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我发现自己的眼睛发黄，立刻想到自己快没命了!那年我52岁，患了“终末期多囊肝和多囊肾”，脸色灰白、骨瘦如柴、腹大如鼓，肝功能每况愈下，尿液越来越少。11月11日，我去上海瑞金医院就诊。离家时，我不停地回头望我家那栋楼，心想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这次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
　　在传染科，我遇到了林之莓主任，她为我仔细做了检查之后，决定让我住院。她说：“你的情况比较严重，但是你一定要有信心，我们医院会有办法的。”我是被抬进病房的，肝肾功能衰竭，呼吸衰竭，真正是在作“垂死挣扎”。住进传染科病房以后，病区里的医护人员对我特别照顾，一边治疗，一边组织专家会诊。12月初，我被转到外科，准备做肝肾联合移植手术。因为，那是唯一能拯救我生命的办法。
　　2002年12月30日16时，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到来了：奄奄一息的我身上挂着输血袋、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被推进上海瑞金医院的手术室，等待我的将是两场大手术——肝移植和肾移植。
　　为协调这次多器官移植手术，俞卓伟副院长(现在是华东医院院长)亲临手术现场指挥。杨卫平主任和周光文主任亲自去外地护送捐献者的器官到上海。
　　手术从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亮。肝移植由李宏为院长和彭承宏主任联合主刀，肾移植由徐达主任主刀。参加手术的还有多名青年外科医生，还有麻醉科、血液科和手术室的医护人员们，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在经历了长达10个多小时的奋战之后，手术获得了圆满成功!
　　手术后第5天，当我躺在ICU病房从小镜子里看见自己脸上浮现出久违的一丝血色，并能够分清日夜三班照顾我的护士小邬、小陈和小朱，谁是谁了的时候，我知道，死神已经被白衣天使降服了，我魂归来兮!
　　后来，我从家人和医生的口中，获知了手术当时的情况，不由为自己捏把汗。由于我当时的身体状况太差，术中险象环生，心脏曾一度停止跳动。我的病肝重达7千克，里面全是水，病变程度令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震惊!连做过无数例肝脏手术的李院长也摇头长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肝!”幸运的是，瑞金医院医生们的精湛医术把我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在外科住院的日日夜夜里，邓侠兴、严佶祺、陈皓，万良等医生和外科全体护士为抢救我的生命费尽心血，没有他们的努力，我活不到今天。后来，有小护士笑着对我说：“老姚，你真了不起!我们医院这么多专家救你一个人!”
　　2003年1月30日，农历小年夜。我带着对瑞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永不消逝的感恩回到了家呈。在住院的整整81天里，我经历了81难，终于枯木逢春，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我激动地对妻子说：“命运女神派了这么多白衣天使来救我的命，我真是三生有幸!”
　　如今，7年过去了，当年参加抢救的医生很多都升为外科主任了。朋友们见我恢复得这么好，都赞叹不已。不少人问我：“做这么大手术，你一定给医生送了很大的红包吧?”实际上，我非但没有送过一分钱的红包，瑞金医院还反过来为我这个老知青免去了很多医疗费用。更令我感动的是，传染科的周惠娟医生见我因经济困难不肯用贵重药时，便硬塞给我妻子600元钱，要她一定去买两支白蛋白给我用上。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周医生自己刚刚生好小孩，也很需要花钱!2003年7月1日，我含着泪给瑞金医院写去了感谢信：“在周医生身上，我看到了人间的真诚和美好，我看到了雷锋活在我们的新时代……”
　　为抢救一名普通患者，瑞金医院全院大行动，让我非常过意不去。我对李院长和俞院长都表示过我心里的不安。两位院长的回答让我永远铭记在心。李院长真诚地说：“你千万不要不安，我们医生最大的欣慰，莫过于看到病人的康复!”俞院长握着我的手说：“老姚，你能挺过这么大的手术，没有辜负我们医院对你的抢救，我们要谢谢你!”能遇到这么伟大的医生，我实在是太感动、太幸运了!
　　另外，我还想借《大众医学》一角，感谢一些人。手术之前，医生为改善我的身体状况，替我做了两次“人工肝”。它的原理同透析差不多，但需要加入新鲜血清来滤出血液中的有毒成分。我记得第一次用了30包血清，第二次用了36包血清!我欠那些献血者的“债”，恐怕下辈子也还不清!手术后，我经常心情沉重地对人说——我“血债累累”。今天，我要向所有参加过志愿献血的好心人们鞠躬致敬!是你们的热血化成了新的生命!
　　
　　编辑部的话：
　　读完这篇文章，我们被瑞金医院医生们的大爱感动了，也被经历过生死考验、如今怀着感恩之心生活着的姚老师感动了。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真情与温暖，也感受到了医患双方难能可贵的信任与默契。亲爱的读者，你感受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