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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已有文献主要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维度、全球价值链治理维度和中间品贸易维度研究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质是“中心—外围”的结构化，推动了分工地位的攀升，同时导致了分工环节的固化，需由低端要素驱动转变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是市场与非市场关系的综合运用，既推动了链条环节的升级，也导致了“低端锁定”，需由被动嵌入转变为主动重构;中间品贸易的最终目的是获取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制造业企业吸收技术溢出易产生路径依赖，需由引进学习转变为自主创新。今后可从动态演化和层级累积的维度，深入剖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断层机理，阐明其存在升级断层、难以自动升级的内在机制，形成对我国制造业阶梯式升级的路径探源。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中间品贸易;制造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 F1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1）05-0080-13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已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的核心机制。当今时代，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是空前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数据表明，在2016年，全球贸易总额的85%是在全球价值链内进行的。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生产重组，将国际贸易动力从国家层面的运转，转变为在企业之间运转，每个企业以连续的方式增加价值，以中间产品的形式进行贸易，这些中间产品可作为其他地方的最终产品的投入[1-2]。
自2018年起，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争端，频繁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企图用极限施压的手段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挥舞“贸易大棒”的深层原因并不是中美贸易逆差、中国技术赶超和国内的社会矛盾，而是意图遏制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美间动态利益的进一步失衡和维护自身在新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3]。中国制造业在过去的20余年内，以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分割、淘汰、转移出的低附加值环节，完成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环节，正在形成由本土市场需求培育的本土企业高端要素的创新能力[4]，向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迈进。美国政府在此关键升级节点发难，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一次大考，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由追求发展速度向追求发展质量、由低端要素驱动发展向技术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的必要性、紧迫性，亟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实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产品内国际分工这一生产组织形式受到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面临巨大挑战，中国正在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進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5]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升级不仅事关国之大计，而且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已有文献主要从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治理和中间品贸易三个维度对该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各维度下均涵盖理论基础、影响及升级路径等完整的研究范式。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分析维度
（一）理论基础：产品内分工“中心—外围”的结构化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引起的技术进步，产品生产的垂直一体化被逐渐分割，生产中的各道工序和各个环节被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即产品内国际分工[6]。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向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的延伸。Frobel等人认为，过去由少数发达国家从事工业生产活动，其他国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为前者提供生产所需原材料的旧国际分工模式正在瓦解。跨国公司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部门越来越多地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嵌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当中[7]。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表现为“订单制造”，实现形式是外包。Luthje将“订单制造”归纳为主导企业把生产中各个环节的部分或全部工序以合同的形式外包给其他企业，包括国内外包和国际外包。承包企业没有自主品牌，所提供的服务或生产的产品皆标以发包企业的品牌。订单制造模式催生了专门为发包企业服务的订单制造业，成为各个行业的基础组件[8]。上述观点都采取静态分析的方法，也有学者从动态视角分析，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是随资源禀赋不断演化的分工形式。Hutchinson认为Frobel的分工理论没有考虑到新兴工业经济体资源禀赋的动态发展，他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为例，证明一国或地区在以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为基础实现经济腾飞后，投入大量资本发展高等教育，为本国或地区累积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将人口红利的数量优势转为质量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因势利导，将承接产业转移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本增长纳入决策范畴，重构生产环节的国际分工，它的实质是承包企业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上升[9]。
（二）影响：分工地位的攀升与固化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实质是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这一分工形式对资本技术的禀赋要求较低，只需在某一生产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具备生产条件即可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当中。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制造业企业以丰富的劳动力禀赋和低工资、低税率的区位条件，承接了大量国际外包业务[10]。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格局为中国制造业带来了参与分工的生产机会，利用现有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获得后发优势，通过产业关联机制和“雁阵”转移机制，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产品内国际分工带来的生产分割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工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收入的增长[11-12]。
虽然上述观点都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但是参与到这种分工模式中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大多是开放模块型和封闭集成型，它们的分工固定、缺乏创新[13]，处于整条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低端位置[14]。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仍然会受到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和其他国家代工企业的双重围堵，即处于分工中心地位的企业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会采取“技术锁定”战略抑制外围企业进行攀升，并不断培育新的代工企业加剧低端生产环节的竞争，引起价格的下降，使中国制造业企业陷入“悲惨增长”的境地[15]。因此，在分工维度下，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不高，扮演的是“加工车间”的角色，一些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实际上依赖核心零部件的进口，从事的是低技术生产环节，没有能力承接真正高技术含量的国际外包业务，落入了“比较优势”的分工陷阱之中，被发达国家主导企业锁定在了分工的外围[16]。正如张二震和戴翔所言，国际贸易中的动态利益虽然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倾斜，但是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只是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距离，是一种“有限赶超”，并未在本质上改变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和优势地位的现状[17]。 （三）升级路径：由低端要素驱动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过去的产品间分工的根本区别在于，产品内分工是以各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基础，产品由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组成。综合上述文献观点，当前阻碍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提升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是以低端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而之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主导国际分工，是因为发达国家掌握了参与生产的高端要素。因此，提升中国制造业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必须培育参与全球化生产的高端要素。
