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下去的树苗很重要。像我家隔壁园，那胶树一棵就可以收一大桶，但我家一棵一杯都收不满。而树种下去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不肯或没钱投资，一辈子收到的胶汁还没人家的1/5。”
　　黄锦树一家一直住在胶园，荒郊野外独门独户，只有他们一家子。周围是别人家的园子，但人家并未住在胶园里。“老实说，你被灭门了也没人知道。”
　　夜里没有路灯，一片黑漆漆，如果看到光，就代表有陌生人来了。有可能是抓田鸡的，也有可能是有人在设陷阱抓野生动物。因为没有光害，在夜里远远都能看得很清楚，一把手电筒闪烁着微光，自家养的狗便吠起来。
　　“当然会紧张、恐惧。” 黄锦树说。

“枉我身为拿督公……我身份暧昧，处处尴尬；属于这块土地，不属于这个国家。无奈无奈！鬼神不管人间事。”

　　在小说《非法移民》中，黄锦树描绘了当年非法进入马来西亚的印尼人，他们因为和马来人同文同种，又因著刻板印象认为华人都非常有钱，所以报刊常有“印尼非法移民打劫、杀死华人、强奸妇女”的新闻。
　　但毕竟这里不是华人的故土，由华人文化移入，和当地原始信仰混合的拿督公（类似“土地公”）叹息着：“枉我身为拿督公……我身份暧昧，处处尴尬；属于这块土地，不属于这个国家。无奈无奈！鬼神不管人间事。”
　　这多少道出了马来西亚华人在时局动荡、族群隔离下的不安处境。
　　老一辈的华人是心属祖国的，但他们在异乡的乡愁，也许早已回不到那原乡了。“祖母谈到中国是说‘唐山’，中国人就是‘唐人’。”
　　黄锦树一家在胶园的屋子没水没电，刚开始用的是土油灯、蜡烛，后来买了小型发电机，才有了日光灯。但启用时间有限，黄锦树和兄弟姐妹读书的时候，还是得用土油灯、蜡烛。
　　为了保存中华文化，也因为族群的未融合，部分华人孩子读的都是华文独立中学，坚持用华语教学。但这样的学校政府不承认，如果要考本地大学，就必须通过官方的一项测试。而那时候新加坡和中国大陆都未开放，台湾地区有“侨教政策”，那是很多经济不佳的大马华人“出去”的唯一机会。
　　“有这样的机会，就来了，因为你不来就没有别的机会了。”1986年，黄锦树赴台求学，从大学一路念到博士，最后定居南投埔里。
　　他开车载着我，穿过甘蔗田、玫瑰棚，便到了他在“山脚下”的住所。门口有棵大树，他养的猫看了我一眼又跳走。
　　黄锦树租了一小块地作后院，他点燃报纸驱赶蚊虫，向我介绍了各式各样的植物，相思树、榴莲蜜、咖啡、可可……一棵胶树矗立着，树身有刀割过的印痕。

“烧芭事件”

　　在马来西亚念高中时，黄锦树说自己其实是个“理工男”，在马来西亚并非文青，来台湾后直到念硕士班才开始写作，也是因为穷—如果获得文学奖，奖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到台湾3年后，才第一次回去马来西亚。“对速度毫无概念的故乡的火车，把我送到家乡小镇时已是深夜，和亲人在烛光灯火中相对，真切体会到‘夜阑共秉烛，相对如梦寐’的欢乐的感伤。”
　　后来，带着沉重的联合文学“雏凤奖”的奖杯回家，父亲还将之拿去“过磅”，两公斤七百克。
　　文学终究是无法去除地域性的，哪怕都是用中文书写，黄锦树的文学是“马华文学”，而非“台湾文学”。
　　马华文学，泛指马来西亚以华文写作的文学作品。早期的马华文学，继承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传统，而书写者，也是当年下南洋的“南来文人”，形成了以作家方北方等为代表的“马华现实主义”。尔后有了旅台一派的马华作家，如李永平、商晚筠、潘雨桐、张贵兴等，构成了马华文学的中坚力量。

