲁迅在文坛上也同样坚守着与邵洵美的距离一样。
【责任编辑 孟庆澍】
关键词：《珰女士》；影射小说；邵洵美；鲁迅
一、“诗坛双璧”合写小说
中国传统小说史上有一个重要的门类：历史小说，它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主要题材，虽有适当虚构，然而情节故事基本属实。到了晚清民国以后，历史小说有了新的变体，出现了一批人物情节虽然不明言然而了解历史背景的读者很容易猜出原型的小说类型，我将其称为“影射小说。具体而言，“影射小说”指的是这样的一种小说门类，即虽然作家本人并不承认人物所本，但熟悉文坛掌故的读者却很容易看出写的是谁，并——对号入座。这样的小说的阅读接受很类似于红学中的索隐派，读者总是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地想起原型。
近代以来最早的影射小说当属曾朴的《孽海花》，主人公傅彩云以晚清名妓赛金花为原型，与此同时，小说还影射了晚清一大批文人政客；1919年遭受《新青年》攻击已久的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影射批评胡适、陈独秀等人；新文学作家中写作影射小说的亦不乏其人。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中常常出现于质夫等自我指涉非常明显的人物；丁玲的小说《韦护》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故事为本；庐隐的《象牙戒指》以石评梅和高君宇的凄美爱情为原型；鲁迅也常在小说或戏剧中写入自己的形象；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和钱锺书的《猫》在此列。此外，还有邵洵美的《绍兴人》。——。本节将要关注的亦是一篇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小说，这篇小说虽未为人所熟知，但在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的互文性以及文本与现实间存在的缝隙等诸多方面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之处。这便是徐志摩与邵洵美合写的小说《珰女士》。
与众多的影射小说相比，《珰女士》很特别。它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篇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和唯美派诗人邵洵美合力写作的以左翼作家丁玲、胡也频等为原型的小说。徐志摩和邵洵美两人的文本既联合又有缝隙，各自呈现了他们对左翼作家丁玲、胡也频以及鲁迅的不同观感（京派作家沈从文亦呈现其中），并且表达了他们作为自由派作家对“营救胡也频”这一事件的看法。小说影射的人物众多，而且大多为知名人物，有鲁迅、徐志摩、邵洵美、丁玲、胡也频、冯雪峰、沈从文等。京派、新月派、唯美派和左翼诸多身份的交集让这一小说呈现出了复杂而暧昧的内涵。
这篇小说由徐志摩起笔，徐先写了一万多字，未完成。徐志摩的小说作品不多，且多为短制，但《珰女士》创作之初是有写长篇的打算的。据邵洵美的交代，徐是被这“故事”感动了，且他一向对丁玲的“大胆”颇为欣赏，于是由此引发了创作的欲望。四年后，邵洵美续写《珰女士》。邵洵美的续写此文，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是，二人私交甚好，邵洵美二十年代在法国留学期间经朋友介绍与徐志摩结识，由于相貌相似，又同是诗人，身边的朋友便调侃他们是兄弟，徐志摩本人亦直呼邵洵美为弟弟——故而时人称呼二人为“诗坛双璧”。在二十年代末开始的邵洵美的沙龙中，徐志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邵洵美的不少朋友是由徐志摩介绍的，而徐志摩也通过邵洵美结识了许多友人。二是，邵洵美参与了“营救胡也频”事件本身，是历史的亲历者，写起来更有现实感，并且他对徐的创作心态和风格非常的熟悉。这两点就为邵洵美续写徐志摩的小说未完稿打下了基础。在《人言周刊》第2卷第11期上，邵洵美明确交代了自己的续写意图。他先是这样解释徐志摩的未完稿：“他是诗人，有故事他先捉他的神韵，情节本来不是他稀罕的。诗人心思简单，是新闻都会叫他惊异……这珰女士是影射一个朋友，她自己也会写文章。徐志摩见到会写文章的人总爱。”在写小说之前，邵洵美专程拜访了丁玲，并提起了徐志摩的《珰女士》，那么他们谈了些什么呢？邵在文中没有多说，只略略提及丁玲不肯承认珰女士是她自己，但也觉得这个小说没有写完很可惜。邵洵美继而说他想写完这个“故事”，对于牵涉到的人，他希望看在文学的面上，不要见怪，申明并无取笑人的意思。——从某种程度上讲，对徐志摩的敬仰和纪念是他写作此文的一个动因。
