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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1958年生于江苏南京，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1984年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任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12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59岁的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刚，也是一位数学家，至今没有离开讲台。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他手里拿着讲课提纲，刚从讲台上走下来。私下里，田刚与施一公、潘建伟、许晨阳很熟悉。而作为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家委员会委员，他有机会从纯粹的学术角度重新认识这3位老熟人，也有机会思考有关科学家精神的问题。
《环球人物》 ：相比于其他奖项，未来科学大奖有什么特殊的评选过程吗？
田刚：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家委员会汇聚了全世界各个领域的一批科学家。评选时，我们主要考虑候选人科研成果的意义，尤其是对其所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影响。我们要了解候选人研究领域的世界级科学家对其成果的评价、认可，因此要求每位候选人至少有5封以上顶级科学家的推荐信。我看过很多推荐信，大部分对候选人的科学成果阐述得很详细，写了很多页。这个过程挺重要。
《环球人物》 ：科学家委员会有过争论吗？
田刚：有啊。委员会的委员来自很多领域，未必对候选人的研究领域很了解。对于不了解的事，我们就要针对候选人提出很多问题，也包括对推荐信的质疑、筛选。如果不争论就把奖评出来，也不符合科学家精神啊！
《环球人物》：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家精神？
田刚：这个问题我提前有准备（笑）。
首先，科学家精神是求真的精神，探索真理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渴望通过自己的探索、发现去挑战人类认知和行动的极限。比如，我做数学研究，如果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就会很满足。或许我的发现很难跟大众讲清楚，甚至很多年后才会被认可，但好奇心得到满足的纯粹幸福感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另外，科学家精神还有……（看了看纸上提前准备的回答要点）后面本来还想说得更光辉、高大一些，对人类的使命感之类的，但是我决定不说了（笑）。这两点就是科学家精神的本质。
《环球人物》 ：能和我们分享一个您在科学研究中体会到那种纯粹幸福感的故事吗？
田刚：1987年，我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参加一个工作面试，碰到了一位数学家。我不认识他，但知道他的研究，就和他讨论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们聊了几个小时，问题没解决。4年后，我已经做了老师，一次偶然机会又跟他见面了。我们还是讨论那个问题，还是没有结果。又过了10年，我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又遇到了他。那次时间很充分，我们一起研究了很久，终于解决了那个问题。一个源自学生时代的问题，我追求探索十几年终于有了突破。后来好多天我都很兴奋，只有科学研究能给我这种纯粹的幸福的感觉。
《环球人物》：那么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科学家精神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倡这种精神？
田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取向多元化了，很多年轻的科技人才转行了。比如北大数学学院的很多学生，毕业以后就转行做金融了，这也无可非议。不过，坚守在科研领域的人值得尊敬。像黄大年、南仁东等人，他们不计名利，是很执着的探索者。我们提倡、宣传科学家精神，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科学。毕竟没有科技创新的支撑，国家的经济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环球人物》：今年，中国科技成果频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国科技成果出现了井喷？
田刚：第一，要感谢新时代的大环境。国家对科技支持力度大，经费投入令很多国外科学家都羡慕。施一公、潘建伟做的是实验研究，仪器设备获得了大笔经费支持，这在1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许晨阳不一样，他是数学家，不需要太多的设备，但他是在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中第一批回国的，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也给他创造了轻松、优越的研究氛围。国家已经意识到了，科技发展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驱动力。
第二，就是优秀人才的涌现。这些年，国内发展好，很多在海外的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都回来了，而且国内也培养了很多一流科学家。
《环球人物》：年轻一代科学家有什么特点吗？
田刚：在对待科学的精神和追求上，他们和我们这代人是一样的。不过，他们的确又有些不同。
我们这代人求学时，国家还很落后。我20多岁去美国读书，感觉国外的物质条件和国内简直是天地之别，学术氛围也活跃，所以希望通过科学振兴国家的使命感很强烈。年轻一代的科学家同样有对国家的使命感，但他们走上科学道路，更多的是因为对科学本身的兴趣。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条件，自由、单纯地选择，这是年轻科学家的幸运。他们也更有个性，许晨阳的获奖感言没有面面俱到，但表达了这一代人独立的想法。
《环球人物》：现在有些孩子对科学感兴趣，但是家长担心搞科学研究不好找工作，或者没有其他行业赚钱多。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田刚：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做他感兴趣的事，应该让孩子明白，决定你一生是否幸福的，绝不仅是能赚多少钱。一个人只有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才有可能做出成绩；如果仅仅为了生计去选择了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专业，那就注定难以享受学习和工作的過程，更难以取得成绩感受幸福。
《环球人物》 ：您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做科学家吗？
田刚：我小时候经历了动荡年代，上中学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读大学，也不知道学到的东西将来有没有用。高中时下乡，我坐在山顶上看远处的火车，心想哪天能坐一次火车就很满足了。我对科学很有兴趣，但真的不敢多想，没有条件去想。今天的孩子们有广阔的空间可以自由选择，真是来之不易，所以更应该好好珍惜。
《环球人物》：您觉得应该如何引导更多的年轻人走上科学道路？
田刚：科学家精神需要传承。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科学普及，让更多的孩子了解科学研究的意义、乐趣。这需要科学家更多地为孩子们提供机会，更多地到学校去，和孩子们做交流。如果有机会，我就很愿意做这些。我相信还有很多科学家也非常愿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智慧，去带动年轻人走上科学之路，体验科学之美。
