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相对于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最大的区别是引入了政府力量，政府可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影响经济运行。
　　对各国政府来说，凯恩斯经济学可以说是“投其所好”，因为它为政府扩权创造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开始，美国便进入了联邦政府在财政金融上的扩权时代，联邦权力不断挤压州权，总统权力也不断扩大。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不灵了。这时，美国进入了滞胀（Stagflation）时代。滞胀是指在GDP增长率为零或是负增长的情况下，国内依然发生高通胀的现象。它用凯恩斯经济学是无法解释的。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停滞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就应该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提振需求。比如，要扩大财政开支或降息，这会带来通胀，而通胀又会带来两个效果：
　　一是，未来物价水平会因为通胀而上升，产品价格会提高。二是，由于工人的名义工资存在黏性（短期内不随劳动供求变动而及时变动），所以通胀等于降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
　　显然，以上两个效果会刺激资本家扩大再生产，增加雇佣，于是经济重启。也就是说，温和的通脹（不是高通胀和恶性通胀）能刺激经济，而经济的增长也自然带来通胀，两者相随而行，犹如一对孪生兄弟。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很容易发现西方各国（包括日本）的货币当局会经常定下一个“通胀目标”。美联储一般设定在2%左右，而刚刚辞职的安倍晋三也一直希望日本的通胀率能达到2%。这个2%的通胀率一直都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标志性符号。

当政府的经济政策多次失效，那么就会被市场逐渐“理性预期”，陷入恶性循环，最终政策完全失败。

　　但在1970年代开始的滞涨时代，西方各国的通胀不再带来经济增长，而是和经济停滞一起到来，甚至还不断爆发让普通人怨声载道的高通胀。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之所以无法解释滞涨，在于石油危机为西方各国带来了输入性通胀，提高了所有经济部门的成本。石油作为最核心的工业生产资料，它在全球的供需机制随着欧佩克的成立发生了彻底变化，这是当年的凯恩斯无法预见到的。所以，不能怪凯恩斯。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从根本上质疑凯恩斯主义的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崛起了。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偏重于用总量分析的方法建立宏观模型，忽略了古典经济学中对个人决策的重视。个人决策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当他们预期经济未来会很糟，那么即使搞货币宽松，企业家也不会扩大再生产，劳动者也不会消费。
　　二是个体还会基于以前的经验，对经济政策的真实效果产生预期，从而抵消政策的效果。比如，当政府最初通过搞货币宽松，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尽管之后说要控制通胀，削减赤字，但如果执行效果不佳，那么一旦次数多了，那么个体便会笃信“放水”和举债是条不可逆的不归路，政府会一直这样干下去。
　　个体愿意相信的东西，往往都会成为现实。1970年代之后，除了“通胀斗士”保罗·沃克尔当美联储主席的时代，美元信用一直都在泛滥，而美国国债存量也在不断攀升。因此，某种意义上讲，理性预期学派的东西可以称为“狼来了经济学”—当政府的经济政策多次失效，那么就会被市场逐渐“理性预期”，陷入恶性循环，最终政策完全失败。
　　我想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