和徐志摩的看重故事的“神韵”一样，邵洵美对“营救胡也频”这一事件的侧重也是文学上的“故事”的完成和“韵味”的捕捉。——“看在文学的面上”是邵洵美写作这个小说的初衷，这正和他一向主张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相契合。在此艺术观的观照下，邵洵美在这个悲剧色彩极浓的政治事件背后看到的更多是玫瑰色的氤氲，他在文本中写了珰女士与黑、蘩之间的三角恋情，也写了珰女士对廉枫由感激生爱的暧昧情愫，他也大段大段地写了黑对珰女士的爱情心理，此外，他笔下的廉枫面对趟女士的求助之际不时展现其诗意才情。对此一政治事件的艺术化反应与鲁迅等人对“左联五烈士”的态度大为迥异。我没有看到左翼作家以此为素材创作的小说，左联作家大多对此采取了更直接的应对。例如，鲁迅就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里沉痛回忆了“左联五烈士”的人生行迹。从体裁上看，同一个事件，鲁迅选择了锋利而直接的杂文体，而徐邵二人采用了更艺术化的小说文体。杂文的现实感对比小说的艺术化，正分明体现了各自作者对事件的微妙态度。
邵洵美一向反对左翼革命文学，在评论曾虚白的小说《德妹》时，曾对其做出批评：“这年头新书越出越多，选择真不容易，但是分析起来，不外三种人物：一种是未成名或是所谓已成名的作家，为要投机而同时不致于被人家指为落伍，于是拣些危险的字眼抄抄，盖所谓革命文学家；一种是所谓已成名的，为要在那种所谓革命文学家面前，保持他固有的尊严，于是仍旧捉着臭虫，赞美打野鸡，抽鸦片；还有一种则看出了前者的虚伪态度，后者的低级趣味，于是孜孜于技巧方面，即如法国之Parnassians高蹈派。小说写无产阶级可以，同情无产阶级应当，但借了无产阶级的名义作欺骗诱诈的行为，是乃无产阶级的蠹贼，文艺界中的败类。住亭子间可以，打野鸡也可以，抽鸦片也不妨，但一定要使自己的身上生臭虫，则我不懂。因此假使有人问我谁是中国现代文艺界的领袖，我便要举出第三种的无论那一位作家。”这第三种作家自然是以曾朴、狮吼社同人、新月派等为代表的。他们的文学创作刻意回避政治，注重表达美，“为艺术而艺术”，“为生活而艺术”——这些观点也是邵洵美沙龙中经常交谈的话题，便自然而然体现在他颇为用心的小说《珰女士》的创作中。因为对徐志摩的人和文都相当熟悉，邵洵美的续文在风格的承继上可谓非常成功，他把珰女士的困境写得淋漓尽致。但他写着写着，就把一个革命者牺牲的故事写到言情小说的路数上去了。 在他的笔下，当蘩身陷囹圄生死不明之际，珰女士便给黑写了热情洋溢的一封情书——怎么看怎么像鸳鸯蝴蝶派的桥段——更是把丁玲写给冯雪峰的《不算情书》的内容杂糅摊派给沈从文的小说形象“黑”。信件内容的相似证明邵洵美是知道现实生活中丁玲的感情状况的，也看过登于报刊上的那些情书，然而为何他在书中将此做了置换，把原本属于“云”（影射冯雪峰）的故事给了“黑”（影射沈从文）？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一文中对此情节曾有过一段记述：“当两人提到一个横梗在生活中间人时，我当初还以为别是这海军学生对我有了误会，以为我还会妨碍他们的生活，经过两人的陈述，到后来我才明白对我全无关系。”以邵洵美和沈从文的关系，理应知道这一曲折。那么，这只能解释为邵洵美和冯雪峰不相熟故而把故事里的这个“浪漫”摊派给了与他比较熟悉的沈从文。总而言之，以艺术化的视角来对待这一历史悲剧是邵洵美文艺创作的基本态度。
