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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辞退秘书宋蔼龄
宋蔼龄在与孔祥熙结婚之前,曾长期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同盟会会员华士龙、冷御秋、柏文蔚、钮永建等人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参加过攻打上海制造局等战役。有一时期,孙中山失意,住在上海。华士龙等革命同志也都沦落上海,生活困难。但他们经常去看望孙中山,孙中山也总是尽量设法筹给他们一些津贴,作为生活补助。宋蔼龄对华士龙等人不满,认为他们来访无非是要些钱去。后来,当他们来访时,她就托故拒之门外。孙中山长期见不到同志们,也就产生了疑虑。他特地派人去找他们来家,并埋怨说:“难道我失意了,你们就不理睬我了?”大家解释说:“不是我们不来,而是每次都被您的秘书回绝了。”孙中山听了很是气愤,下决心把宋蔼辞退了,但答应让其妹妹宋庆龄来继任她的秘书职务。
宋庆龄来到孙中山身边后,情况就不同了。她作风认真、细致,全心全意帮助孙中山,热心于革命事业,受到了同志们的敬仰和爱戴。
陈布雷与郭沫若的交情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陈布雷在上海成为名记者的时候,郭沫若刚从日本回国,弃医从文,组织创造社,随后也驰名于文坛。那时他俩都在上海,互慕文名,却并不相识。他们初次见面,还是在1927年初。
那一回陈布雷去南昌,除去拜访张静江、蒋介石外,也会见了一批社会名流,或许因为同是文人,他惟独对郭沫若留下深刻的印象。北伐时,郭沫若一腔热血,投笔从戎,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那天两人相逢,郭沫若一身戎装,上衣紧系武装皮带,脚蹬皮靴,肩挂皮包;而陈布雷则是一袭长衫,一双布鞋,文质彬彬。陈布雷笑着一拱手说:
“沫若先生,久闻大名,今日得以一睹风采,真是三生有幸。”
郭沫若也很尊敬地还了一个军礼,说:“畏垒先生,先生在《商报》上的时评,早已拜读,真是力透纸背,横扫千军,对北伐可是起了极大的推动鼓舞作用啊。”
“过奖,过奖,”陈布雷谦虚地说:“拙文还请多多指教。先生的文学大作,引领时代风骚,那真是大手笔。”
此后,郭沫若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适时觉察到蒋介石已在酝酿背叛革命,及时离开了他,还写了一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大怒,发出通缉令,郭沫若被迫逃亡日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又一次合作。当时,国共双方都在争取郭沫若。
曾经担任过福建省政府委员的郁达夫,直接找到陈布雷,说郭沫若在日本处境危险,想回国抗日,请他在委员长面前疏通疏通。陈布雷在做了充分准备以后,直接向蒋介石禀报。但蒋介石旧恶未忘:“郭沫若这个人呐,嗯,写我的那篇文章,太刻毒了!这几年他在日本究竟干了些什么?”
陈布雷捧出郭沫若近年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小心翼翼地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以想请示委座……”
蒋介石接过书,随手翻了翻问:“他在研究乌龟壳和骨头?”
“对,他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史,甲骨文……”陈布雷说,“他也是个人才啊!”
