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中国人刚兴起个新时尚，旅行过年，就像彼时刚兴起的旅行结婚一样。旅行结婚我没捞着玩过，好不好玩不知道，可这旅行过年我赶过一回时髦，那滋味，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麦收后的豌豆地——开心的逗(豆)。
　　
　　那是1991年春节，我大学毕业，在学校里教书——之所以选个教书这样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当时虽有一个很穷的口袋，却有一颗喜欢闲云野鹤的心，就想在当教师的这几年，利用寒暑假多走一走。我出身草根，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老家的山村里，咯吱咯吱地踩着雪过大年，早腻了，所以在工作之后的第一个寒假，我就迫不及待地规划我的过年之旅了。
　　
　　机票难买，机场更难去
　　
　　那时候中国的旅游只有几大件儿，三亚，桂林，昆明，三峡，西安，长城，外加几大名山名湖。因为是冬天，我就计划着和几位同事南行。可问题很快来了：我当时经常出门旅行，可是所有的旅行经验都只是停留在坐大巴住小旅店上。出远门怎么走怎么吃怎么住完全没有概念。后来幸亏一位在山东省国旅当导游的同学帮忙，总算弄了个大致的行程表，目的地包括海口、三亚、广西北海、桂林、昆明、重庆，经三峡到武汉，然后坐火车回济南。
　　想的挺好，但实施起来，第一步订海口的机票就遇到了麻烦。当时订机票必须要有介绍信，我到学校去开，被生硬地拒绝了。校办的人说，只有公差，而且达到一定级别的人才能坐飞机，我自己出去玩，他们不给开。我求了很多人也没用，最后还是一位在省民航局工作的同学帮忙，开了一张山东省民航局的介绍信，我才订到了票。可是去机场又成了问题。因为当时济南根本没有出租车，连黄面的也没有，济南的新机场刚启用，叫遥墙，离市区有50公里远。这50公里在现在不算什么，油门一踩就到了，可是当时真是要了卿命了。我打听到几家大酒店有租车业务，可是去趟机场最少也得四五百元。要知道我当时一个月才挣120块。那些日子我天天拿着机票望遥兴叹，几夜不成寐。
　　最后，还是一位在某厂子里当办公室主任的同学父亲帮忙找了辆车，把我们送到了机场。
　　
　　带俩美国老太太坐黑出租，永生难忘的11个小时
　　
　　在海南的几天里，一家地接社拉着我们到处走，就是走马观花那种。团里只有很少的几个中国人。然后我们按照拟定好的行程在年二十六坐船去北海，不想在海上遇到了台风，船临时在一个叫海安的小镇靠了港。下船时分，已经黑了天，风急雨骤， 我们站在码头上完全没了主意。因为有两个同事是美国人，两个老太太，一个65岁，一个73岁。按当时的规定，只有涉外宾馆才能接待外国人，海安这地方显然是不行的。我们打听了一下，离这里最近的大一点的城市是湛江。码头上有去湛江的中巴，里面已经挤得直不起腰了，车老板还在揽客，而且180元一位。后来那两位美国老太引起了一个黑出租司机的注意。他来跟我谈价钱，说是从湛江过来送客，把我们捎回去，800块。黑是黑了点，可是比起那闷罐一样的中巴算是公道了，而且那年头一见老外没有不宰的。
　　那一晚在我记忆中很漫长。我曾在《齐鲁晚报》撰文描写过这一段，又冷，又饿，整整跑了11个小时，其中甘苦真是一言难尽。
　　
　　我们瑟瑟发抖地挤在火车里，实在不知道是在旅行还是服刑
　　
　　安顿老外们住下，我早早就去火车站买去桂林的票。那时候票倒好买，火车站是来车不拒，来多少卖多少，反正都没座儿，也不管你能不能上得了车。我拿着两个老外的护照在站长办公室磨唧了半天，谎称这俩老婆子是来大亚湾工作的核专家，请他给照顾俩座儿。对不起了老妈，您从小教育我不许撒谎，我从来没在这方面让您失望过，这次我破例了。因为我不知道俩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在火车上站上几十个小时会是什么结果。站长也还真不错，说确实不卖座号，人家就拿空白信笺在上面写了俩座号，盖上车站的章，说你上车找吧，如果找得着你就坐。二十年后，我遇见山东核电集团的老总汪贻鄂先生，还郑重地为当年冒充他的职工向他道歉。
　　值得一提的是，湛江倒是有出租，不过是三个轮子的，那种带跨斗的摩托。我们分坐在这种车上，在寒风中疾驰，一边像黑猫警长一样威风，一边像树叶一样瑟瑟发抖。
　　进了站我就傻了，那趟车里车外都是人，根本上不去。我找到那个车厢，敲窗，一个好奇心强的民工给我开了窗问我什么事，我把窗子往上一推就翻进来了（我小时候苦练过这一招，进出家喜欢直翻墙头而过，没想到现在显了身手），然后分头把两个老外抓了进来。可能是我那两下子吓住了农民工大哥，也可能是他们真的是有爱，反正让他们腾出两个座儿没费什么工夫。乐得俩老太太哈哈大笑，她们说这是“adventure tour（历险之旅）”。
　　年廿八，我们终于到达了桂林，在那呆了一天就飞到了昆明，然后又坐火车去了重庆。年三十儿夜里，火车在白雪皑皑的六盘山上飞驰，远处山下有焰火和爆竹响起，我们挤在火车里瑟瑟发抖，真不知道自己是在旅行还是在服刑。年初一早上到达重庆码头，我给父母发了一封电报，祝全家人春节快乐幸福安康。结果后来父亲说年十六才收到，因为十五前镇上的邮局不上班。
　　
　　再拉拉那家既像监视敌特又像用来捉奸的旅馆
　　
　　接下来就是在武汉的奇遇。我们住在一家好像是叫大东门饭店的涉外旅馆里。我在填旅客登记表的时候颇费了一番气力。因为这是我填过的史上最长的一张表，不仅要详细地填姓字名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来汉何事要找何人，居然还要填表人出身和家庭成分。我实在不知道那俩美国老太婆家里是什么成分。地主？资本家？贫雇农？不过我还是填得很认真，而且是用英语填的。因为我把它当成了托福考试的预演。可惜当时没有把这张表复印下来，要不然我死了以后孙子给我建纪念馆，一定会把它供起来显摆一下他爷爷我的英文。
　　房间很朴素，一床，一被，一桌，一椅，一黑白电视机（一个台），还有一个热水瓶。再看门上，有一块30×20cm的玻璃，服务员站在走廊上，房里的一切可以一览无余。我找服务员抗议这件事，她一脸冷漠地说，不愿意你自己拿报纸糊上。问题是我出门在外没有想过要带报纸和糨糊啊！后来我找了条白毛巾盖上了。却发现门底下也被锯掉了有15cm的空隙，人趴在地下照样可以看清房间里的一切。看来这个功能，不是用来监视敌特的，就是用来捉奸的。我已经忘了这间宾馆多少钱一晚，记得很清楚的是，他们是收外汇券的——估计今天的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外汇券为何物了吧！
　　这一次春节之旅，从年二十三到正月初五，历时十二天，回来算算账，共花了7800元。以我当时的工资来算，需要不吃不喝挣六年。我从中学到大学，攒的稿费全部告罄。
　　如今，旅行之于我成为常事，我成了好几家航空公司的常旅客，介绍信是再也不用了，倒是经常享受下升舱的待遇。只是年三十儿，我更喜欢回到家乡的小山村，踩着咯吱咯吱的雪，走家串户地去拜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