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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一个不足30平米的房间里，郑晓洁夫妇创办了中国首家盲人公益电影院。
别看它规模很小，在英美等国都大名鼎鼎，路透社和BBC还专门对其进行过报道。
盲人也能“看”电影
郑晓洁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在航天部工作。多才多艺的她，后来成为一档电视节目的独立制片人。2003年，郑晓洁想为残疾人拍摄一部电视节目，旨在表现他们的坚强，并给这个栏目取名《生命在线》。
制作电视节目需要大量投资，当《生命在线》即将启动的时候，投资方却不愿意掏钱了。这让郑晓洁陷入两难，坚持还是放弃？她选择了前者。最终，她动用家里的30万拆迁款启动了节目，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节目主题曲和报道线索。
第一期节目的线索，来自一个患有脊髓炎的黑龙江男孩。他写信给郑晓洁，说自己的残疾人朋友张建新得了肌无力，高位截瘫，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希望死之前栏目能帮他捐献眼角膜。
看到信后，郑晓洁马上赶到张建新家里。在建新生活的农村，人们都认为残疾人是上辈子造了孽，甚至家里人经常当着建新的面咒他，为此他曾6次自杀。郑晓洁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生活在建新家里并跟踪拍摄。2003年春天，《生命在线》播出了这个故事，郑晓洁当天就接到了建新的电话，他兴奋地说，这个片子不仅改变了村里人对自己的看法，也让他对生活有了信心。
虽然资金一直没有解决，但郑晓洁仍坚持自费制作节目，为增加人手，她把正在下海做生意的丈夫胡大伟拉进了节目组。一天，一位盲人女孩对郑晓洁说，聋哑人通过助听器还能听到声音，肢残人通过辅助设备还能再次站立，但是盲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永远生活在黑暗中，很多人一生唯一的陪伴就是收音机……
一席话触动了郑晓洁，她决定为盲人就业做点实事。2003年7月，郑晓洁用自己剩下的钱，注册了红丹丹教育中心，旨在利用盲人对声音的敏感和对广播节目的兴趣，对盲人进行播音主持培训。20多个盲人学生成为第一批学员，郑晓洁免费为孩子们提供吃住，教他们学习普通话、电脑编辑等。经过3年的培训，终于有盲人首次拿到了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其中多数进入媒体工作，如今在央视的董丽娜就是其中的一员。后来经过郑晓洁的多方努力，北京广播电台专门开设了国内第一档盲人主持的节目——“心目盲人广播”。
萌生让盲人看电影的想法，则纯属偶然。2005年3月的一天，夫妻俩在家看英文版电影《终结者》，一位盲人朋友前来做客，大伟便拉对方一起看，边看边介绍情节并绘声绘色地描述电影画面。从没领略过电影艺术的盲人朋友，越听越激动，手上和鼻尖都渗出了汗珠，极投入地沉浸在这场视听盛宴里。电影讲完后，盲人朋友激动地将大伟抱起来在屋里转圈，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36年来第一次“看”了电影，“一下就被这种神奇的艺术震撼了！”
那个瞬间像一次核变，催生了一种力量，郑晓洁想，为什么不给盲人讲电影呢？这年5月，夫妻俩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盲人公益电影院——“心目影院”。
讲电影是个技术活
每个周六早晨，位于北京鼓楼西大街79号的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里，会不时响起盲杖“笃笃”的探路声。有家属带着的盲人三三两两赶来，他们脸上挂着期待的笑容，不时热络地向大伙儿打着招呼。为了方便盲人朋友，“心目影院”提前贴心地铺了20来米的盲道，条形砖引导盲人放心前行，带有圆点的提示砖则提示盲人前方有障碍。
“来得真早呀！”郑晓洁和工作人员跟一位名叫时秀清的盲人打招呼。“怕路上塞车，赶不上电影的开头。”他笑着回答。时秀清来这里要花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算住得近的，有住在通州、昌平的，单程就要两三个小时，下雨下雪天，路就更难走了。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志愿者们一趟一趟往返于公交站和四合院之间，把盲人搀扶进来。“给我挑个靠前面一点儿的座位吧。”盲人们总是这样要求。
