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6年5月，根据红军东征后的全国政治形势、敌我态势以及陕甘苏区面临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战役。红军西征期间，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创造性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东北军及宁马回族武装，团结了广大回汉群众和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不仅保证了西征作战的胜利，而且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征红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陕甘根据地周边的西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共有170个团，其主要力量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党中央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积极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层的统战工作。到1936年春，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上层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红军西征出发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重点加强东北军统一战线工作的决策，于1936年6月20日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明确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西征中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他几次下达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 为了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西征红军在部队内部广泛深入进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使每个指战员都能认识到：“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 并在组织上作了调整和加强。西征部队中的军团和师政治部的敌军工作（破坏）部（科）改称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部（科）；连队建立抗日战线工作小组，作为连队做白军工作的骨干，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学习战场喊话、散发传单、书写标语等。
1936年7月，西征红军左路军红一军团驻守七营一带，东北军骑六师白凤翔部和马鸿宾部三十五师联合进攻，企图打通从固原到中宁的通道。红军一再喊话、退让，他们都置若罔闻，红一军团遂在七营阎家沟设伏实施反击，俘歼白凤翔骑兵师一个团。战后，红一军团又主动退出七营，进驻清水河东岸。为更好地争取团结东北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彭德怀的指示下，红一军团对所俘官兵以礼相待，进行抗日教育后，将所俘的人员、武器和马匹如数送还。红军的这一行为，在东北军官兵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对促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6年8月以后，西方野战军结束西征战役，进行整训，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西征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以清水河为界，相视对峙。在两军对峙期间，红军部队抓住有利时机，在两军阵前喊话，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讲解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保存国防实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道理。红军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渐消除了两军之间的敌对情绪，促进了东北军的思想转变，许多官兵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这里随即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罕有的特殊战线，“在数百里的西北战线上，名义是敌对的东北军和红军，实际上变成了抗日救亡的好朋友。”双方开始在阵前接触，从连排长的会谈很快发展到团、师级军官较高级别的来往和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救国的秘密协议。到1936年9月，红军与东北军前线之间基本上实现了停战。
西征红军对东北军从上到下的统战工作，粉碎了蒋介石在内战中消灭红军并削弱东北军的阴谋，将东北军引向抗日救亡的光明大道，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征红军对宁马部队的统战工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征红军在对东北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对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也同样执行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6月初，西征红军左路军红一军团攻克曲子镇，击伤并活捉了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骑兵一○五旅旅长冶成章。红军将其送到医院治伤优待，最后宽大释放。冶成章被放后，表示不再与红军为敌，并解甲归田离开了马鸿宾部队，这在马部军队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红一军团对宁马部队的其他俘虏兵，除自愿参加红军者外，其余经过教育都释放了，并给其发放了路费，这使宁马部队的官兵从心里惊叹红军的政策。6月中旬，红一军团相继占领清水河沿岸的七营、黑城诸要点，并向固原、杨郎庄逼进。为利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一军团主动撤离杨郎庄，后又退出黑城撤至以北的七营一带。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亲自写信给进占黑城镇的马培清，讲明革命道理，提出为谁打仗的问题，解释党的民族政策，劝其停止对红军进攻，团结起来打日本。马培清复信表示，只要红军不进攻，他绝不主动进攻。自此，马培清骑兵团由积极反共变为消极反共。
1936年9月上旬，中路军红八十一师与左路军一部，西进海原，将马鸿宾三十五师的骑兵二○五团包围在李旺堡。西征红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一面围城打援，一面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他们不仅向敌军喊话，还巧妙地把标语、传单，用风筝、“孔明灯”飘落到堡里，这种神奇的“政治炮弹”发生了巨大的威力，致使敌二○五团斗志低落。10月中旬后，为争取东北军和宁马部队抗日，党中央允许东北军带出即将被红军瓦解的敌二○五团。从围困李旺堡到李旺堡解围，西征红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是非常出色的，激发了宁马部队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征红军团结回族宗教上层人士，取得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
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意识比较浓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对回族群众的思想与行为影响很大。所以，争取团结回族宗教上层人士，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征红军每到一地，都和当地阿訇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西征红军在同心期间（当时县名为豫旺），经过多次的反复工作，八十高龄的伊斯兰虎夫耶门宦教主洪寿林对党的民族政策和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抗日主张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发生了“洪教主经堂藏红军，红军真心送锦旗”的动人故事。之后，洪教主在回民中宣传：“红军是仁义之师，必定胜利。”他讲回回为什么支援红军的道理，并动员教民给红军送粮送草，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给红军很多无私的帮助。
西征红军通过做好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使他们逐步理解红军，支持革命，不仅为红军在回民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在广大穆斯林群众中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使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西征总部及七十三师会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及二军团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在将台堡会师。至此，红军历经艰难困苦，浴血奋战，终于实现了三大主力的会师，长达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面对蒋介石的再次围剿，在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红军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显示了红军团结战斗的威力，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局势起了新的变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结束，全国出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新局面。G
