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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克拉丽莎》是塞谬尔·理查逊书信体小说的典范，整部小说由一封封伤感多情的书信组成。作者用书信的形式将人物间的复杂斗争一一展现出来，而这种斗争实际上是一种语义和阐释的斗争，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书信体小说本身存在文本内部、文本外部两种阅读进程，使得这种不确定性得到加剧。本文将会对《克拉丽莎》中不确定性进行阐述。
关键词：书信体小说 《克拉丽莎》 不确定性
《克拉丽莎》是英国小说家塞谬尔·理查逊在1747-1748年创作的长篇书信体小说。讲述了一个富人家的女儿克拉丽莎被父母强迫嫁给一个俗不可耐的男人，于是她离家出走，却不幸落入洛夫莱斯的圈套，受到奸污，后来洛夫莱斯还把她带到坏女人辛克莱太太家里，逼迫她冒充自己的妻子。在这里洛夫莱斯更加肆无忌惮的奸污克拉丽莎，当克拉丽莎终于逃脱出来后却又受到辛克莱太太诬告，法官判她有罪入狱，克拉丽莎在痛苦中离开了人世。在她死后，表哥莫登决心替克拉丽莎报仇，在决斗中杀死了洛夫莱斯。在作品中作者鞭笞了贵族的荒淫无道和利己主义，并对不幸婚姻中的妇女表明了深深的同情。
文中克拉丽莎曾经将自己比作一个“密码”，赋予洛夫莱斯以意义，留给自己的确是无穷尽的痛苦。对于这句话她并没有多做解释，但是将自己的身体比喻成“密码”却给读者以诸多思考。这个符号正是对她当前状态的一种准确诠释，对于洛夫莱斯来说她就是一个“密码”，等待着被自己解读和诠释。而对于克拉丽莎周围的人来说，她也是一个等待被解读的对象。对于虚构世界之外的读者来说，“一千个读者里有一千个克拉丽莎”，在阅读这部小说时，读者也对文本进行了在创造。
理查逊对这种本文内外的关系在小说中进行了准确诠释。书信体小说中普遍存在着两种阅读进程，即小说的内部阅读和外部阅读。文本之中的人物通过书信进行欺骗与被欺骗，折磨与被折磨，而文本之外的读者是在模仿小说中的人物来对其中的无序状态进行解释，尝试分析那些相互矛盾、分散的文本内容。所以在这两种阅读进程中对于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冲突、政治冲突、思想冲突等解读也都会充满了不确定性，理论上本应只有一个的“密码”实际上存在着很多种。
一 内部解读的不确定性
《克拉丽莎》里的每个人物都积极参与对文本的解读，这些书信令他们着迷，他们的快乐和迷惑也都是来源于书信，他们和其他人物的关系也是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克拉丽莎、洛夫莱斯、辛克莱太太、贝尔德福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首先是以读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在阅读中完成这个语言体系的交换，而他们的书信往来就构成了小说的文本。这和《一千零一夜》中的讲故事一样，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是永恒存在的文本模式，对于他们来说讲故事或听故事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如果失去了这种权利，就等同与死亡。所以克拉丽莎也一样，她“活着”就是为了阐释，作为书信的接收者及读者将文本展现给文本之外的读者。在《克拉丽莎》中，书信是人物解读他人的典型载体，他们的阅读活动成为一种认知形式，他们总是想理清自己或他人发生事情的来龙去脉，去弄清楚别人的行为和想法，小说中每一个读者都意识到，他们不仅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成为书信文本的读者与创造者，是这个庞大书信交换体系的一员。这些书信反映了他们对诠释世界所作出的努力，反映了对某种经验界定的愿望，难以捉摸的事件变成话语的诉求。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在写收信件时试图用自己的主观经验对来周围的人事加以描摹，这就导致了剧中人对于书信的阅读是建立在虚构世界的基础之上，本身就是经过过滤或者歪曲的不确定行为。小说中读者从没有停止过对他们的解读，却又凭借自己的想法及偏见对书信进行肆无忌惮的歪曲、诋毁，从中抽取、过滤出自己想要的意义，但是这些意义与书信写作作者自身的意图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所以导致书信沦落为无法确定的结构，最终造成无法用其传达它自身的意义。由于书信作者和解读者的人文阻断，所以直接导致了书信意义的无序状态。这种现象在《克拉丽莎》小说中随处可见，于是文中出现了繁芜复杂、前后矛盾的各种不和谐诠释，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对经验世界作出解释。克拉丽莎和洛夫莱斯是毫无争议的关键两极，他们用书信作载体诠释自身、对方或者他人。