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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堂痛哭
1998年冬,著名作家茹志鹃与世长辞。在遗体告别那天,一位年迈七旬的男子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凝视着志鹃姐的遗容,竟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扑在玻璃棺椁上失声痛哭。此时,他耳边又响起志鹃姐的警告:“小邓,你记住,你要是再当众哭鼻子,我永远再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这位“小邓”,就是50多年前华东野战军文工团15岁的小队员、如今的著名作家邓友梅。
那是1947年的一个夏夜,茹、邓所在的华东野战军文工团的一个队正在叶飞将军率领下,摆脱9倍于我的敌人追击与拦截,越过津浦线、越过澄河,向西疾进。走到一个岔路口,小邓想看清前边同志往哪里走,一匹骡子从他身后蹿过来,炮弹箱的铁角正撞在他背上的疮口上,钻心巨痛迫使他尖叫起来并带出了哭声。于是招来一阵责备与嘲笑。这一来,委屈超过了痛感,他索性痛痛快快地放声哭起来。“要哭到路边哭去,别叫我们陪着丢人……“你们公平吗?”一片男人声中冒出个女中音:“炮弹箱把他背上的疮都撞破了,怎么不说炮兵反倒责备他呀!”一名炮兵赶快把骡子牵到一边去了。这时,小邓想收住泪水却收不住,但刚才的苦味却变得甘甜,他轻轻叫了声:“志鹃姐……”她拉了他一下,压低声音说:“小邓,你记住,你要是再当众哭鼻子,我永远再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邓友梅牢牢记住了志鹃姐的话。此后数十年他几乎没有哭过。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他没哭;“文化大革命”被打翻在地,他连眼都没眨;甚至母亲去世,他也只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泪。这次为志鹃姐送别,在去殡仪馆的路上他还告诫自己:“快70岁的人,不要失态。”可是一进灵堂他就失去了理智……
风雨兼程
有一次白天行军,碰到敌机轰炸,茹大姐和小邓趴在一个坟头后边。大姐问:“那天你为什么放声哭?”疼的,我忍不住疼。“头一声是忍不住,一发现你就忍住了。可一听批评你又故意放声哭的,对不?”“你看出来了?“这点鬼把戏还骗我?你跟他们故意赌气,是不是?”我忍住疼不再哭,他们还骂我丢人,反正是丢人,那就哭个痛快!“你呀,没志气……首先要自己看重自己!”大姐狠狠地刮了小邓一鼻子。
不久调整序别,男女分别编班。惟独将小邓从男同志中抽出来,编进茹志鹃当班长的女兵班。一宣布就有人发出了笑声。队长特意做了解释:“这是茹志鹃同志建议的,她说女兵现确实需要有个男同志帮助做事,大家想想前天夜里行军的事,那就是个例子……”于是,小邓就留在茹志娟手下度过了解放战争的大半段时光。
有一天,小邓在泥泞中挣扎着打起“摆子”来,茹志鹃过来要背他走,他死活不肯让大姐背。第二天参加抱铺草,小邓动作慢下来,并且喘粗气,茹志鹃伸手摸摸小邓的脸,说:“放下,你在发烧,为什么不说话?“我能干!”她瞪眼说:“我命令你坐在这里给大家看背包!”小邓站着不动,她两手将他按在背包上,又打了他一拳,说:“气死人!”扭头就走了。小邓坐在背包上禁不住眼泪直流。他自小离家,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母爱,这一拳打出了小邓对茹大姐的信赖与敬畏。是一种小辈对长辈的依恋之情。
6位女兵带一个男兵,有些预料不到的麻烦。冬天地上铺个长草铺,既不脱衣又要盖被,小邓睡靠墙一头,茹志鹃睡在小邓身边作隔离带,其他5位全在她另一侧。夏天不大方便,茹志鹃就将小邓寄存在别的班上,她向人家声明:“表现不好你们就批评,别留情面。”小邓嫌麻烦,就自己找个草屋单独住。草屋点油灯,茹志鹃不放心,就来跟小邓做伴。她有记日记的习惯,边抽烟边记日记,小邓就坐在一旁给她卷“大炮”。有天,房东大嫂到草屋来抱柴烧,笑着问志鹃:“参军还带着你弟?”机灵的小邓也没跟大姐商量,当着房东的面就叫了声:“阿姐!”茹志鹃开心地笑了。从此,小邓就叫志鹃“阿姐”了。不久有人反映给队里:“这小邓旧意识还挺强,他管茹志鹃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最高尚、最革命的称呼就是‘同志’二字呀!”队长笑笑,未置可否。志鹃对小邓说:“别理他们。”……
《阿姐志鹃》
