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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关了。现在的关闭即将迎来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的全新还旧式开放。
这座承载着中国近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深沉记忆的沧桑建筑物，已经难以承受记忆追寻者的重荷。
李大钊的办公室，胡适的讲堂，鲁迅的写作室，毛泽东做协理员的新闻纸阅览室（历史记载中有的称为图书馆助理员）……一个个屋子都被清空了，那些满布灰尘的破旧桌子、凳子、柜子，全被请出红楼，乘着几辆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穿过“五四”青年蜂拥出入过的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在北京城车流涌动的柏油路上，走走停停，朝着位于阜成门的鲁迅纪念馆走去。
丰碑
红楼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今五四大街）29号，在故宫博物院北侧的景山公园东边。
由红砖砌成的楼体和被红瓦覆盖的屋顶整体呈现红色，所以，人们习惯称她为“红楼”。另外一种说法是，当年北大有一座与红楼同时建成的姊妹楼，通体呈灰色，曾经做过北大的理学院，而红楼是文学院，当时的北大师生就用“红楼”和“灰楼”来代称两个学院，红楼因而得名。
1961年，国务院公布北京红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楼”一名才首次得到官方确认。
红楼始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原本设计为北京大学的一座宿舍楼，没有资料表明，后来她如何变成了北大的文学院。
再后来，这座本该是“睡楼”的建筑物，又将李大钊、鲁迅、胡适、毛泽东等众多声名显赫的时代名流齐聚一堂，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遭受内忧外患之时，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
1919年的五四运动原本只是那场破旧立新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小章节。基于当时羸弱积贫、内乱外扰的旧中国的特殊形势，这个酝酿于红楼的小章节所掀起的以北大学生为先导的全国青年的民族民主爱国运动，才具有了一种划时代的象征意义。
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是一个时代中几代人的思想，而五四运动不过是这个时代中奏响的一声有力号角。
新文化运动赋予红楼的是一种深沉高远的思想内涵，而五四运动则使她具备了一种“丰碑”式的爱国精神的象征。
因此，历经近一个世纪而留存至今的红楼，理应成为后人从中品味思想和进行精神瞻仰的不朽之作。
但是，她却在世人的冷眼旁观中寂寞了，她的寂寞与仅有一线之隔、象征着封建帝王专制权威的故宫里的人潮涌动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寂寞
2008年4月16日下午，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南门前，横贯东西的五四大街上，车流如水，人流如织，而只一道铁栅栏门所隔，门内的院落中便显出几分寂寥。门的左侧兀立一名20岁左右的年轻男保安，靠右，写着“售票处”的窗户紧紧关闭。
“不卖票，闭馆了！”看到记者向“售票处”的窗口走去，保安喊道。
得知记者前来采访，保安摇摇头：“不能进去，这里马上要进行全面整修，今天正在搬家。”
“什么时候闭的馆？闭多长时间？”记者问。
“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反正今年就没开过，要到明年才能开放。”顿了一下，他又说：“我不能让你进去，今天搬家，好多文物都打包放在楼道里，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我可负不起责。”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闭馆、修缮、开馆，都在静悄悄中进行，没有对外的公告，更没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从社会上找了一个搬家公司，上午运走了4大车，运出的物品暂时寄存到鲁迅纪念馆，这里的工作人员也暂时到那边办公。”据保安讲，尽管涉及到文物运输，馆里在运输上并没有什么特殊安排。
和保安闲聊半天，他才到传达室拿起电话，拨通了纪念馆馆长郭俊英的电话。
电话中郭俊英说：“整个红楼都快空了，进去已经看不到什么。”
经过一番说服，她最终同意接受采访。
从唯一一个遮着塑料帘子的楼门口进入红楼，一种安静肃穆之感油然而生，置身其中，让人难以再听到10米开外五四街道的喧闹。
两侧各有两扇红漆油刷过的木门，推开右侧的门，一条狭窄的过道在灰黄的灯光下显得又长又高。
