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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13.079[HT9.]
摘要：利用安徽省合肥市、宿州市等研究區域农户的调查数据，借鉴国际上应用广泛的可持续生计SL框架——DFID模型，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定量测度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之间的复杂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不同脆弱性背景对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负向影响，且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影响生计结果；生计策略对部分生计结果有显著影响，影响力大小和方向各不相同；生计资本中仅部分资本对转出户相应生计策略选择产生影响；生计资本对生计结果存在显著直接影响，同时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影响家庭恩格尔系数，但影响力大小和方向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结构方程模型；转出户；可持续生计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志码： A[HK]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3-0306-05[HS）][HT9.SS]
[HJ1.4mm]
收稿日期：2016-07-05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AHSKY2015D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编号：41401123）。
作者简介：万亚胜（1992—），男，安徽芜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规划。E-mail：351121193@qq.com。
通信作者：程久苗，教授，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政策。E-mail：975869246@qq.com。[HJ]
[ZK）]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而我国的土地问题牵涉到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群体——农户的生计问题。长期以来，农地是农民稳定的可持续生计保障，但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深入推进，为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2012—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指出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且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再次强调要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在相关政策积极支持引导下，农地流转规模呈现增长趋势，但依然存在活力不足、规模不大和流转市场不健全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供给不足[1]。而农户转出农地后有更好的可持续生计策略，将会有效促进农户流出农地，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有效供给。因此研究与剖析农地转出户可持续生计，厘清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有利于加快农村农地合理有序流转、推动发展规模农业和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是一种理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贫困并给予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其中由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2000年建立的可持续生计SL分析框架——DFID模型被多数国际学者和机构采纳应用。国内学者已经运用可持续生计SL分析框架大量探讨了失地农民、农户生计等问题[2-5]，但直接探讨农地转出户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计资本分析、生计策略分析、生计结果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转出户生计资本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经济差异、个体人口学特征等常见因素[6-8]，但忽略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微观生计资本因素。对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计资本[9-10]，但忽略了转出户脆弱性背景。总体而言，国内相关研究只涉及SL分析框架的部分内容，没有系统性展开，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仍没有得到深入探究。
本研究从相对弱势的转出户视角出发，借鉴DFID模型的核心思想，形成“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这一生计研究逻辑链条，基于调研数据，选用结构方程模型系统分析转出户的可持续生计现状、探讨可持续生计中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机制，进而从宏观上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以期可以为提高转出户生计提供相关借鉴和参考。
1理论模型构建
“可持续生计”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91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报告，并在1992年将此概念引入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的行动议程。国内外学者对“可持续生计”概念的理解主要建立在“生计”概念基础之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Chambers和Conway提出的“生计”为一种“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activities）基础之上”，且被大多数学者所采纳[11]。该概念的提出为“可持续生计”概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关学者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会议文献，对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给出较准确的定义，即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在此概念中，资产不仅包括金融财产，还包括社会、自然、人力和物质资产[12]。