然而由于双方在思想、品行的大相径庭和利益的对立，他们这种诠释本身即是一种相互冲突。小说中的女主角克拉丽莎天真的解读着世界，其对于书信和行为的解读都是充满善意的，但是正是她这种善意的品行才使其最终成为男主角洛夫莱斯手中的猎物。反观洛夫莱斯，他从一开始就认为世界是充满肮脏和欺骗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利用与被利用。这就从认知意义上的斗争上升为异常政治冲突。克拉丽莎成为毫无悬念的失败方，她的失败正是基于在诠释中的被动地位。在长达七卷的小说中，她的诠释地位一直被弱化甚至忽略，话语权消失。甚至自己写给安娜的书信以及安娜写给自己的信都被洛夫莱斯进行了恶意篡改。洛夫莱斯则完全居于主导者地位，书信的基本工具笔、纸包括克拉丽莎的信他都可以随意支配，他是真正的话语权控制者。所以在书信体小说里，谁控制了话语权，谁就是胜利者，而保持沉默的一方只能是失败。
克拉丽莎在被控制之下无法靠自身的行为诠释自己时，周围的人却试图去解读她。首先，哈罗家族的压制性诋毁，他们称她是忘恩负义的女儿，放荡的女人，不懂事的妹妹。在洛夫莱斯看来，克拉丽莎正是他对女人一贯看法的验证：娇弱、外表正经实则放荡、沉溺于纵欲。对于这些完全不符合自己本性、歪曲事实的解读，克拉丽莎无法去驳斥，她处于诠释的受害者地位。威廉·B·华纳曾经说过，克拉丽莎和洛夫莱斯展开过很多场解读的冲突，但是她的书信都零零碎碎缺乏连贯性，没有权威性可言，并且一直处于哈罗家族及洛夫莱斯这种根基强大的集体话语的控制下。克拉丽莎在话语上遭受到洛夫莱斯的辱骂以及语义上的欺骗，与克拉丽莎所遭受到的性折磨有着直接的关联。洛夫莱斯通过性强暴来最终实现他对克拉丽莎的解读，这种恶劣的解读方式是可鄙但符合逻辑的。他对女性的解读始终基于一种野蛮的原始性，而在旧的男权社会中这些男性特权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这种解读给克拉丽莎造成的影响是精神涣散、情绪抑郁，在遭到奸污之后，她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苦难的根源，对自己不住的谴责，认为自己的罪过在于刚开始和洛夫莱斯通信。她极其屈辱又漫长的死亡过程慢慢放弃话语权的过程，她在痛苦、无奈中终于彻底放弃了诠释。事实上，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在文本中始终没有真正叙述过，只是夹杂在其他话语者中间的零星讲述，在这种支离破碎中很难真正还原。 从人类苦难的主题进行剖析，女主角克拉丽莎表达的痛苦与其成为一个所谓的“代码”的痛苦是一致的。即使在克拉丽莎死去的时候，痛苦依然折磨着她，其仍然遭受到蹂躏和强暴。同时她的故事仍然被劈成了两半，一边是贝尔福德在她死后充满敬意的讲述她的故事，一边是辛克莱太太的死亡，这个讯息的突然卷入打破了克拉丽莎最后的宁静，同时也打破了文本的宁静。而小说开始时的那一大堆书信，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定的故事，只是一种自相矛盾、杂乱无章的故事线索，故事中多位通信者的书信体系并不是一个单一故事的综合，而是一个被改变过的纷繁杂乱的话语集合。但是小说中的话语冲突并没有让读者感到其中含有强烈的主观情感。因为作者通过不停的转换叙述视角，将现象描述转为过程描述，这种交替式的描述“事实”的真相将文本意义的构建从作者传达转为为读者解读。书信体叙事的松散性迫使读者向革命性的思考转变，由于“真实”不断受到诠释者的隐瞒、篡改。读者如果想要弄彻底拨开这些矛盾下的事实，首先对个体判断的主观性有一个清醒认知。
二 外部解读的不确定性
《克拉丽莎》这部书信体悲剧小说在当时的文坛具有极大的影响，其不仅表现力女性反抗家庭包办婚姻、渴望追求新生活的强烈愿望，小说同样将婚姻自主和中产阶级温和的道德说教相互结合，自从《克拉丽莎》的问世，这种书信体小说逐渐成为英国家庭小说的一种新的模式。文学评论家包括作者本人都尝试对“故事”“意义”的界定来明确小说的特性，但是始终存在争议。现代读者更是众说纷纭，对父权的抨击对女权主义的弘扬、对基督精神的赞美，也有人说是对资产借价值观及当时社会结构的诠释。读者对于小说种种解读之间存在着很多互相矛盾的地方，也缺乏内在连贯性。这是因为小说没有遵循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叙事，“故事”本身已经成为了难解的问题。在书信体小说中，叙述并不是根据故事讲述者的叙述而展开的，其主要是由各种各样虚构的文本组成的，而这些所谓的虚构的文本就是由书信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创造出来的。书信体小说中的诠释本身就是一种很难解的问题。文本里的书信用来交流，但也不能真正传情大意。小说中的人物在收到信并作出回应后，读者能看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信产生了误解，这种按照自己意愿解读的方式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在书信体小说中，并没有一般意义上单一叙述者的故事讲述，而读者只能在“隐含的作者”的意识指导下进行阅读。约翰·普瑞斯通在进行解读作者在小说《克拉丽莎》中的作用式分析了查理逊书信体小说的独特性：“真正的写作过程，文本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它不是对叙述行为的描述，尽管它包含很多这样的描述，小说中的语言就是行动”。从比较严格的角度分析，书信体小说中语言的事件是唯一存在的。
