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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但是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正在拉开序幕。尽管改革有延续性和路径依赖，但是这一轮经济改革毕竟处于新的发展阶段，由阶段性特征决定，并且服从于发展目标，因此这一轮经济改革无论是内容还是路径都同过去的改革有明显的区别。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7次年会”上，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就新一轮改革谈了自己的见解，本刊记者根据发言进行整理，以访谈的形式发刊，以飨读者。
记者：洪教授，您好！当前，我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正在蓬勃开展，您认为新一轮经济改革主要是指哪些方面的改革？
洪银兴：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主要是转变收入分配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记者：洪教授，为了使我们更易于理解地领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请您先谈谈当前我国的收入水平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
洪银兴：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特征是，从2010年起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人均GDP过了5000美元，也就是达到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5000美元的标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的行列。在此起点上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就不是在低收入阶段提出的发展要求，而是要解决中等收入国家阶段的发展要求。
记者：洪教授，有的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请问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面临着哪些问题？
洪银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如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所说，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新兴市场国家，直到2006年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难以突破1万美元，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原因在于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过去较长时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所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二是腐败指数也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这两方面威胁主要还是体制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体制。
记者：在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对收入分配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呢？
洪银兴：30多年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意味着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但过了温饱阶段，而且已经或正在进入小康阶段。这个阶段的居民更关心教育与健康问题，也产生了明显的公民维权意识，对公平性发展的诉求也越益强烈。在低收入阶段为了谋求发展，人们可能容忍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在中等收入阶段，人们不可能继续容忍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更不能容忍权利的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改革热情的充分发挥。在这个背景下，是否仍然强调效率优先的改革就值得思考了。如果不讲公平，随之产生的社会矛盾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进程。人民不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不会继续支持改革和发展。
记者：如您所讲，我国现在所面临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人们越来越渴望公平性分配。那么，我们需要作出怎样的收入分配改革？
洪银兴：收入分配改革主要是将经济发展模式由效率性发展转向公平性发展，所谓公平性发展涉及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尽管现阶段的公平性发展是以前一阶段的效率性发展所提高的效率为基础的，但由效率性发展转向公平性发展需要新一轮的改革来实现。
公平性发展涉及两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第二是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
首先，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要由效率性分配转向公平性分配，改革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改革对象是过去的改革所形成的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体制。在政策层面上就是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过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在体制上解决推动GDP增长的动力，现在解决大多数人富起来的问题，是要使广大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的成果。这也符合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就提出，等到沿海地区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后，就提出了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的要求。按此思想，转向公平性分配在收入分配体制上突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与此相关的体制改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1.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机制。前一时期的指导思想是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相应的分配机制是初次分配靠市场调节，再次分配靠政府调节。现在为实现公平性分配，初次分配领域不能只是讲效率，也要讲公平。在资本、劳动、管理、技术投入都参与收入初次分配的条件下，须建立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机制。与此相应地调节机制，不能只是市场调节，需要其他方面调节，其中包括维护劳动权益的法律规范、企业内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劳动报酬比重。