听到相熟的朋友到来，先来的人就用力地击掌，或者使劲儿拍着身边的空位。后来的人喊着“来了来了”，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快到9点的时候，不足30平米的屋子里，已经挤进40位观众。他们爽朗地笑，高声地打招呼，敲打盲杖，热烈拍手，偶尔还夹杂着报时手表发出的“现在时刻×点×分”的声音，人声鼎沸，其乐融融。
大伟正忙着调试音响设备、投影仪，而志愿者们则要在一片嘈杂声中迅速判断“求助信号”，然后跑过去帮助盲人解决问题，有时候是要喝水，有时候是要去厕所，有时候是要调换座位。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们自己都能独立解决，那为什么还要举手找志愿者？“有热心人帮助，让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时秀清和几个盲人说到这里，像孩子一样调皮地笑起来。
投影仪调试完毕，音响开得比较小，影片已经开始预播，片头的配乐缓缓流淌，盲人们争相打听电影的名字。在一块白板上，写着——今日电影：《海啸生死恋》。这是一部美国影片，又被译作《云和山的彼端》，是一部大伟喜欢的电影。
一个转身，大伟站到了窗台前，用又粗又黑的记号笔往一张白纸上写着什么，还时不时地翻看笔记本。“克里波奇、吉恩、法基”，他写下一连串外国人名。“记清楚人物很重要，这是给自己一些醒目的提示。” 他手脚麻利，动作娴熟，提示字条、麦克风、遥控器，一切准备就绪。大伟说，来这里的人，都是用心“看”电影的，你为他们做这些时，也变得格外用心。
已经不用寒暄，大伟站到观众面前开始介绍影片的背景资料：这是一部传记式影片，讲述一位年轻的美国传教士的故事。在陌生的太平洋小岛上，面对文化冲突、信仰危机和生死考验，年轻的传教士由脆弱而坚强，由踌躇而执著，在种种历练中勇敢前行。
这类情节推进相对舒缓的影片，正适合给盲人讲。
大伟坐在一把略高的椅子上，一手握遥控器，不时调节音量，以配合自己的解说。另一只手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偶尔瞄一眼，以提示自己不要说错了角色的名字。因为是白天，又亮着灯，屏幕上的画面色彩很浅，有时候连字幕都无法清晰辨认，更不要说人物的细小动作了。这给大伟的解说带来了很大困难，可他能一个镜头不落地讲下来，只要对白一停，大伟的声音就会响起来。 郑晓洁说给盲人讲电影看似轻松，实则不然，因为对于从未看到过这个世界的盲人来说，理解一件事物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讲述者要提前在本子上记下影片中的人物及其关系，以及特别需要注意的情节；要记下观看影片时灵光一现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想与盲人分享的感受。
大伟说给盲人讲电影，关键是同步转述电影，在瞬间找到贴切的语言，生动地把图像表述出来，让他们确确实实地“看到”。比如描述花朵的时候不能说这是一朵花，而要说清楚它的颜色、形状等等，像直升机、火车、恐龙、埃菲尔铁塔……一些经常出现在电影里的寻常物，对于那些先天失明的盲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存在。
“心目影院”只有一间屋子，主要放映设备是一台25英寸的老式电视机和一台影碟机。靠墙的架子上整齐地排列着《阿甘正传》、《天堂电影院》等200多部电影，架子顶上还特意摆放着恐龙、火箭发射架和多种飞机模型以及福娃等，它们都是大伟讲电影的帮手。因为各种模型，可以让盲人通过触摸来了解其大致形态。一位盲人触摸过蒸汽机火车头模型后，恍然大悟道：“我终于知道这家伙长什么样了！”
2007年10月，当“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升空时，郑晓洁专门邀请电视台主持人为盲人朋友“现场直播”了整个发射过程，30多位盲人挤在小屋里，一边摸着发射架模型，一边兴奋地想象着探月过程。
从小失明的李桂芝每周六都会早早来到“心目”，习惯性地坐在第三排。她手里总拿着一个mp3，把大伟讲电影的过程录下来，回去后再反复欣赏。“我最喜欢《泰坦尼克号》，之前是自己在家听电视里放，因为看不见画面，很多情节听不大明白。”这位优雅的女士说，在这里，她好像真的看见了那么大的一艘船和那么美的爱情故事！
