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虽然没有出现在镜头之内，但是马英九仍然在脸书上表示感谢。
　　李显龙则以英文回复，“新加坡很高兴扮演了适当的角色，提供了会面场地，就像1993年的汪辜会谈一样。”这样的回复非常具有新加坡式的风格，有存在感，但含蓄、适度。

重要时刻的华丽动作

　　严格来说，新加坡与大陆的关系、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以及新加坡与两岸的关系并不是一个范畴。
　　从历史渊源上讲，前两者相互交织，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则是前两者成功的附带品而已。就私交而言，李光耀与蒋经国的交往可谓极具东方传统文化特色的佳话了。当年新加坡立国之初，百废待兴，举目四望尽是敌国，连生存都是问题。李光耀自己都承认新加坡独立是其一生最低谷的时刻。
　　但新加坡立国之初就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在1971年联大会议上投票支持中国大陆取代台湾当局的联合国席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经国还是决然同意了新加坡军队驻训台湾的“星光计划”，从人力物力上支持新加坡国防军的发展。李光耀在那一时期几乎一年两访台湾，蒋经国则亲自安排其食宿起居。在新中国已经崛起、台湾空前孤立的局面下，这样的态度可谓独一无二了。
　　至于新加坡与大陆的交往，为人乐道的则是李光耀与邓小平的惺惺相惜。1978年11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访问新加坡，对其发展模式大为激赏。中国展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消息也是从邓小平嘴里经李光耀传递到整个东南亚。新加坡就此拥有了中国与东南亚沟通渠道的身份。邓小平后来与李光耀联系颇多，邓在南巡讲话中更明确指出中国需向新加坡学习。
　　无论如何，李光耀与两岸领导人的亲密关系，新加坡与两岸密切存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交往都成为了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特殊角色的基石。不过就此推断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一直是一个积极活跃的协助者却不尽准确。
　　长期以来，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其实存在一个悖论，新加坡在官方立场上拒绝与政治或文化含义的中华文明扯上任何联系，但一直在国际大战略中利用与两岸的特殊关系提振己国的地位。新加坡拉开与中国及中华文化圈的距离，有其现实考虑。

　　就国内而言，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社会，其公民由华裔、马来裔和印度裔构成，新加坡为了维护其国内多元民族格局的稳定，必须淡化其华裔为主的民族印象，塑造“新加坡人”的整体印象。
　　就地区与国际格局而言，新加坡以前英国殖民地和马来弃儿的身份立国，立国之初地狭民少战战兢兢，而西方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社会主义阵营扩张论”，周围又都是对华裔颇具心结的邻国。新加坡既然立足东南亚，就要试图在政治上割裂与中华文化圈的关系。
　　但是，新加坡之所以在国内能建设不符合西方趣味的威权制度，在国际上能以小国行大国之事，不可否认，其力量的源泉至少部分来自中华文化圈所赋予的底蕴和资源。新加坡和海峡两岸领导人及精英阶层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两岸都将新加坡视为一个值得学习和信赖的伙伴，这不是单纯的权谋或个人魅力所能解释，更包含了一种文化和亲缘上的亲近。没有文化与族裔的亲近关系，这种角色的获得是不可想象的。新加坡也很明智地在与两岸交往的过程中默认了这种亲近关系。
　　新加坡的悖论既成就了新加坡，也限制了新加坡。新加坡享受这种文化与亲缘带来的便利，但又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这其中的政治智慧与分寸把握也是难煞人，中人的信誉几乎全凭领导人个人的阅历与判断，而不能从华人世界的大潮流大趋势中获得稳定的支持。这种不稳定的角色出现磕磕碰碰是正常，所以聪明如李显龙也有走麦城的时候。
　　2004年7年李显龙的台湾之旅，本来一是继承乃父事业，二能促进两岸关系，一行两利的好事也得到了大陆的认同。但事先说好的低调访问直接被陈水扁当局大吹大擂，竟成了绿媒嘴里的赞助“台独”。李显龙狼狈不堪，大陆大为愤怒，新加坡两岸协调人的定位就此空转若干年。
　　当然，从总体上讲新加坡还是很好地把握了自己的角色。新加坡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可以信任但并非那么亲密的桥梁，在华人世界每个注定将载入世界史册的重要时刻，新加坡会以自己的方式出现在舞台一隅，决不抢镜但一定要保持曝光率，看起来疏离但在东西方世界里都能说上话。
　　就此次历史性的“习马会”来说，外界对马英九的政治意图已经颇多研读，但对新加坡的政治考量却少有分析。以新加坡为会场举行两岸盛会，外界看来似乎仅仅是汪辜会谈的自然延续;但深究起来，提议究竟由哪方提出，礼仪对等如何保证，发生分歧如何解决，最重要的是如此盛会事先如何能让消息密不透风，如此多看似琐碎实则关乎两岸政治原则与政治礼仪的事务，没有一个成熟的协助者如何使得。
　　更为重要的是，“习马会”发生的时机对东盟及东亚地区局势来说也是在节点上。会面发生在新加坡，无形中赋予新加坡的政治资源对其助力很多。
　　就地区与国际局势来说，在美国军舰进入南海、南海矛盾进一步复杂化的时刻，东盟各国作为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方是绝无可能置身之外的。外有两个巨人的斗争，内部立场观点又分歧极大，东盟迫切需要保持与美中高质量的沟通，更需要协同一致的声音增强自己的分量。但是，谁能在东盟内部充当这个角色，东盟内部并无统一的意见。很明显，无论是立场极端亲美的还是亲中的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东盟立场的主导者，立场居中的第三国又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同两个大国讨价还价。
　　新加坡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做出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且华丽的动作。新加坡的行动既暗示了其与海峡两岸的特殊关系，又没有在任何敏感问题上有悖于东盟的共同立场及相关当事国的特殊利益。这对新加坡未来发挥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的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对此次“习马会”最感到意外的大概就是美国人了。新加坡是东南亚少数几个容留美军基地的国家，台湾则是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小伙伴，两方对此次盛会都口风如此之紧，确实让美国大失颜面，以至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用了“震惊”一次表达自己的心情。但是，新加坡却完全无需担心此举会损害美新关系。
　　就南海局势来说，新加坡在这个特殊情境下证明自己和中国具有某种特殊关系，对于美国来讲哪怕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也至少向美国宣示新加坡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国家。