在大数据时代，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使传统制造业突破了其产业边界，“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要义在于把技术创新作为制造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重点是把生产性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有机结合，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生产性服务业是整合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根本措施。因此，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实现产城互动、协同升级的关键，生产性服务的进口和离岸外包对制造业效率有正向影响[18-19];制造业和服务业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品关联溢出的直接效应、资源再配置效应和成本效应实现出口产品升级”[20];同时，应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为制造业分工地位的攀升提供支撑，使二者间形成交互效应[21]。因此，必须把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和发展作为制造业企业升级的必由路径，加快制造业服务化发展[22]。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分析维度
（一）理论基础：市场与非市场关系的综合运用
全球价值链被视为大型主导企业作为价值链驱动者的治理工具，根据主导企业主要参与的生产环节分为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23]，在现实的生产中还存在兼顾二者特点的混合型驱动模式[24]。治理指的是任何通过非市场关系的协调经济活动[25]，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立法治理、司法治理和执法治理，由链内的主导企业和链外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参与价值链的企业行使治理权力[26]。价值链治理的类型是一个动态研究和不断發展的过程：Schmitz和Humphrey将价值链的治理类型分为市场型、网络型、准层级型和层级型[25];Gereffi等人以交易的复杂程度、识别交易的能力和基础供应的能力为考量因素，将价值链的治理类型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和层级型（如表1所示），这种分类方式当前被学术界广泛采用[27]。Pietrobelli表示，要素的变动可能引起价值链治理类型的改变，因此全球价值链的内部治理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动态现象，其本质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共同演进[28]。此外，Ivarsson和Alvstam以瑞典宜家公司与供应商的关系为案例，提出了启发型治理模式。他们认为这种治理模式虽由主导企业控制，但其战略是帮助能力较差的供应商实现技术升级，以此实现高效、灵活的低成本产品采购目标。同时，供应商可以采用主导企业的相关技术获得额外的优势，从而改善与其他客户相关的产品、流程和市场地位——因为在这种治理结构中，主导企业不要求供应商锁定在专属的价值链中[29]。
（二）影响：链条环节的升级与锁定
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指的是企业为了获得更高收益进入更高层次的有壁垒市场的过程，包括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25]。
一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促进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过程，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向国际市场出口，否则它们很难进入这些市场。例如，Baldwin认为，全球价值链可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提供一个理想的机会进入全球市场，使它们能够专注于单一的产品类别，而无须努力建立掌握整个生产系统的能力[30]。李宏和陈圳指出，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可以帮助中国科技含量较高的制造业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升级[31]。王振国等人的研究佐证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不仅提高了中国以一般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也使得高技术含量的加工贸易部门在价值链中向上游迈进，促进了制造业产品在加工贸易中的升级[32]。此外，葛顺奇和罗伟指出，制造业企业的要素结构能够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得到改善[33]。刘磊等人也表示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还能够缓解中国当下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34]。
另一方面，有部分学者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阻止了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对代工企业具有抑制效应。在某些情况下，与大买家的排他性关系阻碍了其客户群的多样化，这进一步提高了“退出选项”的成本，将它们与主导企业捆绑在一起[35]。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并未实现功能升级，即便有企业试图向价值链高端跃迁，也很少能够顺利完成[36];Ravenhill同样认为仅依靠参与国际分工来发展技术和生产能力这一做法并不能自动实现功能升级的过程，并且要付出高昂的代价[37];Sampath和Vallejo通过对74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不同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行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并非所有主导企业都对其他企业的学习和技术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企业设法升级时，它们在现有的价值链中将面临被主导企业边缘化和排斥的危险[38]。这一观点同样被国内学者佐证，他们认为中国以“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不仅不能快速地实现产业升级，反而通过要素、市场和价值链的三重锁定效应，形成低端锁定的困局[39]。特别是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影响对高价值链嵌入度的行业是逐年递增的，且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尤为显著[40]。
上述“升级悖论”的产生，主要源于中国制造业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自动形成了俘获型网络治理模式：发达国家掌握着核心技术环节且具有大量的市场终端渠道，迫切需要能力强、成本低的代工企业满足其市场需求;而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具有大量的低端要素禀赋和强大的生产能力，需要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支持，也迫切需要生产机会赚取利润。当代工企业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后，试图进入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的高端阶段，就会威胁到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核心利益，它们就会采取浑身解数阻碍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的升级，形成“低端锁定”[41]。王益民和宋琰纹发现了全球生产网络中“战略隔绝机制”的存在，导致了产业集群的“升级悖论”，即集群内企业沿某一特定产品—技术路径升级越快，当地根植性与当地产业关联被弱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2]。任保全等人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低端锁定”的形成也具有内生性，不仅源于主导企业的挤压，也源于内需不足和制度障碍等内在约束[43]。沈国兵和于欢认为，正是俘获型网络中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规模和激励效应”和负向的“压榨效应”“低端锁定”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制造业走向低端嵌入导致的“悲惨增长”[44]。 （三）升级路径：由被动嵌入到主动重构