文本中的情节只对辨别叙述者特性有所帮助，却无法真正帮助读者区分事实和话语者。书信体小说的叙述本事就是以书信这个虚拟文本展开的，而非故事。但是这些虚拟文本是被剧中人物加工过后的。因此各种书信并不能充当故事叙述者角色，承担起故事的叙述。作为文本外的读者，必须考虑自身对小说施加的意义。
解读行为本身就存在一种根本的随意性，罗兰·巴特认为文本解读的意义本就不是建构在文本及文本叙述之上，读者只需进行挖掘文本的本性总是多义的。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心理特征、社会背景、文化基础等作用之下，会对同一文本做出不同组织，读者不再是消费者，而是文本的创造者，阅读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创作”文本的过程。所以有过少个读者，就有多少种文本。
参考文献：
[1] 漆芳芳、张耀元：《克拉丽莎悲剧形象解析》，《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4期。
[2] [英]托马斯·卡莱尔，宁小银译：《文明的忧思》，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
[3] Richardson，Samue1.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Lady（fourvolumes）[M].Dent：London，Everyman’sLibrary（882），1962.
[4] Watt，Ian.The Rise of tll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eilding[M].London：Chatto & Windus.1967.
[5] 马红梅：《性物化下的沉默——〈罗克珊娜〉、〈克拉丽莎〉和〈塞西丽亚〉的比较分析》，《皖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6] Samuel Richardson.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M].1986.
（李婷，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书信体小说 《克拉丽莎》 不确定性
《克拉丽莎》是英国小说家塞谬尔·理查逊在1747-1748年创作的长篇书信体小说。讲述了一个富人家的女儿克拉丽莎被父母强迫嫁给一个俗不可耐的男人，于是她离家出走，却不幸落入洛夫莱斯的圈套，受到奸污，后来洛夫莱斯还把她带到坏女人辛克莱太太家里，逼迫她冒充自己的妻子。在这里洛夫莱斯更加肆无忌惮的奸污克拉丽莎，当克拉丽莎终于逃脱出来后却又受到辛克莱太太诬告，法官判她有罪入狱，克拉丽莎在痛苦中离开了人世。在她死后，表哥莫登决心替克拉丽莎报仇，在决斗中杀死了洛夫莱斯。在作品中作者鞭笞了贵族的荒淫无道和利己主义，并对不幸婚姻中的妇女表明了深深的同情。
文中克拉丽莎曾经将自己比作一个“密码”，赋予洛夫莱斯以意义，留给自己的确是无穷尽的痛苦。对于这句话她并没有多做解释，但是将自己的身体比喻成“密码”却给读者以诸多思考。这个符号正是对她当前状态的一种准确诠释，对于洛夫莱斯来说她就是一个“密码”，等待着被自己解读和诠释。而对于克拉丽莎周围的人来说，她也是一个等待被解读的对象。对于虚构世界之外的读者来说，“一千个读者里有一千个克拉丽莎”，在阅读这部小说时，读者也对文本进行了在创造。
理查逊对这种本文内外的关系在小说中进行了准确诠释。书信体小说中普遍存在着两种阅读进程，即小说的内部阅读和外部阅读。文本之中的人物通过书信进行欺骗与被欺骗，折磨与被折磨，而文本之外的读者是在模仿小说中的人物来对其中的无序状态进行解释，尝试分析那些相互矛盾、分散的文本内容。所以在这两种阅读进程中对于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冲突、政治冲突、思想冲突等解读也都会充满了不确定性，理论上本应只有一个的“密码”实际上存在着很多种。
一 内部解读的不确定性
