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其实就是一种低社会化、非社会化的行为，需要社会创造出一种相对单纯的环境，提供一定的科研资源。
　　一次，我与上海某经济管理部门的一位朋友聊天，谈起深圳有华为，北京有联想，上海的教育、科技的底子不比它们差，为什么就没有叫得响的本土技术型企业的原因，他的分析非常到位：上海的政府太强势了，在企业界是这样，在科技界也是这样。科研人员关心的是，如何把科研成果写成报告、向上面汇报、参加各种评定并以此来升职称、提级别，而不是让自己的科研成果面向市场，让市场去证明自己的工作价值。总而言之，其实还是一个官本位的问题。
　　我在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国研发中心工作时，给员工们讲所谓的两条职业发展道路：一条是管理职业发展道路，从工程师到项目经理，到部门经理，到总监等；另一条是专业发展道路，从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到主任工程师，到研究员等。这两条职业发展道路在国外是很成熟的制度，对于很多优秀的工程师来说，专业发展道路的吸引力至少和管理发展道路是一样强的。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大多数人都对专业发展道路将信将疑：什么专业发展道路？管理级别上去了才是硬道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哪行哪业，都是一样。
　　国外的大学，最受尊重的是各种讲座教授，系主任、院长、校长之类的职务，不是没有好处，但也只是一些信息上的优势和上下其手的方便，喜欢的人自然喜欢，但也绝对不至于趋之若鹜。在国内，在专业领域再受尊重的专家，一旦有个一官半职，那么别人介绍他的时候必然先从其职务介绍起。他在专业领域的几十年工夫，抵不上一个论级别也许只相当于副科级的滑稽职务。最可怕的是官本位与被管制的、不发达的市场力量的畸形结合。例如，研究资源的分配与职务成正比，知名大学的院长一类的人物，一年的各种研究经费、项目经费就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而正处于学术生涯的高峰期甚至爆发期的青年学者，却往往是连买一台电脑的钱都找不到出处，遑论其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要你官做得足够大，不管你有没有博士学位，有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任何大学或学院的院长你都可以直接做，而且，为了抢一个够级别的退休政府官员，大学之间有时还得互相竞争呢。
　　官本位用行政评价僭越了同行评价，扭曲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导致了科技研究资源的高度浪费，是中国当前开展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但这个问题其实还有更深的一层：集体主义文化对于创新的限制作用。认知心理学研究认为，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个体行为，是一种沉浸在对客观规律的敬畏、热爱、痴迷之情中的探索状态，一种心与物驰、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创新不是简单的出风头，争一口气，做“人上人”，因为真正的创新者本质上其实并不在乎旁人对他们行为的评价，不管是负面的批判还是正面的鲜花与掌声。集体主义文化因为过于强调他人对自我的评价，容易使大家陷入从众心理，很难产生创新所需要的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一个很小的例子是左撇子（包括用左手写字）在不同文化中比例的区别。西方用左手写字的人很多，并不是天生的左撇子多，而是大家对用左手写字的宽容。宏观方面也有一个例子，即到现在为止，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在基础研究方面仍没有作出大的、突破性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集体主义文化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结果。《南方周末》回访当年名声大噪的中科大少年班，当年的神童宁铂、谢彦波、干政等人的遭遇，让人感慨万千。大家的一个共同感觉是当年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高调宣传害了他们，使他们因早年成名而对他人看法过分关注，以至于进退失据，找不到自我。
　　一个人在专业技术上的造诣往往与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成反比，很少有创新者具有那种非常善于处理各方面人际关系的社会化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其实就是一种低社会化、非社会化的行为。所以需要社会创造出一种相对单纯的环境，给他们一定的科研资源，在较长的时间内排除各种外在的干扰，潜心研究。而且，越是基础科学的研究，越需要这种非社会化的制度环境的保护。而官本位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化程度极强的制度环境，需要一种很强的社会化性格才能在其中生存，更不用说如鱼得水一般地左右逢源了。在这方面，一般的技术型人才哪里是那种八面玲珑、两头通吃的政客型混混学者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