长歌当哭的《阿姐志鹃》发表于1999年第3期《人民文学》,并且列入“1999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次首篇(首篇为季羡林老先生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在这篇情真意切的长文里,作家邓友梅用饱蘸血与泪的生花之笔,详尽地诉说了他这个“小弟”与战友、亲人茹大姐半个多世纪的姐弟亲情,充分表达了他对志鹃大姐手把手教他作文与做人的感激之情。 “在那艰苦的岁月中,志鹃姐给我的保护与关怀带有极深的母爱性质。以前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也决不会承认,今天我发现对她的依赖感和崇敬心正是一种亲情的表现。”
老战友郭卓在《哭志鹃》一文中写道:“越是受气的娃子你越要护着,邓友梅就是一个。你总算把他带出来了。”
无怪乎《阿姐志鹃》一开篇就这样写道——
“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两个字能形容的。
志鹃去世对我来说不只是走了一个战友、一个亲人,随她而去的是我经历的一个时代。那是个光彩夺目、青春焕发的时代。物质上很艰苦,精神上很多彩,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夺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改变,不管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比那个时代好上百倍、千倍。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点什么宝贵的东西呢?比如说那种亲密、无私,甚至可以说圣洁的人际关系……”
我觉得:“这是一串镌刻在人生路上的铮铮箴言!”
邓友梅心中的“茹大姐”
作家邓友梅创作的《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烟壶》、《那五》曾连续5年荣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
50多年来,邓友梅小说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一位大姐型的女兵。
邓友梅只读过4年小学。他在文工团里曾担任过“提词”角色,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连提几场就背下来了,背多了就依葫芦画瓢搞“创作”。编个快板呀,写个唱词呀,就是不愿意读书。后来他编在茹志鹃班里,她就强制他读书。夜里,大姐抽着烟写日记,说:“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睡不着,我还是给你卷烟吧。“你少睡点也可以,越睡越懒,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便找了本书扔给他。每读完一本书,茹志鹃便会向小邓提问。读完鲁迅的《野草》,她就问:“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小邓就背书中的一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 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不错,背下来了,明白意思吗?”“没别的意思,就是两株枣树。‘那为什么不说两株枣树’,而要说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小邓被问得傻了。“这叫‘强调’!”她讲解道:“‘有两株枣树’这么写给人的印象不深。记着,这就叫‘强调’……”这就是邓友梅平生第一堂文学课。在读完法国作家的《红萝卜须》后,茹志鹃告诉小邓:“写文章要讲究分寸……”不管小邓后来形成了什么观点,“但读书除直觉感受还要做理性思考,做技术分析,是从阿姐志鹃处受到的启蒙。”邓友梅回忆说。
学着记日记,也是阿姐志鹃下的命令。打完豫东战役,缴获了一些白报纸,阿姐缝了个小本给小邓:“你拿去学着记。你编快板、写唱词蛮有灵气,以后可以往创作上发展。”在大姐督促下,小邓终于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邓友梅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战场日记》。只是《文艺报》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了。“编者按”说这篇作品是“用日记的体裁,朴素地却是生动地报道了战场上文艺工作者的活动,实在是一篇值得推荐的文章”。
