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所认识的同行中，陈晓蕾是极有趣的一个，很有可能也是精力最充沛的一个。不夸张地说，她甚至更新了我对“精力充沛”这个词的理解。其中一个例子是：2010年，她一口气出了5本书，同时还开着4个专栏。
作为从业近二十年的“老人”，她的好奇心似乎完全没有流失。在她嘴里，一切都是那么“好玩”、“amazing”。
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只要她感兴趣的选题，无论是台湾风起云涌的教育改革，还是内地备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马不停蹄就飞过去采访，仿佛只是在尖沙咀、铜锣湾游荡。
当年她在香港理工大学念的是翻译专业，却鬼使神差当上时政记者。工作4年之后，跑到英国读文化研究。1999年回港，去《明报周刊》做记者，惦记着写每篇一万字的专题报道。幸运的是，很快获得报社信任，大部分选题由自己决定。
教育是陈晓蕾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当时香港正在推行教改，她跑去台湾看早已如火如荼的实验。那里的新理念学校一家比一家生猛：“全人”向培育会提问的学生；“雅歌”相信劳动和音乐是教育的基础，每天早上，一半学生下地种菜，一半学生上课学小提琴；“种子”的校规和课程都是由学生民主决定……比较两地的教育改革，她写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教育改革由一个梦想开始》。
两年之后，陈晓蕾写了另一本书《寻找香格里拉》。现在想来，大陆对香港记者来说是一个太大的存在，所以她觉得那本书“有点烂”。只是有些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在中甸骑马上山，跟牵马的藏族女孩闲聊，说这里真漂亮，应该好好保护。女孩却说还是香港漂亮。她想起香港有孩子因为生活压力大跳楼自杀，说在香港生活辛苦，还是你们这里生活舒服。“你知道那个女孩子跟我说什么？——她说，‘可是你可以来这里玩，我不可以去香港旅游哦。’我马上就shut up了。”
2004年，经历了SARS期间无休无止的工作之后，陈晓蕾决定放松一下。所谓“放松”，就是去《壹周刊》做旅游专栏记者，一年跑17个国家。“哇，真的好爽，拿公司的钱去旅游！结果整个人都差点累死。”可的确大开眼界。到了华盛顿就写权力地图；到了芝加哥就去聆听爵士乐；到了罗马尼亚就去寻访吸血僵尸；到了印度，被老鼠吓得跳到桌子上；到了荷兰，听说当地有个风俗，如果一幢房子空关上一年，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住，“开了他的锁，弄坏他的门，冲进去！住进去！”
回到香港，全身都起了红点，也许因为去了太多地方，感觉身体的不同部位还在不同状态！
陈晓蕾终于消停了，找朋友开书单，专心读了一年书。一年后再去《明报周刊》，感觉自己的采访很自然就有了深度。但两年后她又离开那里，开始“单干”。
她有过一次失败的经验。那是在2008年，她想写一本关于教育改革的书，跑去香港兆基创意书院“体验生活”。“然后超白痴，早上8点就要到学校，跟学生们一起做操。他们都不肯做，我要跑来跑去叫。我上课要站在桌子上，因为他们都不听我嘛，结果他们拍照，发上Facebook。我本身就是菜鸟老师，不懂教，又很迷信学生的权利，想尊重他们，每天累得要死，感觉每个孩子都是无底深潭，教了一年我就逃跑了，书也没写成。”她也由此知道做记者写文章太容易，好像一写出来问题就解决了，实则未必。“学生不听，难道你写一篇文章叫他看？不可能对不对？”
好在之后一切都顺利起来。就在那年她跟人合写了讲光污染的《够照》。2010年，《听大树唱歌》《一家人 好天气》《香港正菜》《低碳有前途》排队进入香港书店（还有一本《生命里的家常便饭》是香港著名烹饪节目主持人“方太”传记）。这些书或多或少有别人参与，但她自己到底殚精竭虑，“很害怕写不出东西，就拼死去写。”
她原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到写稿时偏偏坐得住。清晨起来后吃过早饭，对着电脑敲上一天，完成了一个章节，晚上一点左右再睡下。“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写稿。所以其实我住什么地方都没分别，反正都是对着电脑写写写。”
