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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也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与其他区域脱贫式、整体性乡村振兴不同的是，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立足超大城市的社会经济条件，克服资本下乡的逐利本性，在新时代物品充裕的条件下，探索与重建乡村价值，让上海的乡村成为别样的江南，实现包容性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超大城市;资源禀赋;结构性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6-0057-07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全国性战略和总体性规划，是未来中国乡村的发展蓝图和行动指南。作为世界超大城市，正在奋力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上海，呼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振兴大都会乡村具有特殊的背景、意义和实现的路径。上海正在提升“五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和发展能级，是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动力引擎，“城市增长”仍然是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安东尼奥特姆，2006）。同时，上海执行最严格土地红线政策，在经历快速城市化阶段后，还有1549个行政村，34个涉农居委会，29941个自然村，276个农村居民定居点（2016年），耕地面积1908平方公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约1200平方公里，区域内二分之一的面积仍然是半城市化或乡村地带，葆有江南乡村的元素和特质。
上海，在6340平方公里土地上浓缩了具有现代性和都市性的中心城市区域，半城市化的郊区和以农作为主的乡村地带，叠加成超大城市的三元社会经济结构。基于超大城市的社会结构性特质、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质，本文从人口、增长、土地和文化四个方面，讨论大都会乡村的振兴之路。
一、“过剩之地”的大都会
城镇化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政策工具之一，也是上海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之一。转移农民，农民变市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基调。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还处于城镇化加速期。就地城镇化，农民向城镇迁移，带动了乡村工業化和农民增收。从区域来看，农民工流动呈现净流入与净流出的结构性失衡，“三农”问题呈现新的特点。在流入地区域可以享受资产增值和城镇化收益，形成大城市郊区的“新食利阶层”和城中村等城市问题，流出地的区域则承担人口迁移和现代性的后果，带来诸多的社会经济问题（李培林，2010;贺雪峰，2014）。“三农”问题愈加突出，乡村振兴需要新的思路与对策。
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具有城镇化天然动力和虹吸能力。据统计，2015年上海的城镇化率为87.6%，达到高度城镇化水平，与日本东京都市圈相当。上海户籍改革趋势是基本取消本市城市与农村户口的身份区别，城乡户籍藩篱逐步取消。考虑未来户籍政策变动，上海的城镇化率达到更高水平。上海是人口迁移的重要目的地，城镇化具有异质性和区域特点。上海的城镇化不仅是在地农民的城镇化，还包括外地流入农民的城镇化。“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孟德拉斯，2005）。人口规模与结构一直是上海的调控目标，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城镇化对上海来说，还包括站在现代新业态门口的来沪建设者。在高速发展和扩张期，上海吸纳了大量的“候鸟型”建设者，创业者和现代服务业人才等，其中大部分是来沪务工就业的农民工。上海的城镇化不仅是本土人口数量与结构指标，还包括外来人口的城镇化，量的城镇化已失去现实意义。上海城镇化是圈层化模式，即表现为人口从郊区向中心城区的梯级迁移和郊区的双向流动。作为消费型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文化与品位是迁移人口的追逐目标，经历浓缩、集中、隔离和接替的城市人类生态学自然过程（帕克，2016），城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心化。
上海乡村家庭与个体化生活质量指标与城市相当（见表1），甚至高于城市中心个别区域。上海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数量的变动，而是生活样式的城镇化和乡村民俗与城市商业文明间的互动。城市人被职业、居住、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等代替。乡村家庭的城镇化是代际接力的过程，而不仅是制度安排的结果（贺柱智，2017）。家庭有城镇化的原发动力和理性计算，正如松江家庭农场主通过规模农业增加收入，实现了城里买房的代际愿望。
