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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碕达之助是战后日本对华交流事业的开拓者之一。高碕在两国关系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主张展开对华交流活动，尤其是为形成中日两国备忘录贸易这一重要经济交流通道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高碕执著于发展对华关系的信念，既源于非凡的战略视野及对中国的国情及国民性的了解和理解，也得助于其笃信中国在市场和安全方面，对于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对华观。
[关键词]高碕达之助，日本政治家，中日关系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8—0050—05
中日两国，因冷战下的国际政治影响及日本政府推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长时间内没有邦交关系。但即便在两国关系极为困难的时期，日本政界仍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本着对华复交的目标和使命感，在各个领域积极推进对华交流事业。身处保守政治家阵营的阁僚级的国会议员高碕达之助就是这样一位堪称日方开创对华交流事业的先驱者。尤其是高碕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大量奠基性工作，为两国最终恢复邦交起了重要作用，为此他在这方面的业绩也得到了中日两国各界的高度评价。然而，对这样一位在非常时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建功甚巨的政治人物，无论中外学术界却几乎无专文予以考察。鉴此，本文联系国际政治展开的过程，在考察高碕的对华交流活动的基础上，予其对华政策观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特质和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前提。
一、和中国社会的最初接触
高碕达之助是一个典型的实业型政治家，所以他生涯中与中国大陆的接点也缘于其青壮年时代的产业活动。高碕1885年生于日本大阪府高槻市，还在中学时代就认定将来能够解决日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非水产业莫属，所以中学一毕业，这位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的少年便选择当时号称世界唯一的水产专门学校，即日本农商务省所辖的水产讲习所就读。四年后，高碕从讲习所毕业，入东洋水产公司任工程师。1912年东洋水产公司因经营不善，高碕辞职出国，在墨西哥和美国各地学习制罐业技术，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高碕回日本创业。他和友人创立东洋制罐公司，并自任支配人。1939年，高碕为了寻找马口铁的原材料至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考察，此后他和中国方面的联系也越发增多。不久，高碕受时任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鲇川义介的邀请，在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帮忙处理业务。当时，因日本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体制，钢铁等战略物质的调配越发困难，东洋制罐公司乘势兼并了北海制罐和日本制罐等公司，在此基础上也就放弃了原来的业务而变成军需工厂。1941年，高碕把日本国内的工作交于他人经管，专注于满洲重工业公司副总裁一职，就是说，那时在中国东北展开的经营活动已成为他的主要事业。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是经营钢铁、煤炭、化学、机械等重工产业的企业，也是十足的日本国策公司，为此一直受到关东军和日本军部的严密控制，公司内虽然也设数名中国副总裁，但大小权力全在日本干部的掌控之中。次年高碕升任该公司总裁，遂在这个重要位置上为苟延残喘的日本战时经济的维持，尽了犬马之劳。1945年8月，高碕是在中国东北迎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由以上可知，战前的高碕基本上是在经济领域维护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一名重要人物。
1946年5月，进驻东北地区的共产党部队希望高碕协助当地搞好产业的复兴工作，当时高碕以专搞经济活动、不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为条件，答应担任东北地区的产业调查所副所长一职，致力于所委派的任务。但不久因共产党军队撤离，国民党政府派军入驻高碕所在的长春一带，于是高碕又承诺帮助国民党方面复兴当地经济，并担任东北行营与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顾问。1946年，国民党政府开始遣返在东北的日本侨民，高碕任东北日侨善后联络机构的主任，成为统一处理东北地区日侨回国工作的日方负责人。
