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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通货膨胀环境下,多数普通人的利益会受到较大影响。同时,通胀风险作为系统性风险,不是个人所能完全避免的。有鉴于此,面对通胀压力,公众除了要求政府着力控制物价上涨外,还需要获得用于弥补、减少损失的政策保障,这就必然需要财税政策来担当主角。
[关键词] 通货膨胀 通胀压力 通胀预期 财税政策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源于粮食作物向生物能源的“转化”,玉米等粮食价格逐步攀升,从而引发了饲料价格上涨,又传导到猪肉价格上,使得猪肉价格成为了该轮价格上涨的一个风向标。由于食品类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在高位持续,工资形成机制改革使劳动力成本加速提升,进而引发了通货膨胀。
今年以来,国内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加速升值、融资困难。从春夏之交开始,通货膨胀的势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可遏制。这一次通货膨胀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与国际市场上油价、金价的飙升,特别是金属等原材料价格的成倍飙升,以及美元的大幅贬值密切关联。
在美国金融风暴加剧、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下,我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保增长、控通胀,财税政策如何发挥更大作用?如何针对当前的通胀实施控制?本文以此切入,谈谈笔者粗浅的看法。
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源分析
对于当前物价全面上涨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因素的影响:
1.从成本因素来看,2006年之前,由于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保持较低水平,土地价格尚未迅猛上涨,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通胀压力是隐性的。进入2007年,这些隐性的通胀压力都得以显性化。首先,资源要素價格改革开始加快,油价上调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公用事业改革也不断加速,这些都使得成本向最终产品价格传递,构成现实的物价上涨压力。其次,随着劳动者保护政策的不断出台,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展开,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再次,由于土地供应量减少等政策、市场结构原因,近几年土地价格出现爆发式上涨,加剧了成本压力。据统计,2007年以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出现大幅上涨。
2.存在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从2003年以来,我国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一直明显高于下游产品的涨幅。上游产品或者生产资料的价格有两个主要的统计数字: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投资品价格指数;另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这两个主要针对上游产品价格的指数在过去的四五年中,都明显高于下游产品,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些因素会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
3.从需求因素来看,本轮物价上涨的特点之一,是以主副食品价格上涨作为导火索。近几年,政府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向低收入者倾斜,这最终会扩大食品消费需求,引发价格上涨。此外,投资和出口增长持续旺盛,也产生了较大的需求拉动作用。例如,2007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增速强劲,房地产开发投资明显加快。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加快0.9个百分点。虽然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出口结构的措施,但出口需求增长仍保持了强大动力。
4.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实现会在一定时期内造成成本价格上升。在“十一五”规划纲要里提到“十一五”末期必须要实现八大约束性指标和节能减排有关的有两大指标,一是到“十一五”末期,单位GDP的能耗要下降20%,二是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降10%。今年1月至9月,中国单位GDP能耗减少了1.8%,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0.28%,节能减排任重道远。今后中央、国务院会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生产的成本,也是一种造成价格上涨的压力因素。
5.通胀预期对物价上涨形成支撑。从需求看,公众的通胀预期会促使其减少储蓄,增加即期消费,由此增加总需求,提高价格总水平。从供给看,通胀预期会促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抬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总供给,导致工资物价轮番上涨。通胀预期的增大还会使公众更少地持有货币资产,转而增加持有证券、房地产,以及实物资产,进而引发资产价格上涨。当前,我国居民和企业的通货膨胀预期在不断上升,这就有可能进一步推高价格。
二、通胀对民生的危害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经济结构和体制的多种缺陷,通胀对民生的负面影响更深远。
1.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侵蚀了中低收入者的货币购买力,使其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2.通胀率的高企不下成为个人投资最大的敌人,使投资收益甚至可能为负数。
3.通胀会引起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从而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