西征红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陕甘根据地周边的西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共有170个团，其主要力量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党中央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积极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层的统战工作。到1936年春，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上层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红军西征出发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重点加强东北军统一战线工作的决策，于1936年6月20日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明确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西征中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他几次下达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 为了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西征红军在部队内部广泛深入进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使每个指战员都能认识到：“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 并在组织上作了调整和加强。西征部队中的军团和师政治部的敌军工作（破坏）部（科）改称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部（科）；连队建立抗日战线工作小组，作为连队做白军工作的骨干，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学习战场喊话、散发传单、书写标语等。
1936年7月，西征红军左路军红一军团驻守七营一带，东北军骑六师白凤翔部和马鸿宾部三十五师联合进攻，企图打通从固原到中宁的通道。红军一再喊话、退让，他们都置若罔闻，红一军团遂在七营阎家沟设伏实施反击，俘歼白凤翔骑兵师一个团。战后，红一军团又主动退出七营，进驻清水河东岸。为更好地争取团结东北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彭德怀的指示下，红一军团对所俘官兵以礼相待，进行抗日教育后，将所俘的人员、武器和马匹如数送还。红军的这一行为，在东北军官兵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对促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6年8月以后，西方野战军结束西征战役，进行整训，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西征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以清水河为界，相视对峙。在两军对峙期间，红军部队抓住有利时机，在两军阵前喊话，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讲解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保存国防实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道理。红军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渐消除了两军之间的敌对情绪，促进了东北军的思想转变，许多官兵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这里随即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罕有的特殊战线，“在数百里的西北战线上，名义是敌对的东北军和红军，实际上变成了抗日救亡的好朋友。”双方开始在阵前接触，从连排长的会谈很快发展到团、师级军官较高级别的来往和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救国的秘密协议。到1936年9月，红军与东北军前线之间基本上实现了停战。
西征红军对东北军从上到下的统战工作，粉碎了蒋介石在内战中消灭红军并削弱东北军的阴谋，将东北军引向抗日救亡的光明大道，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征红军对宁马部队的统战工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征红军在对东北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对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也同样执行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6月初，西征红军左路军红一军团攻克曲子镇，击伤并活捉了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骑兵一○五旅旅长冶成章。红军将其送到医院治伤优待，最后宽大释放。冶成章被放后，表示不再与红军为敌，并解甲归田离开了马鸿宾部队，这在马部军队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红一军团对宁马部队的其他俘虏兵，除自愿参加红军者外，其余经过教育都释放了，并给其发放了路费，这使宁马部队的官兵从心里惊叹红军的政策。6月中旬，红一军团相继占领清水河沿岸的七营、黑城诸要点，并向固原、杨郎庄逼进。为利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一军团主动撤离杨郎庄，后又退出黑城撤至以北的七营一带。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亲自写信给进占黑城镇的马培清，讲明革命道理，提出为谁打仗的问题，解释党的民族政策，劝其停止对红军进攻，团结起来打日本。马培清复信表示，只要红军不进攻，他绝不主动进攻。自此，马培清骑兵团由积极反共变为消极反共。
1936年9月上旬，中路军红八十一师与左路军一部，西进海原，将马鸿宾三十五师的骑兵二○五团包围在李旺堡。西征红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一面围城打援，一面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他们不仅向敌军喊话，还巧妙地把标语、传单，用风筝、“孔明灯”飘落到堡里，这种神奇的“政治炮弹”发生了巨大的威力，致使敌二○五团斗志低落。10月中旬后，为争取东北军和宁马部队抗日，党中央允许东北军带出即将被红军瓦解的敌二○五团。从围困李旺堡到李旺堡解围，西征红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是非常出色的，激发了宁马部队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征红军团结回族宗教上层人士，取得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
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意识比较浓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对回族群众的思想与行为影响很大。所以，争取团结回族宗教上层人士，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征红军每到一地，都和当地阿訇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西征红军在同心期间（当时县名为豫旺），经过多次的反复工作，八十高龄的伊斯兰虎夫耶门宦教主洪寿林对党的民族政策和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抗日主张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发生了“洪教主经堂藏红军，红军真心送锦旗”的动人故事。之后，洪教主在回民中宣传：“红军是仁义之师，必定胜利。”他讲回回为什么支援红军的道理，并动员教民给红军送粮送草，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给红军很多无私的帮助。
西征红军通过做好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使他们逐步理解红军，支持革命，不仅为红军在回民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在广大穆斯林群众中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使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西征总部及七十三师会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及二军团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在将台堡会师。至此，红军历经艰难困苦，浴血奋战，终于实现了三大主力的会师，长达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面对蒋介石的再次围剿，在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红军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显示了红军团结战斗的威力，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局势起了新的变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结束，全国出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新局面。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