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李肇有“贞元之风尚荡”的说法。陈寅恪等先生认为中唐时出身于庶族的进士阶层浮薄放荡、不通经术、不守礼法。然而“尚荡”的主体并不单纯是庶族进士而应包括所有贞元时初露头角的举子和初入官场的官员。他们的“荡”实质上是出于对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蔑
　　视，是对君权的合理性的怀疑，也是出于对自身学识、修养、人生目标的自信。“贞元之风尚荡”包括几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指学术思想的自由。梁肃援佛入儒、李翱以心解经，儒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第二，速功思想。为了合理、正义的目的可以忽略过程和手段等的放达。为“道”、为社稷苍生，或为解决温饱，都可以不拘小节。第三，人格上的平等意识和刻意的耿介其行。第四，创作上坦荡真率和适性随意结合。自我得到完全的释放，所有新形式的探索也都是基于最合宜表达的需要。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荡”都有它的两面性。一面是思想与学术的互相推动，使文学摆脱了旧形式、旧思想的束缚，在表现领域、风格、手法等方面都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新面貌。大历的“浮”滋生了贞元的“荡”，贞元的“荡”既在思想上替元和扫除了障碍，又在具体的操作上提供了许多的实践经验。唐代文学就这样被推向了一个新的辉煌。而另一面，经学解释的随意性使得学术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被侵犯；过分讲求权变和过度强化目的使得道德太有弹性以致几乎等于取消了道德，就很有可能为小人张目、替卑鄙开道；太在乎随意适性，结果就是文学形式的松弛松散而缺乏美感；太注重个体感觉的宣泄，造就了文学的高产和庸俗，也使得文学泥沙俱下。
　　（摘编自《南开学报》2012年第3期 作者：方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