在这之后，美国政府决定从日本国内的机器设备中拆除其中约三成作为“中间赔偿”，以满足各参战国的对日赔偿要求。于是，国民党政府为将日本主要的钢铁厂和发电厂设备拆除并运至中国，委托高碕回国对日本的机器设备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因此，高碕奉命在1947年底回到日本。但稍后国共内战扩大，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这时，高碕根据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关于中间赔偿已到此为止，故已无必要再回中国的建议，留在了日本。1947年，高碕因战争期间担任过国家经济领域的重要职位，受到美国占领当局的整肃处分。此后至1951年解除处分，高碕一直低调处事，有意疏远政治而只是关注实业的发展。
二、摸索互惠的对华交流路径
1952年，日本政府出资成立全国电力开发公司，深受吉田茂等日本政府领导人信任的高碕被推荐为首任总裁。1954年，高碕又以实业家之身入阁，出任鸠山一郎内阁的经济审议厅长官，经济审议厅是后来经济企划厅的前身。根据当时日本政治制度的规定，内阁成员必须是国会议员，于是高碕在1955年大选之际回故乡大阪参加竞选，并以最高票当选为众议员。以后，高碕在三届鸠山内阁中都出任阁僚，主持策划国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工作。1955年万隆举办亚非会议之际，因美国政府不参加，日本执政党内有一些人也反对派团与会，但最终由鸠山首相决断，组成高碕任首席代表的日本政府代表团。这是战后高碕首次以政治家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并和新中国政府进行接触。亚非会议期间，日本外务省因顾虑国际政治的影响，反对高碕和中国代表、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接触，但高碕则认为中日政治家的晤面有不寻常的意义，故而对此持向前看的态度。因此，在亚非会议期间高碕如愿和周总理举行了长时间会谈，周总理赞扬高碕为中国东北的产业复兴所作的贡献，并邀请他在适当时候访问中国大陆，这次外交交涉也为日后高碕等构建对华长期备忘录贸易体制铺设了基础。在与周总理的会谈中，高碕通过解释当时日本所处的特殊国际政治环境，要求中方理解日方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受到美国和旧金山条约体系高度制约的被动地位。高碕指出：日本国内虽然上上下下都希望和中国大陆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我国现在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独立，还不能以自身的意志做想做的事情”；另外，以前和台湾之间形成的而现在又不能简单否定的政治外交关系，也对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构成了很大的障碍。就是说，他在这里显示了日本保守政界持有的共识：发展与大陆的关系，必须与日本已承诺履行的旧金山条约等国际文件构成的国际法体制不相抵触。当然，这也是作为保守政治阵营一员的高碕的基本政治立场。但即便如此，高碕仍然主张要在可能范围之内积极发展对华交流活动，以此为将来两国复交敷设基石，这也正是他与其他保守政治家的不同之处。
1957年石桥湛山任首相，高碕因支持内阁大 力发展对华贸易，得到希望打开大陆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的拥戴。石桥辞职之后，高碕支持岸信介组阁。第二届岸信介内阁成立时，高碕接受邀请出任通产省大臣。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发生，中日两国经济及文化交流一时完全中断。次年，高碕为解决日本的生漆原料问题，欲凭借自己的关系，直接给周总理去信求援，但后为岸信介首相和藤山爱一郎外相以现职阁僚给非邦交国领导人致函极易引发政治外交问题为由加以阻拦，于是联系工作便改成托人转达口信的方式，由此也可见高碕对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信赖。不久，高碕辞去通产相，重回产业界，先后担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东洋制罐公司顾问等职。1960年他作为政府代表和苏联进行日苏渔业交涉，就在这一年10月，高碕接受周总理的邀请，率领日本产业界人士，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大陆。
通过这次对中国的实地考察，高碕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变，同时也留意到中国各地经济建设中存在着忽视效率和成本等问题。对此，他在与周总理长达五小时的会谈中都没有保留地进行了提醒和建议，受到中方高度的重视。对于当时中国方面批判日本政府敌视中国、要求结束两国不正常关系的呼吁，高碕则指出：两国关系的现状令人遗憾，自己作为曾签订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一员也深感责任重大，但两国关系不正常的问题诚如周总理所言，责任不在中国方面，而我想说明的则是，那也不属于日本国民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到底在哪里，这正是我想通过和周总理进行充分的探讨去寻求的”。高碕的这个姿态，不用说反映了刚成立不久的池田内阁在对华外交问题上的既想打开局面，而又忧虑节外生枝引出复杂的外交问题的微妙立场；当然，也折射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以产业为轴介入政治的社会哲学。
三、全力推进中日备忘录贸易