在众多理论框架中，DFID模型最为出色，且被多数组织采纳。基于DFID模型，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农地转出户农民个体特征与主观认知，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包含以下4个假设。
[FK（W12][TPWYS1.tif][FK）]
假设1（H1）：农地转出户脆弱性背景对其生计策略负向影响。
基于DFID模型构建适合农地转出户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结构关系的理论模型。外界环境的改变会影响转出户生计策略的改变[13-14]，对于农地转出户而言最重要的外界环境莫过于流转中违约的发生和能否收回土地，当流转过程中发生违约行为，农户收不到租金，严重打击农户转出农地意愿，同时对农户生计选择也会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假设转出户脆弱性背景对生计策略有负向影响力。
假设2（H2）：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对其生计结果正向影响。 3.3农地转出户可持续生计影响机制分析
3.3.1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
如图3所示，模型中路径系数大小反映不同生计资本、脆弱性背景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金融资本与农户转出意愿呈正相关，农户拥有的金融资本越高，就越倾向于转出农地，其金融资本每增加1个单位，转出意愿就增加0.19个单位。由图2可知，在金融资本的4个观测变量中存款、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载荷系数均超过了0.70，说明这3个因子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更大。而是否违约的脆弱性背景对农户转出意愿有负向影响，即农地转出过程中农户感知流转风险过大，违约率过高，农户转出农地意愿低迷。
在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就业性质有影响的假设不成立，没有通过模型t检验，即农户拥有的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就业性质没有直接影响。但人力资本对农户就业性质有较大影响力，直接效应为0.54，即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本越高，农户越愿意选择进城务工，且观测变量中
“学历”的载荷系数最大，说明人力资本中教育程度对农户就业选择影响力最大。自然资本对农户就业性质体现出负向弱作用，本研究的自然资本耕地面积说明随着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增大，农户更倾向于务农，依赖农业生产维持生计。流转过程中，能否收回土地对农户就业性质也体现出负向影响，即农户转出农地后，能随时收回农地自己耕种，农户更愿意在家务农。这一结果符合逻辑关系，如果农户不能要回农地，就会迫使其从事非农工作维持生计，但农户若能收回农地，农户会选择务农或帮其他农户务农，当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户将索回农地自己耕种。
3.3.2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对生计结果的影响分析
生计资本中社会资本对农户闲暇有影响力的假设不成立，但自然资本对其影响的总效益最大，其值为0.274 4。其中直接效应为0.27，即农户家庭所有的耕地面积越大，农户闲暇时间越长。调查结果显示，农户耕地面积越大，其家庭拥有的机械价值越高，农业机械化程度越高，因此农户闲暇时间越长。说明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越高，农业收入可以满足农户生计要求，因此农户更愿意选择空闲较多的农业工作。影响力其次是金融资本，其值为0.030 6，通过转出意愿间接影响，农户拥有的金融资本越高，减少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向往收入更高、更稳定的非农工作，但同时降低了空闲娱乐时间；人力资本对农户闲暇时间也体现出间接影响，但总效应值很小，仅为 -0.010 8，通过就业性质间接影响。说明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本对闲暇时间没有直接影响，但其直接影响农户的转出意愿，农户转出农地选择非农工作，由于非农工作时间固定，农户自由受到约束，且闲暇时间一般低于务农，因此农户闲暇时间降低。综上所述，转出户农民的闲暇时间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与生计策略也有直接显著关系。
农民转出农地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收入的提高。对转出户年收入影响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直接效应为0.76，转出户拥有的金融资本虽然对就业性质没有显著作用，但对农户年收入的提高有正向作用，金融资本中的4个观测变量中存款和工资的载荷系数均超过0.83，说明存款越多，工资收入越高的农户其收入提高幅度越高，这主要是由于转出户的可支配收入越多，越有精力与资本去扩展和调整自己的非农事业，进而提升年收入；影响力其次的是社会资本，直接效应为0.11，社会资本3个观测变量中城市中亲朋好友数量的载荷系数最大，说明社会网络越广泛的转出户其年收入提高幅度越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际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经济生活与社会网络密不可分，且社会资本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社会资本越高的转出户通过其广泛的朋友圈提高就业机会和收入稳定性。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转出户年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当今农民的人力资本缺乏，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人均耕地极少，对农户年收入影响微乎其微。
生计资本中社会资本对转出户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影响力的假设不成立。在家庭恩格尔系数影响因子中金融资本的效应最大，其值为-0.29，转出户的金融资本越多，越有精力和资本去扩展精神追求、调整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力其次的是人力资本，其值为-0.118 8，但不是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就业性质来间接影响。即转出戶人力资本越高，农户更愿意选择从事非农工作，从而提高家庭生活水平，降低家庭恩格尔系数。人力资本中学历载荷系数最大，说明转出户学历会影响其家庭恩格尔系数，学历越高其消费越多样化、生活质量越高；自然资本对转出户家庭恩格尔系数没有直接影响效应，但可以通过就业性质间接影响，但总效应很小，仅为0.048 4。耕地面积越大的农户更倾向留存务农，没有精力和意愿去丰富家庭消费结构。