1958年生于江苏南京，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1984年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任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12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59岁的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刚，也是一位数学家，至今没有离开讲台。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他手里拿着讲课提纲，刚从讲台上走下来。私下里，田刚与施一公、潘建伟、许晨阳很熟悉。而作为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家委员会委员，他有机会从纯粹的学术角度重新认识这3位老熟人，也有机会思考有关科学家精神的问题。
《环球人物》 ：相比于其他奖项，未来科学大奖有什么特殊的评选过程吗？
田刚：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家委员会汇聚了全世界各个领域的一批科学家。评选时，我们主要考虑候选人科研成果的意义，尤其是对其所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影响。我们要了解候选人研究领域的世界级科学家对其成果的评价、认可，因此要求每位候选人至少有5封以上顶级科学家的推荐信。我看过很多推荐信，大部分对候选人的科学成果阐述得很详细，写了很多页。这个过程挺重要。
《环球人物》 ：科学家委员会有过争论吗？
田刚：有啊。委员会的委员来自很多领域，未必对候选人的研究领域很了解。对于不了解的事，我们就要针对候选人提出很多问题，也包括对推荐信的质疑、筛选。如果不争论就把奖评出来，也不符合科学家精神啊！
《环球人物》：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家精神？
田刚：这个问题我提前有准备（笑）。
首先，科学家精神是求真的精神，探索真理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渴望通过自己的探索、发现去挑战人类认知和行动的极限。比如，我做数学研究，如果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就会很满足。或许我的发现很难跟大众讲清楚，甚至很多年后才会被认可，但好奇心得到满足的纯粹幸福感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另外，科学家精神还有……（看了看纸上提前准备的回答要点）后面本来还想说得更光辉、高大一些，对人类的使命感之类的，但是我决定不说了（笑）。这两点就是科学家精神的本质。
《环球人物》 ：能和我们分享一个您在科学研究中体会到那种纯粹幸福感的故事吗？
田刚：1987年，我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参加一个工作面试，碰到了一位数学家。我不认识他，但知道他的研究，就和他讨论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们聊了几个小时，问题没解决。4年后，我已经做了老师，一次偶然机会又跟他见面了。我们还是讨论那个问题，还是没有结果。又过了10年，我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又遇到了他。那次时间很充分，我们一起研究了很久，终于解决了那个问题。一个源自学生时代的问题，我追求探索十几年终于有了突破。后来好多天我都很兴奋，只有科学研究能给我这种纯粹的幸福的感觉。
《环球人物》：那么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科学家精神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倡这种精神？
田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取向多元化了，很多年轻的科技人才转行了。比如北大数学学院的很多学生，毕业以后就转行做金融了，这也无可非议。不过，坚守在科研领域的人值得尊敬。像黄大年、南仁东等人，他们不计名利，是很执着的探索者。我们提倡、宣传科学家精神，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科学。毕竟没有科技创新的支撑，国家的经济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环球人物》：今年，中国科技成果频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国科技成果出现了井喷？
田刚：第一，要感谢新时代的大环境。国家对科技支持力度大，经费投入令很多国外科学家都羡慕。施一公、潘建伟做的是实验研究，仪器设备获得了大笔经费支持，这在1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许晨阳不一样，他是数学家，不需要太多的设备，但他是在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中第一批回国的，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也给他创造了轻松、优越的研究氛围。国家已经意识到了，科技发展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驱动力。
第二，就是优秀人才的涌现。这些年，国内发展好，很多在海外的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都回来了，而且国内也培养了很多一流科学家。
《环球人物》：年轻一代科学家有什么特点吗？
田刚：在对待科学的精神和追求上，他们和我们这代人是一样的。不过，他们的确又有些不同。
我们这代人求学时，国家还很落后。我20多岁去美国读书，感觉国外的物质条件和国内简直是天地之别，学术氛围也活跃，所以希望通过科学振兴国家的使命感很强烈。年轻一代的科学家同样有对国家的使命感，但他们走上科学道路，更多的是因为对科学本身的兴趣。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条件，自由、单纯地选择，这是年轻科学家的幸运。他们也更有个性，许晨阳的获奖感言没有面面俱到，但表达了这一代人独立的想法。
《环球人物》：现在有些孩子对科学感兴趣，但是家长担心搞科学研究不好找工作，或者没有其他行业赚钱多。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田刚：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做他感兴趣的事，应该让孩子明白，决定你一生是否幸福的，绝不仅是能赚多少钱。一个人只有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才有可能做出成绩；如果仅仅为了生计去选择了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专业，那就注定难以享受学习和工作的過程，更难以取得成绩感受幸福。
《环球人物》 ：您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做科学家吗？
田刚：我小时候经历了动荡年代，上中学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读大学，也不知道学到的东西将来有没有用。高中时下乡，我坐在山顶上看远处的火车，心想哪天能坐一次火车就很满足了。我对科学很有兴趣，但真的不敢多想，没有条件去想。今天的孩子们有广阔的空间可以自由选择，真是来之不易，所以更应该好好珍惜。
《环球人物》：您觉得应该如何引导更多的年轻人走上科学道路？
田刚：科学家精神需要传承。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科学普及，让更多的孩子了解科学研究的意义、乐趣。这需要科学家更多地为孩子们提供机会，更多地到学校去，和孩子们做交流。如果有机会，我就很愿意做这些。我相信还有很多科学家也非常愿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智慧，去带动年轻人走上科学之路，体验科学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