必须注意的是,在通货膨胀环境下,多数普通人的利益会受到较大影响。同时,通胀风险作为系统性风险,不是个人所能完全避免的。有鉴于此,面对通胀压力,公众除了要求政府着力控制物价上涨外,还需要获得用于弥补、减少损失的政策保障,这就必然需要财税政策来担当主角。
三、通胀下的财税政策选择
1.稳步推进税制优化,为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提供保障。从长远来看,市场化改革导致的资源价格上涨是对原有低效增长方式的矫正。但对财税政策来说,可以利用鼓励新能源和节能降耗来缓解企业成本压力,从而间接缓解资源价格上涨压力。例如,在消费税方面,可扩大消费税的覆盖范围、调整税率,增设含磷洗涤剂、臭氧损耗物质、塑料袋等污染产品为消费税税目,提高低标号汽油和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此外,将煤炭、焦炭和火电等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清洁能源如生物能源免征消费税。再比如,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的优惠规定,应进一步细化并增加对新能源、可再生资源运用的支持。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降低对传统能源资源的过度需求,进而缓解资源价格上涨压力。
2.保障劳动力价格的稳步上涨,控制工资向最终产品的成本传递。长期以来,在重生产、重出口的经济战略导向下,国内劳动力价格一直过低,这不仅使广大劳动者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损害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能力。对此,首先,应促进工资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弥补物价上涨带给普通职工的福利损失。这就要求财税政策逐渐转向就业优先的目标,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大力支持能够广泛吸纳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小区服务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次,要防止工资上涨的压力过多传递到物价上,并给居民生活带来实际不利影响,要从两方面强化政策职能。一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要采用“让利于民”的思路,促进职工收入的稳定增长。例如,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均准予扣除。在确定何谓“合理”工资的细则中,可以引入区域、行业、企业的差别因素,增加横向公平性,根据情况扩大工资增长空间。这在实质上,相当于在保证企业利润不变的情况下,把政府税收向职工进行初次分配的转移。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企业利润向工资的适当转移,使职工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更合理的份额,这也要求财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充分配合。主要目的在于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逐步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例如,对小企业和季节性临时用工,应重在保障最低工资和防止工资拖欠,逐年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重在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地方工资与行业工资指导线制度等。
3.促进地方财税体制改革,从源头上控制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上涨。随着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建设需要巨额投资支持,而在当前财税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财力受到限制,“卖地生财”成了最佳选择,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了高地价、高房价的现实。应该说,中央已经清醒认识到土地财政的危害,并通过规范土地出让金管理来约束地方政府卖地行为,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在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构架下,财产税成为地方政府主要资金来源,支撑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部分立法权、全部执法权,并进行税款征收、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工作。而由于我国省以下分税制改革存在缺陷,使地方政府缺乏与事权相结合的财权,才不得不“卖地为生”。要真正隔断这一模式,就要为地方政府寻找可持续的财源,从而消除推动土地价格上涨的根源。
首先,要推进财产税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权限。利用物业税改革的契机,取消土地出让金,将之纳入物业税改革的综合试点,这样一方面可增加业主对物业的持有成本,起到打击房地产投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地方财政有了长期稳定的财源,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
其次,要真正替代土地出让金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就需要为其建立财政、金融两大支柱。前者围绕物业税展开改革,后者则需要以市政债券改革为重点,这也是市场经济国家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的基本方式。虽然很多人還担心地方发债的风险,但考虑到地方政府已通过各种“准市政债”来筹集建设资金,使地方隐性负债走到阳光下显然利大于弊。