脚踏在木质地板上，现实与历史交响的回音在狭长的楼道里回旋震颤。地板是红色的。富有弹性的地板，让人可以感觉到地板之下的空荡。
过道两边的门也是红色。大部分门上着锁，透过上面的玻璃窗，还能看到一些房间的墙上张贴的名人画像，但是，屋子里已经空了。
走到过道顶头拐角处，左边是一个卫生间，自来水冲厕设施齐全。向左拐，往前不远，右手边127房间便是郭俊英的办公室。
屋子里，靠窗的长条皮质沙发前，茶几上堆放着捆绑好的书籍资料。
“红楼马上要进行一次全面的修缮，我们这两天就忙着搬家，所以，你来了也看不到别的展品。”她向记者表示歉意。
重塑
郭俊英馆长说，这应该是建国后红楼最大规模的一次全面修缮。
之前，在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红楼在地震中受到一些损伤，国家曾经拨款对她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加固维修。以后，就是对一些局部受损地方进行过一些简单修补。
除了对硬件进行修缮，红楼的精神资源重建工作也显得刻不容缓。
“明年重新开馆后，我们打算多复原一些当年的旧貌，比如李大钊工作的办公室、《新潮》杂志的编辑部等，这些旧貌的恢复，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旧址文物的征集、相关资料的考证等工作困难很大。”
当年见证五四运动的青年，现在几乎都已不健在，一手的历史回忆记录也非常有限，考证工作并不容易。而文物征集工作的困难主要是资金难以保证。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刚成立时，隶属于国家博物馆。郭俊英说：“当时的财政经费仅可以勉强维持纪念馆的日常运转，文物征集的工作很难进行。”
2007年，纪念馆从国家博物馆脱离出来，被正式确认为国家文物局的直属单位。
“这才首次在财政上对纪念馆的复原保护工作提供了一定保障。”
郭俊英说：“实际上，社会上关于新文化和五四的文物资源并不少，但是，要往回征集就非常困难。现在是市场经济，手头掌握文物资源的人，一听是博物馆征集，就觉得很值钱，实际上馆里却拿不出太多的钱从人家手里往回买。”
1953年，北京大学从红楼搬出后，国家文物局就占为办公所用，直到2001年才搬出去。随之，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成立。
在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专门的机构组织文物征集工作，也少有专门人员收集整理相关的文献资料，针对红楼的考证工作也没能及时开展。
“实际上，关于五四的文献资料非常有限，也不具体，我们能够找到的基本一样，记录也比较笼统。现在再来着手做这项工作的难度已经非常大。”郭俊英非常清楚单靠经费投入，已经难以挽回错失恢复红楼旧貌的关键时机。
她所在的办公室就是当年傅斯年和罗家伦创办的新潮杂志社的办公地。原来的两间通房，如今中间被一堵墙隔开，郭俊英的办公室占了其中一间。
屋子靠窗部位装着暖气设备，郭俊英在文献资料中了解到李大钊当年用炭火盆取暖，她由此认为当年建楼的时候，不该有暖气设备。但是，纪念馆却没能考证出它的安装时间。
“历史是一条河”，虽然红楼在类似暖气设备这样的局部发生过变化，但是，作为历史遗留的一部分，纪念馆在再次修缮的方案中并不打算更改这些被“点缀”过的地方。
“尊重历史，修旧如旧”，是这次全面修缮红楼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重修完的红楼绝对不能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而是要让人们通过她，在现实中追寻到许多历史的影子，让走近她的人有一种置身历史真实场景的感觉。”
这只是理想。而现实中的红楼，究竟能够重新填补进多少历史的记忆，却是前途未卜。
再次开馆时，究竟该让红楼接纳更多人的参观景仰，还是继续保持现在的默默无闻，也将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不面向更多的人开放，难以体现红楼承载的思想和精神价值，而开放过度，又担心红楼难以承受过多人的践踏。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成立后的这几年，平均每年接受参观红楼的人数在1.5万人左右。这与故宫博物院在旅游旺季时，日接待十几万人的数字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郭俊英说，来参观红楼的人主要是知识文化层次较高的人。
其中，以北京大学的老校友和新学生为主，有的已经是移居国外的老北大人，他们带着子女一块儿回来参观故地。他们参观红楼，主要抱着一种“寻根”情结，毕竟北京大学的前身在红楼，这种“寻根”式的参观与红楼本该体现的新青年群体的精神价值观，能有多大关系呢？
此外，就是一些高校在“五四”和“七一”统一组织学生，来此进行宣誓或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平时也有一些人单独过来参观，但并不太多。” 郭俊英说。