最近两年，她又各有一本书出手。聚焦于香港厨余垃圾问题的《剩食》收获诸多赞赏奖誉；以城市绿色生活实践为主题的《有米》今年5月出版，仿佛是从水泥森林中穿过来的一阵风，带来田野的清新气息。她接下来的计划，是明年写出第二本长篇报道来，关于“水”。
为何《剩食》
2004年在《壹周刊》工作时，对面就是将军澳堆填区（垃圾掩埋场）。每天上班陈晓蕾都要经过“环保大道”，身旁同行的却是一辆辆垃圾车。一年之间更眼看着对面多出了一个山头：哇，原来香港有那么多垃圾！
这样的题目当然不可能在《壹周刊》写。等两年后回到《明报周刊》，她走访了全港7个堆填区，扎扎实实写了篇十来页的报道《堆填纪事》。用不着疾言厉色，只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便足够震撼人心。其中最令她震惊的，是堆填区的大部分垃圾可能永远不会分解。
香港的堆填区工程声势浩大、造价高昂，目的无非制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眼不见为净。就像包云吞一样，用两厘米厚的巨大黑橡胶把含汁液的垃圾包起来。为防止被垃圾刺穿，橡胶上下都有保护性的垫子。“云吞皮”由地面连到周边的山坡，包住垃圾后封顶，盖上厚厚泥土，在上面植草、种树，并留下抽取气体的管道，以免垃圾所产生的沼气发生爆炸。
在报道中，陈晓蕾感叹：“如果你吃一盒叉烧饭，10块叉烧只吃完7块。你死了，7年后已经化为白骨，可是你吃剩的3块叉烧，埋在堆填区几十年都不化！”
在堆填区，她看见过大货车停下来，司机从车厢里拉出一棵棵圣诞树；也看见过无数新鞋扔在地上，因为前一天有鞋厂来倾倒样品。她是小巫见大巫，环保署的人见过整套的中式古董家私，还见过海关充公的高等级鲍鱼。
对人来说，上厕所，和吃东西一样重要。人所聚居的城市，不断生产消费，其间制造的废物要怎么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座城市能不能活下来？陈晓蕾觉得，垃圾问题关乎香港的生死。可是，从什么角度入手报道？
2010年的夏天和冬天，她跑去调查垃圾的类别。香港地球之友的义工拆开5个住宅区的120袋随意挑选的家居垃圾，她在旁边拍照片，吃惊地发现食物垃圾在其中竟占到四成。一年多时间里，她实地拍摄饮食店的厨余，访问一线的工作人员、商界机构、环保团体和学者，终于写成八万五千余字的调查报道《剩食》。 酒店的自助餐，随时会有一半食物剩下，被认为不再适合食用；一家超市扔掉的食品，可以装满十多个垃圾箱。一位清洁工告诉她，他的一位同事负责尖沙咀某间商场，那里每天都要丢掉寿司、刺身、牛扒等，有时还有五六百元一盒的螃蟹，结果那人家里基本不用再买食物，面包、牛奶、巧克力，应有尽有。因为货源充足，嘴也刁了，寿司吃完上面那片鱼便扔了。
大部分垃圾都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至少陈晓蕾这么坚定认为。资源变成垃圾，不光是因为香港人不懂珍惜，更根本的是香港整个商业体系都不介意生产过剩。而香港政府应对垃圾的策略，一直偏重于垃圾产生后如何处理臭味和污水，没有做足功夫，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和充分进行回收。结果香港人均每日制造垃圾2.5公斤，不但多过日本和英国，也远超韩国的1.02公斤和台湾的0.95公斤。
间或，《剩食》也落墨于内地客人。一位酒楼经理提到，“同样是谈生意，同样是公费支付，香港人不会点太多菜，吃剩了会尝试打包带走；但内地人，吃剩九成的食物很平常。”还有被访者说，“和内地客户谈生意，香港同事最后打包食物时，对方带着笑说：‘你们香港人，真是省啊。’场面好不尴尬。”
陈晓蕾并非只重批评。她也写了20名受访者，示范如何减少厨余：有人把吃剩的面包做成布丁，有人化剩菜为高汤，有人理直气壮去捡别人吃剩的薯条……
如何《有米》
假如你听说，在香港这个食物几乎完全依靠外来供应的都市，有人正在尝试重新种水稻，你会不会视之为一种怀旧梦呓？
2011年初，陈晓蕾还想着做一本介于书和杂志之间的读物。结果，《6 ISSUE》只做了一期，7月《剩食》出版，反响大好，心想：不做杂志了，就去写书吧。一年不到她又拿出来一本《有米》。
严格说来，这不是她计划中的“书”，因为没有像《剩食》那样做深度调查，而是从她在雅虎、《信报》、《饮食男女》等一年多的专栏里挑选文章，重新编排。“我就觉得，我在报纸杂志，每个礼拜一直写一直写，可是它很可能没有分量，因为在报刊上看的东西你心里不会留下印象。”