参考城镇化国际标准，上海已进入城镇化末端期，值得警惕的是世界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和“大城市病”，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涵养乡村，培植乡村亲和性产业，实现乡村振兴是上海未来发展的蓄水池和新动能。振兴乡村，对于上海正当其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乡村振兴的人口、产业、文化与空间置换
1.人口结构
人口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2017年上海户籍常住人口1445.65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72.68万人，本市农业生产经营人员52.62万人，仅占户籍人口的3.6%。（见表2）据上海市统计局统计，2017年，上海户籍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33.2%，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20.6%。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上海是户籍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与此同时，上海户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上海户籍乡村人口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16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52.62万人，55岁及以上占63.0%。考虑户籍条件，本市户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更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更趋老龄化，非农收入是乡村人口的重要收入来源。仅从人口结构变动看，上海乡村也呈现衰落的图景。荒芜的村落和旧宅民居，空心村也不同程度的存在，造成土地资源与空间浪费。
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和超魅的大都市想象。中心市区、远郊村镇、内环、外环等，展现城市生态的形成过程和区隔。在快速扩展过程中，上海乡村是主要的人口导入区。从远郊乡村、街镇到城乡过渡地带，外来人口导入、分化、融合，成为乡村生产和工商服务的主力。村居民宅的违建及其市场价值等表明外来人口的导入，正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见表3）本地农民的代际流动以居住地为身份标识，通过居住地的迁移实现城镇化。据调查，上海郊区的农业生产和经营多采用外包的形式，即使本地人从事农业生产也是60岁以上人口和养老型农业。如嘉定某村，户籍人口仅为2400人，外来新村民达12000余人，人口户籍结构倒挂。嘉定乡镇的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逐步进城或进镇购房居住，村庄成为外来人口集聚中心，全区近100万外来人口中，近70万居住在农村地区。户籍农村居住人口则以老年人为主，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地区。奉贤某镇35岁以下核心家庭几乎不在农村常住。 如此，从人口动态形成过程和结构看，上海的乡村振兴主体不是人口与土地的天然结合，而是农民或农业生产主体与土地的疏离和异化。本地农民可以享受城市化的红利和集体资产的收益，外地农民成为“农业工人”或服务乡村生活的来沪建设者、工商从业者。如松江区，在推进家庭农场实验中，对农场主的户籍和用工都有明确的限制条件，经营土地排拆外地人。对于家庭农场主的限制性条件是：“只能是本村的农户家庭，常年务农人员至少在2人以上（含2人）;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具有本区户籍、家庭常年务农人员至少在2人以上（含2人）的家庭。对于农业用工的限制性条件是：“除季节性、临时性聘用短期劳动者外，不得常年雇佣外来劳动力从事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从上海乡村振兴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看，乡村振兴谁是主体，谁在受益等问题会同步显现出来。人口结构的变迁是影响上海乡村振兴的重要变量，除非探索一种新的人口迁移和融入模式。因此，上海的乡村振兴涉及到复杂的社会政策。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乡村振兴必然会产生新的政策效应。相较于其他地区，上海的乡村留住什么样的人，吸引什么样的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如郊区乡村的大型居住区，新居民人数超过半数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0%。（见表4）
2.乡村产业