以前，李桂芝常常一个人在家，一待就是一天也不说话，陪伴她的只有一台小收音机。自从和“心目”老板娘郑晓洁成为闺密后，她就像变了个人。“现在大家都说我爱打扮了，性格活泼开朗了，与人接触也淑女多了。”她说，这家影院，把她带进了一个美丽的世界。
心像开满花的树
为了维持盲人影院的运转，郑晓洁夫妇卖房卖车，用光了半生积蓄，如今一家三口挤在亲戚的房子里。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为钱发愁。”性格爽快的郑晓吉，毫不遮掩经济的窘迫，最苦的时候，夫妻俩住在办公室帘子后面几平米的狭小空间里，伙食是顿顿白菜炖豆腐，有员工从家里带来一块肉，那就是丰盛的大餐了。他们夫妇甚至挪用了多年前为儿子存下读大学的教育基金，以致考上大学的儿子无法入学，最终选择了自考。
面对困境，他们也曾经想放弃。很快，他们低落的情绪，被敏感的盲人朋友发现，一位盲人的母亲把仅有的4万元存款拿给他们交房租。其他盲人朋友，也你5块我10块地进行捐助，经济特别困难的甚至给他们送来了自家蒸的馒头。
“红丹丹”和郑晓洁的工作，大受盲人朋友的欢迎，有时却无法得到社会和家庭的理解。为了支持机构的运作，郑晓洁前往一些企业募款时，会被怀疑利用残疾人赚钱；因为背了不少债务，以至于朋友一看是郑晓洁的电话，就以为是借钱而不敢接，甚至连母亲都骂她是败家子。
郑晓洁的信念是：“只要饿不死，我就会一直干下去。”令他们夫妻欣慰的是，一些爱心人士听说他们的故事后，主动跑来做义工，如今“红丹丹”有8个固定工作人员，注册志愿者1000多人。2009年国际盲人节，他们带着盲人朋友爬上长城，又在解放军歌剧院给大批盲人朋友讲电影。郑晓洁的母亲通过电视节目，了解了女儿所做的一切，第二天一早就在电话里哭着对女儿说：“一辈子能做成这么一件事，值了！”
“一个星期讲一次，太少了！一次最多容纳三四十人，也太少了！”尽管郑晓洁一直对记者这样念叨，其实他们夫妻俩已经做得太多。除了每周六现场讲电影，他们还每周一次通过电台播放广播节目《心目影院》，听众已经超过75万人。
曾经有媒体将“心目影院”当做好人好事报道，他们夫妇马上打电话过去要求纠正，并再三申明，自己并不是做好事，而是尽一个社会人的义务，心目影院也不是一个创意，而是满足弱势群体对其基本权利的需求。对郑晓洁夫妇来说，如今的最大困难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社会观念的改变，社会应该满足弱势群体比普通人所需要的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除心目影院外，郑晓洁和丈夫还负责着一个图书馆项目，专为盲人朋友制作有声读物。曾鑫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她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担任志愿者的情景：几个人去山东临沂给盲人开展公民意识培训，告诉他们国家为盲人提供的优惠政策，许多人第一次知道自己坐公交车是免票的。“每个志愿者发言之后，盲人听众们都会特别热烈地鼓掌，像小孩过节一样快乐。那样的掌声，让我的内心充满喜悦和震撼。”
直到采访结束，郑晓洁才无意间透露，曾鑫患有先天黑盲的眼病，视力只有0.1，在昏暗的光线下无法看清东西，且病情还在不断恶化，医学对此束手无策。可是在冬日的阳光下，女孩的眼睛清澈如水，她自信大方的样子看不出一点疾病的影子。曾鑫说，自己最喜欢的歌词是：“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
去年春节前，郑晓洁的盲人弟子还在电影频道《爱秀电影》中秀了一把绝活：帅气的小伙子模仿李小龙的招牌动作和迈克·杰克逊的太空步；电影《甲方乙方》里的经典片断也被他们表演得淋漓尽致；把《手机》、《非诚勿扰》里的经典片段模仿得惟妙惟肖……
心目影院还有自己的合唱团，成员不是年轻女生而由中老年组成。她们有高、中、低三个声部，因为喜欢唱歌，又喜欢看电影，所以她们最爱唱的是电影歌曲。盲人合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很多盲人唱歌都紧咬牙齿，口型难看，发音不准，光是训练口型，两位从英国来的志愿者就教了一年。合唱团最终为观众奉献了一首首美妙的歌曲，路透社和BBC等媒体专门作了报道，郑晓洁夫妇的故事也因之传遍了英、美、法等许多国家。
