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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带领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1948年4月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央机关进驻，再到5月毛泽东抵达西柏坡，这里从此成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枢。此段历史虽只有1年零11个月，却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辉煌业绩：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和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使蒋家王朝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召开中共中央“九月会议”以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制定了新中国的建国方略，明确了从革命战争走向和平建设、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正是这一系列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孕育并形成了西柏坡精神，即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精神;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概而言之，“两个务必”“两个一切”“两个善于”和“两个敢于”，构成了西柏坡精神的“四梁八柱”。
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
“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即将完结，新民主主义社会即将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完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即将启程。党面临3个重大转变：工作重心将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任务和使命将从武装斗争向和平建设转变;地位将从局部执政向全面执政、全国执政转变。因此，面临着如何对待胜利、如何巩固胜利、如何迎接全国执政的巨大考验。
这是因为随着革命队伍的急剧扩大，党的组织成分变得复杂起来，许多党员干部长期战斗、生活在农村，受小农意识影响很深，在思想作风上逐步暴露出一些不良现象：对革命的彻底性认识不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淡薄，在思想上仍然囿于农民意识的认识层面;骄傲自满情绪滋长，以为革命成功了，准备享清福，要“打江山坐江山”;官僚主义作风开始显现，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上，不关心群众的利益和疾苦，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等。
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保持像战争年代那样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过去那种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不被金钱、权力和地位所扭曲，不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这些纷繁复杂的思想作风问题，极大地影响着革命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斗志。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对如何对待革命胜利、如何巩固胜利、迎接执政考验作出了全面科学的回答。
如何对待革命胜利？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早在1949年1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提醒全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在这里更是以一出长剧作比喻，告诫全党要面向未来，拒绝骄傲，巩固胜利，迎接革命新的高潮。
如何迎接全国执政的考验？毛泽东深刻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克服上述“四种情绪”，坚定革命意志，防止糖弹侵袭，在和平年代、在糖弹面前仍然无愧英雄的称号。
如何面向未来，拒绝骄傲？如何克服“四种情绪”，拒腐防变？毛泽东严肃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6条规定：（一）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些具体规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日常行为准则。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赶赴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却神采奕奕。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襟、以中国共产党人执着的初心和使命，昭示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坚守“六条规定”，“决不当李自成”，从而亮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宣言。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时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西柏坡精神的基石和底色。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领导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公开举起了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根基的革命旗帜，满足了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拥护、对解放战争的支持，从而“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为夺取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前提条件。 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说，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土地问题也始终是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在旧中国，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只占有约20%至30%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而孜孜以求，不断探索。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中央工委在西柏坡组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以来，各解放区土改的工作经验，深入研究了土改中的各种问题，研究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
《大纲》共计16条，开篇即旗帜鲜明地公开宣布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不但肯定和发展了“五四指示”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提法，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公布与实行，是一个正确的土地纲领，体现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随后，从1947年11月到1948年春，各解放区为贯彻土地会议精神，推动该《大纲》的实施，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各解放区大约有1亿农民分到土地。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翻身解放，迸发出旺盛的革命和生产热情。正如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结论中所说：“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从全中国来说，就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
土地改革不仅要让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取土地，而且要彻底推翻地主阶级千百年来在农村的封建统治，使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因此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早在“五四指示”中，对土地改革“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就作出明确规定，“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这一精神在《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得到延续，其规定各级农民大会、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为放手发动农民群众，为他们有组织地参与斗争，解除自身的封建枷锁提供了组织保障。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人民群众也真心实意拥护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当年，在西柏坡一带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支前民谣》：“最后的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军队和老百姓，军民鱼水长，子弟兵是好儿郎，老百姓是亲爹娘。”这首民谣唱出了老百姓拥军支前的无私无畏的崇高境界，也唱出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
