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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了三位美国女诗人。她们具有相同的国籍，相同的性别和相似的美学传统。但她们又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映了自己的经历。安妮·布雷兹特里特是新大陆的第一位女诗人，十九世纪的艾米莉·狄更斯是与世隔绝的典型，她成为后来许多女诗人的榜样；与我们同代的艾德里安娜·里奇不仅是一位女诗人，还有意识地肩负起国家、性别和时代赋予一个女诗人的政治责任。
布雷兹特里特，狄更斯和里奇跨越了从清教主义，超验主义到现代女权运动的美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作者把三位女诗人置于她们各自的社会和历史前提之上——殖民主义、浪漫主义、当代美国社会，塑造了三幅丰满的人物生活肖像。同时，作者也把这些诗人的作品作为美国历史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就更有利于了解这三位女诗人作为艺术家和作为人的成长过程。
三位女诗人的成年时期大都居住在美国的东北部。布雷兹特里特的一家离开他们在英国安逸、熟识的生活环境，加入了开拓新大陆的行列。她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是清教徒地方行政官的妻子，尽管她生活在一个相当原始，艰苦的环境里，又要担负繁忙的家务，布雷兹特里特还是成功地发表了新大陆上第一本由妇女写成的诗集。
布雷兹特里特所生活的社会需要有一种统一的宗教理想，以使人们能在新大陆的严酷环境生存下去。对上帝的信念使“开拓荒野”的使命得以持续下来。布雷兹特里特的世界是绝对的——上帝即中心。尽管她有时怀疑清教徒这次远征是否有效，怀疑上帝是否存在，她最终还是接受了自己社会的宗教价值观念。
与布雷兹特里特与清教主义的关系相比，狄更斯很少抱有十九世纪公理会的阿默斯特地区的道德观。她尽可能地克服着对死后罚入地狱的恐惧感，常常把平静，甚至是寂寞的生活看成是一首首自然产生的抒情诗，所以她能全心投入诗歌创作，从而摆脱了传统观念的羁绊。在美国东北部城市迅速工业化时期里，和棱罗、霍桑、麦尔维尔一样，狄更斯抵制了商业价值观。狄更斯的写作时代正值美国文艺复兴时期，她待在自己父母家中，与世隔绝，她把周围的环境看成是一个花园，她在这里读书，写诗，尽情用诗讴歌周围的一切，又专心倾听着自己的内在呼声。并在那里为她自己和她的朋友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里奇的生活是多面性的：她既以人为师，也为人师表；是妻子、母亲，也是激进的女权运动者和女同性恋者，又是政治活动家，演说家，还是世界知名诗人。她生活经历中这些众多方面开阔了她的想象力。作为一名活跃在公共场所的当代诗人，里奇没有接受布雷兹特里特和狄更斯被环境逼迫所作出的虔诚和遁世的选择；作为一名现代妇女，她的诗歌既涉及到战争，城市贫困，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也抒发了个人情感和对大自然的歌颂。
三位女诗人的生活经历中有许多相同之处。三人都有一位有声望，有权威，并在各自的社会集团中担任领袖的父亲。布的父亲是清教徒的地方行政官，狄更斯的父亲是很有名望的律师，并且是阿默斯特学院的理事，里奇的父亲则是约翰·霍普顿大学杰出的病理学家。这几位有权威的父亲在鼓励自己的女儿成为诗人的同时，又反对她们在个人生活和艺术上的自主性。
三位女诗人又都抵制了自己时代的社会风气。例如，布雷兹特里特反对十七世纪的生死由天的观念，这种观念曾保住了新大陆上清教徒的殖民地。狄更斯对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发展不满，谴责了所谓清教徒观念在十九世纪的翻版的“命定说”。二十世纪的里奇旗帜鲜明地抨击了美国技术物质主义和扩张主义，而这种政策又被当作命定说和清教徒开拓荒野的使命的发展。