新李斯特主义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即使是低效率但却报酬递增的、而非只提供廉价劳动的高端产业部门，才能实现真正的致富”[45]。因而，中国必须依靠巨大的国内市场，构建独立自主的国内价值链，加强自主创新，实现价值链升级。刘志彪和张杰强调，要突破被“俘获”和“压榨”的全球价值链关系网络，必须构建依托国内市场需求的本土价值链网络结构，采取势力抵消策略、反“梯子策略”，通过“重新整合中国企业的商业网络及产业循环体系、重新塑造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重新调整区域间的产业关系结构”，以服务于生产厂商和采购、销售商的双边交易平台以及直接由国内主导企业面对消费者的单边市场平台为载体，构建基于国家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机制[46-47]。
在成熟的国内价值链的基础上，中国制造业可以再次把链条向周围区域延伸，通过再造或重构价值链的方式，改变现有的贸易格局，主导新的区域性价值链。梁运文和张帅曾针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断层问题，提出过依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区域产业价值链，破解竞争力传导断裂困境的方案[48]。在新时代，更多的学者把目光聚焦到了“一带一路”倡议。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一带一路”倡议采用了根据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进行差异化的制造业合作理念[49]，在合作中中国可以接触到先前由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垄断的价值链高端环节，有助于中国摆脱长久以来的被“俘获”命运[50]。
三、中间品贸易的分析维度
（一）理论基础：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
就贸易角度而言，中间产品的贸易衔接全球生产网络各个环节。中间品成为最终产品前，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间流入流出，这些企业因其要素分工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具有不同的增值能力。在高增加值企业的中间品流入低增加值企业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技术溢出效应，承接低端要素分工和低技术水平环节的企业若合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则能够通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培育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Amiti和Konings采用印度尼西亚1991—2001年的制造业普查数据，估计了进口中间产品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品投入可以通过学习效应、种类效应和质量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51]。Gopinath和Neiman以阿根廷2000—2002年金融危机为案例，研究了危机期间贸易断崖式下跌的原因，建立了包括迂回生产和进口固定成本的异质企业模型，证明了进口中间品投入减少是危机期间生产力损失的重要因素[52]。姜青克等人对1995—2009年27个国家和地区14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证明了外国研发资本通过进口中间品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行业间中间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为显著[53]。此外，在中间品贸易背景下，贸易自由化即关税的降低，能够为企业节约成本，促使企业引进更多种类的中间品、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Goldberg等人通过研究1989—1997年印度企业的案例发现，通过降低中间品投入关税，引进贸易自由化之前得不到的新中间投入品，企业将从国际贸易中获得静态收益。这些新的进口中间品投入又使公司能够通过引进新的品种扩大其国内产品范围，从而从贸易中产生动态收益[54]。沿着这一思路，耿晔强和郑超群构建了包括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进口多样性和企业创新在内的理论模型，阐释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以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匹配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55]。Amiti和Khandelwal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降低中间投入品的关税能够促进世界高端产品的质量升级，抑制低端产品的质量升级，同时需要营商环境、制度质量等因素的支持[56]。
（二）影响：进口要素的吸收与依赖
中国制造业以承接外包订单、进口中间产品、从事加工贸易的方式获得了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会，并在融入过程中学习来自中间产品制造的技术和发包企业的制度管理经验，为企业培育核心竞争优势以提高企业的增值能力。陈勇兵等人以2000—2005年中国部分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为样本，证明了企业能够通过进口中间品获得水平和垂直的技术溢出，增加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提高企业产品质量，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57]。张少军和刘志彪利用1998—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提出中国制造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在于利用进口中间品的技术溢出效应降低研发成本，通过“干中学”效应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吸收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初级升级模式[58]。田巍和余淼杰则使用2001—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增加研发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59]。
但进口中间品提供的技术溢出是有限的，取决于企业的学习能力;进口中学习易演变为进口中依赖，抑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通过进口中间品发展加工贸易的发展方式不仅扭曲了贸易结构，并且在数据测度上形成了“高技术幻象”和“技术进步悖论”[60]，夸大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吕越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对技术吸收的能力不强，而进口中间品的技术溢出能否转化为企业的技术水平，取决于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力，目前大多数本土制造业企业未达到合理的技术吸收门槛[61]。纪月清等人检验了进口中间品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反映进口中间品与本土中间品之间竞争关系的水平技术溢出，抑制了进料加工贸易型企业的技术创新，并对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加工贸易型企业在长期进口中间品的过程中形成了技术依赖，缺乏自主创新活动，丧失了获取核心竞争优势的能力[62]。盛斌和马涛区分了产品的全部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通过计量检验对国内技术含量与中国工业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63]，随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礎上继续改进检验方法，通过剔除出口商品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价值，计算了全部技术复杂度和实际的国内技术复杂度，证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参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造成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虚高，实际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地位[64-65]。 （三）升级路径：由引进学习到自主创新
中国制造业利用进口中间品发展加工贸易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实际上遵循了林毅夫和张鹏飞的后发优势理论[66]。该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可以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后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收敛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这一模型成立的前提是，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已经成功地实现“有限赶超”[67]。但也应当认识到当前已处于技术进步的瓶颈期，依靠进口中间品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模式已经不能滿足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需要，由引进学习向自主创新迈进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优势的必要途径[68]，也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自主创新要求中国制造业由依靠进口中间品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升级，强调以技术和制度的双重创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把技术创新作为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长期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增强企业的创新竞争力[69]。张亚豪和李晓华归纳了后发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升级方式，认为自主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初期的模仿制造逐渐过渡到引进学习、合作学习，最后经过借鉴、吸收、再创新等学习环节，达到自主创新的程度。只有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才能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与竞争优势，这一点在复杂产品系统产业中尤为重要[70]。