邓友梅第一篇小说写于1952年。那年夏天,他参加赴朝慰问团创作组,写了《咱们都是同志》,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田汉审阅后高兴地说:“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么!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这篇小说发表在《说说唱唱》上。主编赵树理对小邓说:“看来你能写兵,下个月正逢八一’,刊物要发篇纪念性作品,你再写一篇好不好?”于是小邓写了第二篇小说《成长》,主要人物又是个大姐型的女兵。老赵看了后说:“女兵写得不错,就是认不出她姓甚。到底是啥大姐?”小邓在纸上写了个大大的“茹”字。老赵笑着说:“茹大姐?你咋想出这么个姓来。”
那时,小邓刚二十出头。后来由于写了小说《在悬崖上》被错划为“右派”,停笔22年。拨乱反正后,他已年近半百,第一部中篇小说就是《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写了一群女兵。他对其带头人、班长周忆严的描述是——
“周忆严今年19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她很少发火,至多脸红一阵,话语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
周忆严班里还有个比她小6岁的小兵,既不懂事又老气横秋外带调皮捣蛋。在艰苦战斗中周忆严以班长的严谨和母爱的温暖竟把她调理成了合格的革命战士……”
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茹志鹃来北京开会,一见面就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女兵》我看了,写得不好。开头虚张声势,好像周忆严身上要发生多惊心动魄的情况,结果什么大事也没有,毫无精彩之处。”过了一会,她突然问“小弟”:“我只比你大6岁吗?不止吧。”邓友梅说:“宿迁战役时我15,你满21。“我一直觉得比你大得多……你现在大了《军长》《那五》都写得蛮好嘛,写那些才显出你的特色来,不要再写什么女兵了。”
邓友梅说:“写《成长》时,我从没意识到这是志鹃姐的影子。把人物命名为‘茹大姐’完全是下意识的。”
姐弟情深
初到北京时,邓友梅每星期都给南京的茹志鹃写信。他还买了时兴的笔记本寄给大姐,里面每一页都印着一幅作家或艺术家肖像和一段名人语录。大姐回信说:“小弟,只有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我高兴极了,以至于舍不得用它。”他还想给大姐买个铜狮式图章,但因没钱没买成,特别记在日记本上以备忘。他说:“这些东西当时在我眼中都是高贵的奢侈品,是我自己不敢用的。买给阿姐,尽一点孝敬之心。”
由于在“文学讲习所”受到正规的文学教育,此后几年,小邓连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引起文艺界的注意。茹志鹃异常高兴,不断写信夸赞‘小弟”,说看到小弟”一步步追赶她,超过她,比她自己写出好作品还要高兴。
1957年邓友梅划入“另册”后,为了不给阿姐添麻烦而拖累她,便不再给茹志鹃去信了。他最大的安慰就是看到志鹃阿姐一步步向文坛高处攀登。多年后,当邓友梅看到茹志鹃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对其评论同时在《人民文学》发表时,他按捺不住兴奋,竟“厚着脸皮”给阿姐写了祝贺信。她回信除了说对茅盾先生的评论感激与惊喜外,便是责备他不给她写信譬小弟,你要相信自己,跟我都断书信,说明你失去了自信!”尽管如此,小邓依然不再给阿姐写信。
“右派”帽子摘掉后,邓友梅调往东北。老战友郭卓去东北组稿时找到邓友梅,一见面就说“志鹃姐一直挂念你,你要给她写信啊!”直到此时,小邓才知道姐夫“王啸平(著名作家、导演)也被错划为‘右派”,只因是归侨,未曾离开上海罢了。
不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九死一生,邓友梅终于熬到了1978年5月。一天,他接到传呼电话纸条,按纸条上的号码一拨,听到令人心悸的阿姐的声音:“喂,你是小邓吗?”邓友梅已记不清是怎样跑到那个招待所去的,看到茹志鹃、郭卓如天神下降般站在面前时,他弄不清是真是梦,也意识不到自己该说什么和做什么。后来,郭卓在《哭志鹃》中写到那次见面:“死里逃生出来的姐弟俩,紧紧拥抱,贴脸……战火中血肉凝结起来的感情,深不可测……”