2.在再次分配领域强化公平分配的机制。再分配更加讲公平，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需要相应的体制来保证。首先，应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先富帮后富的机制，除了进一步完善累进的所得税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外，当前最为重要的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之间的均等化。在此过程中享用教育、基本医疗、公共交通等需要付费的公共服务，不仅要横向公平（谁享用谁付费），还要纵向公平（按支付能力支付），使低收入群体也有能力享用基本公共服务。在前一时期改革中，市场化的范围过大，把不该市场化的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了，如卖医院，卖学校，卖公共交通，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公共服务的职能。现在这些公共服务应该还给政府（不排除私人办学校，办医院，办公交作为补充），以保证低收入者也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坐得起公交。其次，要完善政府为主导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体系和对困难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应当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起着主导性作用。 3.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权利。公平分配不是拉平分配水平，在现阶段所能做到的公平分配主要是权利的公平。目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症结在于权利的不公平。其中包括以权谋私和财产占有的不公平权利。这也是人们所不能容忍的。相应的改革需要从两个方面推进。首先，针对以权谋私，不仅要通过反腐败途径惩处以权谋私者，更要从体制上堵塞以权谋私的漏洞，也就是不给权力设“租”和寻“租”。其次，针对财产占有的不公平，需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允许发展私人经济，并且承认财产性收入，是改革的一大进展。但财产占有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又成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财产占有上的公平权利，不能走剥夺私人财产的老路，可行的是在体制上提供增加居民财产从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其中包括：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私人投资渠道；鼓励私人创业；保护知识产权及其收入；完善企业股权结构，允许员工持股，鼓励企业家持股和科技入股。农民也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包括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的流转获取土地收入。依靠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这部分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发展的推动者。而且，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是稳定向上的结构。贫富两极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越大，社会矛盾越小。
其次，是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要着力打破市场垄断，有效保障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是不公平竞争，也就是竞争机会不公平。垄断价格、垄断收入以及垄断部门的服务质量问题，本质上都是体制问题。现阶段市场垄断的突出表现是民营企业在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与国有企业竞争，民营经济进入市场和从金融等方面获取资源遇到一系列的歧视性条件。这实际上是国有经济的垄断，由此形成所谓的“国进民退”。其后果是民营经济的活力不能充分释放，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当前的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最大程度、最大范围扩大竞争性领域，把能够竞争化的生产环节尽量放开竞争，缩小垄断范围。国有经济不再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与民营企业争利，保证民营企业获取资源和进入市场的平等机会。垄断问题与收入分配相关。目前反映较大的垄断收益，主要是代表国家经营和管理稀缺资源（如石油）的公司和网络型自然垄断行业（如自来水、电力）的公司所获取的垄断收益，这部分收益不是靠自身努力带来的，应该通过资源税和公司所得税等方式上交国家，余下部分进行收入分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公平分配。
显然，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经济改革主要是在政府层面解决好公平发展问题，其实质还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提高效率上的作用，但这是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
记者：您提到了在新一轮经济改革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请您谈谈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哪些问题？
洪银兴：发展方式同经济体制相关，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是经济体制的转换。我国虽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发展方式还是停留在低收入国家阶段。其突出表现，一是发展的目标单纯追求GDP；二是发展战略突出外向型；三是发展要素依赖物质要素；四是发展条件依靠高储蓄和低劳动成本。这种发展方式面临两大压力：一是资源环境供给的不可持续，使这种方式的发展进入极限；二是这种发展方式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在低成本方面竞争，又无法与发达国家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竞争。
记者：洪教授，请您谈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怎样的意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哪些主要内容？
洪银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归结起来就是由数量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增长。所谓增长的质量，如世界银行2000年报告所指出的，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普及教育、加强环保、增加公民自由、强化反腐败措施相结合，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这种“高质量”的增长，对于国家抓住历史机遇改善这一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科学发展观则把高质量的增长概括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综合平衡。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阻力还是经济体制。在历经30多年以效率为中心的改革并已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当前的改革目标需要有明显的调整。如果说前3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解决效率问题，当前的改革则是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济改革涉及多方面内容，包括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等，着重点是调整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物质资源投入；而在现阶段，物质资源供给已近极限，依靠物质资源投入的发展方式已无竞争优势。在此背景下，发展的驱动力需要转向创新驱动。作为发展驱动力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其中，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记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物质资源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作出哪些方面的改革和努力？