上海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和相对值逐年下降（见表5）。2017年上海第一产业增加值为98.99亿元，比上一年下降9.5%，占GDP比重仅为0.3%，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式微，农业成为低效产业和低收入行业，乡村的直接经济贡献是可以被忽视的增长点。“在当今社会经济体系和经济计量中，除了小部分农林产品和乡村旅游产品可以实现价格衡量外，乡村中的大部分价值，包括自然价值、安全价值和文化价值，在被人们无偿使用的同时却往往被忽视。”（朱建江，2018）
从產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乡村价值需要被重新发现和定义，而不仅是经济计量数字。上海的乡村价值需要“六次产业”融合发展才能实现。土地是乡村的自然禀赋，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城市资本下乡的追逐对象。在土地稀缺，资本密集的条件下，地产化与城市同质扩张的冲动非常强烈，超大城市坚守乡村价值需要极大的定力和新的发展思路。
3.乡村文化
振兴乡村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上海自开埠以来，城市文明、海派文化与乡村文明、村落文化直接碰撞与浸染，前者对乡村辐射强烈，促进乡民的思想观念、职业选择、社会习俗和家庭生活等方面发生顺应潮流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上海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与包容多元文化，成为各路文化展演的大都会。
从价值与器物层面看，海派文化是一种中西交融的生活样式。上海的乡村得风气之先，又有相对较强的经济基础，现代西方的文明生活方式不仅融入大都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也渗入乡村郊野百姓人家。城市文明与海派文化涵化乡村文化，都市与乡村的文化边界越来越模糊。这种海派文化的浸染与融合表达乡村居民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仅从主要的生活资料指标看，上海乡村已达到小康水平，接近城市生活指标，个体生活质量与城市相差无几。在都市、海派文化的涵化过程中，如何葆有上海乡村文化的特质与元素，小文化也能够呈现精彩，而不是被边缘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立基之础。
上海是移民的大熔炉，多元文化的汇聚地，海派文化也是多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复合体。上海的乡村原住民日渐减少，来自全国的建设者成为乡村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军，振兴乡村文化就是在挖掘上海地方乡村文化的同时，融入其它区域移民的文化元素，提炼具有新时代精神的上海乡村文化。
4.乡村土地
土地是乡村最重要的资源，也是上海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和未来发展的瓶颈。上海城市建设用地不足100平方公里，用地存量主要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目前乡村农用土地“三权分置”的约束下，土地所有权归村庄，农户拥有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则可以在村庄内部流转，农户享有宅基地的集体建设用地权。就集体建设用地来说，目前上海宅基地约75.5万户，总面积约400多平方公里，占集体建设用地总量的50%左右，占目前城镇规划建设区外现状建设用地的40%左右（王超领，2016）。农村宅基地布局分散，居住点规模较小，传统的村落占用了大量的建设用地，影响了土地效益。农用耕地则一直作为农民的基本福利保障，稳定长期的土地承包权不变。另外，上海还要对土地实行减量化管理，守住土地红线。从乡村工业化，到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美丽）建设，上海一直在积极探索乡村土地的开发、利用的价值最大化，乡村集体建设用地作为要素投入乡村工业化。乡村农用地“三权分置”，农户可以经村集体中介流转土地，发展乡村家庭农场，农户宅基地置换商品房和城保。
在上海建设经营用地已见天花板的情况下，土地空间腾挪成为乡村振兴的又一政策工具，集中表现为推进“三集中”和“三块地”改革。从2004年开始，上海郊区开始着手宅基地置换，分散的宅基地可以置换商品房或农户的社会保障。从政策落地效果看，具有一定产业基础、城市开发活动比较规范并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城市郊区，置换试点较为成功，保障了农民的利益，节约了土地，优化了布局。在城镇化条件不成熟、产业基础薄弱、政府财力不足、政策瓶颈较严重的情况下，需谨慎决策（张娴，2010）。宅基地的价值取决于其地段和未来的开发价值，上海杨浦区在试点后发现“矛盾最直接的体现，首先便在于宅基地置换的资金筹措的极大压力”。农户家庭住房已经过代际迁移，如奉贤柘林的置换试点，基本上是农村的老人置换到商品安置房，新生代郊区农户或已在地域中心镇购置商品房。政府虽然用社会保障兜底，但是对农村老人的可持续生计会发生直接的影响。
三、乡村振兴的可能空间
通过乡村振兴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超大城市的乡村振兴应立足社会结构特质、资源禀赋和文化的特点探索出可行的乡村振兴之路。目前上海的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和路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乡村郊野化和田园综合体的规划与实验