到2012年10月，心目影院已经被成功地复制到天津、深圳、成都、太原、大连、石家庄等城市，郑晓洁和大伟的心愿是，在中国每个城市都为盲人建一个“心灵桃花源”！
别看它规模很小，在英美等国都大名鼎鼎，路透社和BBC还专门对其进行过报道。
盲人也能“看”电影
郑晓洁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在航天部工作。多才多艺的她，后来成为一档电视节目的独立制片人。2003年，郑晓洁想为残疾人拍摄一部电视节目，旨在表现他们的坚强，并给这个栏目取名《生命在线》。
制作电视节目需要大量投资，当《生命在线》即将启动的时候，投资方却不愿意掏钱了。这让郑晓洁陷入两难，坚持还是放弃？她选择了前者。最终，她动用家里的30万拆迁款启动了节目，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节目主题曲和报道线索。
第一期节目的线索，来自一个患有脊髓炎的黑龙江男孩。他写信给郑晓洁，说自己的残疾人朋友张建新得了肌无力，高位截瘫，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希望死之前栏目能帮他捐献眼角膜。
看到信后，郑晓洁马上赶到张建新家里。在建新生活的农村，人们都认为残疾人是上辈子造了孽，甚至家里人经常当着建新的面咒他，为此他曾6次自杀。郑晓洁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生活在建新家里并跟踪拍摄。2003年春天，《生命在线》播出了这个故事，郑晓洁当天就接到了建新的电话，他兴奋地说，这个片子不仅改变了村里人对自己的看法，也让他对生活有了信心。
虽然资金一直没有解决，但郑晓洁仍坚持自费制作节目，为增加人手，她把正在下海做生意的丈夫胡大伟拉进了节目组。一天，一位盲人女孩对郑晓洁说，聋哑人通过助听器还能听到声音，肢残人通过辅助设备还能再次站立，但是盲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永远生活在黑暗中，很多人一生唯一的陪伴就是收音机……
一席话触动了郑晓洁，她决定为盲人就业做点实事。2003年7月，郑晓洁用自己剩下的钱，注册了红丹丹教育中心，旨在利用盲人对声音的敏感和对广播节目的兴趣，对盲人进行播音主持培训。20多个盲人学生成为第一批学员，郑晓洁免费为孩子们提供吃住，教他们学习普通话、电脑编辑等。经过3年的培训，终于有盲人首次拿到了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其中多数进入媒体工作，如今在央视的董丽娜就是其中的一员。后来经过郑晓洁的多方努力，北京广播电台专门开设了国内第一档盲人主持的节目——“心目盲人广播”。
萌生让盲人看电影的想法，则纯属偶然。2005年3月的一天，夫妻俩在家看英文版电影《终结者》，一位盲人朋友前来做客，大伟便拉对方一起看，边看边介绍情节并绘声绘色地描述电影画面。从没领略过电影艺术的盲人朋友，越听越激动，手上和鼻尖都渗出了汗珠，极投入地沉浸在这场视听盛宴里。电影讲完后，盲人朋友激动地将大伟抱起来在屋里转圈，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36年来第一次“看”了电影，“一下就被这种神奇的艺术震撼了！”
那个瞬间像一次核变，催生了一种力量，郑晓洁想，为什么不给盲人讲电影呢？这年5月，夫妻俩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盲人公益电影院——“心目影院”。
讲电影是个技术活
每个周六早晨，位于北京鼓楼西大街79号的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里，会不时响起盲杖“笃笃”的探路声。有家属带着的盲人三三两两赶来，他们脸上挂着期待的笑容，不时热络地向大伙儿打着招呼。为了方便盲人朋友，“心目影院”提前贴心地铺了20来米的盲道，条形砖引导盲人放心前行，带有圆点的提示砖则提示盲人前方有障碍。
“来得真早呀！”郑晓洁和工作人员跟一位名叫时秀清的盲人打招呼。“怕路上塞车，赶不上电影的开头。”他笑着回答。时秀清来这里要花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算住得近的，有住在通州、昌平的，单程就要两三个小时，下雨下雪天，路就更难走了。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志愿者们一趟一趟往返于公交站和四合院之间，把盲人搀扶进来。“给我挑个靠前面一点儿的座位吧。”盲人们总是这样要求。