善于破坏旧世界 善于建设新世界
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是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准则。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回到人民怀抱，人民政权建设稳步展开;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扩大;明确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确立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确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奋斗目标，为新中国的航船指明了方向。
西柏坡时期，如何把城市变为人民的革命堡垒，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宣告解放。第二天，中共石门市委、市政府就踏着未散的硝烟随军入城。石家庄解放开创了人民解放军用攻坚战术夺取大中城市的先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接管大中城市的试验田。
中国共产党坚持否定和肯定的辩证统一、破立结合的原则，不仅坚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和经济制度，以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落后的东西，而且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基础、社会生产力、文化遗产、设施等，采取严格的保护和继承政策。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统筹全局，充分吸收借鉴各地城市接管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城市接管工作的指导思想，规划如何做好城市接收工作、建立城市政权、发展城市经济和文教事业以及对待城市中外国在华人员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制度，推动城市接管工作顺利开展，促进了党的工作重心顺利向城市转移，从而全面体现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思想精髓。
随着解放战争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决战，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工作日益紧迫地提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工作日程。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1949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集中研究制定了筹建新中国的理论、制度和政策问题。中共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为指导，广泛吸取借鉴古今中外国家建构与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科学规划绘制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新中國的政体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此外，中共中央还探索确立了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长期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五一口号”。这个口号一经发布，就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起，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部署、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协调下，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邀请，分别从北平、上海、香港等地及海外，陆续进入解放区，一部分抵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部分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立场，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了反对国民党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一边学习交流、参观考察，一边按照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协商达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紧张地投入到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中。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至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和国旗。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新中国蓝图的规划设计到政治协商民主建国的方略，无不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知，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和升华，从而完美诠释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精神实质。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特征。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毛泽东辩证分析国共两党的优势和劣势，统筹全局，科学决策，以一系列正确的政治路线、经济政策和军事方针，领导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解放战争中，随着人民解放军队伍的迅速扩大，尤其是大批国民党军俘虏补入解放军，使部队中出现了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现象。比如一些“解放战士”眷恋旧军队的腐朽生活，对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不满乃至抵触;有些人对解放战争的性质、目的和对蒋介石所代表的反动阶级的本质缺乏正确认识，意志不坚，斗志不旺;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认识不足，怕苦怕累怕牺牲的情绪、享乐腐化思想、名利地位思想有所抬头;一些违反党的城市政策、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各野战军、各大军区利用作战间隙进行一次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彻底揭露各种违背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的整军运动。
从1947年冬到1948年夏，各部队普遍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塑造军魂的新式整军运动。一位营教导员在回忆诉苦教育时谈道：“我营一年来的诉苦教育，给我的感受很深。一是诉苦教育的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不是简单地诉说各人的苦，而是控诉整个人剥削人社会制度的罪恶，人人吐出的苦水，汇成了汹涌澎湃摧毁旧世界的革命洪流。二是诉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把仇恨融汇在一起，战友之间、军民之间一下融汇到一块了。内外团结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天下穷人是一家，联合起来打天下。”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解放战士”王克勤，当初是一名技术出众但情绪低落的机枪手，参加了营里的诉苦大会后，受到感化和洗礼。他在第二天的诉苦中边哭边说：“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当八路军是为我们穷人干，当国民党军是为老财干。我一定要在八路军里好好干下去，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很快，王克勤成为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不到一年就荣立9次战功。被提拔为机枪班班长后，他更加忘我投入，很快把主要由新兵组成的机枪班带成了尖子班，又被评为带兵模范。新式整军运动坚定了全军指战员的共产主义信仰，使人民解放军成为“无敌于天下”的军队。
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和战略决战进一步凝聚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精神。中共中央在九月会议上明确提出“打倒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按照这个部署，中共中央连续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在短短142天中，连续取得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4万余人。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消灭。
