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搬家”并非单纯的市场行为。时下，很多舆论认为富士康“搬家’’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标志，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
　　
　　富士康“搬家”事件近来颇受舆论关注。富士康“家”尚未搬，地方政府之间对富士康的争夺已经白热化。
　　从富士康方面来看，削减劳动力成本成为其迁厂搬家的最直接原因。不过，富士康要搬到哪里去，并非完全由劳动力的价格所决定。其在大陆寻找的不只是劳动力价值洼地，更是一个理想中的“政策洼地”。这个“政策洼地”必将在地方竞争中间出现。
　　富士康“搬家”并非单纯的市场行为。如时下很多舆论认为的“富士康‘搬家’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标志”，未免过于简单。这种看法既忽视了市场微观主体行为的复杂性，又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政府主导特质缺乏深刻的认知。
　　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无疑符合市场的逻辑。制造业从美国转移到日本，从日本转移到韩国、台湾等地，最终又转移到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是过去几十年里实际发生的产业转移的路径。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理想之所，恰恰在于劳动力与土地价格的低廉。这既是市场决定的，同时又是通过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干预而实现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政府在劳动者权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消极作为，实质上导致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压低。
　　另一方面，又因为国有土地以及集体土地的制度设计，而使征地的成本降到每亩几万元的极低价格。印度之所以发展落在中国的后面，既是因为其劳动保护制度比中国更加严格，也是因为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土地制度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在征地的过程中为所欲为。
　　这些制度性“优势”往往最终通过地方之间的竞争体现出来。事实上，在此之外，地方政府在政绩竞争中给予企业的政策优惠远不只这些。税收、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贷款等等优惠政策，均可以在招商竞赛中把价码降到最低。
　　富士康通过搬迁如果能够实现人均月工资150元的降幅，以其最大值的60万员工规模计算，其一年可获11亿元左右的收益。据媒体报道，其搬家的成本在50亿～60亿元之间，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其他的政策优惠，要收回搬家成本至少也要5年以上的时间。
　　而近年的“劳工荒”表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因此，富士康的搬家获利当取决于政策优惠的空间，它寻找的正是一个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洼地”。
　　制造业向内地的转移亦将遭遇物流费用上升的瓶颈。现在，把一双鞋子从广东运到北京比运到美国的费用还高，制造业的转移不可能深入中国的腹地。其最终也将是在与东部毗邻的几个地方浅尝辄止。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制造业转移的政策优惠空间将进一步缩小。在最早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江西，劳动力价格已经与珠三角相差无几。制造业最终必将会按照市场逻辑，转移到比中国劳动力价格低五倍以上的越南等国家。这才是真正的趋势。
　　所以，富士康无论转移到哪里，并不代表着制造业转移的趋势。在富士康之前，产业转移的浪潮已经兴起。富士康搬家之所以引人瞩目，乃是因为牌子大、名声足，能将其招赘就是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