布雷兹特里特、狄更斯和里奇的诗歌艺术与传统的思想背道而驰。她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创见。她们的这种想象力证实了她们在一个经常置妇女呼声于不顾的社会上的经历。宗教价值赋予布雷兹特里特的生活以意义。同时她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她的诗歌说明她对上天的信念实际上是她对人世热爱的升华。狄更斯放弃了由于完全依靠上帝而产生的安慰心理，她有自己的乐园，这个乐园因其转瞬即逝而更为她所珍惜。正因为对生死由天不抱幻想，狄更斯的辨别力增强了。她所看到，感觉到的一切无不给予她的世界增添意义。她运用她的自主权使宗教和社会结构服从于她的需要。里奇是一位现代妇女，她借助于历史学，心理学和科学来了解她生活的世界。她以自己的感觉和经历来指导现实。如果她解释自己的经历，她得冒被视为异端的风险。狄更斯选择了这条道路，里奇坚持妇女创造她们自己生活环境的权利。
布雷兹特里特，狄更斯和里奇的生活表现了美国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转变过程。她们的诗歌记载了她们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极深的感受：从消极地接受传统宗教意识到独自反抗，直到对塑造并限制她们活动的文化的公开批判。在徨犹豫之后，布雷兹特里特接受了自己时代从人间到天上的必由之路。狄更斯通过抛弃外在世界而得以安定。家是她个人的，固定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她脱离了时代，在艺术中寻找和创造不朽。里奇的生活比她们俩都更充满活力。她的世界是由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构成的，既没有中心，也没有圆周。她的经历是无边无沿的，她的诗歌反映了当代社会问题。如同她丰富多彩的生活一样，其作品的范围也是极其广泛，富有变化的。
布雷兹特里特进行诗歌创作的时代是反对想象的。她的呼声有时由于宗教原因而减弱。尽管如此，她还是表达了她的情感。狄更斯的诗感情充沛，但她并不积极寻求发表。在布和狄的艺术遗产的基础上，里奇把艺术形式赋予她的个人和政治信念，她的诗歌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从《三位美国女诗人》一书中可以看出，在清教徒女诗人中，布雷兹特里特是首屈一指的。十九世纪的女诗人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和狄更斯相提并论。作者在当今众多的女诗人中挑选了里奇，因为他认为里奇的作品最能代表布雷兹特里特和狄更斯的思想延续。这本书不光讲述了三位女诗人的生活经历，还借此说明了美国早期思想对于当代女权运动的不断影响以及与其内在的联系。
(Wendy Martin：An American Triptych Anne Bradstreet，EmilyDickinson，Aαrienne Rich，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3.)
布雷兹特里特，狄更斯和里奇跨越了从清教主义，超验主义到现代女权运动的美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作者把三位女诗人置于她们各自的社会和历史前提之上——殖民主义、浪漫主义、当代美国社会，塑造了三幅丰满的人物生活肖像。同时，作者也把这些诗人的作品作为美国历史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就更有利于了解这三位女诗人作为艺术家和作为人的成长过程。
三位女诗人的成年时期大都居住在美国的东北部。布雷兹特里特的一家离开他们在英国安逸、熟识的生活环境，加入了开拓新大陆的行列。她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是清教徒地方行政官的妻子，尽管她生活在一个相当原始，艰苦的环境里，又要担负繁忙的家务，布雷兹特里特还是成功地发表了新大陆上第一本由妇女写成的诗集。
布雷兹特里特所生活的社会需要有一种统一的宗教理想，以使人们能在新大陆的严酷环境生存下去。对上帝的信念使“开拓荒野”的使命得以持续下来。布雷兹特里特的世界是绝对的——上帝即中心。尽管她有时怀疑清教徒这次远征是否有效，怀疑上帝是否存在，她最终还是接受了自己社会的宗教价值观念。
