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步开放，有关高岗、饶漱石的行状以及“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一案的内情，慢慢有所披露。该案是中共建国后党内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意义“不在于具体挫败了他们的什么夺权阴谋，而是建国后第一次宣布党内出现一个反党联盟”。
　　中央对高、饶态度趋于明确
　　对于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毛泽东后来说，发现于1953年。从1953年12月到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数次给党内高层打招呼。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点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点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对高岗提出了措辞严厉的不点名警告。
　　12月26日晚，毛泽东去杭州路过上海做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位华东负责人透露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张鼎丞问毛泽东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在此前后，陈毅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谈。头一次，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不明底细，还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表扬了饶漱石，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向毛泽东和盘托出。毛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毛泽东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
　　毛泽东对谭震林、陈毅等人打招呼，使他们明白了中央对高岗、饶漱石的态度。
　　借七届四中全会发动与会者
　　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虽然目的是冲着高岗、饶漱石来的，但毛泽东给会议定下的调子却很特别：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的同志的觉悟。
　　之后，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四中全会，除刘少奇代表中央做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报告外，还有6位领导人在会上发了言。在发言中，他们都从正面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虽然也都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在党内存在的各种有碍党的团结的不良倾向，但他们都严格按照会前所定的方针，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或揭露高岗、饶漱石，更谈不到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了。
　　这种表面上的和缓，实际上是一个发动与会者的过程。来北京参加会议的与会代表，大多数并不了解会议的背景，更不了解会议的目的是针对高岗、饶漱石的。那么，这就需要中央领导分别向与会者打招呼，予以发动。比方说，后来被称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的东北局第三书记张秀山，到北京后，经周恩来打招呼后才知道，原来是指“高岗到中央工作后的错误”，不由得“大吃一惊，才知道他问题的严重”。
　　因此，七届四中全会开会的过程，也是发动与会者的过程。会议结束后，立刻就转入了对高岗、饶漱石的揭发、清算。从2月15日至25日，中央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正式揭发和核实他们的问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岗、饶漱石的揭发和批判。
　　两个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给中央的报告，就罗列了高岗10个方面的错误；而邓小平、谭震林、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也罗列了饶漱石8项错误。座谈会结束后，中央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
　　各分局响应中央积极揭发批斗
　　中央的两个座谈会结束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统一安排下，东北局、华北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也分别召开了党代表会议，按照中央的部署进一步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揭发和批判。
　　东北局第三书记张秀山，在回忆录中详细地叙述了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召开的过程。
　　在北京的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就明确地为东北的高级干部会议定下调子。他对张秀山说：“东北局应从东北的角度，对高岗的本质，揭发应深些，揭发他‘一贯正确“政治上对，组织上错’，以引起干部的愤慨，耻于与其为伍。”
　　东北局对高岗、饶漱石（主要是高岗）的揭发批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指导下，在东北局副书记林枫的主持下，按照中央对高饶的结论，一边倒地揭来揭去，批来批去，于是就出现了拥护高岗反党的“五虎上将”，即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
　　在华东局，也是按照这个逻辑进行揭发的。
　　“高饶反党联盟”系墙倒众人推之果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词中说：
　　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
　　由于害怕被划到“联盟”里边去，人人表态的做法立即一呼百应，演变成了墙倒众人推的局面。
　　之前，高、饶二人虽然都被迫写检查，但都不认“反党”又“联盟”的罪名。
　　饶漱石本来写出一份中央还算认可的检查，但是，私下里对这个罪名是有意见的。
　　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饶漱石的秘书陈麒章，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表现反常的情况反映。其中讲道：饶在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前后几天，多次发牢骚。一是否认自己曾经参与高岗联盟反党。因为反党就是反毛主席，他们根本没反毛主席，只是批评了刘少奇，自己当时的几条检讨和书面检查，都是被迫说了违心话。二是这次挨整，整得这么厉害，主要是陈毅打击报复，从中作梗，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要中央重新审理问题。陈麒章的材料被印发给全体代表。已经表态的代表们看了材料，自然怒火中烧，纷纷抨击饶漱石“果然很不老实”，足见此人“本质很坏，不可信任”。
　　接着又有一份关系到饶漱石的材料被印发到了会议上。材料揭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和维持社会治安中，实行“以特反特”的策略，所重用和包庇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多达3300余人。这件事直接牵涉到饶漱石，因为当年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批准了“以特反特”的方针。于是，有着愤怒情绪的代表认为，这是饶漱石暴露出来的又一个严重政治问题，同时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对敌斗争问题上，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下了罪行，扬帆的后台就是饶。而今扬帆已入狱，饶也应该治罪。
　　既然应该治饶的罪，那么就再接着找罪名。于是，又有一些代表由此产生了对饶漱石政治历史的怀疑，认为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的脱险，并非他所说的“派警卫员下山成功收买敌连长”，而是被俘后变节由敌人派返党内的。
　　有了这些罪状，“高、饶反党联盟”及“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成为定论，饶漱石被宣布开除党籍。
　　可是墙倒众人推的局面还没有结束。相隔1个月后的4月2日，又冒出了一个潘汉年的问题。潘汉年是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会议上听了毛泽东讲到“与高岗、饶漱石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请楚”。这对他震动很大，为了向党表明心迹，潘汉年找到上海市市长陈毅，报告自己与饶漱石工作交往的情况，说出了自己在1943年夏天，奉饶漱石之命赴上海进行统战工作时曾见过汪精卫的事情。这件事潘汉年怕受到组织的误解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过。之后，陈毅便写成材料，直接送于毛泽东。毛泽东大为震怒，提笔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
　　由于潘汉年的问题直接与饶漱石纠缠在一起，这样，饶又成了“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首犯，被公安部逮捕，立案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