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借参加意大利安博思论坛年会之机，再次游访了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佛罗伦萨。流连于教堂、博物馆与闹市之间，一面是高耸的塔楼、肃穆的教堂、受难的耶稣、幽寂的福音一神权的庄严与沉重无所不在；另一面却是琳琅的市场、诱人的食肆、喧嚣的游人、奔放的夜店——人世的食色与诱惑四处流淌。反差如此之大，却又如此紧密地缠绵在一起。令人遐思。
　　毫无疑问，16世纪的文艺复兴是一场划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倡导人文主义，反对神权垄断；主张七情六欲——“原罪”之始——乃是人之本性，人们在追求自身福祉时不可能、也不必要遵循教会的清规戒律。在文艺复兴的旗帜下，人们把“道德完善”的十字架抛给了上帝，同时却夺回了由神权把持的“公共政治权力”。其结果，是人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大门。应运而生的资产阶级，一方面推动工业革命，建立现代国家；另一方面则声色犬马，贪得无厌地追求权力与利益。一时间，掠夺吞噬公平，垄断剥夺正义。摆脱了中世纪黑暗的西方社会，却在资本主义巨大成功的席卷下，催发出前所未有的道德堕落和政治危机，从而导致了近300年来不间断的政治革命与改革。
　　发人深省的是，人们在摆脱神权约束、充分发挥个人价值时，却丧失了对自身道德的信念。作为世俗的人，为满足自身欲望、追求自身利益，难免侵犯他人权利；而权力则使侵犯他人利益的诱惑更强，危害也更大。即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由于人类不可克服的欲望及其不可让渡的追求福祉的权利，使人的“道德”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个人权利不受侵犯的保证，更不能靠道德和操守来防止滥权谋私。因此，必须制定“社会契约”并通过“社会契约”来体现最高公共权力的非人格化，还以此规范一切世俗政治权力的范畴和运作方式，防止滥权谋私。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根本保证是制度高于权力。“我们只相信上帝和民主制(OrayinGod and dermocracyWetnlst)”的口号，因为只有上帝才具有完善的道德，只有制度才没有欲望和私利。从这个意义上看，被人类政治所摈弃的神权社会，反而为西方现代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成为“道德完善”的世外庇护所。
　　不由得联想到中国延续数千年的政治传承中，毫无神权踪影。王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支撑王权的孔孟之道，却将社会的正史与公正建立在追求“道德完善”的基础之上。强调“人之初，性本善”，无非是要为“道德完善”提供始源的可行性依据。于是乎，“忠孝仁义”成为王权之下的道德典范。治人者，仁为首；治于人者，忠当先。皇上圣明之下，百官仁义，各司其职；子民忠孝，各勤其业。是为大同。
　　然而，劳心者与劳力者，皆为俗人。“道德完善”的十字架于其实在是不堪重负!人性本无善恶之分。但在欲望驱使、利益催动、权利诱惑之下，忠孝仁义却不堪一击。于是乎，往往是父母官们不仁不义、滥权贪腐在先；子民们不堪忍受、犯上作乱于后。最终导致礼崩乐坏。杀王者为王，重举“忠孝仁义”大旗，以图王权永固。如此周而復始，造就数千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之周期率。
　　毛泽东的回答掷地有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显然，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民主制度的规范与监控之下，道德与操守才有实际的政治意义。否则，无以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正。在这一点上，推翻神权的先驱与打倒王权的领袖，可谓殊途同归。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