上海已在郊区规划或试运行郊野公园共21个，在农用地的保护范围内，增加土地的复合功能，从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乡村振兴，提升城市品质。香港的郊野首位功能是生态保育，郊野只建设公共厕所和避雨亭，其他建筑保留或修旧如旧式更新。而上海的郊野公园是通过田林路水村的综合整治建设的，因此，郊野的野趣不足，或成为翻版的城市公园。田园综合体与郊野公园类似，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地产开发。上海是超大城市，适量的郊野建设可以提高城市的品位，但是过度的郊野建设可能增加城市建设成本。特别是上海的快速交通系统的联网，上海的郊野不一定比江浙的郊野更便捷和更有趣味，且很难做出特色。
2.乡村振兴应具有包容性
上海的乡村振兴应充分考虑人口结构与发展定位，从人口来看，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原住民，或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到总人口的1%。乡村是上海外来常住人口的吸纳地，在地农民不同程度地分享了城镇化的红利。虽然利用消极政策，设置进入农业的门槛，但是上海的农业不是在地农民的农业。另外，上海的乡村经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低端工业化阶段，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主要用于建设厂房租赁或其它形式的招商获取集体收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低端产业或迁移或关闭，直接影响乡村集体收入，吸纳的就业人口也面临流出。上海的乡村振兴，不仅是破解“三农”问题，而且是乡村的“再工业化”。如奉贤区探索“一庄园一总部”的再工业化模式，融合了乡村的生态优势，实现了产业融合发展，成为上海核心功能的承载地。
3.“三块地”腾挪
上海的城市建设用地已逼近天花板，但是农村建设用地还有较大的空间，成为乡村振兴的最重要资本和未来发展的“蓄水池”。上海在城市化进程中，充分利用了人口和土地红利，实现了快速积累和超常发展。目前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主要是农民宅基地和乡村公用建设用地，在现有土地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宅基地置换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会面临政策和操作障碍。如奉贤某村探索土地与宅基地集中，因平衡资金需要，开发的小产权房也缺少法律保障，留下隐患。从数据看，郊区的宅基地置换成本非常高，集体建设用地受用途限制，入市后的增值需要强力的产业支撑，增值收益分配也存在问题。政府受土地财政的制约，征地改革也缺少内在动力。还有一种模式是探索村集体资金资产化，股份化和证券化，吸引社会资本，但是这种金融化、证券化探索也会有市场波动的风险。
4.正视小农经济
上海自开埠以来，郊镇乡村一直受到市场的强力推拉，但是小农经济一直是上海郊镇的主要业态。作为世界超大城市，上海要不要保留小农经济，保留什么样的小农经济会是乡村振兴面临的重要问题。主流观点是小农经济低效，是必然要改造的传统农业。农民进城是小农致富的不二法门。对于上海来说，没有任何区域像上海农村一样贴近市场，可以为农民提供多种兼业，收入形式多样。事实上，农民进城和职业选择是自然选择过程，虽然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民的社会流动，但是农民进城从来没有停止过，农民会理性地选择要进入何种行业，“五行八作”就是传统农民的生存智慧。因此，上海的乡村振兴要正视小农经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尊重农民的理性选择和自然演进过程。
四、结论
在土地红线的约束下，上海作为世界超大城市，乡村面积仍然过半。乡村振兴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現实问题。城市的特色与底蕴在于其历史与文化。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成为城市的简单延伸和复制，而渴望城市的繁荣与便利更是乡村人口迁移的原动力。上海已走出快速城市化的历史阶段，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快速的城市膨胀，导入更多的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而应重新发现上海之根，历史积淀，寻找与超大城市发展相契合的乡村文化元素。留住乡村，就是留住大都会发展的后劲。在城市化冲动非常强烈的大都市，城市覆盖农村即乡村振兴的简单模式应加以高度警惕。乡村无论在环境治理，发展经济和社区共同体建设等方面，都应探索新的思路与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上海的结构性特质、资源禀赋和经济中心的发展定位，乡村振兴应保育为先，克服资本逐利的冲动，探索包容性乡村振兴之路。
参考文献：
[1]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1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2]上海市第三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第三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8）[EB/OL].http：//www.stats-sh.gov.cn/html/sjfb/201801/1001489.html.
