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烟、赌、娼——“黑色收入”的主渠道
贩卖烟毒是青帮的聚宝盆
民国时期烟毒泛滥，青帮是各种贩毒群体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在经历几个阶段的发展后，专营鸦片的三鑫公司的出现，标志着青帮贩毒达到了最高峰。
三鑫公司成立于1918年底1919年初，据统计，该公司的年收入可达5600万元左右，扣除各项支出仍可净收入1000-2000万元。
1932年后，青帮首领改变策略，开始全力结交国民党政要，烟毒生意也随之转往华界。随后，蒋介石为筹措军饷，以收取“特税”为名实行鸦片专卖政策，实际上是放宽了对于贩卖烟土的限制，而且还使青帮取得了贩卖烟土的垄断权。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青帮同国民党合作贩卖鸦片的活动也从未停止过。港记公司成立后，杜月笙与戴笠就曾多次合作运送烟土，在港、渝之间运送毒品数目不菲。
除了鸦片的贩卖外，青帮门徒还从事其他种类的毒品买卖，出现了“前期吗啡大王”、“后期吗啡大王”、“红丸大王”、“白粉大王”等名人。所谓的“前期吗啡大王”是“大”字辈高士奎的徒弟，“后期吗啡大王”是季云卿的门徒、黄金荣的亲家，“红丸大王”是“悟”字辈唐嘉鹏的门徒，“白粉大王”则是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的门徒。
赌，是青帮的另一大财源
赌场以及赌台是青帮敛财的重要手段之一。杜月笙在黄府崭露头角后，就是由黄金荣拨给一个赌台吃抽头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的。三大亨鼎盛时期，开设了荣生、富生、利生、义生及利源五大赌场，其门庭若市的程度，用日进斗金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青帮大亨的公馆也是聚众赌博的场所，能够出入他们公馆并同他们“玩乐”的，自然不是无名之辈，这些赌博的赌资不菲，而且青帮大亨还要吃抽头，这些收入也是极为可观的。抗战爆发后，杜月笙避走香港及重庆期间，杜宅内的赌博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曾经来到上海，黄金荣、杜月笙见袁克文出手阔绰，便设下圈套，“黄金荣招来杜月笙和金廷荪与袁克文一起搓麻将，开始时，袁克文是福星高照，每日总要赢上数百元，于是，袁克文赌兴日浓，每盘的赌注也越下越大。结果不到半月，袁克文所带的数万银钞已输得精光，只能拍拍屁股回北京去了。”
此外，他们还利用俱乐部的形式进行豪赌，青帮仍从中抽头取利，收入更是倍增。在这些俱乐部里各色人等齐全，富商政要充斥其中，每场的输赢极大，也为青帮敛财提供了机会。英法租界交界处的181号赌窟是这种俱乐部赌场的集中代表。除三大亨外，许多的二流帮会首领也多借赌生财。杜月笙手下的小八股党成员，黄金荣与张啸林手下许多得力干将都是以赌发家的。
妓院是青帮的又一项传统的经济来源
帮、娼是旧中国的五毒之二，就像帮与烟、赌的关系一样，不能分割开来。青帮是民国社会中最大的帮会势力，妓院老板若想顺利经营，必然要同青帮首领打好关系：一方面妓院的安全需要青帮打手来维持，另一方面妓女的来源有时候也要通过青帮贩卖人口来得到补充，因此青帮从这些妓院里得到很大的好处。如当时上海四马路会乐里聚集着上百家妓院，每家妓院都养着一至数十名“龟爪”，充当保镖、打手，并帮助老鸨管理妓女，这些人和妓院老板都必须参加帮会。而妓女的来源也多被青帮头目所垄断，在贩卖人口这种行业中，青帮是其中的主力军，他们把拐卖男孩称为“搬石头”，拐卖女孩则称为“摘桑叶”，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刑事探长、黄金荣的门徒尚武是专贩男孩的后台，尤阿根是贩女孩的后台，而比他们更著名的人口贩子则是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和“通”字辈的季云卿。
妓院老板为了拉拢青帮头目，重金收买青帮分子，在免受青帮分子威胁骚扰的同时，还能够得到青帮势力的保护，许多妓院的老板甚至直接拜青帮头目做“老头子”，杜月笙的心腹管家顾嘉棠、“江北大亨”顾竹轩和谢葆生等人都充当过妓院和私娼的后台。
由于妓院几乎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因此许多青帮大亨本身就是妓院的后台老板，黄金荣发妻林桂生的“十姐妹”党中，其中不乏依靠青帮势力经营妓院者，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也各在妓院中有一部分资金。
走私、绑架、敲诈、勒索
在青帮早期发展过程中这种取财方式也是极为常见的。如黄金荣在法租界捕房供职时，就利用青帮流氓骚扰小商户，再由自己出面提供保护索取保护费，其实就是变相的敲诈。杜月笙早期混迹十六铺作小流氓的头目时也曾用过这样的办法，青帮崛起后更是变本加厉。
