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当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科普宣传成为疫情防治工作的重要助力手段，融媒体传播已经成为疫情防控应急科普宣传的主要途径。文章根据不同阶段的舆情演化态势，优化设计应急科普传播在不同传播阶段的内容及方式，突出应急科普的即时性、侧重性、回应性、专业性，以期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科普和舆论引导作出贡献。
[关键词]融媒体;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
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强烈冲击，在疫情形势严峻复杂的境况下，媒体报道成了受众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对处于疫情中的民众了解事件真相、获得科学知识尤为重要，媒体应急科普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功能也得到了充分彰显。在智能媒体不断推广普及的现实传播情境下，媒体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应急科普面临更加复杂的信息场域，向公众有效传播真实、准确的科学知识的难度陡增，应急科普传播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急科普宣传的传播学特点
应急科普，是指相关主体为减少危机对公共利益的损耗，围绕突发公共事件所涉及的科学知识，通过媒介及时向社会公众进行内容传播的应急反应与普及活动[1]。其内涵涉及两个维度：一方面，针对已经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开展应急科普服务;另一方面，对易发生、多发的突发公共事件进行长期、定期的预防科学教育。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的应急科普传播呈现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科普主体参与的类别更加丰富，传播主体更具专业性
在相关科学信息普及过程中，信息传播主体的专业性决定了科普信息的可信度[2]。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各级政府通过以召开新闻发布会为主的方式进行科普，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为典型代表的主流媒体，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报刊、视频等形式普及疫情相关的科学知识与科学行为，并邀请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专家给公众一些专业意见，能够及时引导公众舆论，避免产生社会慌乱。官方机构、主流媒体和专家的权威性、专业性等标签，使这些媒体成为疫情期间公众获取的科学信息的主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笔者通过访谈发现，大多数民众除了从传统媒体获得信息，通过自媒体进行信息的搜索和挖掘成了普通民众获得信息的新渠道。因此，“丁香医生”等一大批具有专业背景的科学普及媒体相继涌现，科普工作者和医疗救护人员的个人微博、抖音成了民众进行疫情防控科普知识补充的重要来源。
（二）科普形式更加移动化、多样化
随着5G技术的发展，万物互联和万物智能使得信息形态更加多元化，媒介生态的社交功能得到进一步延伸，技术赋能为数字公民赋权，受众可选择的信息来源与接收方式更加多样化，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等智能终端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急科普信息的传播主要依赖智能网络进行，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论坛、短视频App等多元化手段，以文字、视频、动态数据图片等多种形式，将大众化的公共卫生科普信息传达给受众。值得一提的是，短视频视听传播异军突起，以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在传播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丰富了科普传播的内容，改变了以往单纯的文字、图片形式。许多科学家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辟谣、给民众建议、判断疫情趋势，增强了应急科普的及时性、可信性，提升了科普信息的到达率和接受率。
（三）科普机制更加统一、协调
在本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政府各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成为疫情防控与应急科普最为鲜明的特征。由国家卫健委牵头、32部门共同组成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指挥部，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建立科普专题网站、编写印发防控指南和科普手册等形式，及时向公众传播疫情最新信息与科普知识，形成了上下贯通、内容同一的科普宣传网络，并邀请医学专家、科研人员对专业性知识进行科学普及与问题解答，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避免了发布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冲突，较为统一和协调地形成了科普宣传的联动机制。统一性的信息发布对在疫情发展初期消除民众恐慌、安抚民众情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疫情危机中应急科普传播存在的问题
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急科普信息的传播要对公众舆论进行引导，科学干预受众心理[3]。在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急科普传播的观察中，笔者发现，虽然目前我国的应急科普传播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但其仍然面临许多未知的、亟须应对的新问题、新局面，随着疫情防抗常态化和各地零星聚集性的疫情发生，对应急科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一）应急科普精准投放和即时回应略有欠缺