徐志摩的小说从黑（影射沈从文）回来向珰女士报信写起，以珰女士做噩梦结束。在徐的文本中出现了“珰女士”、“黑”、“蘩”和“崔”四个人物，熟悉历史背景的人一眼便可猜出，“珰女士”影射丁玲，“黑”影射沈从文，“蘩”影射胡也频，而“崔”则影射追求过丁玲的国民党的某要员。在小说中，徐志摩对这几位人物各做了态度鲜明的褒贬，他认为“蘩”被捕的原因是“就因为他在思想上不能做奴隶，在感情上不能强制，在言论上不作为一己安全的检点，又因为他甘愿在穷苦无告的人群中去体验人生，外加结识少数与他在思想与情感上有相当融洽的朋友，他就遭了忌讳，轻易荣膺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头衔”——可见徐对左翼作家的身世和遭遇是十分理解和同情的。他对“黑”的评价是“黑是真可爱，义气有黄金一样重，性情又是那样的柔和”，而珰女士则是一个虽然遭遇不幸然而依旧非常坚强勇敢的人。小说详尽刻画了珰女士的心理，大量运用意识流抒写珰女士的焦灼期待以及痛苦。邵洵美的续作中则出现了七个人物，“黑”、“蘩”、“云”、“周老头儿”、“辛雷”、“玛女士”、“廉枫”，如果说徐志摩的文本对左翼人物的评价尚属客观，那么，邵在续文中则加入了自己强烈的主观色彩。邵对文中人物的态度判若云泥，对廉枫不吝赞颂之词，而对周老头儿极尽挖苦之能事。至于对属于左联阵营的蘩和云，邵却并无贬词，反而给予了相当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这种区别对待和当时文人社会的内在结构有密切关系，在这种内在结构的构成中，交游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邵洵美这里，便体现为他组织倡议的沙龙活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才有这样一篇小说的产生。
抛却内容上的主观判断，我不得不说这是一篇相当吸引人的小说创作。邵洵美最初几篇小说很粗糙，但这篇续写却很成熟。遗憾的是，徐志摩的《珰女士》没有写完，而邵洵美兴致勃勃的续写，最终亦是没有写完。在《人言周刊》连载到第40期，邵洵美发布了一个停刊启事。启事交代，“这本小说的计划，共分三部，每部自成首尾。第一部七万余字，自珰女士听到蘩被捕的消息始，至谣言的真相显露为止。现在结局将近，但本刊自四十一期起，对编辑方面，略有改革，当将《珰女士》停止继续登载，明春出版第一部单行本”，以后再无下文了。不过这份未完稿或许是无法完稿的，因为现实比小说更变幻莫测，让作者无法下笔了，也可能因为现实的情节已与邵所期待的浪漫故事相距越来越远，可以说，他不得不停笔了——这也是影射小说的致命的缺陷，虽然是小说，它们还是拘泥于实事，不便离题太远。
二、《珰女士》与“营救胡也频”本事的缠绕
与《珰女士》有关的历史背景是“左联五烈士”的被捕，在小说中则主要关注了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以及围绕胡也频各路人士所采取的营救活动。包括胡也频在内的左联五烈士的被捕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这一事件不仅将左联卷入到风口浪尖，还将一些自由派作家牵连进去，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坛后续事件的发生。关于这次历史事件，有几种不同的叙述。首先是丁玲本人的记述，丁玲在文章《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对此有记载，而事件的亲历者沈从文亦是在几篇文章中详尽叙述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见《记胡也频》、《记丁玲》等文，此外，冯雪峰也作过比较详细的记述。
而以此为本事的《珰女士》的创作便是第三方徐志摩和邵洵美对这次历史事件的解读，邵的续作更是进一步将鲁迅纳入此事，在小说中借珰女士和廉枫等人之口予以讥刺。由此，在《珰女士》文本与现实的密匝缠绕中构成了最具有历史感和现场感的一次对鲁迅的解读，这一解读便成了历史大事件之后的一个“类事件”（黄子平语）。这次解读涉及到踏女士（影射丁玲）、廉枫（影射徐志摩）、黑（影射沈从文）、云（影射冯雪峰）等人对鲁迅的评价。可以说是一次阵营驳杂的对鲁迅的大批判。其中，丁玲为左翼作家（鲁迅对丁玲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徐志摩和沈从文是自由派作家（和鲁迅有过过节），而冯雪峰是左联的领导人，至于那个处于小说事件中心又是背景的蘩（影射胡也频）在现实中和鲁迅也并不和睦。而作为小说作者的邵洵美的态度则不言而喻，虽然他本人的影射角色“辛雷”在文中并未正面出场。在这样一种现实语境下写作的《珰女士》便借所有人物之口开展了对周老头（影射鲁迅）的批判，来看这一长段文字：“这点就是云懂事了，吃眼前亏总是犯不着的。要是蘩当时听到了风声，在家里躲几天，也就不会闹那个乱子了。珰，我说，那周老头儿可有什么表示？他不是你们那个文化同盟的主席吗？”