四、述评与展望：动态演化与循环累积的分析维度
关于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积极的广泛探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路和观点。但是以上三种维度的分析脉络大多以静态视角研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一个时期内的特点，少有从动态演化和循环累积的分析维度研究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动态特征。
事实上，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变化、循环累积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是正反馈的良性循环，也可以是负反馈的恶性循环[71]。张其仔指出，比较优势具有不断演化的特征，“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根源在于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没有形成，存在比较优势断档。中国已经依靠比较优势“分叉”的非线性演化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必须积极寻找新的比较优势产业才能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72]。俞荣建将代工能力分为专用性驱动和专有性驱动，认为代工能力专用性削弱讨价还价权力，在专有性水平低的情况下，助长国际客户对关系租金的掠夺倾向，推动代工企业“伪升级”演化[73]。部分学者的实证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动态演化的观点。王玉燕等人认为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水平和升级存在倒“U”形关系，即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初期，中国制造业可以通过技术溢出、“干中学”等效应促进升级，但是随着嵌入的不断深入，其生产环节被发达国家领导企业的治理模式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74]。潘秋晨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考察中同样发现了倒“U”形的规律，且技术水平越高的装备制造行业越容易对中间品效应形成技术依赖[75]。但是这种倒“U”形关系意味着存在一个“改善区间”，在改善区间内可以促进升级，过度嵌入则会受到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打压[76]。周岩和陈淑梅从贸易、生产和区位三个角度研判了中国制造业嵌入GVC的程度和地位，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程度呈现M形趋势，且前向参与度增速高于后向参与度增速，正在由被动“俘获”向主动嵌入升级[77]。以上观点进一步说明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并不是静态影响，而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因而相应地，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也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既不可能完全脱离技术溢出和“干中学”效应的促进作用，直接达到完全自主创新的高度，也不能继续走依附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维持当前“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格局的老路，而应该形成系统的、完整的阶梯式、层级式制造业升级模式，使中国制造业业态逐步演化、逐步走向价值链的高端地位。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研究可能取得的边际贡献如下。
首先，用演化的视角研究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问题。在当前由低端要素驱动发展模式转为技术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处于升级的瓶颈期。可以动态演化和循环累积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治理和中间品贸易等分析维度的研究成果，构建层级累积理论下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断层机理，分析中国制造业存在“升级断层”、难以“自动升级”的原因。
其次，优化衡量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方法。孔伟杰认为，目前缺少一种合理测度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方法或指标体系[78]。当前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以技术水平衡量升级;采用一般产业理论的产业间升级和产品内升级，寻找代理变量测度两种升级的效果;构建产业升级指标，包括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若以技术作为衡量指标，则应在剔除国外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结构演化，高技术产业在出口结构中的比例是否提升;若以产业间升级和产品内升级作为衡量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指标，则需甄选更为贴切的代理变量，把反映创新驱动发展的指标纳入考量之中;若以包括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综合指标衡量制造业升级，则既需要体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又需突出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制造业升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时兼顾对社会、环境等多方面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最后，在已有研究的升级路径的基础上，建立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体系。可以动态演化和循环累积视角下的升级断层机理为依托，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级，逐步以技术创新驱动发展为内核、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依托、以构建国内价值链为平台、以主导区域价值链为契机，形成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的阶梯式路径，寻求制造业突破“低端锁定”困境和被“俘获”命运，迈向价值链高端和打造价值链主要地位的升级之道，为实现建设制造业强国的战略目标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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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妍]
Multi-dimensional Analyses on Impacts of Embedding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Xiao Jianqiao Song Xianping
Abstract：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studies the impacts of embedding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products，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and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products is the structure of “center-periphery”，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the status of division of labor but also results in the solidifica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t needs to shift from low-end elements-driv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services.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is a comprehensive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 and non-market relations，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the chain but also results in the solidification of low-end elements. It needs to shift from passive embedding to active restructuring. The ultimate goal of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is to obtain the c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added value of enterprises. It is easy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at enjoy technology spillovers to depend on introducing existing technologies，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them to shift from 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learning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Future studies can further analyzes the upgrading fault mechanism of embedding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evolution and hierarchy accumulation and elaborat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existing upgrading faults and the difficulty in automatic upgrading so as to find the solutions for China’s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in a gradual manner.