在此次疫情防控应急科普中，部分科普内容呈现泛化的特征，对具有不同特点的、不同公众群体的科普信息缺乏针对性。由于疫情的突发性与未知性，导致相应的应急科普处于被动状态，被疫情“牵着鼻子走”。应急科普虽然对疫情信息的跟踪传播较全面，但对疫情发展全局缺乏科学主动的前瞻。医学专业领域对新冠肺炎的认知只能根据疫情的发展不断深入，导致相应的应急科普出现时效性略显不足的情况。对新冠肺炎传播途径、临床表现、预防措施等内容的科普虽然能够在关键节点及时发布，但也呈现不成体系的零散应急状态。因此，相关部门要提高应急科普的精准性，多层次多角度解答受众关心的问题，将科普的时间尽可能地缩短，进而保证社会的持续稳定，牢牢把握社会公众舆论的走向。
（二）科学共同体相对缺位和发挥作用不足
随着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各类信息不断喷涌，当民众自身没有能力第一时间做出理性判断时，就会选择相信权威人士所发出的声音。应急科普传播的权威人士主要指科学家、科技协会成员等科学共同体，他们是科普新闻内容的原材料提供者。由于此次疫情中的新冠肺炎病毒是人类从未见过的病毒，人们对它的认知不足。因此，普通民眾在疫情中对科学家群体发表的言论往往会选择相信。然而，在疫情发生之初，由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国家级研究机构科学家等就因发布的信息不全面或信息的专业性过强引发民众理解偏差，引起一些不实言论传播，而网络舆论的弊端就在此时显现，舆论的压力导致科学共同体的专家权威“难以发声”，直至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科学家挺身而出，在疫情防控和治病救人话题范围内大胆直言，并迅速成为全民愿意倾听的应急科普偶像。这些关键人物也成为后期出现散发性疫情和疫苗接种等应急和长效性科普的“意见领袖”。 鉴于网络传播的迅速性，与一些嗅觉灵敏、行动迅速的科普媒体人相比，大部分在疫情和谣言中受到“中伤”的科学家深陷舆论漩涡，不愿意公开身份进行自我观点的公开表述，从而对短时间内以讹传讹的错误说法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进行澄清。科学工作者的集体失语也与部分媒体的不规范引用和脱离语境的片面解读有关系。部分媒体将科学工作者的某些言论进行断章取义、不当引用，造成了大众对科学共同体的怀疑和不满，进一步导致了科学家的失声和沉默。比如备受诟病的“双黄连抑制新冠病毒”事件、“吸烟防肺炎”事件等，都让科学工作者在一段时期内无法正确及时发声。
（三）常态化的上下联动、互相补位的辟谣机制亟须建立
在此次疫情中，疫情暴发的同时，“信息流行病”同时暴发，由于人们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认识不足，各类谣言与不实信息甚嚣尘上。内容不实的科普信息会对受众的人身安全与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各类科普主体充分意识到了科学辟谣的重要性，为防止网络谣言对疫情防控秩序造成影响，多部门联合开展辟谣。如政府部门在疫情科普信息传播中充当“把关人”角色，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武汉发布、长沙发布、腾讯求真等媒体，在疫情科普信息传播中担当了“卫士”的角色，但来自不同渠道的谣言依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波及面广，使社会舆论产生震荡，显露联合辟谣有漏洞、辟谣合力不足的缺点。为应对这种情况，常态化、权威性的协作联合辟谣机制亟待建立。
在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科普宣传和辟谣宣传工作中，一批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医疗类App涌现，他们的运营主体既具有专业的医疗背景身份，同时又拥有一批较为熟练的新媒体运营人员，能够在疫情的语境下快速捕捉民众需要，通过短、简、精等方式传递准确信息，打消民眾疑虑，成了科普应急宣传机制中反应最快、效应最明显的宣传途径。同时，这类自媒体平台将传播的视角直接“瞄准”了不具有医疗专业知识的普通民众，将相对专业的医疗或公共卫生术语通过大众化的话语体系进行解读，通过图片或简单文字对专业性的内容进行转化，从而提高了科普宣传和辟谣工作的信息有效到达率。
三、应急科普传播的优化策略
（一）建立健全科学、高效、长效性的应急科普机制
从目前的科普工作体系来看，我国的应急科普规范化工作主要依靠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一方面是依靠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如环境、地震、海洋、卫生、农业等部门;另一方面，主要依靠以科普为核心工作之一的科协系统。为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达到信息通达的理想状态，政府机构和科学系统的智库应该结合起来，以权威性和专业性的内容及时在应急科普传播中占领舆论高地。同时，我们也要将常态化科普与应急科普相结合，建立联动体系，加强公民责任常态化的教育，提高普通民众参与应急科普宣传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进一步打通政府与专业机构的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做到互相配合与补位。
（二）打通科学共同体、媒介与受众的智慧互动渠道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承担着信息互通互达的重要责任，媒体应该畅通科学共同体和受众的互动渠道，科研工作者通过媒体互动了解受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更好地发挥稳定受众的作用。受众也能通过媒体互动打破知识壁垒，消除疑虑，提高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认识。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载体，应该打通三者之间的“管道”，通过技术赋能，构建良好的智慧互动沟通渠道。媒体建立公民个人与传播主体的直接对话和沟通机制对应急科普信息的传播也十分重要。
（三）阶段性、通达性地设置应急科普议程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急科普往往呈现滞后状态，且公众面临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的高壁垒信息，情绪容易产生较大波动。因此，在应急科普工作中，科普主体应当做到阶段性、通达性地设置应急科普议程。
