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10年前,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现在这个概念在企业已经比较熟悉,尽管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丝毫不影响各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话题的关注。
　　
　　社会学家J.H.特纳在《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一书中指出,人类有三种交换活动,即“市场交换”、“互惠交换”和“再分配交换”。根据特纳教授的“交换理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市民(消费者)、企业与员工、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按各取所需的原则,必然地存在着第三种交换形式,即所谓“互惠交换”。“互惠交换”是交换各方为取得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社会认同,进行的“社会价值”交换形式,比如,交换的一方付出的是钱财、物品和人力,而得到的是荣誉、理解、内心的满足等。互惠交换的媒介一般不是货币,而是社会关系和道德责任。促成互惠交换成功的主要机制是交换者之间的信任和道德信念。毫无疑问,在互惠交换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成为其追求交换效率的一种必需或经常的手段。
　　我们知道,一切交换活动,从本质上讲都应以“等价交换”为原则,这是交换活动中最基本的价值规律。背离了价值规律,交换行为就无法长期地、健康地发展。即使如特纳教授所讲的“互惠交换”,一般不以作为市场行为中价格符号的货币为媒介,但交换本身还是应当遵循“价值规律”。只不过,这里所讲的“价值”,应当是社会价值而已。
　　在长期以互惠交换稀缺社会资源为目的的社会活动中,凝结在社会产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表现为以社会成员长期努力逐渐形成的进步的、积极的、美善的共同社会意识或行为规范等,也就是社会互惠交换中的价值。它是企业社会活动中的价值交换“基石”,因此,它可以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本“标准”。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从本质上讲,就是在企业与“企业外界”互惠交换过程中,对交换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都会具有价值目标多元化的社会行为特征。那么,不同的企业行为价值目标体系中,究竟有哪些内涵属于企业在长期努力中,逐渐形成的进步的、积极的、美善的共同社会意识或行为规范呢?
　　首先,它是一种能够最大限度保护企业共同生存的企业社会行为规范。企业社会行为存在共同价值标准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保卫自身生存权。保卫自身生存权是保护企业共同生存权的基础。任何企业的社会行为,都必须把保卫自身生存权放在首要地位。这就要求企业在社会行为活动中,立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维生存空间”,在实现社会价值“互惠交换”的同时,必须追求合理的、有效率的经济利益,必须严格服从政治及法律规范。只有每个企业都能有效地保护自身生存权,全社会企业的共同生存权才能得到有效保护。
　　


　　最近发生的“苏丹红”事件,给人们以深刻教训。许多产品完全合格的食品生产厂家,因不法企业缺失社会责任诚信,致使全社会范围内消费者都不敢吃熟食产品,合法企业被“殃及池鱼”。究其终因,就在于合法企业缺乏“自身生存权”保卫意识,全社会也缺少以此行为规范为内涵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当然,我们说保护企业共同生存,并不否定企业的“生物进化性”,它仍然以“优胜劣汰”为原则。但是,它排斥无序竞争、禁止恶意竞争、反对非道德竞争。
　　其次,它是一种能够促进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企业社会行为规范。约翰·罗尔斯在集中体现其理论精华的著作《正义论》开篇就指出,“正义否认某个人失去自由会由于别人享有更大的利益而变得理所当然起来。它不承认强加给少数人的牺牲可以由于许多人享有更大利益而变得无足轻重”,罗尔斯提出他的正义原则,即“所有社会价值—自由与社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
　　罗尔斯关于正义的描述,类似于经济学上的“正义”帕累托最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借用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这本著作的名称,提出了一个社会公正新概念—“作为公正的发展”。在景天魁“作为公正的发展”理论中,他提出“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 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应可理解为促进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企业社会行为规范。“作为公正的发展”理论认为,没有公正的发展,根本算不上发展,在某种状况下,它极可能是“反发展”、“负发展”。所以,遵循促进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原则,当然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行为规范。
　　不过有一点我们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即真正的公正与公平是极难实现的,也就是说经济学意义上的“正义”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作为企业社会行为规范的社会责任标准,所要求的“公正”与“公平”,本质上是要求能够建立一种“促进”社会公正与公平实现的机制,而这种机制的根本前提则是维护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正常秩序(或称自然秩序)”。
　　这就好比说,社会普遍的行为规范要求“行人靠右走”,那么任何人都无权“靠左走”,某个人靠左走就意味着对他人权益的侵犯,这就是“不公平”。社会允许这种人的行为存在,就是一种“不公正”。如果各地火车铁路轨道的宽度不一致,火车肯定没法在全国范围内行驶。各地乘客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享受火车便利的“公正”与“公平”前提。如果没有这种“正常秩序”,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将会乱套,会发生“企业战争”,有些企业会被无秩序的混乱所消灭,而这并不是“适者生存”进化论的应有结果,恰恰是因为违背进化论的一种无序状态所造成的悲哀。
　　第三,是一种能够保持民族先进文化的企业社会行为规范。这种民族的先进文化,应当是在保持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基础上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企业社会行为领域内所存在的一切共同价值标准,并不是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消灭”,相反,它是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存续,是在此基础之上的多民族优秀文化融合的过程。
　　唯如此,人们才能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形成共同的、科学的认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对人名的称呼上,中文称“张三”,英文却称“三张”,这已经形成了两种文化习惯。从中也可以体现两种不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前者反映中华民族秉承父姓(姓氏、性格与性情)、长幼有序的特点,后者反映西方民族个性张扬、独立发展的开拓精神。你能说哪一种文化更优秀、更先进、更具有生命力呢?
　　最后,它必须是能够不断创造和谐社会建设新动力的企业社会行为规范。企业社会行为存在共同价值标准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诚如我们前面所论及,不同企业在社会领域里的“互惠交换”虽以价值为基础,但极难找出它的价格或价格表现形式。这种社会交换活动虽以“互惠”为目标,但却很难真正衡量企业自身在交换活动中的“惠得惠失”。所以,社会领域内企业交换的效用,形式上大多体现为企业对其社会行为的“幸福感觉”(不可否认其本质上是存在价值交换的)。
　　最明显的一个事例是,禁渔期的实施。当一个湖(或江河)里的渔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两个企业的社会行为可能存在“对抗性”,我捕的鱼多,意味着你捕的鱼必定会少,但我们还是能找到共同的行为价值目标取向,即共同保护好湖里的渔资源,共同禁渔成为我们“互惠交换”的价值均衡点。这既是我们现实的共同福祉之所在,也是我们未来幸福的共同愿景。所以,两个企业选择了共同社会行为,实施禁渔期禁渔。这种在长期社会劳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共同行为规范,成为推动和谐发展的新动力。
　　由此可见,一种能够最大限度保护企业共同生存的企业社会行为规范,能够促进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企业社会行为规范,能够保持民族先进文化的企业社会行为规范,能够不断创造和谐社会建设新动力的企业社会行为规范,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这些最基本的社会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方式,就是具有价值目标多元化特征的不同企业,所应当共同遵守的社会行为责任“标准”或称之为行为准则的基本内容。这些基本的企业社会行为规范,构成一个完美的企业社会行为“生命发展”和“艺术升华”过程,体现着企业社会活动的历史进步,体现出和谐之美、善良之美、理性之美,体现出企业生命在无限宇宙之中永生的相对发展和绝对运动统一之美,这是一种最为伟大、最为壮观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