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ing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中间品贸易;制造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 F1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1）05-0080-13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已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的核心机制。当今时代，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是空前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数据表明，在2016年，全球贸易总额的85%是在全球价值链内进行的。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生产重组，将国际贸易动力从国家层面的运转，转变为在企业之间运转，每个企业以连续的方式增加价值，以中间产品的形式进行贸易，这些中间产品可作为其他地方的最终产品的投入[1-2]。
自2018年起，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争端，频繁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企图用极限施压的手段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挥舞“贸易大棒”的深层原因并不是中美贸易逆差、中国技术赶超和国内的社会矛盾，而是意图遏制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美间动态利益的进一步失衡和维护自身在新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3]。中国制造业在过去的20余年内，以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分割、淘汰、转移出的低附加值环节，完成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环节，正在形成由本土市场需求培育的本土企业高端要素的创新能力[4]，向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迈进。美国政府在此关键升级节点发难，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一次大考，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由追求发展速度向追求发展质量、由低端要素驱动发展向技术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的必要性、紧迫性，亟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实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产品内国际分工这一生产组织形式受到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面临巨大挑战，中国正在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進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5]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升级不仅事关国之大计，而且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已有文献主要从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治理和中间品贸易三个维度对该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各维度下均涵盖理论基础、影响及升级路径等完整的研究范式。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分析维度
（一）理论基础：产品内分工“中心—外围”的结构化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引起的技术进步，产品生产的垂直一体化被逐渐分割，生产中的各道工序和各个环节被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即产品内国际分工[6]。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向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的延伸。Frobel等人认为，过去由少数发达国家从事工业生产活动，其他国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为前者提供生产所需原材料的旧国际分工模式正在瓦解。跨国公司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部门越来越多地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嵌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当中[7]。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表现为“订单制造”，实现形式是外包。Luthje将“订单制造”归纳为主导企业把生产中各个环节的部分或全部工序以合同的形式外包给其他企业，包括国内外包和国际外包。承包企业没有自主品牌，所提供的服务或生产的产品皆标以发包企业的品牌。订单制造模式催生了专门为发包企业服务的订单制造业，成为各个行业的基础组件[8]。上述观点都采取静态分析的方法，也有学者从动态视角分析，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是随资源禀赋不断演化的分工形式。Hutchinson认为Frobel的分工理论没有考虑到新兴工业经济体资源禀赋的动态发展，他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为例，证明一国或地区在以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为基础实现经济腾飞后，投入大量资本发展高等教育，为本国或地区累积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将人口红利的数量优势转为质量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因势利导，将承接产业转移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本增长纳入决策范畴，重构生产环节的国际分工，它的实质是承包企业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上升[9]。
（二）影响：分工地位的攀升与固化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实质是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这一分工形式对资本技术的禀赋要求较低，只需在某一生产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具备生产条件即可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当中。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制造业企业以丰富的劳动力禀赋和低工资、低税率的区位条件，承接了大量国际外包业务[10]。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格局为中国制造业带来了参与分工的生产机会，利用现有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获得后发优势，通过产业关联机制和“雁阵”转移机制，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产品内国际分工带来的生产分割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工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收入的增长[11-12]。
虽然上述观点都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但是参与到这种分工模式中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大多是开放模块型和封闭集成型，它们的分工固定、缺乏创新[13]，处于整条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低端位置[14]。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仍然会受到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和其他国家代工企业的双重围堵，即处于分工中心地位的企业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会采取“技术锁定”战略抑制外围企业进行攀升，并不断培育新的代工企业加剧低端生产环节的竞争，引起价格的下降，使中国制造业企业陷入“悲惨增长”的境地[15]。因此，在分工维度下，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不高，扮演的是“加工车间”的角色，一些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实际上依赖核心零部件的进口，从事的是低技术生产环节，没有能力承接真正高技术含量的国际外包业务，落入了“比较优势”的分工陷阱之中，被发达国家主导企业锁定在了分工的外围[16]。正如张二震和戴翔所言，国际贸易中的动态利益虽然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倾斜，但是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只是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距离，是一种“有限赶超”，并未在本质上改变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和优势地位的现状[17]。 （三）升级路径：由低端要素驱动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过去的产品间分工的根本区别在于，产品内分工是以各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基础，产品由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组成。综合上述文献观点，当前阻碍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提升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是以低端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而之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主导国际分工，是因为发达国家掌握了参与生产的高端要素。因此，提升中国制造业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必须培育参与全球化生产的高端要素。