“实际上，我们也担心来的人太多，会发生一些问题。红楼原来建设时的设计功能是供学生住宿，所以，整幢楼的楼道都比较狭窄，可供来人参观的场所也很有限，一次来的人太多，会造成整个楼道堵塞，也可能发生人员拥挤受伤事故。之前，我们也是尽可能设法错开前来参观者的时间，避免发生一些意外。”
红楼原来开放的时候，仅有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的办公室、毛泽东工作过的新闻纸阅览室、北大学生上课的教室等旧址复原，以及《蔡元培与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专题陈列等近百平方米场地可供参观。而整个红楼的总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开放面积不及整座红楼面积的1%。
从历史看，红楼在体现中国近现代文化所蕴涵的精神文化价值和象征新青年独立爱国精神方面，应该血肉丰满。
从现实看，她却是“腹中空空”。除了一座已经泛黄的楼壳，就剩下可以看得到的有限物件。
国家在调整红楼管理机构的同时，投入巨额资金对她进行全面修缮，无疑表达了中央政府对红楼精神的守护和重塑的重视。
“红楼的全面修复，具体需要多少经费，现在还不好确定。毕竟她不同于一般的工程，很可能在修缮过程中，打开某个地方，发现了新问题，也需要一并解决，而这个额外工程可能并不在规划之中。”郭俊英认为工程完成后才可能知道花多少钱。
迷茫
红楼现在受到的空前重视，恰恰说明，在一段时期里她受到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集体冷落。
“五四”见证者的相关文献资料没有经过及时深入的系统整理，针对红楼本身的考证工作错失了黄金时机……
人亡史空，照此下去，红楼留给后人的将是一种精神的缺憾。
眼前的红楼是孤立的，她身后的民主广场仍旧被一家杂志社占据着。杂志社最外一道门口被保安守着，再往里被哨兵守着。
“五四”青年当年进出的大门也被堵了，开着的大门进出的是现代化的轿车和时尚新潮的新新青年。
红楼自身也曾长期被国家文物局占据，使想要接近的人望而却步。
红楼连同她所承载的精神在人们的敬畏中走向寂寞，乃至孤立！
4月16日下午，一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老人，背靠大树，旁若无人地坐在红楼大门外西侧，左手托着画板，右手颤抖着勾画着红楼的大门。
“她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老人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听说记者刚从红楼里出来，他一下愣住了：“你进去了？”而他并不知道眼前的大门不是从历史中走来，更不知道红楼里边的模样。
再过一天，红楼就彻底空了。再过一年，她又会以焕然一新的“旧貌”对全国全世界开放。
这座承载着中国近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深沉记忆的沧桑建筑物，已经难以承受记忆追寻者的重荷。
李大钊的办公室，胡适的讲堂，鲁迅的写作室，毛泽东做协理员的新闻纸阅览室（历史记载中有的称为图书馆助理员）……一个个屋子都被清空了，那些满布灰尘的破旧桌子、凳子、柜子，全被请出红楼，乘着几辆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穿过“五四”青年蜂拥出入过的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在北京城车流涌动的柏油路上，走走停停，朝着位于阜成门的鲁迅纪念馆走去。
丰碑
红楼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今五四大街）29号，在故宫博物院北侧的景山公园东边。
由红砖砌成的楼体和被红瓦覆盖的屋顶整体呈现红色，所以，人们习惯称她为“红楼”。另外一种说法是，当年北大有一座与红楼同时建成的姊妹楼，通体呈灰色，曾经做过北大的理学院，而红楼是文学院，当时的北大师生就用“红楼”和“灰楼”来代称两个学院，红楼因而得名。
1961年，国务院公布北京红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楼”一名才首次得到官方确认。
红楼始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原本设计为北京大学的一座宿舍楼，没有资料表明，后来她如何变成了北大的文学院。
再后来，这座本该是“睡楼”的建筑物，又将李大钊、鲁迅、胡适、毛泽东等众多声名显赫的时代名流齐聚一堂，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遭受内忧外患之时，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
1919年的五四运动原本只是那场破旧立新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小章节。基于当时羸弱积贫、内乱外扰的旧中国的特殊形势，这个酝酿于红楼的小章节所掀起的以北大学生为先导的全国青年的民族民主爱国运动，才具有了一种划时代的象征意义。
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是一个时代中几代人的思想，而五四运动不过是这个时代中奏响的一声有力号角。