至20世纪60年代，在中日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综合贸易机制，以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显然是一个既符合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在当时条件下推进中日交流的重要事业。1962年9月，时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的高碕本着“贸易是最良的和平使者”的信念，就扩大中日贸易的具体方案和自民党国会议员中主张积极发展对华交流的领军人物松村谦三举行会谈，确认今后以新体制展开两国贸易活动，其原则和主要做法为：第一，下月由高碕率领日本钢铁、肥料、机械、海运、金融等业界的代表访华，展开贸易交涉：第二，高碕等访华期间，和中国方面缔结出口钢铁、肥料、机械、农药和进口煤、大豆、玉米、中药、铁矿石的长期易货贸易协定；第三，在做这些进出口贸易时，给予中方延期两年付款等贸易优惠条件
这时的日本政府基本上也以向前看的姿态支持以这个备忘录贸易体制发展对华贸易，只是在给予中国方面延期付款和出口成套设备等方面附加了条件。但与此相对，倒是日本经济界尤其是钢铁和肥料业界有不少人士对建立中日备忘录贸易体制持消极态度，有的甚至拒绝参加访华团。这个动向的背后，其实有美国和台湾方面施加了压力的缘故。该年9月26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在日美协会讲演时就指出：“日本如果坚持要和社会主义国家扩大贸易，结果也许会为其利用，最终将不利于日本。共产圈国家会要求日本做出政治让步。日本应该省悟这个危险。”另外，美国驻东京公使在会见日本外务省次官时也强调，日本如果一面拿着美国的资金援助，一面给予中共延期付款的贸易优惠，美国国民必然会对此感到不满。而台湾当局则一面通过媒体围绕备忘录贸易体制展开对日批判；一面频频对日本有关的企业和机构施加压力，如台湾的粮食局局长李连春对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公司的驻台机构宣称：“如果日本的硫铵业界有代表参加高碕访华团，台方将撕毁从日本进口肥料的合同。”
而日本政府则考虑到大陆肥料市场所具的将来性，遂由农林大臣出面劝说硫铵业界巨头，最终才得到业界承诺派出日本化肥出口振兴协会的干部参加高碕访华团。当时，对美贸易约占了日本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而日本的钢铁则有四分之一是出口往美国，肥料约有八成出口至韩国和台湾，这个现状是致使美台方面的外交压力一定程度上在日本经济界奏效的要因。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碕访华团一行33人于1962年10月26日出发访华，11月12日回国。在大陆逗留期间，高碕一行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了三次会谈。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并根据备忘录的两位签约人的姓氏分别为“廖(Liao)”和“高碕(Takasaki)”，将中日备忘录贸易命名为“廖高贸易”或"LT贸易”。中日备忘录贸易协定的内容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备忘录。一是第一次协议事项。
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两国民间贸易根据周恩来总理和松村谦三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及积累的方式加以发展；第二，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为第一个五年贸易期，在此期间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为3600万英镑；第三，中国主要对日出口煤、铁砂、大豆、玉米、盐、锡等商品，日本主要对中国出口钢材、化学肥料、农药、农机械和农具、成套设备等商品；第四，各项交易由日本当事者和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个别合同；第五，各项交易以英镑及双方同意的其他货币结算；第六，日本向中国出口的部分商品的延期付款和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则另行规定。
在以上交涉过程中，高碕在两个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是关于日本对华出口合成硫铵问题，在相关品目的贸易交涉中握有决定权的业界主要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高碕代为做出了决定，同意自1964年开始向大陆出口与输往台湾同样质量的合成硫铵商品；其次是在赞同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的问题上，根据达成的协议内容，显然已经突破了事前日本外务省拟定的不就成套设备出口问题进行协议的原则。即高碕等以回应中方需求的方式，不仅同意在备忘录中明确记述自日本出口的商品中包括成套设备，而且在协议事项中还具体规定从1963年至1965年出口的成套设备支付总额，每年为100万英镑。对于这个交涉结果，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碕个人颇具胆识的判断。