在突发公共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急科普内容应根据受众关注核心议题的变化而有所侧重，在应急科普长效化机制中，要能够对事件发展态势作出科学研判与前瞻，改变应急科普滞后状态。同时，由于受众广泛，科普信息应具有普适性，科普内容应将科学语言转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保障更多的受众能够有效接收科普信息，同时也要避免同一类型信息的重复发布。
（四）将公民责任教育纳入应急传播体系中
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疫情信息应急传播过程中，公民的主观能动性显得尤为重要，维护社会秩序，引导社会舆论，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最重要的是公民的积极响应[4]。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频生、舆论动荡与公民的责任教育缺失有很大关系，在常态化科普与应急科普联合机制中纳入公民责任教育，将公民责任教育常态化，对激发公民参与突发事件治理与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性有重要作用。
疫情初期全民居家隔离、不串门聚餐等被各大媒体所倡导，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报道框架被广为应用，传播效果良好。以此为经验，公民责任宣传应被纳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科普内容中。疫情防控期间，部分公民对某些不实信息、谣言的盲目信任和传播，给防控工作造成了巨大的阻力;部分公民拒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给疫情防控增加了难度。如果能够将公民责任教育也纳入应急传播体系中，类似的事件可以得到显著减少和控制。所谓公民责任教育，不仅仅是要让公民信任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党和政府的行动，更是能够在特殊时期，明确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传播正确信息、树立公民责任感，让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高地把握在自己人手中。现阶段的应急科普传播体系还不完善，从社会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将公民责任教育纳入该体系中是十分有必要性的，也是具有长效性的工作。我们甚至要将公民责任意识教育变成常态化、持久化的传播内容，这样才能在任何突发公共事件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机制的平稳运行，维护社会舆论的稳定。
[参考文献]
[1]赵越.大数据时代融媒体环境下的科普传播探析[J].传媒论坛，2020（12）：42.
[2]汤书昆，樊玉静.突发疫情应急科普中的媒体传播新特征—以新冠肺炎疫情舆情分析为例[J].科普研究，2020（01）：63-69，108.
[3]杨家英，王明.我国应急科普工作体系建设初探—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科普实践的思考[J].科普研究，2020（01）：32-40，105-106.
[4]丁艳艳.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科普路径[J].青年记者，2019（06）：48-49.
[关键词]融媒体;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
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强烈冲击，在疫情形势严峻复杂的境况下，媒体报道成了受众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对处于疫情中的民众了解事件真相、获得科学知识尤为重要，媒体应急科普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功能也得到了充分彰显。在智能媒体不断推广普及的现实传播情境下，媒体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应急科普面临更加复杂的信息场域，向公众有效传播真实、准确的科学知识的难度陡增，应急科普传播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急科普宣传的传播学特点
应急科普，是指相关主体为减少危机对公共利益的损耗，围绕突发公共事件所涉及的科学知识，通过媒介及时向社会公众进行内容传播的应急反应与普及活动[1]。其内涵涉及两个维度：一方面，针对已经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开展应急科普服务;另一方面，对易发生、多发的突发公共事件进行长期、定期的预防科学教育。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的应急科普传播呈现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科普主体参与的类别更加丰富，传播主体更具专业性
在相关科学信息普及过程中，信息传播主体的专业性决定了科普信息的可信度[2]。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各级政府通过以召开新闻发布会为主的方式进行科普，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为典型代表的主流媒体，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报刊、视频等形式普及疫情相关的科学知识与科学行为，并邀请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专家给公众一些专业意见，能够及时引导公众舆论，避免产生社会慌乱。官方机构、主流媒体和专家的权威性、专业性等标签，使这些媒体成为疫情期间公众获取的科学信息的主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笔者通过访谈发现，大多数民众除了从传统媒体获得信息，通过自媒体进行信息的搜索和挖掘成了普通民众获得信息的新渠道。因此，“丁香医生”等一大批具有专业背景的科学普及媒体相继涌现，科普工作者和医疗救护人员的个人微博、抖音成了民众进行疫情防控科普知识补充的重要来源。
（二）科普形式更加移动化、多样化