新文化运动赋予红楼的是一种深沉高远的思想内涵，而五四运动则使她具备了一种“丰碑”式的爱国精神的象征。
因此，历经近一个世纪而留存至今的红楼，理应成为后人从中品味思想和进行精神瞻仰的不朽之作。
但是，她却在世人的冷眼旁观中寂寞了，她的寂寞与仅有一线之隔、象征着封建帝王专制权威的故宫里的人潮涌动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寂寞
2008年4月16日下午，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南门前，横贯东西的五四大街上，车流如水，人流如织，而只一道铁栅栏门所隔，门内的院落中便显出几分寂寥。门的左侧兀立一名20岁左右的年轻男保安，靠右，写着“售票处”的窗户紧紧关闭。
“不卖票，闭馆了！”看到记者向“售票处”的窗口走去，保安喊道。
得知记者前来采访，保安摇摇头：“不能进去，这里马上要进行全面整修，今天正在搬家。”
“什么时候闭的馆？闭多长时间？”记者问。
“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反正今年就没开过，要到明年才能开放。”顿了一下，他又说：“我不能让你进去，今天搬家，好多文物都打包放在楼道里，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我可负不起责。”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闭馆、修缮、开馆，都在静悄悄中进行，没有对外的公告，更没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从社会上找了一个搬家公司，上午运走了4大车，运出的物品暂时寄存到鲁迅纪念馆，这里的工作人员也暂时到那边办公。”据保安讲，尽管涉及到文物运输，馆里在运输上并没有什么特殊安排。
和保安闲聊半天，他才到传达室拿起电话，拨通了纪念馆馆长郭俊英的电话。
电话中郭俊英说：“整个红楼都快空了，进去已经看不到什么。”
经过一番说服，她最终同意接受采访。
从唯一一个遮着塑料帘子的楼门口进入红楼，一种安静肃穆之感油然而生，置身其中，让人难以再听到10米开外五四街道的喧闹。
两侧各有两扇红漆油刷过的木门，推开右侧的门，一条狭窄的过道在灰黄的灯光下显得又长又高。
脚踏在木质地板上，现实与历史交响的回音在狭长的楼道里回旋震颤。地板是红色的。富有弹性的地板，让人可以感觉到地板之下的空荡。
过道两边的门也是红色。大部分门上着锁，透过上面的玻璃窗，还能看到一些房间的墙上张贴的名人画像，但是，屋子里已经空了。
走到过道顶头拐角处，左边是一个卫生间，自来水冲厕设施齐全。向左拐，往前不远，右手边127房间便是郭俊英的办公室。
屋子里，靠窗的长条皮质沙发前，茶几上堆放着捆绑好的书籍资料。
“红楼马上要进行一次全面的修缮，我们这两天就忙着搬家，所以，你来了也看不到别的展品。”她向记者表示歉意。
重塑
郭俊英馆长说，这应该是建国后红楼最大规模的一次全面修缮。
之前，在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红楼在地震中受到一些损伤，国家曾经拨款对她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加固维修。以后，就是对一些局部受损地方进行过一些简单修补。
除了对硬件进行修缮，红楼的精神资源重建工作也显得刻不容缓。
“明年重新开馆后，我们打算多复原一些当年的旧貌，比如李大钊工作的办公室、《新潮》杂志的编辑部等，这些旧貌的恢复，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旧址文物的征集、相关资料的考证等工作困难很大。”
当年见证五四运动的青年，现在几乎都已不健在，一手的历史回忆记录也非常有限，考证工作并不容易。而文物征集工作的困难主要是资金难以保证。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刚成立时，隶属于国家博物馆。郭俊英说：“当时的财政经费仅可以勉强维持纪念馆的日常运转，文物征集的工作很难进行。”
2007年，纪念馆从国家博物馆脱离出来，被正式确认为国家文物局的直属单位。
“这才首次在财政上对纪念馆的复原保护工作提供了一定保障。”
郭俊英说：“实际上，社会上关于新文化和五四的文物资源并不少，但是，要往回征集就非常困难。现在是市场经济，手头掌握文物资源的人，一听是博物馆征集，就觉得很值钱，实际上馆里却拿不出太多的钱从人家手里往回买。”
1953年，北京大学从红楼搬出后，国家文物局就占为办公所用，直到2001年才搬出去。随之，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成立。
在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专门的机构组织文物征集工作，也少有专门人员收集整理相关的文献资料，针对红楼的考证工作也没能及时开展。
“实际上，关于五四的文献资料非常有限，也不具体，我们能够找到的基本一样，记录也比较笼统。现在再来着手做这项工作的难度已经非常大。”郭俊英非常清楚单靠经费投入，已经难以挽回错失恢复红楼旧貌的关键时机。