[3]安东尼奥特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4]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帕克.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建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李培林.2010.村落的终结[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宋桂祝
[关键词]乡村振兴;超大城市;资源禀赋;结构性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6-0057-07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全国性战略和总体性规划，是未来中国乡村的发展蓝图和行动指南。作为世界超大城市，正在奋力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上海，呼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振兴大都会乡村具有特殊的背景、意义和实现的路径。上海正在提升“五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和发展能级，是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动力引擎，“城市增长”仍然是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安东尼奥特姆，2006）。同时，上海执行最严格土地红线政策，在经历快速城市化阶段后，还有1549个行政村，34个涉农居委会，29941个自然村，276个农村居民定居点（2016年），耕地面积1908平方公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约1200平方公里，区域内二分之一的面积仍然是半城市化或乡村地带，葆有江南乡村的元素和特质。
上海，在6340平方公里土地上浓缩了具有现代性和都市性的中心城市区域，半城市化的郊区和以农作为主的乡村地带，叠加成超大城市的三元社会经济结构。基于超大城市的社会结构性特质、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质，本文从人口、增长、土地和文化四个方面，讨论大都会乡村的振兴之路。
一、“过剩之地”的大都会
城镇化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政策工具之一，也是上海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之一。转移农民，农民变市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基调。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还处于城镇化加速期。就地城镇化，农民向城镇迁移，带动了乡村工業化和农民增收。从区域来看，农民工流动呈现净流入与净流出的结构性失衡，“三农”问题呈现新的特点。在流入地区域可以享受资产增值和城镇化收益，形成大城市郊区的“新食利阶层”和城中村等城市问题，流出地的区域则承担人口迁移和现代性的后果，带来诸多的社会经济问题（李培林，2010;贺雪峰，2014）。“三农”问题愈加突出，乡村振兴需要新的思路与对策。
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具有城镇化天然动力和虹吸能力。据统计，2015年上海的城镇化率为87.6%，达到高度城镇化水平，与日本东京都市圈相当。上海户籍改革趋势是基本取消本市城市与农村户口的身份区别，城乡户籍藩篱逐步取消。考虑未来户籍政策变动，上海的城镇化率达到更高水平。上海是人口迁移的重要目的地，城镇化具有异质性和区域特点。上海的城镇化不仅是在地农民的城镇化，还包括外地流入农民的城镇化。“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孟德拉斯，2005）。人口规模与结构一直是上海的调控目标，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城镇化对上海来说，还包括站在现代新业态门口的来沪建设者。在高速发展和扩张期，上海吸纳了大量的“候鸟型”建设者，创业者和现代服务业人才等，其中大部分是来沪务工就业的农民工。上海的城镇化不仅是本土人口数量与结构指标，还包括外来人口的城镇化，量的城镇化已失去现实意义。上海城镇化是圈层化模式，即表现为人口从郊区向中心城区的梯级迁移和郊区的双向流动。作为消费型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文化与品位是迁移人口的追逐目标，经历浓缩、集中、隔离和接替的城市人类生态学自然过程（帕克，2016），城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心化。
上海乡村家庭与个体化生活质量指标与城市相当（见表1），甚至高于城市中心个别区域。上海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数量的变动，而是生活样式的城镇化和乡村民俗与城市商业文明间的互动。城市人被职业、居住、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等代替。乡村家庭的城镇化是代际接力的过程，而不仅是制度安排的结果（贺柱智，2017）。家庭有城镇化的原发动力和理性计算，正如松江家庭农场主通过规模农业增加收入，实现了城里买房的代际愿望。