三大战役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是摇摇欲坠。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并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在国际上寻求外援，一方面在国内释放“和平”烟幕，以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卷土重来。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以新华社新年献词的方式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檄文，及時揭穿国民党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号召全国军民“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价值追求、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精神坐标、接力赶考的重要精神指南。新时代党员干部传承弘扬西柏坡精神，必须用“两个务必”精神筑牢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政党本色;必须用“两个一切”精神指引践行初心使命的价值追求和人民立场;必须用“两个善于”精神拓展践行初心使命的执政方略;必须用“两个敢于”精神指导投身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伟大斗争。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责编 王燕萍）
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
“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即将完结，新民主主义社会即将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完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即将启程。党面临3个重大转变：工作重心将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任务和使命将从武装斗争向和平建设转变;地位将从局部执政向全面执政、全国执政转变。因此，面临着如何对待胜利、如何巩固胜利、如何迎接全国执政的巨大考验。
这是因为随着革命队伍的急剧扩大，党的组织成分变得复杂起来，许多党员干部长期战斗、生活在农村，受小农意识影响很深，在思想作风上逐步暴露出一些不良现象：对革命的彻底性认识不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淡薄，在思想上仍然囿于农民意识的认识层面;骄傲自满情绪滋长，以为革命成功了，准备享清福，要“打江山坐江山”;官僚主义作风开始显现，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上，不关心群众的利益和疾苦，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等。
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保持像战争年代那样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过去那种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不被金钱、权力和地位所扭曲，不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这些纷繁复杂的思想作风问题，极大地影响着革命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斗志。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对如何对待革命胜利、如何巩固胜利、迎接执政考验作出了全面科学的回答。
如何对待革命胜利？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早在1949年1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提醒全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在这里更是以一出长剧作比喻，告诫全党要面向未来，拒绝骄傲，巩固胜利，迎接革命新的高潮。
如何迎接全国执政的考验？毛泽东深刻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克服上述“四种情绪”，坚定革命意志，防止糖弹侵袭，在和平年代、在糖弹面前仍然无愧英雄的称号。
如何面向未来，拒绝骄傲？如何克服“四种情绪”，拒腐防变？毛泽东严肃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6条规定：（一）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些具体规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日常行为准则。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赶赴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却神采奕奕。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襟、以中国共产党人执着的初心和使命，昭示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坚守“六条规定”，“决不当李自成”，从而亮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宣言。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时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西柏坡精神的基石和底色。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领导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公开举起了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根基的革命旗帜，满足了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拥护、对解放战争的支持，从而“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为夺取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前提条件。 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说，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土地问题也始终是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在旧中国，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只占有约20%至30%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而孜孜以求，不断探索。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中央工委在西柏坡组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以来，各解放区土改的工作经验，深入研究了土改中的各种问题，研究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
《大纲》共计16条，开篇即旗帜鲜明地公开宣布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不但肯定和发展了“五四指示”提出的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其中对地主照顾过多的提法，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公布与实行，是一个正确的土地纲领，体现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随后，从1947年11月到1948年春，各解放区为贯彻土地会议精神，推动该《大纲》的实施，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各解放区大约有1亿农民分到土地。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翻身解放，迸发出旺盛的革命和生产热情。正如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结论中所说：“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从全中国来说，就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
土地改革不仅要让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取土地，而且要彻底推翻地主阶级千百年来在农村的封建统治，使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因此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早在“五四指示”中，对土地改革“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就作出明确规定，“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这一精神在《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得到延续，其规定各级农民大会、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为放手发动农民群众，为他们有组织地参与斗争，解除自身的封建枷锁提供了组织保障。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人民群众也真心实意拥护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当年，在西柏坡一带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支前民谣》：“最后的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军队和老百姓，军民鱼水长，子弟兵是好儿郎，老百姓是亲爹娘。”这首民谣唱出了老百姓拥军支前的无私无畏的崇高境界，也唱出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
善于破坏旧世界 善于建设新世界
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是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准则。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回到人民怀抱，人民政权建设稳步展开;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扩大;明确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确立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确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奋斗目标，为新中国的航船指明了方向。
