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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5年，中国人均GDP更是达到了8000美元。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未来能否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就已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时隔40年之后多数拉美国家仍未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目前依然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难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左右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曾为欧洲殖民地的拉美国家，资源丰富，背靠美国大市场，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早在19世纪中后期，拉美国家就陆续踏上了现代化之路，阿根廷和智利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甚至高于当时的一些欧洲国家。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智利、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人均GDP就已达到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却后续发展不足。
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使国际经济陷入萧条，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干扰。1980年至1990年间，拉美地区年均GDP增长仅为1.2%。
21世纪初，全球大宗商品繁荣带动了拉美地区经济发展，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仿佛看到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曙光。但是，随着此轮大宗商品周期的结束，这些国家重新出现经济衰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多数国家人均GDP，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至今仍没能跨过1万美元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33个经济体中，85%的国家都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且“滞留”的平均时间达到37年，有学者因此也将“中等收入陷阱”称为“拉美陷阱”。而当年曾与拉美国家比肩的法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经济体，则于1979年至1995年期间先后超越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之列。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球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滞留的时间，韩国和中国香港为18年，日本和新加坡为19年，而拉美国家普遍滞留时间达40年以上，其中阿根廷达到53年，且至今仍看不到走出“陷阱”的希望。
创新不足、改革滞后
拉美国家为何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脱身？
有学者认为，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创新不足、社会矛盾激化、宏观经济政策偏差和体制变革严重滞后等是主要原因。
多数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沿用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以发展本国工业产品替代从欧美进口制成品，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但这种长期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外贸出口减少，投资不足，资金短缺，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仍然继续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
同时，进入中等收入以后，拉美国家普遍遇到了技术创新的瓶颈。由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中高端市场上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进而又无法与高收入国家抗衡。
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而这一时期，拉美国家普遍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
此外，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元，进入了世界公认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尽管经济依然保持平稳的发展但过去30年主要以投资和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任务艰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未来有可能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减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有所加大。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多年保持着年均10%以上增速。而从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2015年我国GDP增长仅为6.9%。从全球范围看，高增长之后的“增速换挡”是一种必然趋势。
尤其是目前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去产能任务艰巨，过去30年主要依靠工业高速增长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世界银行预测，2016年-2018年，中国GDP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将分别为6.7%、6.5%和6.3%。而经济的减速无疑会加大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其次，科技创新难度将进一步增大。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主要通过引进外资、人才和管理经验实现科技进步。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加之西方国家严格控制向我国出口技术，使得我国引进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而国内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条件和体制机制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有统计结果显示，作为衡量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指标，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今后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趋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第三，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1-2010年年均增长率为22%。但金融危机后，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下行风险增大，全球贸易低迷，我国外贸连续4年未达到预期目标，2015年甚至出现7%的下降。目前，我国外贸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70%，而且风险和成本在逐年扩大。在全球经济需求不振的大背景下，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明显减弱，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也将明显加大。
因此，未来我国将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挑战，如何积极加以应对，并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十分迫切又任重道远。
美日等发达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积极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都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即使是拉美地区的智利，虽然也经历了长达近四十年的“中等收入陷阱”，但由于近年来积极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大力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快速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2011年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率先成为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经济体之一。
未来我国要想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切实解决好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之路。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就已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时隔40年之后多数拉美国家仍未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目前依然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难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左右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曾为欧洲殖民地的拉美国家，资源丰富，背靠美国大市场，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早在19世纪中后期，拉美国家就陆续踏上了现代化之路，阿根廷和智利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甚至高于当时的一些欧洲国家。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智利、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人均GDP就已达到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却后续发展不足。
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使国际经济陷入萧条，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干扰。1980年至1990年间，拉美地区年均GDP增长仅为1.2%。
21世纪初，全球大宗商品繁荣带动了拉美地区经济发展，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仿佛看到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曙光。但是，随着此轮大宗商品周期的结束，这些国家重新出现经济衰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多数国家人均GDP，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至今仍没能跨过1万美元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33个经济体中，85%的国家都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且“滞留”的平均时间达到37年，有学者因此也将“中等收入陷阱”称为“拉美陷阱”。而当年曾与拉美国家比肩的法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经济体，则于1979年至1995年期间先后超越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之列。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球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滞留的时间，韩国和中国香港为18年，日本和新加坡为19年，而拉美国家普遍滞留时间达40年以上，其中阿根廷达到53年，且至今仍看不到走出“陷阱”的希望。
创新不足、改革滞后
拉美国家为何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脱身？
有学者认为，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创新不足、社会矛盾激化、宏观经济政策偏差和体制变革严重滞后等是主要原因。
多数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沿用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以发展本国工业产品替代从欧美进口制成品，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但这种长期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外贸出口减少，投资不足，资金短缺，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仍然继续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
同时，进入中等收入以后，拉美国家普遍遇到了技术创新的瓶颈。由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中高端市场上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进而又无法与高收入国家抗衡。
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而这一时期，拉美国家普遍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
此外，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元，进入了世界公认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尽管经济依然保持平稳的发展但过去30年主要以投资和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任务艰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未来有可能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减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有所加大。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多年保持着年均10%以上增速。而从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2015年我国GDP增长仅为6.9%。从全球范围看，高增长之后的“增速换挡”是一种必然趋势。
尤其是目前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去产能任务艰巨，过去30年主要依靠工业高速增长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世界银行预测，2016年-2018年，中国GDP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将分别为6.7%、6.5%和6.3%。而经济的减速无疑会加大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其次，科技创新难度将进一步增大。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主要通过引进外资、人才和管理经验实现科技进步。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加之西方国家严格控制向我国出口技术，使得我国引进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而国内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条件和体制机制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有统计结果显示，作为衡量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指标，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今后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趋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第三，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1-2010年年均增长率为22%。但金融危机后，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下行风险增大，全球贸易低迷，我国外贸连续4年未达到预期目标，2015年甚至出现7%的下降。目前，我国外贸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70%，而且风险和成本在逐年扩大。在全球经济需求不振的大背景下，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明显减弱，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也将明显加大。
因此，未来我国将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挑战，如何积极加以应对，并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十分迫切又任重道远。
美日等发达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积极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都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即使是拉美地区的智利，虽然也经历了长达近四十年的“中等收入陷阱”，但由于近年来积极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大力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快速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2011年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率先成为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经济体之一。
未来我国要想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切实解决好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