“你再别提起他了。人说绍兴人就会唱高调，一点也不错。那天晚上蘩不回家，我等到天亮也没信息，就去看他。你知道他住的地方离我多远？我坐电车去差不多一个钟头。他还睡着没醒。他家的老妈子又是他的同乡，听不懂我的话。闹了半天，这老头儿才打被窝里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在楼下坐。他在楼上洗脸，吐痰，吃早饭；老妈子还暖了酒上去。我那时又急，又冷，又饿，又不敢催他。他脾气的古怪，你是知道的；你只能听他自然，不如他意他就恨你，一恨你就把你当成了死对头。我是去求他帮忙的，除了死等有什么办法？他楼下的书房也有你这间屋子大，中间摆了个蓝瓷缸，里面一个小煤球：烧得很红，可只有一股冷气……” “这小煤球倒像他自己。”廉枫这句插白当然会叫珰女士笑。她于是兴奋地接下去说：
“他书房里的书也很多，我想抽一本解解闷，可是所有的书全是日文，日文我看不懂。我看题目，大半是日译的俄国文学书；还有一个书架，上面全是字典，辞源。我于是记起不知道是谁对我说的一句话，好像是你一生只要背熟一部字典，你便是位了不起的学者了。大概也有人对周老头儿说过了这样的话。”
“我想他并不想做学者，他是用来译书的。我说，他究竟下来没有呢？”
“他下来的时候，好像已经喝醉了。两个眼睛红得可怕，脸又青得可怕，头发跟胡子硬得像是假的。”珰女士说到这里，笑了一下说：
“其实我也形容得过了分。他那最恭敬的鞠躬，和一大串为天气抱歉的话，就也有可爱的地方。他也知道我已等了好久，就说，‘我真是老了，在三餐以前，非喝几杯酒不可。这酒是绍兴酒；这是我所保存的唯一的国粹了。’这几句话说得诚恳又感伤，我几乎忘掉方才他叫我等了这许多时候。他又问我早饭吃过了没有，我只能说吃过了，一方面就担心肚饿的声音不要让他听见。”
“以后怎么样呢？”
“我就把蘩没回家的事情对他讲了。他并不立刻回我的话；他把眉头皱紧，又用手心抹一下胡子，冷笑了一声，说了一个‘好’字。”
廉枫和周老头儿并不认识，可是打朋友嘴里所形容的，和周老头儿自己文章里所表现的，他知道这一个“好”字以后，就会像蚕蛾下子样的来一大摊咒骂。他知道这周老头儿骂人的艺术，他会捉住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地方做文章，叫人家惊奇他笔法的神妙：这老头儿的有趣，就在这种地方。廉枫这时候简直像个小孩，张大眼，把舌尖顶着上嘴唇，又把下嘴唇盖在上嘴唇上边；右脚又打拖鞋里溜出来，搁在左脚的背上。玷女士停了一下，叹口气，脸上装出一个轻蔑的笑，好像是摹仿周老头儿当日的表情；又好像是对周老头儿当日的态度的表示。她就接下去说：
“他在桌上的盒子里拿了支烟，塞在自己嘴里，划了五根火柴才点着，闭上眼抽了几口，就拔出来了捏在手里，把火头指着我说：‘这事情并不稀奇，他们根本就不让我们存在，他们根本就不让求生存的人存在；这年头，肚子饿就是一种罪恶。蘩让他们拿去了，你也不必难过，蘩自己何曾不知道迟早总免不掉这一天。我们谁免得掉这一天？我们得把眼光放大，放远。我们既然把身体许给了大众，我们的目的就是去制造这一个最大规模的工作。这工作像是炼金，我们就是煤块，堆在墙角每一块都得预备着进炉子；先进去的不必悲伤，后进去的也不必饶幸。我们也不必灰心和畏缩，多一分的牺牲，总多一分成就。’这一套话，他在演讲时常拿出来用，我以前每次听到总让他感动得挺起胸膛；可是那天我心里就有个蘩，我去找他是要他帮我想个法子。我也知道这事情并不偶然，碰巧这次轮到了蘩。我们全是煤块，不错，可是这一块煤块是我的蘩，我决不能像他那样看得透。我于是打断了他的话问他有没有方法去救蘩，他就又抽了几口烟说：‘这方法倒难想。’他说了这句话，就不说下去了。他又闭上了眼。我看他的表情，好像并不是在想什么方法救蘩，倒像是在暗背着谁去做第二个煤块的那个人的名字，完全是写文章推敲字眼的样子；我心中顿时起了一种忿恨。谁愿意自己做了煤块，炼得金子让他享受？为什么他自己不做煤块？记得有一次大家公推他上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去演讲，他说他的地位跟人不同，要是他去一定有人会暗算，当时我倒也觉得对，可是现在想想，他的话完全矛盾得可怕，为什么‘他的地位跟人不同’？既然全是煤块，那么，有什么两样？他说有人会暗算，谁去了不会让人暗算；他不去人家不也得去？每次要他去，他总是那样推托；换了个人去出了事，他又总是来和上面那样的一篇演讲。救蘩当然不很容易，可是他不应当就回我一个‘这方法倒难想’。一切的事情是他在支配的，他的路子总比我们多。我当时简直想指着他骂，一想他究竟在转什么念头我也不知道，于是又求他说：‘周先生，你总得为我们想个办法。’