随着5G技术的发展，万物互联和万物智能使得信息形态更加多元化，媒介生态的社交功能得到进一步延伸，技术赋能为数字公民赋权，受众可选择的信息来源与接收方式更加多样化，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等智能终端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急科普信息的传播主要依赖智能网络进行，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论坛、短视频App等多元化手段，以文字、视频、动态数据图片等多种形式，将大众化的公共卫生科普信息传达给受众。值得一提的是，短视频视听传播异军突起，以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在传播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丰富了科普传播的内容，改变了以往单纯的文字、图片形式。许多科学家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辟谣、给民众建议、判断疫情趋势，增强了应急科普的及时性、可信性，提升了科普信息的到达率和接受率。
（三）科普机制更加统一、协调
在本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政府各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成为疫情防控与应急科普最为鲜明的特征。由国家卫健委牵头、32部门共同组成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指挥部，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建立科普专题网站、编写印发防控指南和科普手册等形式，及时向公众传播疫情最新信息与科普知识，形成了上下贯通、内容同一的科普宣传网络，并邀请医学专家、科研人员对专业性知识进行科学普及与问题解答，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避免了发布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冲突，较为统一和协调地形成了科普宣传的联动机制。统一性的信息发布对在疫情发展初期消除民众恐慌、安抚民众情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疫情危机中应急科普传播存在的问题
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急科普信息的传播要对公众舆论进行引导，科学干预受众心理[3]。在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急科普传播的观察中，笔者发现，虽然目前我国的应急科普传播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但其仍然面临许多未知的、亟须应对的新问题、新局面，随着疫情防抗常态化和各地零星聚集性的疫情发生，对应急科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一）应急科普精准投放和即时回应略有欠缺
在此次疫情防控应急科普中，部分科普内容呈现泛化的特征，对具有不同特点的、不同公众群体的科普信息缺乏针对性。由于疫情的突发性与未知性，导致相应的应急科普处于被动状态，被疫情“牵着鼻子走”。应急科普虽然对疫情信息的跟踪传播较全面，但对疫情发展全局缺乏科学主动的前瞻。医学专业领域对新冠肺炎的认知只能根据疫情的发展不断深入，导致相应的应急科普出现时效性略显不足的情况。对新冠肺炎传播途径、临床表现、预防措施等内容的科普虽然能够在关键节点及时发布，但也呈现不成体系的零散应急状态。因此，相关部门要提高应急科普的精准性，多层次多角度解答受众关心的问题，将科普的时间尽可能地缩短，进而保证社会的持续稳定，牢牢把握社会公众舆论的走向。
（二）科学共同体相对缺位和发挥作用不足
随着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各类信息不断喷涌，当民众自身没有能力第一时间做出理性判断时，就会选择相信权威人士所发出的声音。应急科普传播的权威人士主要指科学家、科技协会成员等科学共同体，他们是科普新闻内容的原材料提供者。由于此次疫情中的新冠肺炎病毒是人类从未见过的病毒，人们对它的认知不足。因此，普通民眾在疫情中对科学家群体发表的言论往往会选择相信。然而，在疫情发生之初，由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国家级研究机构科学家等就因发布的信息不全面或信息的专业性过强引发民众理解偏差，引起一些不实言论传播，而网络舆论的弊端就在此时显现，舆论的压力导致科学共同体的专家权威“难以发声”，直至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科学家挺身而出，在疫情防控和治病救人话题范围内大胆直言，并迅速成为全民愿意倾听的应急科普偶像。这些关键人物也成为后期出现散发性疫情和疫苗接种等应急和长效性科普的“意见领袖”。 鉴于网络传播的迅速性，与一些嗅觉灵敏、行动迅速的科普媒体人相比，大部分在疫情和谣言中受到“中伤”的科学家深陷舆论漩涡，不愿意公开身份进行自我观点的公开表述，从而对短时间内以讹传讹的错误说法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进行澄清。科学工作者的集体失语也与部分媒体的不规范引用和脱离语境的片面解读有关系。部分媒体将科学工作者的某些言论进行断章取义、不当引用，造成了大众对科学共同体的怀疑和不满，进一步导致了科学家的失声和沉默。比如备受诟病的“双黄连抑制新冠病毒”事件、“吸烟防肺炎”事件等，都让科学工作者在一段时期内无法正确及时发声。
（三）常态化的上下联动、互相补位的辟谣机制亟须建立
在此次疫情中，疫情暴发的同时，“信息流行病”同时暴发，由于人们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认识不足，各类谣言与不实信息甚嚣尘上。内容不实的科普信息会对受众的人身安全与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各类科普主体充分意识到了科学辟谣的重要性，为防止网络谣言对疫情防控秩序造成影响，多部门联合开展辟谣。如政府部门在疫情科普信息传播中充当“把关人”角色，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武汉发布、长沙发布、腾讯求真等媒体，在疫情科普信息传播中担当了“卫士”的角色，但来自不同渠道的谣言依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波及面广，使社会舆论产生震荡，显露联合辟谣有漏洞、辟谣合力不足的缺点。为应对这种情况，常态化、权威性的协作联合辟谣机制亟待建立。