大姐要到小弟家里看看。当她走进小弟孤零零、乱糟糟的住所时,不禁眉头皱成了一团。听说小弟已妻离子散,并且已被迫“自愿退休”时,她半天没说一句话。“阿姐,我们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今天我要给你做顿饭吃。“好的!”为了叫阿姐安心,邓友梅从床下找出一沓自己写的文字:“你坐下看看这个好了。“这是什么?”“那天,我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广播陈毅军长去世了,心里非常难过,一肚子话找不到人诉说,就写在了纸上。”吃饭时,茹志鹃说:“你把它改成小说吧!’“没人会发表我的作品,改成小说做什么?”“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邓友梅不愿叫阿姐为自己冒险。阿姐拉住小弟的手说:“你才40多岁,既没有工作单位又没事可做。这怎么行呀!试一试,也许能开出一条路呢!……我是来开文联理事会的,会上一致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据说大有来头。我们能见面就是个好兆头……”
1978年7月号的《上海文学》又出现了失踪多年的“邓友梅”3个字和他的小说《我们的军长》。邓友梅捧着这本刊物热泪纵横,他对着南方放声喊:“阿姐!我谢谢你了!我该怎样报答你!”他急匆匆写下这句话寄往上海。茹志鹃回信责备邓友梅:“每来信必感谢,实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写的又不是我写的,何谢之理!而且竟说出报答的话,岂有此理!……首先我是姐姐,然后才是编辑……”这回,阿姐真的动怒了,“我认为你现在需要准备一些写得像这一篇那样的小说,你需要放一个排枪《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人民文学》,连发3篇……”
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荣获了一等奖,成为邓友梅获得文学第二次生命的象征。
在关心邓友梅文学上复出的同时,茹志鹃还为他的家庭生活操心:“小弟,写作有点头绪后,婚姻问题也要考虑一下,总不能就这样一个人生活下去……”
随后邓友梅又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个和睦温馨幸福的后方。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生活,志鹃阿姐一直默默地在关照着……”邓友梅诚挚地说。面对着阿姐志鹃的遗像,他默默地流着泪……
1998年冬,著名作家茹志鹃与世长辞。在遗体告别那天,一位年迈七旬的男子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凝视着志鹃姐的遗容,竟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扑在玻璃棺椁上失声痛哭。此时,他耳边又响起志鹃姐的警告:“小邓,你记住,你要是再当众哭鼻子,我永远再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这位“小邓”,就是50多年前华东野战军文工团15岁的小队员、如今的著名作家邓友梅。
那是1947年的一个夏夜,茹、邓所在的华东野战军文工团的一个队正在叶飞将军率领下,摆脱9倍于我的敌人追击与拦截,越过津浦线、越过澄河,向西疾进。走到一个岔路口,小邓想看清前边同志往哪里走,一匹骡子从他身后蹿过来,炮弹箱的铁角正撞在他背上的疮口上,钻心巨痛迫使他尖叫起来并带出了哭声。于是招来一阵责备与嘲笑。这一来,委屈超过了痛感,他索性痛痛快快地放声哭起来。“要哭到路边哭去,别叫我们陪着丢人……“你们公平吗?”一片男人声中冒出个女中音:“炮弹箱把他背上的疮都撞破了,怎么不说炮兵反倒责备他呀!”一名炮兵赶快把骡子牵到一边去了。这时,小邓想收住泪水却收不住,但刚才的苦味却变得甘甜,他轻轻叫了声:“志鹃姐……”她拉了他一下,压低声音说:“小邓,你记住,你要是再当众哭鼻子,我永远再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邓友梅牢牢记住了志鹃姐的话。此后数十年他几乎没有哭过。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他没哭;“文化大革命”被打翻在地,他连眼都没眨;甚至母亲去世,他也只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泪。这次为志鹃姐送别,在去殡仪馆的路上他还告诫自己:“快70岁的人,不要失态。”可是一进灵堂他就失去了理智……