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运用可持续生计SL分析框架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农地转出户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模型，分析了转出户的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生计结果四者之间复杂的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农地流转环境的脆弱性背景对转出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而言及其重要，流转过程中违约率越高的研究区域所在农户转出意愿较低，而农地转出后若能索回农地经营权，其农户有返乡务农的倾向。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
（2）生计策略对部分生计结果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力大小和方向存在差异。其中，就业性质对农户闲暇和家庭恩格尔系数均有负向影响，即务农农户的闲暇时间较多，但其恩格尔系数较高，生活水平较低。而务工农户在获得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失去了部分闲暇娱乐时间，这将最终影响到农地流转状态改变后或家庭现状变迁后的农户生存；生计策略中的转出意愿仅影响农户的闲暇时间，对农户的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没有直接影响。因此，H2中部分假设被验证。
（3）生计资本中仅部分资本对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影响。转出户可持续生计中的生计资本由金融、社会、人力和自然4个部分构成，其中仅有金融资本对农户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他3大资本对农户转出意愿影响不明显；对农户就业性质有显著影响的为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即农户人力资本越高、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小，农户更愿意选择脱离农业生产。因此，H3中部分假设被验证。 （4）生计资本对生计结果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力大小和方向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对农户闲暇产生影响的有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影响力最大；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正向直接影响转出户年收入；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均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影响家庭恩格尔系数，但方向相反，金融资本对家庭恩格尔系数影响最大。因此，假设H4部分得到验证。
基于本研究结果，为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育，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建立完善农地流转法律规范，健全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监督、检查、指导和协调等工作，切实做到流转前有指导、流转前中有协调、流转前后有服务，降低农地流转的违约率，消除转出户后顾之忧。二是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提高其人力资本和就业层次。三是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提高农户金融资本。
[HS2]参考文献：[HJ1.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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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安徽省合肥市、宿州市等研究區域农户的调查数据，借鉴国际上应用广泛的可持续生计SL框架——DFID模型，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定量测度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之间的复杂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不同脆弱性背景对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负向影响，且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影响生计结果；生计策略对部分生计结果有显著影响，影响力大小和方向各不相同；生计资本中仅部分资本对转出户相应生计策略选择产生影响；生计资本对生计结果存在显著直接影响，同时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影响家庭恩格尔系数，但影响力大小和方向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结构方程模型；转出户；可持续生计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志码： A[HK]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3-0306-05[HS）][HT9.SS]
[HJ1.4mm]
收稿日期：2016-07-05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AHSKY2015D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编号：41401123）。
作者简介：万亚胜（1992—），男，安徽芜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规划。E-mail：351121193@qq.com。
通信作者：程久苗，教授，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政策。E-mail：975869246@qq.com。[HJ]
[ZK）]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而我国的土地问题牵涉到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群体——农户的生计问题。长期以来，农地是农民稳定的可持续生计保障，但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深入推进，为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2012—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指出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且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再次强调要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在相关政策积极支持引导下，农地流转规模呈现增长趋势，但依然存在活力不足、规模不大和流转市场不健全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供给不足[1]。而农户转出农地后有更好的可持续生计策略，将会有效促进农户流出农地，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有效供给。