洪银兴：已有的经济体制尤其是改革中形成的市场体制，基本上是调节物质资源投入的体制，也就是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体制，现在转向创新驱动，仍然需要市场发挥作用。市场竞争会形成创新的外在压力，但只有市场调节是不够的，这是由市场的功能性缺陷决定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一些原先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时特别指出，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忽视了创新的作用”，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之所以不关注创新，是因为市场经济面对的是已有资源（尤其是有形要素）的配置问题，目标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此时，市场尤其是竞争机制调节资源配置最为有效。而创新驱动依靠的是非物质的创新要素，即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无形要素，目标是创造新要素（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在这里，单纯靠已有的市场竞争机制是不够的，需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安排，而这两个制度安排是不在已有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内的。
第一，形成激励创新制度。斯蒂格利茨依据信息不完全理论明确认为，只在竞争条件下不能解决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原因在于，“当存在创新时，市场过程不能自动地确保激励竞争或快速研究开发的发生。”这就是说，在激励创新方面市场是失灵的，需要市场以外的制度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知识产权的垄断。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反对垄断，以为垄断会阻碍技术进步。但在知识和技术市场上信息不完全，具体地说，创新成果的成本有创新成本（信息成本）和复制成本（扩散成本）之分。创新成本明显大于复制成本。创新成果的复制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其他厂商不付成本地从创新者那里获取创新成果并得到收益，其结果是创新者的创新成本得不到补偿，研究开发的投入得不到及时的回报，必然严重挫伤创新者的创新积极性。因此，创新的动力在于创新成本得到补偿并得到创新收益，由此提出垄断对激发创新动力的价值。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不仅需要强化竞争环境，更需要为创新者提供必要的垄断条件，使其垄断和独占创新收益，从而产生创新的动力。 保障创新者的创新收益的制度安排就是明确并保障创新技术的厂商拥有垄断收益权（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新技术的推广只能通过购买发明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途径进行。如果有人复制和采用其创新成果，创新者就要从复制和采用者那里收取收益，从而补偿其创新成本。这种发明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的垄断和独占，不但不会阻碍创新，还会成为创新的动力，也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
第二，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排斥政府作用，至多是在市场失效以后才需要政府干预。这是在不考虑创新的条件下提出的，而一旦引入创新，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正如波特所指出的：“当竞争的基础转为创造和知识积累时，国家的作用就变得日益重要，创造与保持竞争优势也变成本土化的过程。”政府主动介入创新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成果具有溢出效应。创新的知识和技术，不仅使创新者受益，社会也会受益。这种外溢性同时也表明，创新不仅要支付私人成本，也要支付社会成本。这种社会成本就需要由政府作为社会代表来支付。二是创新的知识和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其他人分享创新收益的边际成本为零。”这种公共性特征不仅需要政府规制，以克服仿冒、剽窃等免费搭车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制定重大科技创新的国家计划，并通过公共财政对此类创新进行直接的或引导性的投入。美国政府支持实施的曼哈顿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重大科学计划，对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起了巨大作用。
当今的科技创新以科技进步为源头，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大学的知识创新两大创新系统。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对这两个创新体系进行集成。集成创新系指创新系统中各个环节之间围绕某个创新目标的集合、协调和衔接，从而形成协同创新。政府对包括产学研在内的创新系统进行整体协调和集成的主要方式：一是建立大学科技园，搭建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二是提供激励性政策和体制，既要激励从事知识创新的大学和科学家向前走，进入新技术孵化阶段，也要激励企业和企业家进入新技术孵化阶段，并敢于为孵化新技术投资。这两个方面的激励实质是激励产学研协同创新。
第三，转向创新驱动，环境建设非常重要。当年沿海发展开放型经济时，着力打造“几通一平”的引进外资的环境。现在发展创新型经济，转向创新驱动，需要引进和集聚创新资源，相应地需要解决好两个体制问题。一是活跃的风险和创新投资，既要有活跃的敢于向孵化新技术提供投资的风险投资者，也要有为风险投资者提供的创业投资及时进出的完善的股权交易市场。二是集聚创新人才的机制和环境。创新环境和开发环境不完全相同。前者更为重视人力资本环境，增加人力资本供给就能驱动创新。这就需要改变对低成本发展战略的认识。低成本战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以低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作为比较优势。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贸易领域可能是有效的，但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中就不适用了。低价位的薪酬只能吸引低素质劳动力，只有高价位的薪酬才能吸引到高端人才，才能创新高科技和新产业，从而创造自己的竞争优势。因此，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宜居宜研宜产业化的环境和体制。
显然，就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来说，经济改革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包括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市场竞争的压力等，更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其前提是政府自身的制度创新，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和文化环境。
记者：您的谈话使我们认识到改革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发展中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来解决。通过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新一轮的改革必将推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注释：
{1}{2}{5}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周立群等译.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169页、173页