风雨兼程
有一次白天行军,碰到敌机轰炸,茹大姐和小邓趴在一个坟头后边。大姐问:“那天你为什么放声哭?”疼的,我忍不住疼。“头一声是忍不住,一发现你就忍住了。可一听批评你又故意放声哭的,对不?”“你看出来了?“这点鬼把戏还骗我?你跟他们故意赌气,是不是?”我忍住疼不再哭,他们还骂我丢人,反正是丢人,那就哭个痛快!“你呀,没志气……首先要自己看重自己!”大姐狠狠地刮了小邓一鼻子。
不久调整序别,男女分别编班。惟独将小邓从男同志中抽出来,编进茹志鹃当班长的女兵班。一宣布就有人发出了笑声。队长特意做了解释:“这是茹志鹃同志建议的,她说女兵现确实需要有个男同志帮助做事,大家想想前天夜里行军的事,那就是个例子……”于是,小邓就留在茹志娟手下度过了解放战争的大半段时光。
有一天,小邓在泥泞中挣扎着打起“摆子”来,茹志鹃过来要背他走,他死活不肯让大姐背。第二天参加抱铺草,小邓动作慢下来,并且喘粗气,茹志鹃伸手摸摸小邓的脸,说:“放下,你在发烧,为什么不说话?“我能干!”她瞪眼说:“我命令你坐在这里给大家看背包!”小邓站着不动,她两手将他按在背包上,又打了他一拳,说:“气死人!”扭头就走了。小邓坐在背包上禁不住眼泪直流。他自小离家,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母爱,这一拳打出了小邓对茹大姐的信赖与敬畏。是一种小辈对长辈的依恋之情。
6位女兵带一个男兵,有些预料不到的麻烦。冬天地上铺个长草铺,既不脱衣又要盖被,小邓睡靠墙一头,茹志鹃睡在小邓身边作隔离带,其他5位全在她另一侧。夏天不大方便,茹志鹃就将小邓寄存在别的班上,她向人家声明:“表现不好你们就批评,别留情面。”小邓嫌麻烦,就自己找个草屋单独住。草屋点油灯,茹志鹃不放心,就来跟小邓做伴。她有记日记的习惯,边抽烟边记日记,小邓就坐在一旁给她卷“大炮”。有天,房东大嫂到草屋来抱柴烧,笑着问志鹃:“参军还带着你弟?”机灵的小邓也没跟大姐商量,当着房东的面就叫了声:“阿姐!”茹志鹃开心地笑了。从此,小邓就叫志鹃“阿姐”了。不久有人反映给队里:“这小邓旧意识还挺强,他管茹志鹃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最高尚、最革命的称呼就是‘同志’二字呀!”队长笑笑,未置可否。志鹃对小邓说:“别理他们。”……
《阿姐志鹃》
长歌当哭的《阿姐志鹃》发表于1999年第3期《人民文学》,并且列入“1999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次首篇(首篇为季羡林老先生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在这篇情真意切的长文里,作家邓友梅用饱蘸血与泪的生花之笔,详尽地诉说了他这个“小弟”与战友、亲人茹大姐半个多世纪的姐弟亲情,充分表达了他对志鹃大姐手把手教他作文与做人的感激之情。 “在那艰苦的岁月中,志鹃姐给我的保护与关怀带有极深的母爱性质。以前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也决不会承认,今天我发现对她的依赖感和崇敬心正是一种亲情的表现。”
老战友郭卓在《哭志鹃》一文中写道:“越是受气的娃子你越要护着,邓友梅就是一个。你总算把他带出来了。”
无怪乎《阿姐志鹃》一开篇就这样写道——
“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两个字能形容的。
志鹃去世对我来说不只是走了一个战友、一个亲人,随她而去的是我经历的一个时代。那是个光彩夺目、青春焕发的时代。物质上很艰苦,精神上很多彩,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夺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改变,不管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比那个时代好上百倍、千倍。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点什么宝贵的东西呢?比如说那种亲密、无私,甚至可以说圣洁的人际关系……”
我觉得:“这是一串镌刻在人生路上的铮铮箴言!”