我讲话的音调好像把他提醒了一下，他就表示想了好久而决断的说：‘当然，我们当然得想个办法。’他接下去先就问我有多少熟人；他说要是我自己有朋友，就用不到间接去托别人。间接的交情得用那样最脏的东西来衬托，这也是他的话。我就说我们目前不一定凑得到多少钱；谁知道这句话竟然恼了他！他发气的说：‘珰，你别误会，我周某决不是那种卑鄙龌龊的人。这个世界上干什么事少得了它？我要是自己有，我尽可以代你付；你知道我这两年来版税一个大子都没拿到。况且我也不过这样讲讲，这件事是不是有一丝一毫的希望，谁都还不敢说。我看你最好再跟旁的人商量商量，免得我误了事。’他的气，生得太突然，我简直呆了，慌了，哭了。他看我哭了。并不马上劝住我；又好像没看见我哭那样，一半自言自语的说：‘唉，你们真是年轻不懂事，要是能郑重一些，也许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少说话，多干事，老话错不到那里。我每次听见他们开会就担心，常开会有什么好处？还不是把时光和瓜子一样嚼了两三个钟头，结果是嘴干了多喝些水？开起会来我就不愿意常到：好处少，坏处多。我不开会，不是一样能做事？人家知道我也许比知道蘩的更多；我们受过教育的，根本不应当学了他们像猴子一样乱嚷乱跳。’廉枫，你听这些话像是谁嘴里说出来的？”
“除了周老头儿他自己，我倒找不到谁会这样说。”
“那他简直是个绍兴师爷！”
“不是绍兴师爷是什么？他还是县衙门里的绍兴师爷呢。”
“我当时再也听不下去，就站了起来回家。”
“你们平时那样捧他，我就好笑。他压根儿就是这一套。他说你们像猴子，他自己才是个猴子；可怜的是你们把他当人看了。市面上有本鲁迅写的《阿Q正传》，我觉得倒像周老头儿的自传：你不妨去买来看看。”
这一大段文字一大半借珰女士之口对周老头予以谴责和讥刺，而廉枫亦是附和，再有是写云和黑评价周老头的：
（云）：她去找了什么人没有？
（黑）：找过一次周老头儿，又找过一次廉枫。 （云）：找他们干吗？
（黑）：还不是四处去求救。在周老头儿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廉枫可真热心：现在看看。真的友谊，还得上圈子外边去找。
（云）：去找周老头儿本来是多事：你要他出些主意去害人，他倒有；自己让人害了，要他帮忙，就没什么办法。
邵洵美笔下的云（影射冯雪峰）和黑（影射沈从文）眼里，周老头儿是个只说不做的空头革命家的形象。殊不知，此时的鲁迅自身亦是十分危险。因柔石被捕时携带着鲁迅与书局的合同，鲁迅当时亦是在被追捕之列。1931年1月20日到2月28日期间，他一直避居于黄陆路花园庄旅馆，胡也频等人的被杀正是这期间的2月7日。在2月2日致韦素园的信中他写道：“上月十七日，上海确曾拘捕数十人，但我并不详知，此地的大报，也至今未曾登载。后看见小报，才知道有我被拘在内，这时已在数日之后了。然而通信社却已通电全国，使我也成了被拘的人。”2月24日致曹靖华：“看日本报，才知道本月七日，枪决了一批青年，其中有四个是左联里面的，但‘罪状’大约是另外一种。很有些人要将我牵连进去，我所以住在别处已久，但看现在情形，恐怕也没有什么事了。”五作家牺牲后，鲁迅应冯雪峰之邀编辑《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参与起草了《宣言》、《公开信》和《呼吁书》，并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和《为了忘却的记念》等多篇文章。鲁迅如此密集地对“左联五烈士事件”表示了关注。可以说，邵洵美在借小说人物之口批判鲁迅的见死不救时，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而偏激的，邵洵美同时在小说中写了自己借钱给珰并帮助打探消息的情节，另外，也写了廉枫对珰女士的柔声安慰，但是，邵洵美的浅薄在于他只看见了那温情脉脉的表层，却不知在鲁迅那里，帮与不帮，不是个性的问题，而是性命的问题。——这篇小说实际上折射出了文学团体和个人私谊的“裂缝”。
联系到现实语境，也可从狱中发出的两封信一看端倪。这或许是邵洵美敢如此断言的主要原因。胡也频被捕后，给沈从文发信求助。在沈从文后来的记忆中，胡也频的这张纸条是这样写的：
“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雄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你明白我，一切务必赶快。否则日子一久，就讨厌了。奶奶处请你关照一声，告她不必担心。我的事情万不宜迟，迟了会生变化。我很着急！……”在纸角上另有一行字“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后。给来人五块钱。”（《记丁玲女士》）