民进党可能更需要新加坡

　　公正来说，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在某种场合下是不可替代的，但未必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只有类似的历史情境重现，特定的共同需求发生，一贯以“可靠”的中人身份自居的新加坡才有可能披挂上阵。已故资政李光耀可以凭借其与两岸老一辈领导人结下的个人友谊及其个人的国际威望，在两岸关系的若干历史节点上发挥某种主观能动性，今天的新加坡却已不再可能拥有那样灵活的空间。
　　从海峡两岸的内部小环境看，两岸交往一日千里，日益绵密，政策与民间层面已经鲜有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无复当年生疏的局面。也就是说，进入深水区后所余下的问题都是要“啃骨头”的大问题。两岸今日关系的死结已不是当年的谁是“中华正溯”问题，而是“统独”问题。说来有趣，台湾“不独派”与大陆熟得不能再熟，一般情况下无需中人带话;台湾“独派”看不惯新加坡坚持“一个中国”立场，骨子里抗拒新加坡参与两岸关系。
　　当年李登辉任台北市长时曾经与李光耀有一段不错的交谊，李光耀甚至在李登辉继任后认为，自己可以延续当初充当邓小平与蒋经国中间沟通桥梁那样的角色。但李登辉之后迅速转向“台独”，1994年李光耀访台双方相看两厌，蒋经国时代曾经一年两趟的台湾之旅竟就此中断了八年，李光耀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也就无从谈起。
　　《新加坡选择了李光耀》一书中公开记录了李光耀对李登辉的评价，“以日本栽培出的精英视角看待整个一切……有浓厚武士道精神”，这些评价放到一个台湾地区领导人身上大概不是什么好话。而李登辉在李光耀去世之后，一面说李光耀是自己的“老朋友”，一面也不无恶意地强调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就是中国5000年的皇帝史，而自己则是代表民主价值。到了陈水扁执政时期，一贯草根的民进党更是状况不断。李显龙首秀访台被涮不提，彼时的台外事部门负责人陈唐山更公开说新加坡是“鼻屎大”的小国。新加坡与“台独”势力说不上话成为常态，未来如果蔡英文胜选，李显龙如何在两岸关系上发力，还是一个问号。
　　从两岸关系外部的大局面看，两岸问题虽然理论上属于中华民族的内部事务，但台湾问题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从日本漫长的殖民统治到冷战时期的铁幕，再到后冷战时代美国的重返东亚，台湾问题上的国际政治角力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和日本所具有的分量从不逊于新加坡，新加坡的优势仅在于它作为一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与海峡两岸政治家与民众先天的亲近感，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技巧高于两个外来户的领悟力。但在民族主义被侵蚀、民粹主义和新干预主义盛行的今天，台湾内部的“独派”已经熟练地和美日政府甚至整个西方社会扯上了复杂密切的关系，满脑子“反认他乡是故乡”的热切。新加坡凭借民族情感获得的比较优势已然丧失，而新加坡被西方打上标签的“威权制度”在民粹泛滥的台湾更成为一种负资产，也使其丧失了纵横捭阖台湾内部势力的能力。
　　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对内有赖于台海两岸的支持，对外需要与美日竞争政策空间，其作用收窄自然是题中之义。可以想见，两岸关系未来仍将再现新加坡的身影，但是狮城之国的作用可能被限于特定的场合。
　　首先是重大或历史性的场合。无论是首次汪辜会谈还是此次的“习马会”，都具有重大的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如此重大的历史场合，任何礼仪上安排的细小争议都可能会被无限解读，甚至造成历史性的争议。在第三地安排的会面形式既可以避免双方在仪式、待遇这些细微处上不必要的争执，又能保障两岸关系历史性时刻勒石为记的严肃性，并形成巨大的国际影响。
　　此外，说起来有些讽刺，相较于国民党，其实美日和民进党才是更需要新加坡的。国民党凭借两蒋时留下的遗泽，与日本有不念旧恶的恩义，与美国有冷战盟友的余温，与新加坡有协助建军的旧谊，所以国民党无论进退都有余地可走。民进党底蕴薄、积淀少，除了民粹运动就是“泣诉”，两岸关系在李登辉、陈水扁时代就差点脱轨了无数次。
　　新加坡作为一个对台友善又能为大陆承认的角色，虽然不合“台独”分子和美日右翼的胃口，却可能是他们“暴走”过头后最可靠的善后渠道。包括美日在内的境外干预力量喜欢利用“台独”势力的毛躁，但他们谁又能保证一个以“疯”取胜的政党每时每刻都疯得恰到好处、为我所用。在出现紧张态势的情况下，新加坡可能提供一个对话场合，这就是新加坡的时代价值所在。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