“可是,他写我那篇文章,可太……”
“委座,”陈布雷鼓起勇气说,“此一时彼一时啊,那时是各为其主。现在他专门研究古代史,我想,把这种人才搜罗起来,正可说明领袖的宽容大度,捐弃前嫌,以大局为重。再说,郭沫若是个日本通,我国抗战理应重视这类人才。”
“那么这个通缉令……”
“我看正好以抗战开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共赴国难为理由撤消这个通缉令。”
蒋介石沉思片刻,表示同意。考虑到日本人可能会为难郭沫若,撤消通缉令的手令暂不宜立刻公布,陈布雷说:“这件事,就交由我去处理好了。”
陈布雷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郁达夫,也通告了共产党方面的李克农。这样,郭沫若就于1937年9月下旬秘密乘船回国。后蒋介石召他去南京,在陈布雷陪同下接见了他。
“你回来了,精神比从前更好。”蒋介石与郭沫若握了握手,又问了他的行程和家眷近况。交谈中,双方都回避了十年前两人间的那场矛盾。
1938年4月,郭沫若出任军委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第三厅中将厅长。
宋蔼龄在与孔祥熙结婚之前,曾长期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同盟会会员华士龙、冷御秋、柏文蔚、钮永建等人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参加过攻打上海制造局等战役。有一时期,孙中山失意,住在上海。华士龙等革命同志也都沦落上海,生活困难。但他们经常去看望孙中山,孙中山也总是尽量设法筹给他们一些津贴,作为生活补助。宋蔼龄对华士龙等人不满,认为他们来访无非是要些钱去。后来,当他们来访时,她就托故拒之门外。孙中山长期见不到同志们,也就产生了疑虑。他特地派人去找他们来家,并埋怨说:“难道我失意了,你们就不理睬我了?”大家解释说:“不是我们不来,而是每次都被您的秘书回绝了。”孙中山听了很是气愤,下决心把宋蔼辞退了,但答应让其妹妹宋庆龄来继任她的秘书职务。
宋庆龄来到孙中山身边后,情况就不同了。她作风认真、细致,全心全意帮助孙中山,热心于革命事业,受到了同志们的敬仰和爱戴。
陈布雷与郭沫若的交情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陈布雷在上海成为名记者的时候,郭沫若刚从日本回国,弃医从文,组织创造社,随后也驰名于文坛。那时他俩都在上海,互慕文名,却并不相识。他们初次见面,还是在1927年初。
那一回陈布雷去南昌,除去拜访张静江、蒋介石外,也会见了一批社会名流,或许因为同是文人,他惟独对郭沫若留下深刻的印象。北伐时,郭沫若一腔热血,投笔从戎,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那天两人相逢,郭沫若一身戎装,上衣紧系武装皮带,脚蹬皮靴,肩挂皮包;而陈布雷则是一袭长衫,一双布鞋,文质彬彬。陈布雷笑着一拱手说:
“沫若先生,久闻大名,今日得以一睹风采,真是三生有幸。”
郭沫若也很尊敬地还了一个军礼,说:“畏垒先生,先生在《商报》上的时评,早已拜读,真是力透纸背,横扫千军,对北伐可是起了极大的推动鼓舞作用啊。”
“过奖,过奖,”陈布雷谦虚地说:“拙文还请多多指教。先生的文学大作,引领时代风骚,那真是大手笔。”
此后,郭沫若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适时觉察到蒋介石已在酝酿背叛革命,及时离开了他,还写了一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大怒,发出通缉令,郭沫若被迫逃亡日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又一次合作。当时,国共双方都在争取郭沫若。
曾经担任过福建省政府委员的郁达夫,直接找到陈布雷,说郭沫若在日本处境危险,想回国抗日,请他在委员长面前疏通疏通。陈布雷在做了充分准备以后,直接向蒋介石禀报。但蒋介石旧恶未忘:“郭沫若这个人呐,嗯,写我的那篇文章,太刻毒了!这几年他在日本究竟干了些什么?”
陈布雷捧出郭沫若近年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小心翼翼地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以想请示委座……”
蒋介石接过书,随手翻了翻问:“他在研究乌龟壳和骨头?”
“对,他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史,甲骨文……”陈布雷说,“他也是个人才啊!”
“可是,他写我那篇文章,可太……”
“委座,”陈布雷鼓起勇气说,“此一时彼一时啊,那时是各为其主。现在他专门研究古代史,我想,把这种人才搜罗起来,正可说明领袖的宽容大度,捐弃前嫌,以大局为重。再说,郭沫若是个日本通,我国抗战理应重视这类人才。”
“那么这个通缉令……”
“我看正好以抗战开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共赴国难为理由撤消这个通缉令。”
蒋介石沉思片刻,表示同意。考虑到日本人可能会为难郭沫若,撤消通缉令的手令暂不宜立刻公布,陈布雷说:“这件事,就交由我去处理好了。”
陈布雷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郁达夫,也通告了共产党方面的李克农。这样,郭沫若就于1937年9月下旬秘密乘船回国。后蒋介石召他去南京,在陈布雷陪同下接见了他。
“你回来了,精神比从前更好。”蒋介石与郭沫若握了握手,又问了他的行程和家眷近况。交谈中,双方都回避了十年前两人间的那场矛盾。
1938年4月,郭沫若出任军委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第三厅中将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