因此研究与剖析农地转出户可持续生计，厘清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有利于加快农村农地合理有序流转、推动发展规模农业和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是一种理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贫困并给予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其中由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2000年建立的可持续生计SL分析框架——DFID模型被多数国际学者和机构采纳应用。国内学者已经运用可持续生计SL分析框架大量探讨了失地农民、农户生计等问题[2-5]，但直接探讨农地转出户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计资本分析、生计策略分析、生计结果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转出户生计资本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经济差异、个体人口学特征等常见因素[6-8]，但忽略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微观生计资本因素。对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计资本[9-10]，但忽略了转出户脆弱性背景。总体而言，国内相关研究只涉及SL分析框架的部分内容，没有系统性展开，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仍没有得到深入探究。
本研究从相对弱势的转出户视角出发，借鉴DFID模型的核心思想，形成“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这一生计研究逻辑链条，基于调研数据，选用结构方程模型系统分析转出户的可持续生计现状、探讨可持续生计中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机制，进而从宏观上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以期可以为提高转出户生计提供相关借鉴和参考。
1理论模型构建
“可持续生计”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91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报告，并在1992年将此概念引入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的行动议程。国内外学者对“可持续生计”概念的理解主要建立在“生计”概念基础之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Chambers和Conway提出的“生计”为一种“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activities）基础之上”，且被大多数学者所采纳[11]。该概念的提出为“可持续生计”概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关学者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会议文献，对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给出较准确的定义，即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在此概念中，资产不仅包括金融财产，还包括社会、自然、人力和物质资产[12]。
在众多理论框架中，DFID模型最为出色，且被多数组织采纳。基于DFID模型，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农地转出户农民个体特征与主观认知，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包含以下4个假设。
[FK（W12][TPWYS1.tif][FK）]
假设1（H1）：农地转出户脆弱性背景对其生计策略负向影响。
基于DFID模型构建适合农地转出户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结构关系的理论模型。外界环境的改变会影响转出户生计策略的改变[13-14]，对于农地转出户而言最重要的外界环境莫过于流转中违约的发生和能否收回土地，当流转过程中发生违约行为，农户收不到租金，严重打击农户转出农地意愿，同时对农户生计选择也会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假设转出户脆弱性背景对生计策略有负向影响力。
假设2（H2）：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对其生计结果正向影响。 3.3农地转出户可持续生计影响机制分析
3.3.1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
如图3所示，模型中路径系数大小反映不同生计资本、脆弱性背景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金融资本与农户转出意愿呈正相关，农户拥有的金融资本越高，就越倾向于转出农地，其金融资本每增加1个单位，转出意愿就增加0.19个单位。由图2可知，在金融资本的4个观测变量中存款、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载荷系数均超过了0.70，说明这3个因子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更大。而是否违约的脆弱性背景对农户转出意愿有负向影响，即农地转出过程中农户感知流转风险过大，违约率过高，农户转出农地意愿低迷。
在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就业性质有影响的假设不成立，没有通过模型t检验，即农户拥有的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就业性质没有直接影响。但人力资本对农户就业性质有较大影响力，直接效应为0.54，即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本越高，农户越愿意选择进城务工，且观测变量中
“学历”的载荷系数最大，说明人力资本中教育程度对农户就业选择影响力最大。自然资本对农户就业性质体现出负向弱作用，本研究的自然资本耕地面积说明随着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增大，农户更倾向于务农，依赖农业生产维持生计。流转过程中，能否收回土地对农户就业性质也体现出负向影响，即农户转出农地后，能随时收回农地自己耕种，农户更愿意在家务农。这一结果符合逻辑关系，如果农户不能要回农地，就会迫使其从事非农工作维持生计，但农户若能收回农地，农户会选择务农或帮其他农户务农，当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户将索回农地自己耕种。
3.3.2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对生计结果的影响分析