在大数据时代，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使传统制造业突破了其产业边界，“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要义在于把技术创新作为制造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重点是把生产性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有机结合，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生产性服务业是整合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根本措施。因此，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实现产城互动、协同升级的关键，生产性服务的进口和离岸外包对制造业效率有正向影响[18-19];制造业和服务业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品关联溢出的直接效应、资源再配置效应和成本效应实现出口产品升级”[20];同时，应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为制造业分工地位的攀升提供支撑，使二者间形成交互效应[21]。因此，必须把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和发展作为制造业企业升级的必由路径，加快制造业服务化发展[22]。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分析维度
（一）理论基础：市场与非市场关系的综合运用
全球价值链被视为大型主导企业作为价值链驱动者的治理工具，根据主导企业主要参与的生产环节分为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23]，在现实的生产中还存在兼顾二者特点的混合型驱动模式[24]。治理指的是任何通过非市场关系的协调经济活动[25]，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立法治理、司法治理和执法治理，由链内的主导企业和链外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参与价值链的企业行使治理权力[26]。价值链治理的类型是一个动态研究和不断發展的过程：Schmitz和Humphrey将价值链的治理类型分为市场型、网络型、准层级型和层级型[25];Gereffi等人以交易的复杂程度、识别交易的能力和基础供应的能力为考量因素，将价值链的治理类型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和层级型（如表1所示），这种分类方式当前被学术界广泛采用[27]。Pietrobelli表示，要素的变动可能引起价值链治理类型的改变，因此全球价值链的内部治理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动态现象，其本质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共同演进[28]。此外，Ivarsson和Alvstam以瑞典宜家公司与供应商的关系为案例，提出了启发型治理模式。他们认为这种治理模式虽由主导企业控制，但其战略是帮助能力较差的供应商实现技术升级，以此实现高效、灵活的低成本产品采购目标。同时，供应商可以采用主导企业的相关技术获得额外的优势，从而改善与其他客户相关的产品、流程和市场地位——因为在这种治理结构中，主导企业不要求供应商锁定在专属的价值链中[29]。
（二）影响：链条环节的升级与锁定
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指的是企业为了获得更高收益进入更高层次的有壁垒市场的过程，包括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25]。
一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促进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过程，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向国际市场出口，否则它们很难进入这些市场。例如，Baldwin认为，全球价值链可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提供一个理想的机会进入全球市场，使它们能够专注于单一的产品类别，而无须努力建立掌握整个生产系统的能力[30]。李宏和陈圳指出，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可以帮助中国科技含量较高的制造业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升级[31]。王振国等人的研究佐证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不仅提高了中国以一般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也使得高技术含量的加工贸易部门在价值链中向上游迈进，促进了制造业产品在加工贸易中的升级[32]。此外，葛顺奇和罗伟指出，制造业企业的要素结构能够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得到改善[33]。刘磊等人也表示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还能够缓解中国当下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34]。
另一方面，有部分学者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阻止了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对代工企业具有抑制效应。在某些情况下，与大买家的排他性关系阻碍了其客户群的多样化，这进一步提高了“退出选项”的成本，将它们与主导企业捆绑在一起[35]。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并未实现功能升级，即便有企业试图向价值链高端跃迁，也很少能够顺利完成[36];Ravenhill同样认为仅依靠参与国际分工来发展技术和生产能力这一做法并不能自动实现功能升级的过程，并且要付出高昂的代价[37];Sampath和Vallejo通过对74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不同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行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并非所有主导企业都对其他企业的学习和技术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企业设法升级时，它们在现有的价值链中将面临被主导企业边缘化和排斥的危险[38]。这一观点同样被国内学者佐证，他们认为中国以“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不仅不能快速地实现产业升级，反而通过要素、市场和价值链的三重锁定效应，形成低端锁定的困局[39]。特别是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影响对高价值链嵌入度的行业是逐年递增的，且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尤为显著[40]。
上述“升级悖论”的产生，主要源于中国制造业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自动形成了俘获型网络治理模式：发达国家掌握着核心技术环节且具有大量的市场终端渠道，迫切需要能力强、成本低的代工企业满足其市场需求;而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具有大量的低端要素禀赋和强大的生产能力，需要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支持，也迫切需要生产机会赚取利润。当代工企业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后，试图进入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的高端阶段，就会威胁到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核心利益，它们就会采取浑身解数阻碍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的升级，形成“低端锁定”[41]。王益民和宋琰纹发现了全球生产网络中“战略隔绝机制”的存在，导致了产业集群的“升级悖论”，即集群内企业沿某一特定产品—技术路径升级越快，当地根植性与当地产业关联被弱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2]。任保全等人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低端锁定”的形成也具有内生性，不仅源于主导企业的挤压，也源于内需不足和制度障碍等内在约束[43]。沈国兵和于欢认为，正是俘获型网络中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规模和激励效应”和负向的“压榨效应”“低端锁定”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制造业走向低端嵌入导致的“悲惨增长”[44]。 （三）升级路径：由被动嵌入到主动重构
新李斯特主义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即使是低效率但却报酬递增的、而非只提供廉价劳动的高端产业部门，才能实现真正的致富”[45]。因而，中国必须依靠巨大的国内市场，构建独立自主的国内价值链，加强自主创新，实现价值链升级。刘志彪和张杰强调，要突破被“俘获”和“压榨”的全球价值链关系网络，必须构建依托国内市场需求的本土价值链网络结构，采取势力抵消策略、反“梯子策略”，通过“重新整合中国企业的商业网络及产业循环体系、重新塑造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重新调整区域间的产业关系结构”，以服务于生产厂商和采购、销售商的双边交易平台以及直接由国内主导企业面对消费者的单边市场平台为载体，构建基于国家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机制[46-47]。