当然，高碕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并没有超出自民党政权预定的方针范围，就像他于此前在向自民党要人表明的“为使自己的访华不致犯错误，希望政府和自民党能在出访之前就日中贸易的推进方式确定基本的方针”一语所示，高碕在对华接触中是一直自觉把将两国民间贸易活动纳入自民党政权对外方针的轨道，作为所有交涉的出发点和目标的；而自民党政权关于这场所谓民间贸易交涉，其实也在贸易的条件、具体品目及推进机构等问题上基于对外政策的需要作过切实的研究。就是说，高碕对华交涉中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当然在 以一些非原则问题上的灵活处理最终促成谈判，尤其是使得备忘录贸易体制得以确立这一点上，它具有重大意义。高碕和中方签订的两国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为期五年，自1963年至1967年为第一期，此期每年平均贸易额为三千六百万英镑。关于这个备忘录贸易体制的重要性，高碕这样为其定位：“不仅使日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是恢复日中邦交的巨大纽带。”
高碕回国后，为了落实和尽早启动备忘录贸易活动，经和松村等商量，作为日方的联系窗口，在原先设于东京的高碕达之助事务所的基础上，再成立“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这一机构，并由高碕亲任会长。自此以后，两国贸易除了以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为窗口的“友好贸易”以外，又有了备忘录贸易这条新的通道。而在松村谦三为首的对华政策活动集团内部，不久便形成了在对华交涉方面由松村执掌政治、高碕分管贸易的分工布局。就是说，自此至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止，由松村、高碕等和中国方面设置的备忘录贸易体制，除了在经贸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外，还在两国高层间起着有效沟通政治意思的管道功能；这十年里，中日之间虽说问题依旧层出不断，但却不至于出现如20世纪50年代时的双边关系断裂局面，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有高碕等人借助于备忘录贸易体制这个平台在两国政府间进行的牵线搭桥作用。
可是，就在中日备忘录贸易事业刚刚起步，尚需要高碕这样有志于对华交流的有经验人士继续为其掌舵之际，七十九岁高龄的高碕却于1964年2月24日离世而去。当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分别对高碕家族致送了唁电。周总理在电文中指出：“高碕先生在万隆会议上同亚非各国领导人共同创立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并在以后的几年为发展中日贸易和增进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实现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必有深远的影响。”陈毅副总理在电文中评价说：“高碕先生生前将他的晚年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并作了重要的贡献。高碕先生的逝世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从中国领导人的这些电文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中方高层对高碕长期展开对华交流事业的高度评价以外，也可读出对逝者的敬意和痛惜之情。
四、结语
如上所述，高碕身为日本保守阵营阁僚级的重要政治家，在中日两国关系极为困难的时期，不仅坚持主张而且还身体力行推进以两国复交为目标的对华交流事业，尤其是在为形成和维护两国备忘录贸易这一重要国际交流通道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成为高碕长期坚持对华交流活动的信念和思想动力的，并非完全为“日中两国是同文之国”及对华“赎罪”等观念范畴的情感或道义，如他和松村谦三集团的其他成员因积极推进对华交流活动，常被人称为“亲华派”，然而高碕等对此非但不予认同，有时甚至会明确加以否定。就是说，他的对华观既源于他本人非凡的战略视野及对中国社会有较深的认识，也更得助于其笃信中国在市场和安全上对于日本增进国家利益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这一对华观。高碕长期坚持的重视中国的政策观基本上辐射于其自述的如下对华认识：“日本与中国、苏联、美国等情况不同，只是一个在资源上无法实现自给自足的国家，所以为了生存只能依靠国际贸易来解决资源问题，日本虽然在政治上选择了欧美的西方阵营，但又和中国、苏联等东方阵营为邻，这就要求日本的政治家和实业家，必须学会和两个阵营的国家都友好相处的本事”。
在这里，高碕明确把日本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平友好相处视作自己从事政治和实业活动的“根本信念”。高碲的这个立场虽曾被自民党内一些主张日本只需和美国友好相处才是务实的政治选择的国会议员讥笑为“如同小孩一般幼稚的论谈”和毫无现实性可言的观点而不屑一顾。然而，高碕亲历的对华交流实践的结果则证明，正是这些讥笑者的认识才属肤浅短视。显然，高碕是一位有很深民族主义情念的政治家，他那敏锐的国际视野就构建于其对国家利益无比执著的精神基础之上；但他仍然不失政治家应具的理性和高远。也正因为如此，高碕才能对一般日本政要唯恐避之不及、但却之于国家的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的对华关系问题，经常以力排万难的姿态，高瞻远瞩去面对和处理，而这一姿态及作为其支撑的时局观与当时主张日本追随美国和远疏中国才是对外政策根本的自民党主流派的对外认识迥然不同，然和中日复交前一直致力于对华关系正常化运动的政治家群体的国际政治观则有着共同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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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丹]