1929年银行家朱成璋被绑架一案就同张啸林争地一事有关，朱家虽交付赎款，朱成璋仍难逃一死，这件事也大大地震动了金融界。1927年后，青帮便开始同国民党密切交往，由于财政困难，加之蒋介石对于民族资本家的不满，在他的暗示下，青帮头目大肆绑架民族资本家进行勒索。据统计，此时先后发生过多宗绑票勒索案，上海和无锡的棉纱、面粉大王、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也遭到逮捕，蒋介石还下令没收他在无锡的面粉厂，在荣捐款二十五万元给政府后，这个命令便取消了。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道说：“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
新财源的开辟
经营现代化事业
民国时期青帮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黄金荣，此人是旧式帮会人物的典型代表，终其一生从未像其他青帮人物一样涉足近代工商实业界，但他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却因此显现出来，即他投资了大量的近代事业，如黄金大戏院、荣记共舞台及各种浴池等，这些事业与近代工商实业有很大的区别。青帮其他人物如张啸林、金廷荪、顾竹轩等人也经营此类事业。《申报》上曾刊登过很多这种戏院、舞台的广告，都可以反映出这些地方生意兴隆的程度。
以金融界为踏板打入工商实业界
杜月笙是这部分人的集中代表。1929年，在陈群、钱新之等好友的建议下，杜月笙开始向合法行业进军，创建了中汇银行。银行初创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就连法租界领事、国民党政要皆存入巨款，银行界也以传统的“堆花”形式支持中汇银行，个别受到过杜月笙帮助的大资本家也纷纷向中汇银行注资，很快杜月笙就在银行界站住了脚。他以吸收烟、赌游资为主要业务，使中汇银行不断盈利，信誉也开始树立起来。此后，杜月笙向其他银行发展势力，其势力基本打入了上海地区所有的银行。1934年，杜月笙斥资建造了规模宏伟的中汇大厦，造价为156万银元。
金融界的成功只是上海青帮进军实业界的踏板。从30年代 开始，杜月笙等人利用各种手段几乎进入了上海实业界的方方面面，纺织、渔业、面粉、金融、轮船航运无所不包。据统计，杜月笙最多曾担任100多个董事、经理的职务，上海的五大地方机构中均有其一席之地。
杜月笙是帮会成员进入实业界的代表人物之一，金廷荪等三大亨以下的帮会头目中，很多人都成为青帮渗入实业界的骨干分子。1932年，恒社的成立，标志着帮会社团化的开始，随后仁社、忠信社以及从属社团毅社、振社都开始出现，这些社团的成员都是上层社会的代表人物，在《恒社社员录》中，工商实业界人士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上海青帮在工商界势力之大。
结交掌权政府，延揽特权，牟取暴利
近代中国同时存在着几个不同的政府，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先后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并存，因此，对于青帮而言，与这些政治势力搞好关系是取得利益的必要条件。
对于北洋军阀，青帮采取贿以巨额好处，均分所得利益的方式寻求他们的保护。由于上海始终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之中，卢永祥、齐燮元、孙传芳都曾取得过上海的控制权，但他们无一例外的都与上海青帮合作，伙同青帮走私鸦片并为青帮打击竞争对手，以得到巨额报酬作为军饷，而青帮自然更是“获益匪浅”。
与国民党的交结是青帮政治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1932年之前，虽然青帮始终与国民党打交道，但他们仍把租界作为活动的基地。1932年，法租界开始大力禁烟禁赌，打击黑势力，青帮在租界的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因此，三大亨为首的青帮开始倒向国民党，将烟赌业转向华界，原来交给法租界当局官员的“孝敬”转交上海国民党政府官员。对于其他的国民党高官更是大力结交，宋子文、孔祥熙、戴笠以及陈群、杨虎等人，都曾与杜月笙有过密切往来。抗战前在上海策动帮会活动的陈群、杨虎和抗战时期的戴笠，都曾是杜月笙倚重的对象，他们都是青帮为牟取暴利重点交结的人物。
总之，民国时期的青帮能够成为全国帮会势力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他们仍然继承传统方式敛取巨额“黑色收入”，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些“黑色收入”编织一张无所不容的社会关系网，改变“白相人”较低的社会地位，打入上流社会，并依托流氓手段在合法经营的外衣下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这两者就构成了民国时期上海青帮的经济来源，而他们所取得的这些财富正是青帮能在民国时期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重要原因，更是青帮在民国时期发展、崛起最终恶性膨胀的根本原因。