听到相熟的朋友到来，先来的人就用力地击掌，或者使劲儿拍着身边的空位。后来的人喊着“来了来了”，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快到9点的时候，不足30平米的屋子里，已经挤进40位观众。他们爽朗地笑，高声地打招呼，敲打盲杖，热烈拍手，偶尔还夹杂着报时手表发出的“现在时刻×点×分”的声音，人声鼎沸，其乐融融。
大伟正忙着调试音响设备、投影仪，而志愿者们则要在一片嘈杂声中迅速判断“求助信号”，然后跑过去帮助盲人解决问题，有时候是要喝水，有时候是要去厕所，有时候是要调换座位。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们自己都能独立解决，那为什么还要举手找志愿者？“有热心人帮助，让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时秀清和几个盲人说到这里，像孩子一样调皮地笑起来。
投影仪调试完毕，音响开得比较小，影片已经开始预播，片头的配乐缓缓流淌，盲人们争相打听电影的名字。在一块白板上，写着——今日电影：《海啸生死恋》。这是一部美国影片，又被译作《云和山的彼端》，是一部大伟喜欢的电影。
一个转身，大伟站到了窗台前，用又粗又黑的记号笔往一张白纸上写着什么，还时不时地翻看笔记本。“克里波奇、吉恩、法基”，他写下一连串外国人名。“记清楚人物很重要，这是给自己一些醒目的提示。” 他手脚麻利，动作娴熟，提示字条、麦克风、遥控器，一切准备就绪。大伟说，来这里的人，都是用心“看”电影的，你为他们做这些时，也变得格外用心。
已经不用寒暄，大伟站到观众面前开始介绍影片的背景资料：这是一部传记式影片，讲述一位年轻的美国传教士的故事。在陌生的太平洋小岛上，面对文化冲突、信仰危机和生死考验，年轻的传教士由脆弱而坚强，由踌躇而执著，在种种历练中勇敢前行。
这类情节推进相对舒缓的影片，正适合给盲人讲。
大伟坐在一把略高的椅子上，一手握遥控器，不时调节音量，以配合自己的解说。另一只手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偶尔瞄一眼，以提示自己不要说错了角色的名字。因为是白天，又亮着灯，屏幕上的画面色彩很浅，有时候连字幕都无法清晰辨认，更不要说人物的细小动作了。这给大伟的解说带来了很大困难，可他能一个镜头不落地讲下来，只要对白一停，大伟的声音就会响起来。 郑晓洁说给盲人讲电影看似轻松，实则不然，因为对于从未看到过这个世界的盲人来说，理解一件事物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讲述者要提前在本子上记下影片中的人物及其关系，以及特别需要注意的情节；要记下观看影片时灵光一现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想与盲人分享的感受。
大伟说给盲人讲电影，关键是同步转述电影，在瞬间找到贴切的语言，生动地把图像表述出来，让他们确确实实地“看到”。比如描述花朵的时候不能说这是一朵花，而要说清楚它的颜色、形状等等，像直升机、火车、恐龙、埃菲尔铁塔……一些经常出现在电影里的寻常物，对于那些先天失明的盲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存在。
“心目影院”只有一间屋子，主要放映设备是一台25英寸的老式电视机和一台影碟机。靠墙的架子上整齐地排列着《阿甘正传》、《天堂电影院》等200多部电影，架子顶上还特意摆放着恐龙、火箭发射架和多种飞机模型以及福娃等，它们都是大伟讲电影的帮手。因为各种模型，可以让盲人通过触摸来了解其大致形态。一位盲人触摸过蒸汽机火车头模型后，恍然大悟道：“我终于知道这家伙长什么样了！”
2007年10月，当“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升空时，郑晓洁专门邀请电视台主持人为盲人朋友“现场直播”了整个发射过程，30多位盲人挤在小屋里，一边摸着发射架模型，一边兴奋地想象着探月过程。
从小失明的李桂芝每周六都会早早来到“心目”，习惯性地坐在第三排。她手里总拿着一个mp3，把大伟讲电影的过程录下来，回去后再反复欣赏。“我最喜欢《泰坦尼克号》，之前是自己在家听电视里放，因为看不见画面，很多情节听不大明白。”这位优雅的女士说，在这里，她好像真的看见了那么大的一艘船和那么美的爱情故事！