[关键词]高碕达之助，日本政治家，中日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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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因冷战下的国际政治影响及日本政府推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长时间内没有邦交关系。但即便在两国关系极为困难的时期，日本政界仍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本着对华复交的目标和使命感，在各个领域积极推进对华交流事业。身处保守政治家阵营的阁僚级的国会议员高碕达之助就是这样一位堪称日方开创对华交流事业的先驱者。尤其是高碕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大量奠基性工作，为两国最终恢复邦交起了重要作用，为此他在这方面的业绩也得到了中日两国各界的高度评价。然而，对这样一位在非常时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建功甚巨的政治人物，无论中外学术界却几乎无专文予以考察。鉴此，本文联系国际政治展开的过程，在考察高碕的对华交流活动的基础上，予其对华政策观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特质和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前提。
一、和中国社会的最初接触
高碕达之助是一个典型的实业型政治家，所以他生涯中与中国大陆的接点也缘于其青壮年时代的产业活动。高碕1885年生于日本大阪府高槻市，还在中学时代就认定将来能够解决日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非水产业莫属，所以中学一毕业，这位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的少年便选择当时号称世界唯一的水产专门学校，即日本农商务省所辖的水产讲习所就读。四年后，高碕从讲习所毕业，入东洋水产公司任工程师。1912年东洋水产公司因经营不善，高碕辞职出国，在墨西哥和美国各地学习制罐业技术，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高碕回日本创业。他和友人创立东洋制罐公司，并自任支配人。1939年，高碕为了寻找马口铁的原材料至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考察，此后他和中国方面的联系也越发增多。不久，高碕受时任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鲇川义介的邀请，在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帮忙处理业务。当时，因日本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体制，钢铁等战略物质的调配越发困难，东洋制罐公司乘势兼并了北海制罐和日本制罐等公司，在此基础上也就放弃了原来的业务而变成军需工厂。1941年，高碕把日本国内的工作交于他人经管，专注于满洲重工业公司副总裁一职，就是说，那时在中国东北展开的经营活动已成为他的主要事业。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是经营钢铁、煤炭、化学、机械等重工产业的企业，也是十足的日本国策公司，为此一直受到关东军和日本军部的严密控制，公司内虽然也设数名中国副总裁，但大小权力全在日本干部的掌控之中。次年高碕升任该公司总裁，遂在这个重要位置上为苟延残喘的日本战时经济的维持，尽了犬马之劳。1945年8月，高碕是在中国东北迎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由以上可知，战前的高碕基本上是在经济领域维护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一名重要人物。
1946年5月，进驻东北地区的共产党部队希望高碕协助当地搞好产业的复兴工作，当时高碕以专搞经济活动、不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为条件，答应担任东北地区的产业调查所副所长一职，致力于所委派的任务。但不久因共产党军队撤离，国民党政府派军入驻高碕所在的长春一带，于是高碕又承诺帮助国民党方面复兴当地经济，并担任东北行营与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顾问。1946年，国民党政府开始遣返在东北的日本侨民，高碕任东北日侨善后联络机构的主任，成为统一处理东北地区日侨回国工作的日方负责人。
在这之后，美国政府决定从日本国内的机器设备中拆除其中约三成作为“中间赔偿”，以满足各参战国的对日赔偿要求。于是，国民党政府为将日本主要的钢铁厂和发电厂设备拆除并运至中国，委托高碕回国对日本的机器设备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因此，高碕奉命在1947年底回到日本。但稍后国共内战扩大，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这时，高碕根据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关于中间赔偿已到此为止，故已无必要再回中国的建议，留在了日本。1947年，高碕因战争期间担任过国家经济领域的重要职位，受到美国占领当局的整肃处分。此后至1951年解除处分，高碕一直低调处事，有意疏远政治而只是关注实业的发展。