4.采取相应的财税措施,扩大国内粮食的有效供给。猪肉等主副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其背后客观反映了粮食供不应求的现实。当前全球都处于粮价上涨的周期,我国也不例外。这就要求着力增加粮食和食品供给,从源头上抑制食品价格上涨,其中很多方面都需要财税政策对症下药。第一,在城市化不断侵蚀耕地的情况下,保护耕地的意义需要再次被重视,对此,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包括耕地占用税在内的相关税收工具,不断提高征税范围和纳税标准,增加占用耕地的税收成本。第二,为了增加粮食供给,还应继续增加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如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建设高标准农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各类农业补贴等,促进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第三,继续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粮食出口,防止粮价上涨风险向国内传递。2007年12月18日,我国取消了众多粮食产品的出口退税,接着在2008年又规定对原粮及其制粉产品出口征收“暂定关税”,这正是为了弱化粮价上涨的预期,增加国内粮食供给。在粮食价格上涨压力未缓解的情况下,类似的措施要坚持运用。
5.优化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避免财政季节性支出对总需求的冲击。由于国库现金管理改革尚未完成,当前财政自身的运行特点会导致财政存款在年度内的季节性变化,进而对货币政策与流动性产生较大冲击。具体来看,在同一个财政年度内,财政收支不会按照平稳的序列流入和流出国库单一账户,往往在某段时期出现较大的收入或支出净差额。在财政支出的高峰期,国库会有巨额净付款,商业银行存款和储备就会相应增加,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乘数递增。2007年12月以来,央行连续进行了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对冲第四季度财政支出剧增所带来的扩张性效果。长远来看,建立国库现金最低余额管理模式,以及两大货币当局的定期协调机制,也都是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所必需的。
6.促进预算体制改革,控制财政支出的低效膨胀,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避免通胀的恶果被放大。各国的经验表明,影响通胀预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政府财政预算的状况。对此,最重要的是增强预算的规范性和严肃性。目前《预算法》的完整性还有所不足,虽然出台了一些具体规定,但土地出让金等众多预算外资金,还游离于预算监督之外。同时,预算调整不严肃,各级政府频繁的预算追加、修正,使人大通过的预算往往流于形式。还有,现行《预算法》规定预算超收收入可由政府自行使用,立法机关没有强制约束力,导致年度财政超收惊人,如2007年超收估计达7000亿元,这样的巨额资金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脱离了预算监督,成为强化物价上涨压力的不确定因素。而这些现象,都使公众担心即使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也会由于预算失控而成为通胀压力的新来源,从而增加了通胀预期。为此,要加快预算法律与制度改革,促进公共财政建设,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要从根本上控制通胀,需要财税政策的充分介入。应该说,以财税政策应对通胀压力的重点,一方面在于努力缓解和控制影响物价的成本、需求和预期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努力缓解通胀给社会福利所带来的危害,避免普通公众利益过度受损,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韩晓琴:“论当前通胀态势下我国税收政策的抉择”,2007～12～11,税务党校
[2]网络文章:“通胀压力下的财税政策选择”
[3]网络文章:“以稳健财政政策从紧货币政策应对通胀”
[关键词] 通货膨胀 通胀压力 通胀预期 财税政策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源于粮食作物向生物能源的“转化”,玉米等粮食价格逐步攀升,从而引发了饲料价格上涨,又传导到猪肉价格上,使得猪肉价格成为了该轮价格上涨的一个风向标。由于食品类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在高位持续,工资形成机制改革使劳动力成本加速提升,进而引发了通货膨胀。
今年以来,国内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加速升值、融资困难。从春夏之交开始,通货膨胀的势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可遏制。这一次通货膨胀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与国际市场上油价、金价的飙升,特别是金属等原材料价格的成倍飙升,以及美元的大幅贬值密切关联。
在美国金融风暴加剧、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下,我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保增长、控通胀,财税政策如何发挥更大作用?如何针对当前的通胀实施控制?本文以此切入,谈谈笔者粗浅的看法。
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源分析
对于当前物价全面上涨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因素的影响:
1.从成本因素来看,2006年之前,由于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保持较低水平,土地价格尚未迅猛上涨,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通胀压力是隐性的。进入2007年,这些隐性的通胀压力都得以显性化。首先,资源要素價格改革开始加快,油价上调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公用事业改革也不断加速,这些都使得成本向最终产品价格传递,构成现实的物价上涨压力。其次,随着劳动者保护政策的不断出台,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展开,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再次,由于土地供应量减少等政策、市场结构原因,近几年土地价格出现爆发式上涨,加剧了成本压力。据统计,2007年以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出现大幅上涨。
2.存在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从2003年以来,我国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一直明显高于下游产品的涨幅。上游产品或者生产资料的价格有两个主要的统计数字: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投资品价格指数;另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这两个主要针对上游产品价格的指数在过去的四五年中,都明显高于下游产品,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些因素会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