邓友梅心中的“茹大姐”
作家邓友梅创作的《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烟壶》、《那五》曾连续5年荣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
50多年来,邓友梅小说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一位大姐型的女兵。
邓友梅只读过4年小学。他在文工团里曾担任过“提词”角色,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连提几场就背下来了,背多了就依葫芦画瓢搞“创作”。编个快板呀,写个唱词呀,就是不愿意读书。后来他编在茹志鹃班里,她就强制他读书。夜里,大姐抽着烟写日记,说:“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睡不着,我还是给你卷烟吧。“你少睡点也可以,越睡越懒,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便找了本书扔给他。每读完一本书,茹志鹃便会向小邓提问。读完鲁迅的《野草》,她就问:“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小邓就背书中的一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 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不错,背下来了,明白意思吗?”“没别的意思,就是两株枣树。‘那为什么不说两株枣树’,而要说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小邓被问得傻了。“这叫‘强调’!”她讲解道:“‘有两株枣树’这么写给人的印象不深。记着,这就叫‘强调’……”这就是邓友梅平生第一堂文学课。在读完法国作家的《红萝卜须》后,茹志鹃告诉小邓:“写文章要讲究分寸……”不管小邓后来形成了什么观点,“但读书除直觉感受还要做理性思考,做技术分析,是从阿姐志鹃处受到的启蒙。”邓友梅回忆说。
学着记日记,也是阿姐志鹃下的命令。打完豫东战役,缴获了一些白报纸,阿姐缝了个小本给小邓:“你拿去学着记。你编快板、写唱词蛮有灵气,以后可以往创作上发展。”在大姐督促下,小邓终于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邓友梅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战场日记》。只是《文艺报》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了。“编者按”说这篇作品是“用日记的体裁,朴素地却是生动地报道了战场上文艺工作者的活动,实在是一篇值得推荐的文章”。
邓友梅第一篇小说写于1952年。那年夏天,他参加赴朝慰问团创作组,写了《咱们都是同志》,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田汉审阅后高兴地说:“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么!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这篇小说发表在《说说唱唱》上。主编赵树理对小邓说:“看来你能写兵,下个月正逢八一’,刊物要发篇纪念性作品,你再写一篇好不好?”于是小邓写了第二篇小说《成长》,主要人物又是个大姐型的女兵。老赵看了后说:“女兵写得不错,就是认不出她姓甚。到底是啥大姐?”小邓在纸上写了个大大的“茹”字。老赵笑着说:“茹大姐?你咋想出这么个姓来。”
那时,小邓刚二十出头。后来由于写了小说《在悬崖上》被错划为“右派”,停笔22年。拨乱反正后,他已年近半百,第一部中篇小说就是《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写了一群女兵。他对其带头人、班长周忆严的描述是——
“周忆严今年19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她很少发火,至多脸红一阵,话语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
周忆严班里还有个比她小6岁的小兵,既不懂事又老气横秋外带调皮捣蛋。在艰苦战斗中周忆严以班长的严谨和母爱的温暖竟把她调理成了合格的革命战士……”
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茹志鹃来北京开会,一见面就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女兵》我看了,写得不好。开头虚张声势,好像周忆严身上要发生多惊心动魄的情况,结果什么大事也没有,毫无精彩之处。”过了一会,她突然问“小弟”:“我只比你大6岁吗?不止吧。”邓友梅说:“宿迁战役时我15,你满21。“我一直觉得比你大得多……你现在大了《军长》《那五》都写得蛮好嘛,写那些才显出你的特色来,不要再写什么女兵了。”