与布雷兹特里特与清教主义的关系相比，狄更斯很少抱有十九世纪公理会的阿默斯特地区的道德观。她尽可能地克服着对死后罚入地狱的恐惧感，常常把平静，甚至是寂寞的生活看成是一首首自然产生的抒情诗，所以她能全心投入诗歌创作，从而摆脱了传统观念的羁绊。在美国东北部城市迅速工业化时期里，和棱罗、霍桑、麦尔维尔一样，狄更斯抵制了商业价值观。狄更斯的写作时代正值美国文艺复兴时期，她待在自己父母家中，与世隔绝，她把周围的环境看成是一个花园，她在这里读书，写诗，尽情用诗讴歌周围的一切，又专心倾听着自己的内在呼声。并在那里为她自己和她的朋友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里奇的生活是多面性的：她既以人为师，也为人师表；是妻子、母亲，也是激进的女权运动者和女同性恋者，又是政治活动家，演说家，还是世界知名诗人。她生活经历中这些众多方面开阔了她的想象力。作为一名活跃在公共场所的当代诗人，里奇没有接受布雷兹特里特和狄更斯被环境逼迫所作出的虔诚和遁世的选择；作为一名现代妇女，她的诗歌既涉及到战争，城市贫困，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也抒发了个人情感和对大自然的歌颂。
三位女诗人的生活经历中有许多相同之处。三人都有一位有声望，有权威，并在各自的社会集团中担任领袖的父亲。布的父亲是清教徒的地方行政官，狄更斯的父亲是很有名望的律师，并且是阿默斯特学院的理事，里奇的父亲则是约翰·霍普顿大学杰出的病理学家。这几位有权威的父亲在鼓励自己的女儿成为诗人的同时，又反对她们在个人生活和艺术上的自主性。
三位女诗人又都抵制了自己时代的社会风气。例如，布雷兹特里特反对十七世纪的生死由天的观念，这种观念曾保住了新大陆上清教徒的殖民地。狄更斯对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发展不满，谴责了所谓清教徒观念在十九世纪的翻版的“命定说”。二十世纪的里奇旗帜鲜明地抨击了美国技术物质主义和扩张主义，而这种政策又被当作命定说和清教徒开拓荒野的使命的发展。
布雷兹特里特、狄更斯和里奇的诗歌艺术与传统的思想背道而驰。她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创见。她们的这种想象力证实了她们在一个经常置妇女呼声于不顾的社会上的经历。宗教价值赋予布雷兹特里特的生活以意义。同时她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她的诗歌说明她对上天的信念实际上是她对人世热爱的升华。狄更斯放弃了由于完全依靠上帝而产生的安慰心理，她有自己的乐园，这个乐园因其转瞬即逝而更为她所珍惜。正因为对生死由天不抱幻想，狄更斯的辨别力增强了。她所看到，感觉到的一切无不给予她的世界增添意义。她运用她的自主权使宗教和社会结构服从于她的需要。里奇是一位现代妇女，她借助于历史学，心理学和科学来了解她生活的世界。她以自己的感觉和经历来指导现实。如果她解释自己的经历，她得冒被视为异端的风险。狄更斯选择了这条道路，里奇坚持妇女创造她们自己生活环境的权利。
布雷兹特里特，狄更斯和里奇的生活表现了美国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转变过程。她们的诗歌记载了她们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极深的感受：从消极地接受传统宗教意识到独自反抗，直到对塑造并限制她们活动的文化的公开批判。在
布雷兹特里特进行诗歌创作的时代是反对想象的。她的呼声有时由于宗教原因而减弱。尽管如此，她还是表达了她的情感。狄更斯的诗感情充沛，但她并不积极寻求发表。在布和狄的艺术遗产的基础上，里奇把艺术形式赋予她的个人和政治信念，她的诗歌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从《三位美国女诗人》一书中可以看出，在清教徒女诗人中，布雷兹特里特是首屈一指的。十九世纪的女诗人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和狄更斯相提并论。作者在当今众多的女诗人中挑选了里奇，因为他认为里奇的作品最能代表布雷兹特里特和狄更斯的思想延续。这本书不光讲述了三位女诗人的生活经历，还借此说明了美国早期思想对于当代女权运动的不断影响以及与其内在的联系。
(Wendy Martin：An American Triptych Anne Bradstreet，EmilyDickinson，Aαrienne Rich，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