实习编辑 王 凯
贩卖烟毒是青帮的聚宝盆
民国时期烟毒泛滥，青帮是各种贩毒群体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在经历几个阶段的发展后，专营鸦片的三鑫公司的出现，标志着青帮贩毒达到了最高峰。
三鑫公司成立于1918年底1919年初，据统计，该公司的年收入可达5600万元左右，扣除各项支出仍可净收入1000-2000万元。
1932年后，青帮首领改变策略，开始全力结交国民党政要，烟毒生意也随之转往华界。随后，蒋介石为筹措军饷，以收取“特税”为名实行鸦片专卖政策，实际上是放宽了对于贩卖烟土的限制，而且还使青帮取得了贩卖烟土的垄断权。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青帮同国民党合作贩卖鸦片的活动也从未停止过。港记公司成立后，杜月笙与戴笠就曾多次合作运送烟土，在港、渝之间运送毒品数目不菲。
除了鸦片的贩卖外，青帮门徒还从事其他种类的毒品买卖，出现了“前期吗啡大王”、“后期吗啡大王”、“红丸大王”、“白粉大王”等名人。所谓的“前期吗啡大王”是“大”字辈高士奎的徒弟，“后期吗啡大王”是季云卿的门徒、黄金荣的亲家，“红丸大王”是“悟”字辈唐嘉鹏的门徒，“白粉大王”则是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的门徒。
赌，是青帮的另一大财源
赌场以及赌台是青帮敛财的重要手段之一。杜月笙在黄府崭露头角后，就是由黄金荣拨给一个赌台吃抽头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的。三大亨鼎盛时期，开设了荣生、富生、利生、义生及利源五大赌场，其门庭若市的程度，用日进斗金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青帮大亨的公馆也是聚众赌博的场所，能够出入他们公馆并同他们“玩乐”的，自然不是无名之辈，这些赌博的赌资不菲，而且青帮大亨还要吃抽头，这些收入也是极为可观的。抗战爆发后，杜月笙避走香港及重庆期间，杜宅内的赌博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曾经来到上海，黄金荣、杜月笙见袁克文出手阔绰，便设下圈套，“黄金荣招来杜月笙和金廷荪与袁克文一起搓麻将，开始时，袁克文是福星高照，每日总要赢上数百元，于是，袁克文赌兴日浓，每盘的赌注也越下越大。结果不到半月，袁克文所带的数万银钞已输得精光，只能拍拍屁股回北京去了。”
此外，他们还利用俱乐部的形式进行豪赌，青帮仍从中抽头取利，收入更是倍增。在这些俱乐部里各色人等齐全，富商政要充斥其中，每场的输赢极大，也为青帮敛财提供了机会。英法租界交界处的181号赌窟是这种俱乐部赌场的集中代表。除三大亨外，许多的二流帮会首领也多借赌生财。杜月笙手下的小八股党成员，黄金荣与张啸林手下许多得力干将都是以赌发家的。
妓院是青帮的又一项传统的经济来源
帮、娼是旧中国的五毒之二，就像帮与烟、赌的关系一样，不能分割开来。青帮是民国社会中最大的帮会势力，妓院老板若想顺利经营，必然要同青帮首领打好关系：一方面妓院的安全需要青帮打手来维持，另一方面妓女的来源有时候也要通过青帮贩卖人口来得到补充，因此青帮从这些妓院里得到很大的好处。如当时上海四马路会乐里聚集着上百家妓院，每家妓院都养着一至数十名“龟爪”，充当保镖、打手，并帮助老鸨管理妓女，这些人和妓院老板都必须参加帮会。而妓女的来源也多被青帮头目所垄断，在贩卖人口这种行业中，青帮是其中的主力军，他们把拐卖男孩称为“搬石头”，拐卖女孩则称为“摘桑叶”，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刑事探长、黄金荣的门徒尚武是专贩男孩的后台，尤阿根是贩女孩的后台，而比他们更著名的人口贩子则是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和“通”字辈的季云卿。
妓院老板为了拉拢青帮头目，重金收买青帮分子，在免受青帮分子威胁骚扰的同时，还能够得到青帮势力的保护，许多妓院的老板甚至直接拜青帮头目做“老头子”，杜月笙的心腹管家顾嘉棠、“江北大亨”顾竹轩和谢葆生等人都充当过妓院和私娼的后台。
由于妓院几乎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因此许多青帮大亨本身就是妓院的后台老板，黄金荣发妻林桂生的“十姐妹”党中，其中不乏依靠青帮势力经营妓院者，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也各在妓院中有一部分资金。
走私、绑架、敲诈、勒索
在青帮早期发展过程中这种取财方式也是极为常见的。如黄金荣在法租界捕房供职时，就利用青帮流氓骚扰小商户，再由自己出面提供保护索取保护费，其实就是变相的敲诈。杜月笙早期混迹十六铺作小流氓的头目时也曾用过这样的办法，青帮崛起后更是变本加厉。