{3}“如果不存在专利制度，那么研究者就无法从他们的创新上得到任何回报，因此研究工作也就十分有限。”（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第164页）
{4}迈克尔·波特.竞争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责编：郑钊）
记者：洪教授，您好！当前，我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正在蓬勃开展，您认为新一轮经济改革主要是指哪些方面的改革？
洪银兴：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主要是转变收入分配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记者：洪教授，为了使我们更易于理解地领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请您先谈谈当前我国的收入水平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
洪银兴：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特征是，从2010年起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人均GDP过了5000美元，也就是达到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5000美元的标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的行列。在此起点上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就不是在低收入阶段提出的发展要求，而是要解决中等收入国家阶段的发展要求。
记者：洪教授，有的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请问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面临着哪些问题？
洪银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如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所说，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新兴市场国家，直到2006年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难以突破1万美元，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原因在于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过去较长时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所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二是腐败指数也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这两方面威胁主要还是体制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体制。
记者：在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对收入分配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呢？
洪银兴：30多年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意味着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但过了温饱阶段，而且已经或正在进入小康阶段。这个阶段的居民更关心教育与健康问题，也产生了明显的公民维权意识，对公平性发展的诉求也越益强烈。在低收入阶段为了谋求发展，人们可能容忍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在中等收入阶段，人们不可能继续容忍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更不能容忍权利的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改革热情的充分发挥。在这个背景下，是否仍然强调效率优先的改革就值得思考了。如果不讲公平，随之产生的社会矛盾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进程。人民不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不会继续支持改革和发展。
记者：如您所讲，我国现在所面临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人们越来越渴望公平性分配。那么，我们需要作出怎样的收入分配改革？
洪银兴：收入分配改革主要是将经济发展模式由效率性发展转向公平性发展，所谓公平性发展涉及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尽管现阶段的公平性发展是以前一阶段的效率性发展所提高的效率为基础的，但由效率性发展转向公平性发展需要新一轮的改革来实现。
公平性发展涉及两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第二是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
首先，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要由效率性分配转向公平性分配，改革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改革对象是过去的改革所形成的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体制。在政策层面上就是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过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在体制上解决推动GDP增长的动力，现在解决大多数人富起来的问题，是要使广大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长的成果。这也符合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就提出，等到沿海地区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后，就提出了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的要求。按此思想，转向公平性分配在收入分配体制上突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与此相关的体制改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1.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机制。前一时期的指导思想是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相应的分配机制是初次分配靠市场调节，再次分配靠政府调节。现在为实现公平性分配，初次分配领域不能只是讲效率，也要讲公平。在资本、劳动、管理、技术投入都参与收入初次分配的条件下，须建立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机制。与此相应地调节机制，不能只是市场调节，需要其他方面调节，其中包括维护劳动权益的法律规范、企业内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劳动报酬比重。