3.从需求因素来看,本轮物价上涨的特点之一,是以主副食品价格上涨作为导火索。近几年,政府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向低收入者倾斜,这最终会扩大食品消费需求,引发价格上涨。此外,投资和出口增长持续旺盛,也产生了较大的需求拉动作用。例如,2007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增速强劲,房地产开发投资明显加快。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加快0.9个百分点。虽然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出口结构的措施,但出口需求增长仍保持了强大动力。
4.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实现会在一定时期内造成成本价格上升。在“十一五”规划纲要里提到“十一五”末期必须要实现八大约束性指标和节能减排有关的有两大指标,一是到“十一五”末期,单位GDP的能耗要下降20%,二是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降10%。今年1月至9月,中国单位GDP能耗减少了1.8%,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0.28%,节能减排任重道远。今后中央、国务院会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生产的成本,也是一种造成价格上涨的压力因素。
5.通胀预期对物价上涨形成支撑。从需求看,公众的通胀预期会促使其减少储蓄,增加即期消费,由此增加总需求,提高价格总水平。从供给看,通胀预期会促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抬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总供给,导致工资物价轮番上涨。通胀预期的增大还会使公众更少地持有货币资产,转而增加持有证券、房地产,以及实物资产,进而引发资产价格上涨。当前,我国居民和企业的通货膨胀预期在不断上升,这就有可能进一步推高价格。
二、通胀对民生的危害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经济结构和体制的多种缺陷,通胀对民生的负面影响更深远。
1.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侵蚀了中低收入者的货币购买力,使其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2.通胀率的高企不下成为个人投资最大的敌人,使投资收益甚至可能为负数。
3.通胀会引起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从而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
必须注意的是,在通货膨胀环境下,多数普通人的利益会受到较大影响。同时,通胀风险作为系统性风险,不是个人所能完全避免的。有鉴于此,面对通胀压力,公众除了要求政府着力控制物价上涨外,还需要获得用于弥补、减少损失的政策保障,这就必然需要财税政策来担当主角。
三、通胀下的财税政策选择
1.稳步推进税制优化,为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提供保障。从长远来看,市场化改革导致的资源价格上涨是对原有低效增长方式的矫正。但对财税政策来说,可以利用鼓励新能源和节能降耗来缓解企业成本压力,从而间接缓解资源价格上涨压力。例如,在消费税方面,可扩大消费税的覆盖范围、调整税率,增设含磷洗涤剂、臭氧损耗物质、塑料袋等污染产品为消费税税目,提高低标号汽油和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此外,将煤炭、焦炭和火电等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清洁能源如生物能源免征消费税。再比如,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的优惠规定,应进一步细化并增加对新能源、可再生资源运用的支持。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降低对传统能源资源的过度需求,进而缓解资源价格上涨压力。
2.保障劳动力价格的稳步上涨,控制工资向最终产品的成本传递。长期以来,在重生产、重出口的经济战略导向下,国内劳动力价格一直过低,这不仅使广大劳动者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损害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能力。对此,首先,应促进工资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弥补物价上涨带给普通职工的福利损失。这就要求财税政策逐渐转向就业优先的目标,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大力支持能够广泛吸纳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小区服务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次,要防止工资上涨的压力过多传递到物价上,并给居民生活带来实际不利影响,要从两方面强化政策职能。一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要采用“让利于民”的思路,促进职工收入的稳定增长。例如,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均准予扣除。在确定何谓“合理”工资的细则中,可以引入区域、行业、企业的差别因素,增加横向公平性,根据情况扩大工资增长空间。这在实质上,相当于在保证企业利润不变的情况下,把政府税收向职工进行初次分配的转移。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企业利润向工资的适当转移,使职工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更合理的份额,这也要求财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充分配合。主要目的在于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逐步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例如,对小企业和季节性临时用工,应重在保障最低工资和防止工资拖欠,逐年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重在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地方工资与行业工资指导线制度等。