陈晓蕾希望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其实香港比想象中的大，而且有丰富的资源。在香港生活，也比想象中有更多的选择。香港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担任台长时，他曾在天文台种水稻）为《有米》写的序言中提到，直到1980年代香港经济进入高增长期，本地农田出产的蔬菜仍占港人需求的1/3。随后30年，内地农产品涌入，香港农业逐渐走向了式微。
而今，在香港的边缘角落，一些致力于自足生活的人，已试着复耕水稻好几年了。2010年，长春社、菜园村生活馆、另一些私人农场，有几吨稻米的收成。虽然相比香港人每年消耗的大约33万吨米，这些收获太微不足道。然而从城市迁入农村，使荒地重获生机的尝试背后，对生活的不落俗套的想象也同时复苏。
有人在工厂大厦的天台搭建自己的菜园。有人在沙田山上的铁皮屋开私房菜馆。有人办绿色婚礼，礼服都是自己做。有人在护士帮助下，于家中自然分娩。有人从大房搬去不到一百平方尺（约十平米）的小屋。更多的人尝试着各种有机农业。目前在香港，领得有机认证的农场有八十多个，仍然在出产的农夫大约二百人。
陈晓蕾自己，也搬到了郊外的铁皮屋里。屋外一大片姜花田，早晚花香醉死人。不过更醉人的是乡郊的人情味。
星期六早上，教邻居小女孩弹琴。第二天，女孩的父亲过来帮忙修整花园，种下一棵柠檬树、几株甜萝卜。晚上，四五户邻居每家端出一两碟菜，在对面的篮球场开“派对”，喝着自酿的糯米酒，谈着最近的气候和收成。
没人提到钱。
“要怎么生活，很多人其实是犹疑不决的。有人看了书说，我没想到香港已经有那么多人在这么做。我常常觉得这就是采访的力量。那些故事不是我编出来的，而是我采访回来的。我说‘香港很有米’，这是我从采访得知的，我没有撒谎。知道已经有人这样子做过，也许可以让另一些人多点能量去过自己的理想生活。”
就像书中发起合作种地的赖青松所说的：“10辈子做不了李嘉诚，那就做李嘉诚做不到的事吧，例如放弃财富的追求，那是他一辈子没做到的。”
（感谢香港三联书店为采访提供帮助，《剩食》《有米》由该社出版）
陈晓蕾
香港记者，主要著作有《剩食》《有米》《一家人好天气》《听大树唱歌》《教育改革由一个梦想开始》等。《剩食》获选2011年台湾“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2012年“香港书奖”。
作为从业近二十年的“老人”，她的好奇心似乎完全没有流失。在她嘴里，一切都是那么“好玩”、“amazing”。
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只要她感兴趣的选题，无论是台湾风起云涌的教育改革，还是内地备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马不停蹄就飞过去采访，仿佛只是在尖沙咀、铜锣湾游荡。
当年她在香港理工大学念的是翻译专业，却鬼使神差当上时政记者。工作4年之后，跑到英国读文化研究。1999年回港，去《明报周刊》做记者，惦记着写每篇一万字的专题报道。幸运的是，很快获得报社信任，大部分选题由自己决定。
教育是陈晓蕾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当时香港正在推行教改，她跑去台湾看早已如火如荼的实验。那里的新理念学校一家比一家生猛：“全人”向培育会提问的学生；“雅歌”相信劳动和音乐是教育的基础，每天早上，一半学生下地种菜，一半学生上课学小提琴；“种子”的校规和课程都是由学生民主决定……比较两地的教育改革，她写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教育改革由一个梦想开始》。
两年之后，陈晓蕾写了另一本书《寻找香格里拉》。现在想来，大陆对香港记者来说是一个太大的存在，所以她觉得那本书“有点烂”。只是有些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在中甸骑马上山，跟牵马的藏族女孩闲聊，说这里真漂亮，应该好好保护。女孩却说还是香港漂亮。她想起香港有孩子因为生活压力大跳楼自杀，说在香港生活辛苦，还是你们这里生活舒服。“你知道那个女孩子跟我说什么？——她说，‘可是你可以来这里玩，我不可以去香港旅游哦。’我马上就shut up了。”