二、摸索互惠的对华交流路径
1952年，日本政府出资成立全国电力开发公司，深受吉田茂等日本政府领导人信任的高碕被推荐为首任总裁。1954年，高碕又以实业家之身入阁，出任鸠山一郎内阁的经济审议厅长官，经济审议厅是后来经济企划厅的前身。根据当时日本政治制度的规定，内阁成员必须是国会议员，于是高碕在1955年大选之际回故乡大阪参加竞选，并以最高票当选为众议员。以后，高碕在三届鸠山内阁中都出任阁僚，主持策划国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工作。1955年万隆举办亚非会议之际，因美国政府不参加，日本执政党内有一些人也反对派团与会，但最终由鸠山首相决断，组成高碕任首席代表的日本政府代表团。这是战后高碕首次以政治家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并和新中国政府进行接触。亚非会议期间，日本外务省因顾虑国际政治的影响，反对高碕和中国代表、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接触，但高碕则认为中日政治家的晤面有不寻常的意义，故而对此持向前看的态度。因此，在亚非会议期间高碕如愿和周总理举行了长时间会谈，周总理赞扬高碕为中国东北的产业复兴所作的贡献，并邀请他在适当时候访问中国大陆，这次外交交涉也为日后高碕等构建对华长期备忘录贸易体制铺设了基础。在与周总理的会谈中，高碕通过解释当时日本所处的特殊国际政治环境，要求中方理解日方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受到美国和旧金山条约体系高度制约的被动地位。高碕指出：日本国内虽然上上下下都希望和中国大陆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我国现在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独立，还不能以自身的意志做想做的事情”；另外，以前和台湾之间形成的而现在又不能简单否定的政治外交关系，也对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构成了很大的障碍。就是说，他在这里显示了日本保守政界持有的共识：发展与大陆的关系，必须与日本已承诺履行的旧金山条约等国际文件构成的国际法体制不相抵触。当然，这也是作为保守政治阵营一员的高碕的基本政治立场。但即便如此，高碕仍然主张要在可能范围之内积极发展对华交流活动，以此为将来两国复交敷设基石，这也正是他与其他保守政治家的不同之处。
1957年石桥湛山任首相，高碕因支持内阁大 力发展对华贸易，得到希望打开大陆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的拥戴。石桥辞职之后，高碕支持岸信介组阁。第二届岸信介内阁成立时，高碕接受邀请出任通产省大臣。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发生，中日两国经济及文化交流一时完全中断。次年，高碕为解决日本的生漆原料问题，欲凭借自己的关系，直接给周总理去信求援，但后为岸信介首相和藤山爱一郎外相以现职阁僚给非邦交国领导人致函极易引发政治外交问题为由加以阻拦，于是联系工作便改成托人转达口信的方式，由此也可见高碕对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信赖。不久，高碕辞去通产相，重回产业界，先后担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东洋制罐公司顾问等职。1960年他作为政府代表和苏联进行日苏渔业交涉，就在这一年10月，高碕接受周总理的邀请，率领日本产业界人士，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大陆。
通过这次对中国的实地考察，高碕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变，同时也留意到中国各地经济建设中存在着忽视效率和成本等问题。对此，他在与周总理长达五小时的会谈中都没有保留地进行了提醒和建议，受到中方高度的重视。对于当时中国方面批判日本政府敌视中国、要求结束两国不正常关系的呼吁，高碕则指出：两国关系的现状令人遗憾，自己作为曾签订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一员也深感责任重大，但两国关系不正常的问题诚如周总理所言，责任不在中国方面，而我想说明的则是，那也不属于日本国民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到底在哪里，这正是我想通过和周总理进行充分的探讨去寻求的”。高碕的这个姿态，不用说反映了刚成立不久的池田内阁在对华外交问题上的既想打开局面，而又忧虑节外生枝引出复杂的外交问题的微妙立场；当然，也折射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以产业为轴介入政治的社会哲学。
三、全力推进中日备忘录贸易