参考城镇化国际标准，上海已进入城镇化末端期，值得警惕的是世界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和“大城市病”，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涵养乡村，培植乡村亲和性产业，实现乡村振兴是上海未来发展的蓄水池和新动能。振兴乡村，对于上海正当其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乡村振兴的人口、产业、文化与空间置换
1.人口结构
人口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2017年上海户籍常住人口1445.65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72.68万人，本市农业生产经营人员52.62万人，仅占户籍人口的3.6%。（见表2）据上海市统计局统计，2017年，上海户籍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33.2%，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20.6%。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上海是户籍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与此同时，上海户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上海户籍乡村人口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16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52.62万人，55岁及以上占63.0%。考虑户籍条件，本市户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更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更趋老龄化，非农收入是乡村人口的重要收入来源。仅从人口结构变动看，上海乡村也呈现衰落的图景。荒芜的村落和旧宅民居，空心村也不同程度的存在，造成土地资源与空间浪费。
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和超魅的大都市想象。中心市区、远郊村镇、内环、外环等，展现城市生态的形成过程和区隔。在快速扩展过程中，上海乡村是主要的人口导入区。从远郊乡村、街镇到城乡过渡地带，外来人口导入、分化、融合，成为乡村生产和工商服务的主力。村居民宅的违建及其市场价值等表明外来人口的导入，正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见表3）本地农民的代际流动以居住地为身份标识，通过居住地的迁移实现城镇化。据调查，上海郊区的农业生产和经营多采用外包的形式，即使本地人从事农业生产也是60岁以上人口和养老型农业。如嘉定某村，户籍人口仅为2400人，外来新村民达12000余人，人口户籍结构倒挂。嘉定乡镇的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逐步进城或进镇购房居住，村庄成为外来人口集聚中心，全区近100万外来人口中，近70万居住在农村地区。户籍农村居住人口则以老年人为主，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地区。奉贤某镇35岁以下核心家庭几乎不在农村常住。 如此，从人口动态形成过程和结构看，上海的乡村振兴主体不是人口与土地的天然结合，而是农民或农业生产主体与土地的疏离和异化。本地农民可以享受城市化的红利和集体资产的收益，外地农民成为“农业工人”或服务乡村生活的来沪建设者、工商从业者。如松江区，在推进家庭农场实验中，对农场主的户籍和用工都有明确的限制条件，经营土地排拆外地人。对于家庭农场主的限制性条件是：“只能是本村的农户家庭，常年务农人员至少在2人以上（含2人）;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具有本区户籍、家庭常年务农人员至少在2人以上（含2人）的家庭。对于农业用工的限制性条件是：“除季节性、临时性聘用短期劳动者外，不得常年雇佣外来劳动力从事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从上海乡村振兴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看，乡村振兴谁是主体，谁在受益等问题会同步显现出来。人口结构的变迁是影响上海乡村振兴的重要变量，除非探索一种新的人口迁移和融入模式。因此，上海的乡村振兴涉及到复杂的社会政策。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乡村振兴必然会产生新的政策效应。相较于其他地区，上海的乡村留住什么样的人，吸引什么样的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如郊区乡村的大型居住区，新居民人数超过半数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0%。（见表4）
2.乡村产业