2004年，经历了SARS期间无休无止的工作之后，陈晓蕾决定放松一下。所谓“放松”，就是去《壹周刊》做旅游专栏记者，一年跑17个国家。“哇，真的好爽，拿公司的钱去旅游！结果整个人都差点累死。”可的确大开眼界。到了华盛顿就写权力地图；到了芝加哥就去聆听爵士乐；到了罗马尼亚就去寻访吸血僵尸；到了印度，被老鼠吓得跳到桌子上；到了荷兰，听说当地有个风俗，如果一幢房子空关上一年，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住，“开了他的锁，弄坏他的门，冲进去！住进去！”
回到香港，全身都起了红点，也许因为去了太多地方，感觉身体的不同部位还在不同状态！
陈晓蕾终于消停了，找朋友开书单，专心读了一年书。一年后再去《明报周刊》，感觉自己的采访很自然就有了深度。但两年后她又离开那里，开始“单干”。
她有过一次失败的经验。那是在2008年，她想写一本关于教育改革的书，跑去香港兆基创意书院“体验生活”。“然后超白痴，早上8点就要到学校，跟学生们一起做操。他们都不肯做，我要跑来跑去叫。我上课要站在桌子上，因为他们都不听我嘛，结果他们拍照，发上Facebook。我本身就是菜鸟老师，不懂教，又很迷信学生的权利，想尊重他们，每天累得要死，感觉每个孩子都是无底深潭，教了一年我就逃跑了，书也没写成。”她也由此知道做记者写文章太容易，好像一写出来问题就解决了，实则未必。“学生不听，难道你写一篇文章叫他看？不可能对不对？”
好在之后一切都顺利起来。就在那年她跟人合写了讲光污染的《够照》。2010年，《听大树唱歌》《一家人 好天气》《香港正菜》《低碳有前途》排队进入香港书店（还有一本《生命里的家常便饭》是香港著名烹饪节目主持人“方太”传记）。这些书或多或少有别人参与，但她自己到底殚精竭虑，“很害怕写不出东西，就拼死去写。”
她原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到写稿时偏偏坐得住。清晨起来后吃过早饭，对着电脑敲上一天，完成了一个章节，晚上一点左右再睡下。“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写稿。所以其实我住什么地方都没分别，反正都是对着电脑写写写。”
最近两年，她又各有一本书出手。聚焦于香港厨余垃圾问题的《剩食》收获诸多赞赏奖誉；以城市绿色生活实践为主题的《有米》今年5月出版，仿佛是从水泥森林中穿过来的一阵风，带来田野的清新气息。她接下来的计划，是明年写出第二本长篇报道来，关于“水”。
为何《剩食》
2004年在《壹周刊》工作时，对面就是将军澳堆填区（垃圾掩埋场）。每天上班陈晓蕾都要经过“环保大道”，身旁同行的却是一辆辆垃圾车。一年之间更眼看着对面多出了一个山头：哇，原来香港有那么多垃圾！
这样的题目当然不可能在《壹周刊》写。等两年后回到《明报周刊》，她走访了全港7个堆填区，扎扎实实写了篇十来页的报道《堆填纪事》。用不着疾言厉色，只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便足够震撼人心。其中最令她震惊的，是堆填区的大部分垃圾可能永远不会分解。
香港的堆填区工程声势浩大、造价高昂，目的无非制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眼不见为净。就像包云吞一样，用两厘米厚的巨大黑橡胶把含汁液的垃圾包起来。为防止被垃圾刺穿，橡胶上下都有保护性的垫子。“云吞皮”由地面连到周边的山坡，包住垃圾后封顶，盖上厚厚泥土，在上面植草、种树，并留下抽取气体的管道，以免垃圾所产生的沼气发生爆炸。
在报道中，陈晓蕾感叹：“如果你吃一盒叉烧饭，10块叉烧只吃完7块。你死了，7年后已经化为白骨，可是你吃剩的3块叉烧，埋在堆填区几十年都不化！”
在堆填区，她看见过大货车停下来，司机从车厢里拉出一棵棵圣诞树；也看见过无数新鞋扔在地上，因为前一天有鞋厂来倾倒样品。她是小巫见大巫，环保署的人见过整套的中式古董家私，还见过海关充公的高等级鲍鱼。
对人来说，上厕所，和吃东西一样重要。人所聚居的城市，不断生产消费，其间制造的废物要怎么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座城市能不能活下来？陈晓蕾觉得，垃圾问题关乎香港的生死。可是，从什么角度入手报道？
2010年的夏天和冬天，她跑去调查垃圾的类别。香港地球之友的义工拆开5个住宅区的120袋随意挑选的家居垃圾，她在旁边拍照片，吃惊地发现食物垃圾在其中竟占到四成。一年多时间里，她实地拍摄饮食店的厨余，访问一线的工作人员、商界机构、环保团体和学者，终于写成八万五千余字的调查报道《剩食》。 酒店的自助餐，随时会有一半食物剩下，被认为不再适合食用；一家超市扔掉的食品，可以装满十多个垃圾箱。一位清洁工告诉她，他的一位同事负责尖沙咀某间商场，那里每天都要丢掉寿司、刺身、牛扒等，有时还有五六百元一盒的螃蟹，结果那人家里基本不用再买食物，面包、牛奶、巧克力，应有尽有。因为货源充足，嘴也刁了，寿司吃完上面那片鱼便扔了。