生计资本中社会资本对农户闲暇有影响力的假设不成立，但自然资本对其影响的总效益最大，其值为0.274 4。其中直接效应为0.27，即农户家庭所有的耕地面积越大，农户闲暇时间越长。调查结果显示，农户耕地面积越大，其家庭拥有的机械价值越高，农业机械化程度越高，因此农户闲暇时间越长。说明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越高，农业收入可以满足农户生计要求，因此农户更愿意选择空闲较多的农业工作。影响力其次是金融资本，其值为0.030 6，通过转出意愿间接影响，农户拥有的金融资本越高，减少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向往收入更高、更稳定的非农工作，但同时降低了空闲娱乐时间；人力资本对农户闲暇时间也体现出间接影响，但总效应值很小，仅为 -0.010 8，通过就业性质间接影响。说明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本对闲暇时间没有直接影响，但其直接影响农户的转出意愿，农户转出农地选择非农工作，由于非农工作时间固定，农户自由受到约束，且闲暇时间一般低于务农，因此农户闲暇时间降低。综上所述，转出户农民的闲暇时间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与生计策略也有直接显著关系。
农民转出农地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收入的提高。对转出户年收入影响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直接效应为0.76，转出户拥有的金融资本虽然对就业性质没有显著作用，但对农户年收入的提高有正向作用，金融资本中的4个观测变量中存款和工资的载荷系数均超过0.83，说明存款越多，工资收入越高的农户其收入提高幅度越高，这主要是由于转出户的可支配收入越多，越有精力与资本去扩展和调整自己的非农事业，进而提升年收入；影响力其次的是社会资本，直接效应为0.11，社会资本3个观测变量中城市中亲朋好友数量的载荷系数最大，说明社会网络越广泛的转出户其年收入提高幅度越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际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经济生活与社会网络密不可分，且社会资本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社会资本越高的转出户通过其广泛的朋友圈提高就业机会和收入稳定性。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转出户年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当今农民的人力资本缺乏，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人均耕地极少，对农户年收入影响微乎其微。
生计资本中社会资本对转出户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影响力的假设不成立。在家庭恩格尔系数影响因子中金融资本的效应最大，其值为-0.29，转出户的金融资本越多，越有精力和资本去扩展精神追求、调整家庭消费结构；影响力其次的是人力资本，其值为-0.118 8，但不是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就业性质来间接影响。即转出戶人力资本越高，农户更愿意选择从事非农工作，从而提高家庭生活水平，降低家庭恩格尔系数。人力资本中学历载荷系数最大，说明转出户学历会影响其家庭恩格尔系数，学历越高其消费越多样化、生活质量越高；自然资本对转出户家庭恩格尔系数没有直接影响效应，但可以通过就业性质间接影响，但总效应很小，仅为0.048 4。耕地面积越大的农户更倾向留存务农，没有精力和意愿去丰富家庭消费结构。
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运用可持续生计SL分析框架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农地转出户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模型，分析了转出户的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生计结果四者之间复杂的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农地流转环境的脆弱性背景对转出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而言及其重要，流转过程中违约率越高的研究区域所在农户转出意愿较低，而农地转出后若能索回农地经营权，其农户有返乡务农的倾向。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
（2）生计策略对部分生计结果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力大小和方向存在差异。其中，就业性质对农户闲暇和家庭恩格尔系数均有负向影响，即务农农户的闲暇时间较多，但其恩格尔系数较高，生活水平较低。而务工农户在获得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失去了部分闲暇娱乐时间，这将最终影响到农地流转状态改变后或家庭现状变迁后的农户生存；生计策略中的转出意愿仅影响农户的闲暇时间，对农户的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没有直接影响。因此，H2中部分假设被验证。
（3）生计资本中仅部分资本对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影响。转出户可持续生计中的生计资本由金融、社会、人力和自然4个部分构成，其中仅有金融资本对农户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他3大资本对农户转出意愿影响不明显；对农户就业性质有显著影响的为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即农户人力资本越高、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小，农户更愿意选择脱离农业生产。因此，H3中部分假设被验证。 （4）生计资本对生计结果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力大小和方向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对农户闲暇产生影响的有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影响力最大；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正向直接影响转出户年收入；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均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影响家庭恩格尔系数，但方向相反，金融资本对家庭恩格尔系数影响最大。因此，假设H4部分得到验证。
基于本研究结果，为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育，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建立完善农地流转法律规范，健全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监督、检查、指导和协调等工作，切实做到流转前有指导、流转前中有协调、流转前后有服务，降低农地流转的违约率，消除转出户后顾之忧。二是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提高其人力资本和就业层次。三是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提高农户金融资本。
[HS2]参考文献：[HJ1.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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