3.促进地方财税体制改革,从源头上控制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上涨。随着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建设需要巨额投资支持,而在当前财税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财力受到限制,“卖地生财”成了最佳选择,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了高地价、高房价的现实。应该说,中央已经清醒认识到土地财政的危害,并通过规范土地出让金管理来约束地方政府卖地行为,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在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构架下,财产税成为地方政府主要资金来源,支撑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部分立法权、全部执法权,并进行税款征收、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工作。而由于我国省以下分税制改革存在缺陷,使地方政府缺乏与事权相结合的财权,才不得不“卖地为生”。要真正隔断这一模式,就要为地方政府寻找可持续的财源,从而消除推动土地价格上涨的根源。
首先,要推进财产税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权限。利用物业税改革的契机,取消土地出让金,将之纳入物业税改革的综合试点,这样一方面可增加业主对物业的持有成本,起到打击房地产投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地方财政有了长期稳定的财源,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
其次,要真正替代土地出让金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就需要为其建立财政、金融两大支柱。前者围绕物业税展开改革,后者则需要以市政债券改革为重点,这也是市场经济国家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的基本方式。虽然很多人還担心地方发债的风险,但考虑到地方政府已通过各种“准市政债”来筹集建设资金,使地方隐性负债走到阳光下显然利大于弊。
4.采取相应的财税措施,扩大国内粮食的有效供给。猪肉等主副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其背后客观反映了粮食供不应求的现实。当前全球都处于粮价上涨的周期,我国也不例外。这就要求着力增加粮食和食品供给,从源头上抑制食品价格上涨,其中很多方面都需要财税政策对症下药。第一,在城市化不断侵蚀耕地的情况下,保护耕地的意义需要再次被重视,对此,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包括耕地占用税在内的相关税收工具,不断提高征税范围和纳税标准,增加占用耕地的税收成本。第二,为了增加粮食供给,还应继续增加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如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建设高标准农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各类农业补贴等,促进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第三,继续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粮食出口,防止粮价上涨风险向国内传递。2007年12月18日,我国取消了众多粮食产品的出口退税,接着在2008年又规定对原粮及其制粉产品出口征收“暂定关税”,这正是为了弱化粮价上涨的预期,增加国内粮食供给。在粮食价格上涨压力未缓解的情况下,类似的措施要坚持运用。
5.优化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避免财政季节性支出对总需求的冲击。由于国库现金管理改革尚未完成,当前财政自身的运行特点会导致财政存款在年度内的季节性变化,进而对货币政策与流动性产生较大冲击。具体来看,在同一个财政年度内,财政收支不会按照平稳的序列流入和流出国库单一账户,往往在某段时期出现较大的收入或支出净差额。在财政支出的高峰期,国库会有巨额净付款,商业银行存款和储备就会相应增加,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乘数递增。2007年12月以来,央行连续进行了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对冲第四季度财政支出剧增所带来的扩张性效果。长远来看,建立国库现金最低余额管理模式,以及两大货币当局的定期协调机制,也都是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所必需的。
6.促进预算体制改革,控制财政支出的低效膨胀,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避免通胀的恶果被放大。各国的经验表明,影响通胀预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政府财政预算的状况。对此,最重要的是增强预算的规范性和严肃性。目前《预算法》的完整性还有所不足,虽然出台了一些具体规定,但土地出让金等众多预算外资金,还游离于预算监督之外。同时,预算调整不严肃,各级政府频繁的预算追加、修正,使人大通过的预算往往流于形式。还有,现行《预算法》规定预算超收收入可由政府自行使用,立法机关没有强制约束力,导致年度财政超收惊人,如2007年超收估计达7000亿元,这样的巨额资金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脱离了预算监督,成为强化物价上涨压力的不确定因素。而这些现象,都使公众担心即使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也会由于预算失控而成为通胀压力的新来源,从而增加了通胀预期。为此,要加快预算法律与制度改革,促进公共财政建设,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要从根本上控制通胀,需要财税政策的充分介入。应该说,以财税政策应对通胀压力的重点,一方面在于努力缓解和控制影响物价的成本、需求和预期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努力缓解通胀给社会福利所带来的危害,避免普通公众利益过度受损,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韩晓琴:“论当前通胀态势下我国税收政策的抉择”,2007～12～11,税务党校
[2]网络文章:“通胀压力下的财税政策选择”
[3]网络文章:“以稳健财政政策从紧货币政策应对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