2.在再次分配领域强化公平分配的机制。再分配更加讲公平，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需要相应的体制来保证。首先，应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先富帮后富的机制，除了进一步完善累进的所得税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外，当前最为重要的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之间的均等化。在此过程中享用教育、基本医疗、公共交通等需要付费的公共服务，不仅要横向公平（谁享用谁付费），还要纵向公平（按支付能力支付），使低收入群体也有能力享用基本公共服务。在前一时期改革中，市场化的范围过大，把不该市场化的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了，如卖医院，卖学校，卖公共交通，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公共服务的职能。现在这些公共服务应该还给政府（不排除私人办学校，办医院，办公交作为补充），以保证低收入者也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坐得起公交。其次，要完善政府为主导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体系和对困难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应当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起着主导性作用。 3.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权利。公平分配不是拉平分配水平，在现阶段所能做到的公平分配主要是权利的公平。目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症结在于权利的不公平。其中包括以权谋私和财产占有的不公平权利。这也是人们所不能容忍的。相应的改革需要从两个方面推进。首先，针对以权谋私，不仅要通过反腐败途径惩处以权谋私者，更要从体制上堵塞以权谋私的漏洞，也就是不给权力设“租”和寻“租”。其次，针对财产占有的不公平，需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允许发展私人经济，并且承认财产性收入，是改革的一大进展。但财产占有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又成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财产占有上的公平权利，不能走剥夺私人财产的老路，可行的是在体制上提供增加居民财产从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其中包括：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私人投资渠道；鼓励私人创业；保护知识产权及其收入；完善企业股权结构，允许员工持股，鼓励企业家持股和科技入股。农民也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包括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的流转获取土地收入。依靠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这部分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发展的推动者。而且，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是稳定向上的结构。贫富两极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越大，社会矛盾越小。
其次，是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要着力打破市场垄断，有效保障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是不公平竞争，也就是竞争机会不公平。垄断价格、垄断收入以及垄断部门的服务质量问题，本质上都是体制问题。现阶段市场垄断的突出表现是民营企业在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与国有企业竞争，民营经济进入市场和从金融等方面获取资源遇到一系列的歧视性条件。这实际上是国有经济的垄断，由此形成所谓的“国进民退”。其后果是民营经济的活力不能充分释放，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当前的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最大程度、最大范围扩大竞争性领域，把能够竞争化的生产环节尽量放开竞争，缩小垄断范围。国有经济不再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与民营企业争利，保证民营企业获取资源和进入市场的平等机会。垄断问题与收入分配相关。目前反映较大的垄断收益，主要是代表国家经营和管理稀缺资源（如石油）的公司和网络型自然垄断行业（如自来水、电力）的公司所获取的垄断收益，这部分收益不是靠自身努力带来的，应该通过资源税和公司所得税等方式上交国家，余下部分进行收入分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公平分配。
显然，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经济改革主要是在政府层面解决好公平发展问题，其实质还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提高效率上的作用，但这是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
记者：您提到了在新一轮经济改革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请您谈谈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哪些问题？
洪银兴：发展方式同经济体制相关，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是经济体制的转换。我国虽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发展方式还是停留在低收入国家阶段。其突出表现，一是发展的目标单纯追求GDP；二是发展战略突出外向型；三是发展要素依赖物质要素；四是发展条件依靠高储蓄和低劳动成本。这种发展方式面临两大压力：一是资源环境供给的不可持续，使这种方式的发展进入极限；二是这种发展方式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在低成本方面竞争，又无法与发达国家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竞争。
记者：洪教授，请您谈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怎样的意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哪些主要内容？
洪银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归结起来就是由数量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增长。所谓增长的质量，如世界银行2000年报告所指出的，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普及教育、加强环保、增加公民自由、强化反腐败措施相结合，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这种“高质量”的增长，对于国家抓住历史机遇改善这一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科学发展观则把高质量的增长概括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综合平衡。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阻力还是经济体制。在历经30多年以效率为中心的改革并已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当前的改革目标需要有明显的调整。如果说前3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解决效率问题，当前的改革则是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济改革涉及多方面内容，包括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等，着重点是调整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物质资源投入；而在现阶段，物质资源供给已近极限，依靠物质资源投入的发展方式已无竞争优势。在此背景下，发展的驱动力需要转向创新驱动。作为发展驱动力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其中，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记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物质资源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作出哪些方面的改革和努力？