1929年银行家朱成璋被绑架一案就同张啸林争地一事有关，朱家虽交付赎款，朱成璋仍难逃一死，这件事也大大地震动了金融界。1927年后，青帮便开始同国民党密切交往，由于财政困难，加之蒋介石对于民族资本家的不满，在他的暗示下，青帮头目大肆绑架民族资本家进行勒索。据统计，此时先后发生过多宗绑票勒索案，上海和无锡的棉纱、面粉大王、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也遭到逮捕，蒋介石还下令没收他在无锡的面粉厂，在荣捐款二十五万元给政府后，这个命令便取消了。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道说：“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
新财源的开辟
经营现代化事业
民国时期青帮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黄金荣，此人是旧式帮会人物的典型代表，终其一生从未像其他青帮人物一样涉足近代工商实业界，但他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却因此显现出来，即他投资了大量的近代事业，如黄金大戏院、荣记共舞台及各种浴池等，这些事业与近代工商实业有很大的区别。青帮其他人物如张啸林、金廷荪、顾竹轩等人也经营此类事业。《申报》上曾刊登过很多这种戏院、舞台的广告，都可以反映出这些地方生意兴隆的程度。
以金融界为踏板打入工商实业界
杜月笙是这部分人的集中代表。1929年，在陈群、钱新之等好友的建议下，杜月笙开始向合法行业进军，创建了中汇银行。银行初创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就连法租界领事、国民党政要皆存入巨款，银行界也以传统的“堆花”形式支持中汇银行，个别受到过杜月笙帮助的大资本家也纷纷向中汇银行注资，很快杜月笙就在银行界站住了脚。他以吸收烟、赌游资为主要业务，使中汇银行不断盈利，信誉也开始树立起来。此后，杜月笙向其他银行发展势力，其势力基本打入了上海地区所有的银行。1934年，杜月笙斥资建造了规模宏伟的中汇大厦，造价为156万银元。
金融界的成功只是上海青帮进军实业界的踏板。从30年代 开始，杜月笙等人利用各种手段几乎进入了上海实业界的方方面面，纺织、渔业、面粉、金融、轮船航运无所不包。据统计，杜月笙最多曾担任100多个董事、经理的职务，上海的五大地方机构中均有其一席之地。
杜月笙是帮会成员进入实业界的代表人物之一，金廷荪等三大亨以下的帮会头目中，很多人都成为青帮渗入实业界的骨干分子。1932年，恒社的成立，标志着帮会社团化的开始，随后仁社、忠信社以及从属社团毅社、振社都开始出现，这些社团的成员都是上层社会的代表人物，在《恒社社员录》中，工商实业界人士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上海青帮在工商界势力之大。
结交掌权政府，延揽特权，牟取暴利
近代中国同时存在着几个不同的政府，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先后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并存，因此，对于青帮而言，与这些政治势力搞好关系是取得利益的必要条件。
对于北洋军阀，青帮采取贿以巨额好处，均分所得利益的方式寻求他们的保护。由于上海始终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之中，卢永祥、齐燮元、孙传芳都曾取得过上海的控制权，但他们无一例外的都与上海青帮合作，伙同青帮走私鸦片并为青帮打击竞争对手，以得到巨额报酬作为军饷，而青帮自然更是“获益匪浅”。
与国民党的交结是青帮政治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1932年之前，虽然青帮始终与国民党打交道，但他们仍把租界作为活动的基地。1932年，法租界开始大力禁烟禁赌，打击黑势力，青帮在租界的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因此，三大亨为首的青帮开始倒向国民党，将烟赌业转向华界，原来交给法租界当局官员的“孝敬”转交上海国民党政府官员。对于其他的国民党高官更是大力结交，宋子文、孔祥熙、戴笠以及陈群、杨虎等人，都曾与杜月笙有过密切往来。抗战前在上海策动帮会活动的陈群、杨虎和抗战时期的戴笠，都曾是杜月笙倚重的对象，他们都是青帮为牟取暴利重点交结的人物。
总之，民国时期的青帮能够成为全国帮会势力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他们仍然继承传统方式敛取巨额“黑色收入”，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些“黑色收入”编织一张无所不容的社会关系网，改变“白相人”较低的社会地位，打入上流社会，并依托流氓手段在合法经营的外衣下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这两者就构成了民国时期上海青帮的经济来源，而他们所取得的这些财富正是青帮能在民国时期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重要原因，更是青帮在民国时期发展、崛起最终恶性膨胀的根本原因。
实习编辑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