在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科普宣传和辟谣宣传工作中，一批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医疗类App涌现，他们的运营主体既具有专业的医疗背景身份，同时又拥有一批较为熟练的新媒体运营人员，能够在疫情的语境下快速捕捉民众需要，通过短、简、精等方式传递准确信息，打消民眾疑虑，成了科普应急宣传机制中反应最快、效应最明显的宣传途径。同时，这类自媒体平台将传播的视角直接“瞄准”了不具有医疗专业知识的普通民众，将相对专业的医疗或公共卫生术语通过大众化的话语体系进行解读，通过图片或简单文字对专业性的内容进行转化，从而提高了科普宣传和辟谣工作的信息有效到达率。
三、应急科普传播的优化策略
（一）建立健全科学、高效、长效性的应急科普机制
从目前的科普工作体系来看，我国的应急科普规范化工作主要依靠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一方面是依靠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如环境、地震、海洋、卫生、农业等部门;另一方面，主要依靠以科普为核心工作之一的科协系统。为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达到信息通达的理想状态，政府机构和科学系统的智库应该结合起来，以权威性和专业性的内容及时在应急科普传播中占领舆论高地。同时，我们也要将常态化科普与应急科普相结合，建立联动体系，加强公民责任常态化的教育，提高普通民众参与应急科普宣传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进一步打通政府与专业机构的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做到互相配合与补位。
（二）打通科学共同体、媒介与受众的智慧互动渠道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承担着信息互通互达的重要责任，媒体应该畅通科学共同体和受众的互动渠道，科研工作者通过媒体互动了解受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更好地发挥稳定受众的作用。受众也能通过媒体互动打破知识壁垒，消除疑虑，提高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认识。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载体，应该打通三者之间的“管道”，通过技术赋能，构建良好的智慧互动沟通渠道。媒体建立公民个人与传播主体的直接对话和沟通机制对应急科普信息的传播也十分重要。
（三）阶段性、通达性地设置应急科普议程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急科普往往呈现滞后状态，且公众面临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的高壁垒信息，情绪容易产生较大波动。因此，在应急科普工作中，科普主体应当做到阶段性、通达性地设置应急科普议程。
在突发公共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急科普内容应根据受众关注核心议题的变化而有所侧重，在应急科普长效化机制中，要能够对事件发展态势作出科学研判与前瞻，改变应急科普滞后状态。同时，由于受众广泛，科普信息应具有普适性，科普内容应将科学语言转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保障更多的受众能够有效接收科普信息，同时也要避免同一类型信息的重复发布。
（四）将公民责任教育纳入应急传播体系中
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疫情信息应急传播过程中，公民的主观能动性显得尤为重要，维护社会秩序，引导社会舆论，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最重要的是公民的积极响应[4]。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频生、舆论动荡与公民的责任教育缺失有很大关系，在常态化科普与应急科普联合机制中纳入公民责任教育，将公民责任教育常态化，对激发公民参与突发事件治理与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性有重要作用。
疫情初期全民居家隔离、不串门聚餐等被各大媒体所倡导，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报道框架被广为应用，传播效果良好。以此为经验，公民责任宣传应被纳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科普内容中。疫情防控期间，部分公民对某些不实信息、谣言的盲目信任和传播，给防控工作造成了巨大的阻力;部分公民拒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给疫情防控增加了难度。如果能够将公民责任教育也纳入应急传播体系中，类似的事件可以得到显著减少和控制。所谓公民责任教育，不仅仅是要让公民信任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党和政府的行动，更是能够在特殊时期，明确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传播正确信息、树立公民责任感，让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高地把握在自己人手中。现阶段的应急科普传播体系还不完善，从社会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将公民责任教育纳入该体系中是十分有必要性的，也是具有长效性的工作。我们甚至要将公民责任意识教育变成常态化、持久化的传播内容，这样才能在任何突发公共事件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机制的平稳运行，维护社会舆论的稳定。
[参考文献]
[1]赵越.大数据时代融媒体环境下的科普传播探析[J].传媒论坛，2020（12）：42.
[2]汤书昆，樊玉静.突发疫情应急科普中的媒体传播新特征—以新冠肺炎疫情舆情分析为例[J].科普研究，2020（01）：63-69，108.
[3]杨家英，王明.我国应急科普工作体系建设初探—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科普实践的思考[J].科普研究，2020（01）：32-40，105-106.
[4]丁艳艳.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科普路径[J].青年记者，2019（06）：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