《克拉丽莎》里的每个人物都积极参与对文本的解读，这些书信令他们着迷，他们的快乐和迷惑也都是来源于书信，他们和其他人物的关系也是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克拉丽莎、洛夫莱斯、辛克莱太太、贝尔德福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首先是以读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在阅读中完成这个语言体系的交换，而他们的书信往来就构成了小说的文本。这和《一千零一夜》中的讲故事一样，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是永恒存在的文本模式，对于他们来说讲故事或听故事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如果失去了这种权利，就等同与死亡。所以克拉丽莎也一样，她“活着”就是为了阐释，作为书信的接收者及读者将文本展现给文本之外的读者。在《克拉丽莎》中，书信是人物解读他人的典型载体，他们的阅读活动成为一种认知形式，他们总是想理清自己或他人发生事情的来龙去脉，去弄清楚别人的行为和想法，小说中每一个读者都意识到，他们不仅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成为书信文本的读者与创造者，是这个庞大书信交换体系的一员。这些书信反映了他们对诠释世界所作出的努力，反映了对某种经验界定的愿望，难以捉摸的事件变成话语的诉求。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在写收信件时试图用自己的主观经验对来周围的人事加以描摹，这就导致了剧中人对于书信的阅读是建立在虚构世界的基础之上，本身就是经过过滤或者歪曲的不确定行为。小说中读者从没有停止过对他们的解读，却又凭借自己的想法及偏见对书信进行肆无忌惮的歪曲、诋毁，从中抽取、过滤出自己想要的意义，但是这些意义与书信写作作者自身的意图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所以导致书信沦落为无法确定的结构，最终造成无法用其传达它自身的意义。由于书信作者和解读者的人文阻断，所以直接导致了书信意义的无序状态。这种现象在《克拉丽莎》小说中随处可见，于是文中出现了繁芜复杂、前后矛盾的各种不和谐诠释，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对经验世界作出解释。克拉丽莎和洛夫莱斯是毫无争议的关键两极，他们用书信作载体诠释自身、对方或者他人。然而由于双方在思想、品行的大相径庭和利益的对立，他们这种诠释本身即是一种相互冲突。小说中的女主角克拉丽莎天真的解读着世界，其对于书信和行为的解读都是充满善意的，但是正是她这种善意的品行才使其最终成为男主角洛夫莱斯手中的猎物。反观洛夫莱斯，他从一开始就认为世界是充满肮脏和欺骗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利用与被利用。这就从认知意义上的斗争上升为异常政治冲突。克拉丽莎成为毫无悬念的失败方，她的失败正是基于在诠释中的被动地位。在长达七卷的小说中，她的诠释地位一直被弱化甚至忽略，话语权消失。甚至自己写给安娜的书信以及安娜写给自己的信都被洛夫莱斯进行了恶意篡改。洛夫莱斯则完全居于主导者地位，书信的基本工具笔、纸包括克拉丽莎的信他都可以随意支配，他是真正的话语权控制者。所以在书信体小说里，谁控制了话语权，谁就是胜利者，而保持沉默的一方只能是失败。
克拉丽莎在被控制之下无法靠自身的行为诠释自己时，周围的人却试图去解读她。首先，哈罗家族的压制性诋毁，他们称她是忘恩负义的女儿，放荡的女人，不懂事的妹妹。在洛夫莱斯看来，克拉丽莎正是他对女人一贯看法的验证：娇弱、外表正经实则放荡、沉溺于纵欲。对于这些完全不符合自己本性、歪曲事实的解读，克拉丽莎无法去驳斥，她处于诠释的受害者地位。威廉·B·华纳曾经说过，克拉丽莎和洛夫莱斯展开过很多场解读的冲突，但是她的书信都零零碎碎缺乏连贯性，没有权威性可言，并且一直处于哈罗家族及洛夫莱斯这种根基强大的集体话语的控制下。克拉丽莎在话语上遭受到洛夫莱斯的辱骂以及语义上的欺骗，与克拉丽莎所遭受到的性折磨有着直接的关联。洛夫莱斯通过性强暴来最终实现他对克拉丽莎的解读，这种恶劣的解读方式是可鄙但符合逻辑的。他对女性的解读始终基于一种野蛮的原始性，而在旧的男权社会中这些男性特权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这种解读给克拉丽莎造成的影响是精神涣散、情绪抑郁，在遭到奸污之后，她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苦难的根源，对自己不住的谴责，认为自己的罪过在于刚开始和洛夫莱斯通信。她极其屈辱又漫长的死亡过程慢慢放弃话语权的过程，她在痛苦、无奈中终于彻底放弃了诠释。事实上，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在文本中始终没有真正叙述过，只是夹杂在其他话语者中间的零星讲述，在这种支离破碎中很难真正还原。 从人类苦难的主题进行剖析，女主角克拉丽莎表达的痛苦与其成为一个所谓的“代码”的痛苦是一致的。即使在克拉丽莎死去的时候，痛苦依然折磨着她，其仍然遭受到蹂躏和强暴。同时她的故事仍然被劈成了两半，一边是贝尔福德在她死后充满敬意的讲述她的故事，一边是辛克莱太太的死亡，这个讯息的突然卷入打破了克拉丽莎最后的宁静，同时也打破了文本的宁静。而小说开始时的那一大堆书信，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定的故事，只是一种自相矛盾、杂乱无章的故事线索，故事中多位通信者的书信体系并不是一个单一故事的综合，而是一个被改变过的纷繁杂乱的话语集合。但是小说中的话语冲突并没有让读者感到其中含有强烈的主观情感。因为作者通过不停的转换叙述视角，将现象描述转为过程描述，这种交替式的描述“事实”的真相将文本意义的构建从作者传达转为为读者解读。书信体叙事的松散性迫使读者向革命性的思考转变，由于“真实”不断受到诠释者的隐瞒、篡改。读者如果想要弄彻底拨开这些矛盾下的事实，首先对个体判断的主观性有一个清醒认知。