在成熟的国内价值链的基础上，中国制造业可以再次把链条向周围区域延伸，通过再造或重构价值链的方式，改变现有的贸易格局，主导新的区域性价值链。梁运文和张帅曾针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断层问题，提出过依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区域产业价值链，破解竞争力传导断裂困境的方案[48]。在新时代，更多的学者把目光聚焦到了“一带一路”倡议。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一带一路”倡议采用了根据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进行差异化的制造业合作理念[49]，在合作中中国可以接触到先前由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垄断的价值链高端环节，有助于中国摆脱长久以来的被“俘获”命运[50]。
三、中间品贸易的分析维度
（一）理论基础：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
就贸易角度而言，中间产品的贸易衔接全球生产网络各个环节。中间品成为最终产品前，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间流入流出，这些企业因其要素分工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具有不同的增值能力。在高增加值企业的中间品流入低增加值企业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技术溢出效应，承接低端要素分工和低技术水平环节的企业若合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则能够通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培育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Amiti和Konings采用印度尼西亚1991—2001年的制造业普查数据，估计了进口中间产品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品投入可以通过学习效应、种类效应和质量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51]。Gopinath和Neiman以阿根廷2000—2002年金融危机为案例，研究了危机期间贸易断崖式下跌的原因，建立了包括迂回生产和进口固定成本的异质企业模型，证明了进口中间品投入减少是危机期间生产力损失的重要因素[52]。姜青克等人对1995—2009年27个国家和地区14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证明了外国研发资本通过进口中间品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行业间中间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为显著[53]。此外，在中间品贸易背景下，贸易自由化即关税的降低，能够为企业节约成本，促使企业引进更多种类的中间品、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Goldberg等人通过研究1989—1997年印度企业的案例发现，通过降低中间品投入关税，引进贸易自由化之前得不到的新中间投入品，企业将从国际贸易中获得静态收益。这些新的进口中间品投入又使公司能够通过引进新的品种扩大其国内产品范围，从而从贸易中产生动态收益[54]。沿着这一思路，耿晔强和郑超群构建了包括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进口多样性和企业创新在内的理论模型，阐释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以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匹配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55]。Amiti和Khandelwal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降低中间投入品的关税能够促进世界高端产品的质量升级，抑制低端产品的质量升级，同时需要营商环境、制度质量等因素的支持[56]。
（二）影响：进口要素的吸收与依赖
中国制造业以承接外包订单、进口中间产品、从事加工贸易的方式获得了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会，并在融入过程中学习来自中间产品制造的技术和发包企业的制度管理经验，为企业培育核心竞争优势以提高企业的增值能力。陈勇兵等人以2000—2005年中国部分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为样本，证明了企业能够通过进口中间品获得水平和垂直的技术溢出，增加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提高企业产品质量，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57]。张少军和刘志彪利用1998—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提出中国制造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在于利用进口中间品的技术溢出效应降低研发成本，通过“干中学”效应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吸收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初级升级模式[58]。田巍和余淼杰则使用2001—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增加研发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59]。
但进口中间品提供的技术溢出是有限的，取决于企业的学习能力;进口中学习易演变为进口中依赖，抑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通过进口中间品发展加工贸易的发展方式不仅扭曲了贸易结构，并且在数据测度上形成了“高技术幻象”和“技术进步悖论”[60]，夸大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吕越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对技术吸收的能力不强，而进口中间品的技术溢出能否转化为企业的技术水平，取决于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力，目前大多数本土制造业企业未达到合理的技术吸收门槛[61]。纪月清等人检验了进口中间品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反映进口中间品与本土中间品之间竞争关系的水平技术溢出，抑制了进料加工贸易型企业的技术创新，并对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加工贸易型企业在长期进口中间品的过程中形成了技术依赖，缺乏自主创新活动，丧失了获取核心竞争优势的能力[62]。盛斌和马涛区分了产品的全部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通过计量检验对国内技术含量与中国工业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63]，随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礎上继续改进检验方法，通过剔除出口商品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价值，计算了全部技术复杂度和实际的国内技术复杂度，证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参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造成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虚高，实际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地位[64-65]。 （三）升级路径：由引进学习到自主创新
中国制造业利用进口中间品发展加工贸易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实际上遵循了林毅夫和张鹏飞的后发优势理论[66]。该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可以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后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收敛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这一模型成立的前提是，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已经成功地实现“有限赶超”[67]。但也应当认识到当前已处于技术进步的瓶颈期，依靠进口中间品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模式已经不能滿足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需要，由引进学习向自主创新迈进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优势的必要途径[68]，也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自主创新要求中国制造业由依靠进口中间品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升级，强调以技术和制度的双重创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把技术创新作为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长期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增强企业的创新竞争力[69]。张亚豪和李晓华归纳了后发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升级方式，认为自主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初期的模仿制造逐渐过渡到引进学习、合作学习，最后经过借鉴、吸收、再创新等学习环节，达到自主创新的程度。只有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才能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与竞争优势，这一点在复杂产品系统产业中尤为重要[70]。
四、述评与展望：动态演化与循环累积的分析维度
关于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积极的广泛探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路和观点。但是以上三种维度的分析脉络大多以静态视角研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一个时期内的特点，少有从动态演化和循环累积的分析维度研究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动态特征。