至20世纪60年代，在中日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综合贸易机制，以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显然是一个既符合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在当时条件下推进中日交流的重要事业。1962年9月，时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的高碕本着“贸易是最良的和平使者”的信念，就扩大中日贸易的具体方案和自民党国会议员中主张积极发展对华交流的领军人物松村谦三举行会谈，确认今后以新体制展开两国贸易活动，其原则和主要做法为：第一，下月由高碕率领日本钢铁、肥料、机械、海运、金融等业界的代表访华，展开贸易交涉：第二，高碕等访华期间，和中国方面缔结出口钢铁、肥料、机械、农药和进口煤、大豆、玉米、中药、铁矿石的长期易货贸易协定；第三，在做这些进出口贸易时，给予中方延期两年付款等贸易优惠条件
这时的日本政府基本上也以向前看的姿态支持以这个备忘录贸易体制发展对华贸易，只是在给予中国方面延期付款和出口成套设备等方面附加了条件。但与此相对，倒是日本经济界尤其是钢铁和肥料业界有不少人士对建立中日备忘录贸易体制持消极态度，有的甚至拒绝参加访华团。这个动向的背后，其实有美国和台湾方面施加了压力的缘故。该年9月26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在日美协会讲演时就指出：“日本如果坚持要和社会主义国家扩大贸易，结果也许会为其利用，最终将不利于日本。共产圈国家会要求日本做出政治让步。日本应该省悟这个危险。”另外，美国驻东京公使在会见日本外务省次官时也强调，日本如果一面拿着美国的资金援助，一面给予中共延期付款的贸易优惠，美国国民必然会对此感到不满。而台湾当局则一面通过媒体围绕备忘录贸易体制展开对日批判；一面频频对日本有关的企业和机构施加压力，如台湾的粮食局局长李连春对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公司的驻台机构宣称：“如果日本的硫铵业界有代表参加高碕访华团，台方将撕毁从日本进口肥料的合同。”
而日本政府则考虑到大陆肥料市场所具的将来性，遂由农林大臣出面劝说硫铵业界巨头，最终才得到业界承诺派出日本化肥出口振兴协会的干部参加高碕访华团。当时，对美贸易约占了日本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而日本的钢铁则有四分之一是出口往美国，肥料约有八成出口至韩国和台湾，这个现状是致使美台方面的外交压力一定程度上在日本经济界奏效的要因。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碕访华团一行33人于1962年10月26日出发访华，11月12日回国。在大陆逗留期间，高碕一行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了三次会谈。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并根据备忘录的两位签约人的姓氏分别为“廖(Liao)”和“高碕(Takasaki)”，将中日备忘录贸易命名为“廖高贸易”或"LT贸易”。中日备忘录贸易协定的内容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备忘录。一是第一次协议事项。
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两国民间贸易根据周恩来总理和松村谦三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及积累的方式加以发展；第二，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为第一个五年贸易期，在此期间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为3600万英镑；第三，中国主要对日出口煤、铁砂、大豆、玉米、盐、锡等商品，日本主要对中国出口钢材、化学肥料、农药、农机械和农具、成套设备等商品；第四，各项交易由日本当事者和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个别合同；第五，各项交易以英镑及双方同意的其他货币结算；第六，日本向中国出口的部分商品的延期付款和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则另行规定。
在以上交涉过程中，高碕在两个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是关于日本对华出口合成硫铵问题，在相关品目的贸易交涉中握有决定权的业界主要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高碕代为做出了决定，同意自1964年开始向大陆出口与输往台湾同样质量的合成硫铵商品；其次是在赞同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的问题上，根据达成的协议内容，显然已经突破了事前日本外务省拟定的不就成套设备出口问题进行协议的原则。即高碕等以回应中方需求的方式，不仅同意在备忘录中明确记述自日本出口的商品中包括成套设备，而且在协议事项中还具体规定从1963年至1965年出口的成套设备支付总额，每年为100万英镑。对于这个交涉结果，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碕个人颇具胆识的判断。
当然，高碕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并没有超出自民党政权预定的方针范围，就像他于此前在向自民党要人表明的“为使自己的访华不致犯错误，希望政府和自民党能在出访之前就日中贸易的推进方式确定基本的方针”一语所示，高碕在对华接触中是一直自觉把将两国民间贸易活动纳入自民党政权对外方针的轨道，作为所有交涉的出发点和目标的；而自民党政权关于这场所谓民间贸易交涉，其实也在贸易的条件、具体品目及推进机构等问题上基于对外政策的需要作过切实的研究。就是说，高碕对华交涉中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当然在 以一些非原则问题上的灵活处理最终促成谈判，尤其是使得备忘录贸易体制得以确立这一点上，它具有重大意义。高碕和中方签订的两国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为期五年，自1963年至1967年为第一期，此期每年平均贸易额为三千六百万英镑。关于这个备忘录贸易体制的重要性，高碕这样为其定位：“不仅使日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是恢复日中邦交的巨大纽带。”