上海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和相对值逐年下降（见表5）。2017年上海第一产业增加值为98.99亿元，比上一年下降9.5%，占GDP比重仅为0.3%，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式微，农业成为低效产业和低收入行业，乡村的直接经济贡献是可以被忽视的增长点。“在当今社会经济体系和经济计量中，除了小部分农林产品和乡村旅游产品可以实现价格衡量外，乡村中的大部分价值，包括自然价值、安全价值和文化价值，在被人们无偿使用的同时却往往被忽视。”（朱建江，2018）
从產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乡村价值需要被重新发现和定义，而不仅是经济计量数字。上海的乡村价值需要“六次产业”融合发展才能实现。土地是乡村的自然禀赋，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城市资本下乡的追逐对象。在土地稀缺，资本密集的条件下，地产化与城市同质扩张的冲动非常强烈，超大城市坚守乡村价值需要极大的定力和新的发展思路。
3.乡村文化
振兴乡村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上海自开埠以来，城市文明、海派文化与乡村文明、村落文化直接碰撞与浸染，前者对乡村辐射强烈，促进乡民的思想观念、职业选择、社会习俗和家庭生活等方面发生顺应潮流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上海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与包容多元文化，成为各路文化展演的大都会。
从价值与器物层面看，海派文化是一种中西交融的生活样式。上海的乡村得风气之先，又有相对较强的经济基础，现代西方的文明生活方式不仅融入大都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也渗入乡村郊野百姓人家。城市文明与海派文化涵化乡村文化，都市与乡村的文化边界越来越模糊。这种海派文化的浸染与融合表达乡村居民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仅从主要的生活资料指标看，上海乡村已达到小康水平，接近城市生活指标，个体生活质量与城市相差无几。在都市、海派文化的涵化过程中，如何葆有上海乡村文化的特质与元素，小文化也能够呈现精彩，而不是被边缘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立基之础。
上海是移民的大熔炉，多元文化的汇聚地，海派文化也是多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复合体。上海的乡村原住民日渐减少，来自全国的建设者成为乡村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军，振兴乡村文化就是在挖掘上海地方乡村文化的同时，融入其它区域移民的文化元素，提炼具有新时代精神的上海乡村文化。
4.乡村土地
土地是乡村最重要的资源，也是上海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和未来发展的瓶颈。上海城市建设用地不足100平方公里，用地存量主要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目前乡村农用土地“三权分置”的约束下，土地所有权归村庄，农户拥有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则可以在村庄内部流转，农户享有宅基地的集体建设用地权。就集体建设用地来说，目前上海宅基地约75.5万户，总面积约400多平方公里，占集体建设用地总量的50%左右，占目前城镇规划建设区外现状建设用地的40%左右（王超领，2016）。农村宅基地布局分散，居住点规模较小，传统的村落占用了大量的建设用地，影响了土地效益。农用耕地则一直作为农民的基本福利保障，稳定长期的土地承包权不变。另外，上海还要对土地实行减量化管理，守住土地红线。从乡村工业化，到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美丽）建设，上海一直在积极探索乡村土地的开发、利用的价值最大化，乡村集体建设用地作为要素投入乡村工业化。乡村农用地“三权分置”，农户可以经村集体中介流转土地，发展乡村家庭农场，农户宅基地置换商品房和城保。
在上海建设经营用地已见天花板的情况下，土地空间腾挪成为乡村振兴的又一政策工具，集中表现为推进“三集中”和“三块地”改革。从2004年开始，上海郊区开始着手宅基地置换，分散的宅基地可以置换商品房或农户的社会保障。从政策落地效果看，具有一定产业基础、城市开发活动比较规范并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城市郊区，置换试点较为成功，保障了农民的利益，节约了土地，优化了布局。在城镇化条件不成熟、产业基础薄弱、政府财力不足、政策瓶颈较严重的情况下，需谨慎决策（张娴，2010）。宅基地的价值取决于其地段和未来的开发价值，上海杨浦区在试点后发现“矛盾最直接的体现，首先便在于宅基地置换的资金筹措的极大压力”。农户家庭住房已经过代际迁移，如奉贤柘林的置换试点，基本上是农村的老人置换到商品安置房，新生代郊区农户或已在地域中心镇购置商品房。政府虽然用社会保障兜底，但是对农村老人的可持续生计会发生直接的影响。
三、乡村振兴的可能空间
通过乡村振兴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超大城市的乡村振兴应立足社会结构特质、资源禀赋和文化的特点探索出可行的乡村振兴之路。目前上海的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和路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乡村郊野化和田园综合体的规划与实验