事实上，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变化、循环累积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是正反馈的良性循环，也可以是负反馈的恶性循环[71]。张其仔指出，比较优势具有不断演化的特征，“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根源在于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没有形成，存在比较优势断档。中国已经依靠比较优势“分叉”的非线性演化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必须积极寻找新的比较优势产业才能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72]。俞荣建将代工能力分为专用性驱动和专有性驱动，认为代工能力专用性削弱讨价还价权力，在专有性水平低的情况下，助长国际客户对关系租金的掠夺倾向，推动代工企业“伪升级”演化[73]。部分学者的实证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动态演化的观点。王玉燕等人认为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水平和升级存在倒“U”形关系，即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初期，中国制造业可以通过技术溢出、“干中学”等效应促进升级，但是随着嵌入的不断深入，其生产环节被发达国家领导企业的治理模式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74]。潘秋晨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考察中同样发现了倒“U”形的规律，且技术水平越高的装备制造行业越容易对中间品效应形成技术依赖[75]。但是这种倒“U”形关系意味着存在一个“改善区间”，在改善区间内可以促进升级，过度嵌入则会受到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的打压[76]。周岩和陈淑梅从贸易、生产和区位三个角度研判了中国制造业嵌入GVC的程度和地位，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程度呈现M形趋势，且前向参与度增速高于后向参与度增速，正在由被动“俘获”向主动嵌入升级[77]。以上观点进一步说明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并不是静态影响，而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因而相应地，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也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既不可能完全脱离技术溢出和“干中学”效应的促进作用，直接达到完全自主创新的高度，也不能继续走依附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维持当前“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格局的老路，而应该形成系统的、完整的阶梯式、层级式制造业升级模式，使中国制造业业态逐步演化、逐步走向价值链的高端地位。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研究可能取得的边际贡献如下。
首先，用演化的视角研究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问题。在当前由低端要素驱动发展模式转为技术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处于升级的瓶颈期。可以动态演化和循环累积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产品内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治理和中间品贸易等分析维度的研究成果，构建层级累积理论下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断层机理，分析中国制造业存在“升级断层”、难以“自动升级”的原因。
其次，优化衡量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方法。孔伟杰认为，目前缺少一种合理测度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方法或指标体系[78]。当前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以技术水平衡量升级;采用一般产业理论的产业间升级和产品内升级，寻找代理变量测度两种升级的效果;构建产业升级指标，包括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若以技术作为衡量指标，则应在剔除国外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结构演化，高技术产业在出口结构中的比例是否提升;若以产业间升级和产品内升级作为衡量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指标，则需甄选更为贴切的代理变量，把反映创新驱动发展的指标纳入考量之中;若以包括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综合指标衡量制造业升级，则既需要体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又需突出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制造业升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时兼顾对社会、环境等多方面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最后，在已有研究的升级路径的基础上，建立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体系。可以动态演化和循环累积视角下的升级断层机理为依托，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级，逐步以技术创新驱动发展为内核、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依托、以构建国内价值链为平台、以主导区域价值链为契机，形成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的阶梯式路径，寻求制造业突破“低端锁定”困境和被“俘获”命运，迈向价值链高端和打造价值链主要地位的升级之道，为实现建设制造业强国的战略目标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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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妍]
Multi-dimensional Analyses on Impacts of Embedding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Xiao Jianqiao Song Xianping
Abstract：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studies the impacts of embedding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products，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and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products is the structure of “center-periphery”，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the status of division of labor but also results in the solidifica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t needs to shift from low-end elements-driv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services.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is a comprehensive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 and non-market relations，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the chain but also results in the solidification of low-end elements. It needs to shift from passive embedding to active restructuring. The ultimate goal of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is to obtain the c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added value of enterprises. It is easy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at enjoy technology spillovers to depend on introducing existing technologies，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them to shift from 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learning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Future studies can further analyzes the upgrading fault mechanism of embedding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evolution and hierarchy accumulation and elaborat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existing upgrading faults and the difficulty in automatic upgrading so as to find the solutions for China’s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in a gradual manner.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