高碕回国后，为了落实和尽早启动备忘录贸易活动，经和松村等商量，作为日方的联系窗口，在原先设于东京的高碕达之助事务所的基础上，再成立“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这一机构，并由高碕亲任会长。自此以后，两国贸易除了以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为窗口的“友好贸易”以外，又有了备忘录贸易这条新的通道。而在松村谦三为首的对华政策活动集团内部，不久便形成了在对华交涉方面由松村执掌政治、高碕分管贸易的分工布局。就是说，自此至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止，由松村、高碕等和中国方面设置的备忘录贸易体制，除了在经贸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外，还在两国高层间起着有效沟通政治意思的管道功能；这十年里，中日之间虽说问题依旧层出不断，但却不至于出现如20世纪50年代时的双边关系断裂局面，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有高碕等人借助于备忘录贸易体制这个平台在两国政府间进行的牵线搭桥作用。
可是，就在中日备忘录贸易事业刚刚起步，尚需要高碕这样有志于对华交流的有经验人士继续为其掌舵之际，七十九岁高龄的高碕却于1964年2月24日离世而去。当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分别对高碕家族致送了唁电。周总理在电文中指出：“高碕先生在万隆会议上同亚非各国领导人共同创立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并在以后的几年为发展中日贸易和增进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实现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必有深远的影响。”陈毅副总理在电文中评价说：“高碕先生生前将他的晚年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并作了重要的贡献。高碕先生的逝世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从中国领导人的这些电文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中方高层对高碕长期展开对华交流事业的高度评价以外，也可读出对逝者的敬意和痛惜之情。
四、结语
如上所述，高碕身为日本保守阵营阁僚级的重要政治家，在中日两国关系极为困难的时期，不仅坚持主张而且还身体力行推进以两国复交为目标的对华交流事业，尤其是在为形成和维护两国备忘录贸易这一重要国际交流通道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成为高碕长期坚持对华交流活动的信念和思想动力的，并非完全为“日中两国是同文之国”及对华“赎罪”等观念范畴的情感或道义，如他和松村谦三集团的其他成员因积极推进对华交流活动，常被人称为“亲华派”，然而高碕等对此非但不予认同，有时甚至会明确加以否定。就是说，他的对华观既源于他本人非凡的战略视野及对中国社会有较深的认识，也更得助于其笃信中国在市场和安全上对于日本增进国家利益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这一对华观。高碕长期坚持的重视中国的政策观基本上辐射于其自述的如下对华认识：“日本与中国、苏联、美国等情况不同，只是一个在资源上无法实现自给自足的国家，所以为了生存只能依靠国际贸易来解决资源问题，日本虽然在政治上选择了欧美的西方阵营，但又和中国、苏联等东方阵营为邻，这就要求日本的政治家和实业家，必须学会和两个阵营的国家都友好相处的本事”。
在这里，高碕明确把日本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平友好相处视作自己从事政治和实业活动的“根本信念”。高碲的这个立场虽曾被自民党内一些主张日本只需和美国友好相处才是务实的政治选择的国会议员讥笑为“如同小孩一般幼稚的论谈”和毫无现实性可言的观点而不屑一顾。然而，高碕亲历的对华交流实践的结果则证明，正是这些讥笑者的认识才属肤浅短视。显然，高碕是一位有很深民族主义情念的政治家，他那敏锐的国际视野就构建于其对国家利益无比执著的精神基础之上；但他仍然不失政治家应具的理性和高远。也正因为如此，高碕才能对一般日本政要唯恐避之不及、但却之于国家的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的对华关系问题，经常以力排万难的姿态，高瞻远瞩去面对和处理，而这一姿态及作为其支撑的时局观与当时主张日本追随美国和远疏中国才是对外政策根本的自民党主流派的对外认识迥然不同，然和中日复交前一直致力于对华关系正常化运动的政治家群体的国际政治观则有着共同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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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