洪银兴：已有的经济体制尤其是改革中形成的市场体制，基本上是调节物质资源投入的体制，也就是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体制，现在转向创新驱动，仍然需要市场发挥作用。市场竞争会形成创新的外在压力，但只有市场调节是不够的，这是由市场的功能性缺陷决定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一些原先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时特别指出，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忽视了创新的作用”，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之所以不关注创新，是因为市场经济面对的是已有资源（尤其是有形要素）的配置问题，目标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此时，市场尤其是竞争机制调节资源配置最为有效。而创新驱动依靠的是非物质的创新要素，即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无形要素，目标是创造新要素（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在这里，单纯靠已有的市场竞争机制是不够的，需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安排，而这两个制度安排是不在已有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内的。
第一，形成激励创新制度。斯蒂格利茨依据信息不完全理论明确认为，只在竞争条件下不能解决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原因在于，“当存在创新时，市场过程不能自动地确保激励竞争或快速研究开发的发生。”这就是说，在激励创新方面市场是失灵的，需要市场以外的制度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知识产权的垄断。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反对垄断，以为垄断会阻碍技术进步。但在知识和技术市场上信息不完全，具体地说，创新成果的成本有创新成本（信息成本）和复制成本（扩散成本）之分。创新成本明显大于复制成本。创新成果的复制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其他厂商不付成本地从创新者那里获取创新成果并得到收益，其结果是创新者的创新成本得不到补偿，研究开发的投入得不到及时的回报，必然严重挫伤创新者的创新积极性。因此，创新的动力在于创新成本得到补偿并得到创新收益，由此提出垄断对激发创新动力的价值。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不仅需要强化竞争环境，更需要为创新者提供必要的垄断条件，使其垄断和独占创新收益，从而产生创新的动力。 保障创新者的创新收益的制度安排就是明确并保障创新技术的厂商拥有垄断收益权（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新技术的推广只能通过购买发明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途径进行。如果有人复制和采用其创新成果，创新者就要从复制和采用者那里收取收益，从而补偿其创新成本。这种发明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的垄断和独占，不但不会阻碍创新，还会成为创新的动力，也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
第二，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排斥政府作用，至多是在市场失效以后才需要政府干预。这是在不考虑创新的条件下提出的，而一旦引入创新，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正如波特所指出的：“当竞争的基础转为创造和知识积累时，国家的作用就变得日益重要，创造与保持竞争优势也变成本土化的过程。”政府主动介入创新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成果具有溢出效应。创新的知识和技术，不仅使创新者受益，社会也会受益。这种外溢性同时也表明，创新不仅要支付私人成本，也要支付社会成本。这种社会成本就需要由政府作为社会代表来支付。二是创新的知识和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其他人分享创新收益的边际成本为零。”这种公共性特征不仅需要政府规制，以克服仿冒、剽窃等免费搭车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制定重大科技创新的国家计划，并通过公共财政对此类创新进行直接的或引导性的投入。美国政府支持实施的曼哈顿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重大科学计划，对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起了巨大作用。
当今的科技创新以科技进步为源头，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大学的知识创新两大创新系统。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对这两个创新体系进行集成。集成创新系指创新系统中各个环节之间围绕某个创新目标的集合、协调和衔接，从而形成协同创新。政府对包括产学研在内的创新系统进行整体协调和集成的主要方式：一是建立大学科技园，搭建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二是提供激励性政策和体制，既要激励从事知识创新的大学和科学家向前走，进入新技术孵化阶段，也要激励企业和企业家进入新技术孵化阶段，并敢于为孵化新技术投资。这两个方面的激励实质是激励产学研协同创新。
第三，转向创新驱动，环境建设非常重要。当年沿海发展开放型经济时，着力打造“几通一平”的引进外资的环境。现在发展创新型经济，转向创新驱动，需要引进和集聚创新资源，相应地需要解决好两个体制问题。一是活跃的风险和创新投资，既要有活跃的敢于向孵化新技术提供投资的风险投资者，也要有为风险投资者提供的创业投资及时进出的完善的股权交易市场。二是集聚创新人才的机制和环境。创新环境和开发环境不完全相同。前者更为重视人力资本环境，增加人力资本供给就能驱动创新。这就需要改变对低成本发展战略的认识。低成本战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以低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作为比较优势。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贸易领域可能是有效的，但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中就不适用了。低价位的薪酬只能吸引低素质劳动力，只有高价位的薪酬才能吸引到高端人才，才能创新高科技和新产业，从而创造自己的竞争优势。因此，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宜居宜研宜产业化的环境和体制。
显然，就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来说，经济改革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包括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市场竞争的压力等，更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其前提是政府自身的制度创新，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和文化环境。
记者：您的谈话使我们认识到改革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发展中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来解决。通过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新一轮的改革必将推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注释：
{1}{2}{5}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周立群等译.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169页、173页
{3}“如果不存在专利制度，那么研究者就无法从他们的创新上得到任何回报，因此研究工作也就十分有限。”（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第164页）
{4}迈克尔·波特.竞争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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