西柏坡时期，如何把城市变为人民的革命堡垒，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宣告解放。第二天，中共石门市委、市政府就踏着未散的硝烟随军入城。石家庄解放开创了人民解放军用攻坚战术夺取大中城市的先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接管大中城市的试验田。
中国共产党坚持否定和肯定的辩证统一、破立结合的原则，不仅坚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和经济制度，以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落后的东西，而且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基础、社会生产力、文化遗产、设施等，采取严格的保护和继承政策。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统筹全局，充分吸收借鉴各地城市接管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城市接管工作的指导思想，规划如何做好城市接收工作、建立城市政权、发展城市经济和文教事业以及对待城市中外国在华人员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制度，推动城市接管工作顺利开展，促进了党的工作重心顺利向城市转移，从而全面体现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思想精髓。
随着解放战争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决战，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工作日益紧迫地提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工作日程。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1949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集中研究制定了筹建新中国的理论、制度和政策问题。中共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为指导，广泛吸取借鉴古今中外国家建构与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科学规划绘制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新中國的政体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此外，中共中央还探索确立了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长期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五一口号”。这个口号一经发布，就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起，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部署、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协调下，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邀请，分别从北平、上海、香港等地及海外，陆续进入解放区，一部分抵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部分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立场，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了反对国民党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一边学习交流、参观考察，一边按照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协商达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紧张地投入到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中。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至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和国旗。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新中国蓝图的规划设计到政治协商民主建国的方略，无不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知，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和升华，从而完美诠释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精神实质。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特征。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毛泽东辩证分析国共两党的优势和劣势，统筹全局，科学决策，以一系列正确的政治路线、经济政策和军事方针，领导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解放战争中，随着人民解放军队伍的迅速扩大，尤其是大批国民党军俘虏补入解放军，使部队中出现了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现象。比如一些“解放战士”眷恋旧军队的腐朽生活，对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不满乃至抵触;有些人对解放战争的性质、目的和对蒋介石所代表的反动阶级的本质缺乏正确认识，意志不坚，斗志不旺;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认识不足，怕苦怕累怕牺牲的情绪、享乐腐化思想、名利地位思想有所抬头;一些违反党的城市政策、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各野战军、各大军区利用作战间隙进行一次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彻底揭露各种违背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的整军运动。
从1947年冬到1948年夏，各部队普遍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塑造军魂的新式整军运动。一位营教导员在回忆诉苦教育时谈道：“我营一年来的诉苦教育，给我的感受很深。一是诉苦教育的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不是简单地诉说各人的苦，而是控诉整个人剥削人社会制度的罪恶，人人吐出的苦水，汇成了汹涌澎湃摧毁旧世界的革命洪流。二是诉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把仇恨融汇在一起，战友之间、军民之间一下融汇到一块了。内外团结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天下穷人是一家，联合起来打天下。”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解放战士”王克勤，当初是一名技术出众但情绪低落的机枪手，参加了营里的诉苦大会后，受到感化和洗礼。他在第二天的诉苦中边哭边说：“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当八路军是为我们穷人干，当国民党军是为老财干。我一定要在八路军里好好干下去，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很快，王克勤成为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不到一年就荣立9次战功。被提拔为机枪班班长后，他更加忘我投入，很快把主要由新兵组成的机枪班带成了尖子班，又被评为带兵模范。新式整军运动坚定了全军指战员的共产主义信仰，使人民解放军成为“无敌于天下”的军队。
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和战略决战进一步凝聚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精神。中共中央在九月会议上明确提出“打倒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按照这个部署，中共中央连续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在短短142天中，连续取得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4万余人。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消灭。
三大战役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是摇摇欲坠。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并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在国际上寻求外援，一方面在国内释放“和平”烟幕，以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卷土重来。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以新华社新年献词的方式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檄文，及時揭穿国民党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号召全国军民“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价值追求、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精神坐标、接力赶考的重要精神指南。新时代党员干部传承弘扬西柏坡精神，必须用“两个务必”精神筑牢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政党本色;必须用“两个一切”精神指引践行初心使命的价值追求和人民立场;必须用“两个善于”精神拓展践行初心使命的执政方略;必须用“两个敢于”精神指导投身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伟大斗争。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