大部分垃圾都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至少陈晓蕾这么坚定认为。资源变成垃圾，不光是因为香港人不懂珍惜，更根本的是香港整个商业体系都不介意生产过剩。而香港政府应对垃圾的策略，一直偏重于垃圾产生后如何处理臭味和污水，没有做足功夫，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和充分进行回收。结果香港人均每日制造垃圾2.5公斤，不但多过日本和英国，也远超韩国的1.02公斤和台湾的0.95公斤。
间或，《剩食》也落墨于内地客人。一位酒楼经理提到，“同样是谈生意，同样是公费支付，香港人不会点太多菜，吃剩了会尝试打包带走；但内地人，吃剩九成的食物很平常。”还有被访者说，“和内地客户谈生意，香港同事最后打包食物时，对方带着笑说：‘你们香港人，真是省啊。’场面好不尴尬。”
陈晓蕾并非只重批评。她也写了20名受访者，示范如何减少厨余：有人把吃剩的面包做成布丁，有人化剩菜为高汤，有人理直气壮去捡别人吃剩的薯条……
如何《有米》
假如你听说，在香港这个食物几乎完全依靠外来供应的都市，有人正在尝试重新种水稻，你会不会视之为一种怀旧梦呓？
2011年初，陈晓蕾还想着做一本介于书和杂志之间的读物。结果，《6 ISSUE》只做了一期，7月《剩食》出版，反响大好，心想：不做杂志了，就去写书吧。一年不到她又拿出来一本《有米》。
严格说来，这不是她计划中的“书”，因为没有像《剩食》那样做深度调查，而是从她在雅虎、《信报》、《饮食男女》等一年多的专栏里挑选文章，重新编排。“我就觉得，我在报纸杂志，每个礼拜一直写一直写，可是它很可能没有分量，因为在报刊上看的东西你心里不会留下印象。”
陈晓蕾希望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其实香港比想象中的大，而且有丰富的资源。在香港生活，也比想象中有更多的选择。香港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担任台长时，他曾在天文台种水稻）为《有米》写的序言中提到，直到1980年代香港经济进入高增长期，本地农田出产的蔬菜仍占港人需求的1/3。随后30年，内地农产品涌入，香港农业逐渐走向了式微。
而今，在香港的边缘角落，一些致力于自足生活的人，已试着复耕水稻好几年了。2010年，长春社、菜园村生活馆、另一些私人农场，有几吨稻米的收成。虽然相比香港人每年消耗的大约33万吨米，这些收获太微不足道。然而从城市迁入农村，使荒地重获生机的尝试背后，对生活的不落俗套的想象也同时复苏。
有人在工厂大厦的天台搭建自己的菜园。有人在沙田山上的铁皮屋开私房菜馆。有人办绿色婚礼，礼服都是自己做。有人在护士帮助下，于家中自然分娩。有人从大房搬去不到一百平方尺（约十平米）的小屋。更多的人尝试着各种有机农业。目前在香港，领得有机认证的农场有八十多个，仍然在出产的农夫大约二百人。
陈晓蕾自己，也搬到了郊外的铁皮屋里。屋外一大片姜花田，早晚花香醉死人。不过更醉人的是乡郊的人情味。
星期六早上，教邻居小女孩弹琴。第二天，女孩的父亲过来帮忙修整花园，种下一棵柠檬树、几株甜萝卜。晚上，四五户邻居每家端出一两碟菜，在对面的篮球场开“派对”，喝着自酿的糯米酒，谈着最近的气候和收成。
没人提到钱。
“要怎么生活，很多人其实是犹疑不决的。有人看了书说，我没想到香港已经有那么多人在这么做。我常常觉得这就是采访的力量。那些故事不是我编出来的，而是我采访回来的。我说‘香港很有米’，这是我从采访得知的，我没有撒谎。知道已经有人这样子做过，也许可以让另一些人多点能量去过自己的理想生活。”
就像书中发起合作种地的赖青松所说的：“10辈子做不了李嘉诚，那就做李嘉诚做不到的事吧，例如放弃财富的追求，那是他一辈子没做到的。”
（感谢香港三联书店为采访提供帮助，《剩食》《有米》由该社出版）
陈晓蕾
香港记者，主要著作有《剩食》《有米》《一家人好天气》《听大树唱歌》《教育改革由一个梦想开始》等。《剩食》获选2011年台湾“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2012年“香港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