胡也频作为左联成员，为何不向鲁迅求助，而让沈从文向胡适和蔡元培告援。可见和文化阵营无关，而仅仅出于私谊。沈从文随后便向胡适求助，胡适日记1931年1月20日记：“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25人引渡，其中有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虽说无法援助，但胡适还是给蔡元培写了封信委其设法营救，蔡元培又委托张岳军设法，然而，因为此一事件的复杂内幕，营救终告失败。
可见与左翼阵营一向不睦的胡适、邵洵美等人在营救胡也频事件中多多少少起到了一些作用。而身为左联盟主的鲁迅在其间的作用何在呢？为何在小说中邵洵美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借珰女士之口对“周老头儿”（影射鲁迅）的懦弱退避做出指责？仅仅是小说艺术的虚构或者是作者本人的主观意气么？
这里有必要对丁玲、胡也频与鲁迅的关系做一说明。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三人和鲁迅的交往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鲁迅一度很讨厌他们。《鲁迅日记》1925年4月30日记的“得丁玲信”是丁玲与鲁迅交往的开始，但鲁迅根据笔迹以为是休芸芸（沈从文）化名玩笑，故极为生气。而据丁玲的回忆，胡也频在丁玲离北京后不久曾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嘞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胡也频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再去鲁迅家。胡也频这一行为本身折射出他对鲁迅的完全不了解和被浪漫冲昏了头的不理智。也难怪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提到胡也频时只一笔带过，说“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
再看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深情提到的柔石写给同乡的信：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柔石在信中不忘挂念鲁迅，鲁迅也对之有深切的回忆，可见两人私交甚好——但邵洵美是不会将柔石写进小说的，文化人之间的个人交往在此显示了比所属阵营更强大的力量。在邵洵美的《珰女士》中，本与此事不相干的鲁迅被各路人物集体炮轰狠狠的讽刺。邵洵美花费相当多的笔墨叙写珰女士（影射丁玲）对周老头儿（影射鲁迅）的怨意。现实中丁玲有无向鲁迅求救，目前还没有相关材料证实。在小说中，邵洵美写踏女士向周老头儿求助，周老头儿只用言语搪塞推脱，导致珰女士对其印象恶劣。那一长段廉枫与珰女士的对话，从两人的角度写出了对周老头儿的评价，现实中各自对应着徐志摩和丁玲对鲁迅的评价，事实上，是邵洵美借廉枫和珰女士之口表达了对鲁迅的不满。文中，邵洵美用了第三人称叙事，大段大段的借用对话一“对话”在现实世界中邵洵美本人的沙龙里是一种平等和自由的象征，正是那些可称得上为“艺术”的“对话”让邵洵美的沙龙圈子呈现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质，在这篇小说中，大段大段的对话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邵氏沙龙浓厚的交谈氛围，另一方面，这些“对话”却也同时转化为一种语言暴力，对话者的话语构成了对被言说者发言权利的剥夺，他让被言说者“周老头儿”不出场，不发言，任由珰女士和廉枫等随意点评。可见邵的圈子在容纳一批人的同时必然会排斥与他们立场相左的另一批人，正如鲁迅在文坛上也同样坚守着与邵洵美的距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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