访者提到，黄锦树“予马华文坛的印象是极具争议的，既是个权威的论述，也是个不厚道的批判者”，近几年“多了个‘鞭尸’的罪名”。

　　黄锦树更晚一辈旅台，却是马华文学绝不可略过的人。90年代，黄锦树分别以《马华文学“经典缺席”》和《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在马华文坛掀起了两场至今仍影响深远的文学争论，得罪了不少作家前辈，被称为“烧芭事件”。
　　黄锦树对那些所谓的“马华现实主义”嗤之以鼻—既没有文学性和艺术性，也反映不了现实。“最好笑的是有的写作者写小说会抄新闻，以为新闻就是现实。没办法跟他们解释，他们写了一辈子这样子（的作品），他们互相取暖，互相开心就好。”
　　“那时候我还年轻，只写了一个短短的（文章），他们就炸锅了。他们就觉得我们旅台的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动不动就用殖民主义贴标签，他们不承认我们的写作。”
　　如此的犀利和不留余地，让王德威将黄锦树称为“坏孩子”。在黄锦树于马来西亚出版的短论集《注释南方》中，收录了一篇访谈《丧钟为谁而鸣》。访者提到，黄锦树“予马华文坛的印象是极具争议的，既是个权威的论述，也是个不厚道的批判者”，近几年“多了个‘鞭尸’的罪名”，更是问他“如何看待学问与做人？”
　　“……如果你说的‘做人’指的是人云亦云的拍马屁，很抱歉，我做不来，再怎样的大牌我都不当一回事……”
　　“其实，如果沉默就是厚道，我也算蛮厚道的。否则尸体何止三具？很多不重要的作家我根本就懒得去讨论，哪来着许多闲功夫？写一部500页的《马华平庸作家论集》于我何益？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又不是开殡仪馆！”
　　不过，我眼前的黄锦树平易近人、坦率且清醒，有很多“说来话长”的故事。52岁的他并无苍老之感，拍照时略显不自在，引我看后院时像是个快乐的农夫。他从树上摘下一颗小果子给我，神秘果，会短暂改变人的味觉结构，吃酸的会变甜。果真，他太太切给我的、自家种的百香果，甜的反而酸，酸的反而甜。他和太太都温柔地笑着。

文学与革命

　　为什么黄锦树说那些所谓的“马华现实主义”并不是真的现实？为什么他要“火烧”马华文坛？
　　革命者，这是马华作家绕不开、也不应绕开的题目。
　　马来西亚的革命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30年，这一年，一个当地革命政党成立；1941年，日本南侵，革命者联合英国殖民政府抗日；1945年，日本投降，革命者转而反殖民；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将革命党列为“非法组织”，他们只好藏入森林展开游击战。
　　那时候，有革命者的地方就被称为“黑区”。在后来的“新村计划”里，华人被迫从自己的家园迁出，住进“集中营”式的“新村”。新村被铁丝网围起来，并建立检查哨，出去工作的时候，连带多少食物都被严格控管。因为那时候的革命热血，让每个家族或多或少都有亲戚是革命党，这么做的目的是切断革命者的粮食补给。
　　后来革命者只好越过国界，到了泰国南部。直到1989年，他们在泰国政府的见证下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放下武器。这段往事，成为一个短暂的、巨大的历史伤口。
　　对于黄锦树来说，革命党虽然是和他父亲同时代的，但他们一代只要开始写作，就不可能跳过。然而，马来西亚官方并不承认这些人的革命历史，很长一段时间，作家不敢写他们。“最重要的现实你不能写，所以你们的现实主义是什么？”最后只能变成是一些教条化、刻板化的东西，例如邪恶的老板、可怜的工人。
　　“马华文学也一样，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所以我把马华文学的处境和革命党拉在一起，因为这是相似的。”

“最重要的现实你不能写，所以你们的现实主义是什么？”最后只能变成是一些教条化、刻板化的东西，例如邪恶的老板、可怜的工人。

　　黄锦树不断书写南洋、胶林、革命者，编辑“马华文学文选”，除了革命党这个因素外，也因为马华文学随时都可能消失。
　　放眼东南亚，新加坡华文文学相当弱，没有印尼华文文学、缅甸华文文学、泰国华问文学……为什么偏偏马华文学好像“一枝独秀”？
　　“对于马华文学，我很悲观。整个东南亚，新加坡英语化，缅甸是夜校，印尼曾经历过‘9·30’事件……华校体系完整留存下来的，只有马来西亚。即便现在印尼开始有华校，但有华校不等于有文学，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开始有文学？你要去哪里重新找批一批‘南来文人’？”
　　前人没有留下好的文学遗产，后来那批旅台后返马的，很多都不再写作，成气候的寥寥无几。“这些人最好的时光是留台那几年，后来我编《返马篇》，编不出来。返马后很多文青都历经沧桑，很多人不写了，毕竟生活最重要。”
　　即便有人写，谁又是马华文学的读者呢？如果书写家乡的文学没有来自家乡的人阅读，马华文学又该何去何从呢？黄锦树在《注释南方》中写道：“从历史来看，中国境外的华文文学或许真的是历史上的偶然，过渡现象。”
　　“我们继承的移民文化根基浅薄，文学自然也反映了这一点。一如華人的内斗文化表现于杂文，感受力的贫乏之于诗，想象力贫乏之于小说，哲学缺席。没有强有力的文学的见证，我们的集体存在就接近于自然史。空山无人，水流花谢，如此而已。”
　　“我们的文学的加拉巴格群岛”，黄锦树在《乌暗暝》中这般描述。因着“隔离”，因着生存条件的不同，马华文学不应该只是延续中国革命的传统。就像加拉巴格群岛的蜥蜴是吃素的，那里的乌龟脖子特别长，马华文学需要演化成自己的文学。
　　黄锦树家的确如他所说很乱，满坑满谷的书，书桌上也都是东西，走道边一张小小的塑料电脑桌，他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大部分作品。当我采访结束离开之际，黄锦树的太太正安静做着竹编，他的女儿逗弄着自家的猫，一派静谧。
　　黄锦树开车载我回车站，路上他指着某处宅子外的树：“以前在那里租住了6年，那些树是我种的，带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