邓友梅说:“写《成长》时,我从没意识到这是志鹃姐的影子。把人物命名为‘茹大姐’完全是下意识的。”
姐弟情深
初到北京时,邓友梅每星期都给南京的茹志鹃写信。他还买了时兴的笔记本寄给大姐,里面每一页都印着一幅作家或艺术家肖像和一段名人语录。大姐回信说:“小弟,只有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我高兴极了,以至于舍不得用它。”他还想给大姐买个铜狮式图章,但因没钱没买成,特别记在日记本上以备忘。他说:“这些东西当时在我眼中都是高贵的奢侈品,是我自己不敢用的。买给阿姐,尽一点孝敬之心。”
由于在“文学讲习所”受到正规的文学教育,此后几年,小邓连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引起文艺界的注意。茹志鹃异常高兴,不断写信夸赞‘小弟”,说看到小弟”一步步追赶她,超过她,比她自己写出好作品还要高兴。
1957年邓友梅划入“另册”后,为了不给阿姐添麻烦而拖累她,便不再给茹志鹃去信了。他最大的安慰就是看到志鹃阿姐一步步向文坛高处攀登。多年后,当邓友梅看到茹志鹃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对其评论同时在《人民文学》发表时,他按捺不住兴奋,竟“厚着脸皮”给阿姐写了祝贺信。她回信除了说对茅盾先生的评论感激与惊喜外,便是责备他不给她写信譬小弟,你要相信自己,跟我都断书信,说明你失去了自信!”尽管如此,小邓依然不再给阿姐写信。
“右派”帽子摘掉后,邓友梅调往东北。老战友郭卓去东北组稿时找到邓友梅,一见面就说“志鹃姐一直挂念你,你要给她写信啊!”直到此时,小邓才知道姐夫“王啸平(著名作家、导演)也被错划为‘右派”,只因是归侨,未曾离开上海罢了。
不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九死一生,邓友梅终于熬到了1978年5月。一天,他接到传呼电话纸条,按纸条上的号码一拨,听到令人心悸的阿姐的声音:“喂,你是小邓吗?”邓友梅已记不清是怎样跑到那个招待所去的,看到茹志鹃、郭卓如天神下降般站在面前时,他弄不清是真是梦,也意识不到自己该说什么和做什么。后来,郭卓在《哭志鹃》中写到那次见面:“死里逃生出来的姐弟俩,紧紧拥抱,贴脸……战火中血肉凝结起来的感情,深不可测……”
大姐要到小弟家里看看。当她走进小弟孤零零、乱糟糟的住所时,不禁眉头皱成了一团。听说小弟已妻离子散,并且已被迫“自愿退休”时,她半天没说一句话。“阿姐,我们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今天我要给你做顿饭吃。“好的!”为了叫阿姐安心,邓友梅从床下找出一沓自己写的文字:“你坐下看看这个好了。“这是什么?”“那天,我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广播陈毅军长去世了,心里非常难过,一肚子话找不到人诉说,就写在了纸上。”吃饭时,茹志鹃说:“你把它改成小说吧!’“没人会发表我的作品,改成小说做什么?”“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邓友梅不愿叫阿姐为自己冒险。阿姐拉住小弟的手说:“你才40多岁,既没有工作单位又没事可做。这怎么行呀!试一试,也许能开出一条路呢!……我是来开文联理事会的,会上一致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据说大有来头。我们能见面就是个好兆头……”
1978年7月号的《上海文学》又出现了失踪多年的“邓友梅”3个字和他的小说《我们的军长》。邓友梅捧着这本刊物热泪纵横,他对着南方放声喊:“阿姐!我谢谢你了!我该怎样报答你!”他急匆匆写下这句话寄往上海。茹志鹃回信责备邓友梅:“每来信必感谢,实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写的又不是我写的,何谢之理!而且竟说出报答的话,岂有此理!……首先我是姐姐,然后才是编辑……”这回,阿姐真的动怒了,“我认为你现在需要准备一些写得像这一篇那样的小说,你需要放一个排枪《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人民文学》,连发3篇……”
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荣获了一等奖,成为邓友梅获得文学第二次生命的象征。
在关心邓友梅文学上复出的同时,茹志鹃还为他的家庭生活操心:“小弟,写作有点头绪后,婚姻问题也要考虑一下,总不能就这样一个人生活下去……”
随后邓友梅又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个和睦温馨幸福的后方。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生活,志鹃阿姐一直默默地在关照着……”邓友梅诚挚地说。面对着阿姐志鹃的遗像,他默默地流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