二 外部解读的不确定性
《克拉丽莎》这部书信体悲剧小说在当时的文坛具有极大的影响，其不仅表现力女性反抗家庭包办婚姻、渴望追求新生活的强烈愿望，小说同样将婚姻自主和中产阶级温和的道德说教相互结合，自从《克拉丽莎》的问世，这种书信体小说逐渐成为英国家庭小说的一种新的模式。文学评论家包括作者本人都尝试对“故事”“意义”的界定来明确小说的特性，但是始终存在争议。现代读者更是众说纷纭，对父权的抨击对女权主义的弘扬、对基督精神的赞美，也有人说是对资产借价值观及当时社会结构的诠释。读者对于小说种种解读之间存在着很多互相矛盾的地方，也缺乏内在连贯性。这是因为小说没有遵循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叙事，“故事”本身已经成为了难解的问题。在书信体小说中，叙述并不是根据故事讲述者的叙述而展开的，其主要是由各种各样虚构的文本组成的，而这些所谓的虚构的文本就是由书信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创造出来的。书信体小说中的诠释本身就是一种很难解的问题。文本里的书信用来交流，但也不能真正传情大意。小说中的人物在收到信并作出回应后，读者能看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信产生了误解，这种按照自己意愿解读的方式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在书信体小说中，并没有一般意义上单一叙述者的故事讲述，而读者只能在“隐含的作者”的意识指导下进行阅读。约翰·普瑞斯通在进行解读作者在小说《克拉丽莎》中的作用式分析了查理逊书信体小说的独特性：“真正的写作过程，文本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它不是对叙述行为的描述，尽管它包含很多这样的描述，小说中的语言就是行动”。从比较严格的角度分析，书信体小说中语言的事件是唯一存在的。
文本中的情节只对辨别叙述者特性有所帮助，却无法真正帮助读者区分事实和话语者。书信体小说的叙述本事就是以书信这个虚拟文本展开的，而非故事。但是这些虚拟文本是被剧中人物加工过后的。因此各种书信并不能充当故事叙述者角色，承担起故事的叙述。作为文本外的读者，必须考虑自身对小说施加的意义。
解读行为本身就存在一种根本的随意性，罗兰·巴特认为文本解读的意义本就不是建构在文本及文本叙述之上，读者只需进行挖掘文本的本性总是多义的。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心理特征、社会背景、文化基础等作用之下，会对同一文本做出不同组织，读者不再是消费者，而是文本的创造者，阅读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创作”文本的过程。所以有过少个读者，就有多少种文本。
参考文献：
[1] 漆芳芳、张耀元：《克拉丽莎悲剧形象解析》，《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4期。
[2] [英]托马斯·卡莱尔，宁小银译：《文明的忧思》，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
[3] Richardson，Samue1.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Lady（fourvolumes）[M].Dent：London，Everyman’sLibrary（882），1962.
[4] Watt，Ian.The Rise of tll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eilding[M].London：Chatto & Windus.1967.
[5] 马红梅：《性物化下的沉默——〈罗克珊娜〉、〈克拉丽莎〉和〈塞西丽亚〉的比较分析》，《皖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6] Samuel Richardson.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M].1986.
（李婷，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