上海已在郊区规划或试运行郊野公园共21个，在农用地的保护范围内，增加土地的复合功能，从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乡村振兴，提升城市品质。香港的郊野首位功能是生态保育，郊野只建设公共厕所和避雨亭，其他建筑保留或修旧如旧式更新。而上海的郊野公园是通过田林路水村的综合整治建设的，因此，郊野的野趣不足，或成为翻版的城市公园。田园综合体与郊野公园类似，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地产开发。上海是超大城市，适量的郊野建设可以提高城市的品位，但是过度的郊野建设可能增加城市建设成本。特别是上海的快速交通系统的联网，上海的郊野不一定比江浙的郊野更便捷和更有趣味，且很难做出特色。
2.乡村振兴应具有包容性
上海的乡村振兴应充分考虑人口结构与发展定位，从人口来看，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原住民，或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到总人口的1%。乡村是上海外来常住人口的吸纳地，在地农民不同程度地分享了城镇化的红利。虽然利用消极政策，设置进入农业的门槛，但是上海的农业不是在地农民的农业。另外，上海的乡村经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低端工业化阶段，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主要用于建设厂房租赁或其它形式的招商获取集体收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低端产业或迁移或关闭，直接影响乡村集体收入，吸纳的就业人口也面临流出。上海的乡村振兴，不仅是破解“三农”问题，而且是乡村的“再工业化”。如奉贤区探索“一庄园一总部”的再工业化模式，融合了乡村的生态优势，实现了产业融合发展，成为上海核心功能的承载地。
3.“三块地”腾挪
上海的城市建设用地已逼近天花板，但是农村建设用地还有较大的空间，成为乡村振兴的最重要资本和未来发展的“蓄水池”。上海在城市化进程中，充分利用了人口和土地红利，实现了快速积累和超常发展。目前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主要是农民宅基地和乡村公用建设用地，在现有土地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宅基地置换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会面临政策和操作障碍。如奉贤某村探索土地与宅基地集中，因平衡资金需要，开发的小产权房也缺少法律保障，留下隐患。从数据看，郊区的宅基地置换成本非常高，集体建设用地受用途限制，入市后的增值需要强力的产业支撑，增值收益分配也存在问题。政府受土地财政的制约，征地改革也缺少内在动力。还有一种模式是探索村集体资金资产化，股份化和证券化，吸引社会资本，但是这种金融化、证券化探索也会有市场波动的风险。
4.正视小农经济
上海自开埠以来，郊镇乡村一直受到市场的强力推拉，但是小农经济一直是上海郊镇的主要业态。作为世界超大城市，上海要不要保留小农经济，保留什么样的小农经济会是乡村振兴面临的重要问题。主流观点是小农经济低效，是必然要改造的传统农业。农民进城是小农致富的不二法门。对于上海来说，没有任何区域像上海农村一样贴近市场，可以为农民提供多种兼业，收入形式多样。事实上，农民进城和职业选择是自然选择过程，虽然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民的社会流动，但是农民进城从来没有停止过，农民会理性地选择要进入何种行业，“五行八作”就是传统农民的生存智慧。因此，上海的乡村振兴要正视小农经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尊重农民的理性选择和自然演进过程。
四、结论
在土地红线的约束下，上海作为世界超大城市，乡村面积仍然过半。乡村振兴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現实问题。城市的特色与底蕴在于其历史与文化。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成为城市的简单延伸和复制，而渴望城市的繁荣与便利更是乡村人口迁移的原动力。上海已走出快速城市化的历史阶段，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快速的城市膨胀，导入更多的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而应重新发现上海之根，历史积淀，寻找与超大城市发展相契合的乡村文化元素。留住乡村，就是留住大都会发展的后劲。在城市化冲动非常强烈的大都市，城市覆盖农村即乡村振兴的简单模式应加以高度警惕。乡村无论在环境治理，发展经济和社区共同体建设等方面，都应探索新的思路与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上海的结构性特质、资源禀赋和经济中心的发展定位，乡村振兴应保育为先，克服资本逐利的冲动，探索包容性乡村振兴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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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