以前，李桂芝常常一个人在家，一待就是一天也不说话，陪伴她的只有一台小收音机。自从和“心目”老板娘郑晓洁成为闺密后，她就像变了个人。“现在大家都说我爱打扮了，性格活泼开朗了，与人接触也淑女多了。”她说，这家影院，把她带进了一个美丽的世界。
心像开满花的树
为了维持盲人影院的运转，郑晓洁夫妇卖房卖车，用光了半生积蓄，如今一家三口挤在亲戚的房子里。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为钱发愁。”性格爽快的郑晓吉，毫不遮掩经济的窘迫，最苦的时候，夫妻俩住在办公室帘子后面几平米的狭小空间里，伙食是顿顿白菜炖豆腐，有员工从家里带来一块肉，那就是丰盛的大餐了。他们夫妇甚至挪用了多年前为儿子存下读大学的教育基金，以致考上大学的儿子无法入学，最终选择了自考。
面对困境，他们也曾经想放弃。很快，他们低落的情绪，被敏感的盲人朋友发现，一位盲人的母亲把仅有的4万元存款拿给他们交房租。其他盲人朋友，也你5块我10块地进行捐助，经济特别困难的甚至给他们送来了自家蒸的馒头。
“红丹丹”和郑晓洁的工作，大受盲人朋友的欢迎，有时却无法得到社会和家庭的理解。为了支持机构的运作，郑晓洁前往一些企业募款时，会被怀疑利用残疾人赚钱；因为背了不少债务，以至于朋友一看是郑晓洁的电话，就以为是借钱而不敢接，甚至连母亲都骂她是败家子。
郑晓洁的信念是：“只要饿不死，我就会一直干下去。”令他们夫妻欣慰的是，一些爱心人士听说他们的故事后，主动跑来做义工，如今“红丹丹”有8个固定工作人员，注册志愿者1000多人。2009年国际盲人节，他们带着盲人朋友爬上长城，又在解放军歌剧院给大批盲人朋友讲电影。郑晓洁的母亲通过电视节目，了解了女儿所做的一切，第二天一早就在电话里哭着对女儿说：“一辈子能做成这么一件事，值了！”
“一个星期讲一次，太少了！一次最多容纳三四十人，也太少了！”尽管郑晓洁一直对记者这样念叨，其实他们夫妻俩已经做得太多。除了每周六现场讲电影，他们还每周一次通过电台播放广播节目《心目影院》，听众已经超过75万人。
曾经有媒体将“心目影院”当做好人好事报道，他们夫妇马上打电话过去要求纠正，并再三申明，自己并不是做好事，而是尽一个社会人的义务，心目影院也不是一个创意，而是满足弱势群体对其基本权利的需求。对郑晓洁夫妇来说，如今的最大困难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社会观念的改变，社会应该满足弱势群体比普通人所需要的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除心目影院外，郑晓洁和丈夫还负责着一个图书馆项目，专为盲人朋友制作有声读物。曾鑫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她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担任志愿者的情景：几个人去山东临沂给盲人开展公民意识培训，告诉他们国家为盲人提供的优惠政策，许多人第一次知道自己坐公交车是免票的。“每个志愿者发言之后，盲人听众们都会特别热烈地鼓掌，像小孩过节一样快乐。那样的掌声，让我的内心充满喜悦和震撼。”
直到采访结束，郑晓洁才无意间透露，曾鑫患有先天黑盲的眼病，视力只有0.1，在昏暗的光线下无法看清东西，且病情还在不断恶化，医学对此束手无策。可是在冬日的阳光下，女孩的眼睛清澈如水，她自信大方的样子看不出一点疾病的影子。曾鑫说，自己最喜欢的歌词是：“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
去年春节前，郑晓洁的盲人弟子还在电影频道《爱秀电影》中秀了一把绝活：帅气的小伙子模仿李小龙的招牌动作和迈克·杰克逊的太空步；电影《甲方乙方》里的经典片断也被他们表演得淋漓尽致；把《手机》、《非诚勿扰》里的经典片段模仿得惟妙惟肖……
心目影院还有自己的合唱团，成员不是年轻女生而由中老年组成。她们有高、中、低三个声部，因为喜欢唱歌，又喜欢看电影，所以她们最爱唱的是电影歌曲。盲人合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很多盲人唱歌都紧咬牙齿，口型难看，发音不准，光是训练口型，两位从英国来的志愿者就教了一年。合唱团最终为观众奉献了一首首美妙的歌曲，路透社和BBC等媒体专门作了报道，郑晓洁夫妇的故事也因之传遍了英、美、法等许多国家。
到2012年10月，心目影院已经被成功地复制到天津、深圳、成都、太原、大连、石家庄等城市，郑晓洁和大伟的心愿是，在中国每个城市都为盲人建一个“心灵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