她所在的办公室就是当年傅斯年和罗家伦创办的新潮杂志社的办公地。原来的两间通房，如今中间被一堵墙隔开，郭俊英的办公室占了其中一间。
屋子靠窗部位装着暖气设备，郭俊英在文献资料中了解到李大钊当年用炭火盆取暖，她由此认为当年建楼的时候，不该有暖气设备。但是，纪念馆却没能考证出它的安装时间。
“历史是一条河”，虽然红楼在类似暖气设备这样的局部发生过变化，但是，作为历史遗留的一部分，纪念馆在再次修缮的方案中并不打算更改这些被“点缀”过的地方。
“尊重历史，修旧如旧”，是这次全面修缮红楼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重修完的红楼绝对不能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而是要让人们通过她，在现实中追寻到许多历史的影子，让走近她的人有一种置身历史真实场景的感觉。”
这只是理想。而现实中的红楼，究竟能够重新填补进多少历史的记忆，却是前途未卜。
再次开馆时，究竟该让红楼接纳更多人的参观景仰，还是继续保持现在的默默无闻，也将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不面向更多的人开放，难以体现红楼承载的思想和精神价值，而开放过度，又担心红楼难以承受过多人的践踏。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成立后的这几年，平均每年接受参观红楼的人数在1.5万人左右。这与故宫博物院在旅游旺季时，日接待十几万人的数字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郭俊英说，来参观红楼的人主要是知识文化层次较高的人。
其中，以北京大学的老校友和新学生为主，有的已经是移居国外的老北大人，他们带着子女一块儿回来参观故地。他们参观红楼，主要抱着一种“寻根”情结，毕竟北京大学的前身在红楼，这种“寻根”式的参观与红楼本该体现的新青年群体的精神价值观，能有多大关系呢？
此外，就是一些高校在“五四”和“七一”统一组织学生，来此进行宣誓或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平时也有一些人单独过来参观，但并不太多。” 郭俊英说。
“实际上，我们也担心来的人太多，会发生一些问题。红楼原来建设时的设计功能是供学生住宿，所以，整幢楼的楼道都比较狭窄，可供来人参观的场所也很有限，一次来的人太多，会造成整个楼道堵塞，也可能发生人员拥挤受伤事故。之前，我们也是尽可能设法错开前来参观者的时间，避免发生一些意外。”
红楼原来开放的时候，仅有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的办公室、毛泽东工作过的新闻纸阅览室、北大学生上课的教室等旧址复原，以及《蔡元培与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专题陈列等近百平方米场地可供参观。而整个红楼的总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开放面积不及整座红楼面积的1%。
从历史看，红楼在体现中国近现代文化所蕴涵的精神文化价值和象征新青年独立爱国精神方面，应该血肉丰满。
从现实看，她却是“腹中空空”。除了一座已经泛黄的楼壳，就剩下可以看得到的有限物件。
国家在调整红楼管理机构的同时，投入巨额资金对她进行全面修缮，无疑表达了中央政府对红楼精神的守护和重塑的重视。
“红楼的全面修复，具体需要多少经费，现在还不好确定。毕竟她不同于一般的工程，很可能在修缮过程中，打开某个地方，发现了新问题，也需要一并解决，而这个额外工程可能并不在规划之中。”郭俊英认为工程完成后才可能知道花多少钱。
迷茫
红楼现在受到的空前重视，恰恰说明，在一段时期里她受到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集体冷落。
“五四”见证者的相关文献资料没有经过及时深入的系统整理，针对红楼本身的考证工作错失了黄金时机……
人亡史空，照此下去，红楼留给后人的将是一种精神的缺憾。
眼前的红楼是孤立的，她身后的民主广场仍旧被一家杂志社占据着。杂志社最外一道门口被保安守着，再往里被哨兵守着。
“五四”青年当年进出的大门也被堵了，开着的大门进出的是现代化的轿车和时尚新潮的新新青年。
红楼自身也曾长期被国家文物局占据，使想要接近的人望而却步。
红楼连同她所承载的精神在人们的敬畏中走向寂寞，乃至孤立！
4月16日下午，一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老人，背靠大树，旁若无人地坐在红楼大门外西侧，左手托着画板，右手颤抖着勾画着红楼的大门。
“她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老人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听说记者刚从红楼里出来，他一下愣住了：“你进去了？”而他并不知道眼前的大门不是从历史中走来，更不知道红楼里边的模样。
再过一天，红楼就彻底空了。再过一年，她又会以焕然一新的“旧貌”对全国全世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