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洞喻”是柏拉图哲学的中期巨著《国家篇》中的三大比喻之一，是紧接着“日喻”、“线喻”之后，为了说明受过教育者与非受过教育者的不同而使用的一种文学性叙述。柏拉图借助此比喻，寻求诗与哲学互通的可能，并将他的诗学置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工具主义的光束之中，成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辅助工具和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其对话文体，有机地统一了文学性的诗化描写与哲学式的思辨特质，他希望诗歌能达到和哲学一样的高度。
关键词：洞喻；诗学；道德主义；心灵转向
一、对“洞喻”的理解
柏拉图认为，人的存在犹如被囚禁在洞穴中的囚徒一样，从孩童时代起就被捆绑了手脚，除了面前洞壁上的影子之外什么也不能看到，一生都是活在影子的世界里。一般的囚徒把洞穴深处正面洞壁上的影子当作真实的存在，围绕着对那影子的认识展开了名誉和权力的竞争。只有某个从束缚中被解放出来的囚徒沿着陡峭的通道来到了洞外，知道了洞穴外面世界真实性的存在。在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之后从而对洞穴内部的争斗不屑一顾，并且为了使自己的同类，即洞穴中的其他囚徒们也能走出洞穴认识世界的真实性。
如何才能使洞穴中的囚徒走出洞穴，在柏拉图看来先要能使人“心灵转向”，而能使人“心灵转向”的只能是教育。一般的灌输式教育局限于事物的表象与简单的记忆，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与动力，禁锢人的才智和认识事物真相的理性，培养出来的人也大多是无知者，如同捆绑在黑暗洞穴里的囚徒，他们逆来顺受，画地为牢，以假当真，没有反思的精神与进取的念头。故此，实现“心灵转向”要靠真正的教育，也就是以追求真理知识与善之理式为终极目的之教育。这种教育不仅是启发式的，而且是艺术化的，是建立在“七科”基础之上
的系统教育。“洞喻” [ 1]（514a-517a）不仅仅是在谈论教育问题以及认识事物真相的过程，还涉及更为深刻的人性问题与希腊城邦的政治文化问题。解读柏拉图这个奇特的洞喻，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其中内隐的政治文化及其伦理问题。在“洞喻”他所理解的 “人”，得到最为完整、最为形象的展现。
二、柏拉图的诗学观
柏拉图是古希腊第一位自觉从哲学本体论高度研究和思考诗学的人，他虽然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系統的诗学体系，却在其篇篇辞采飞扬的对话之中涉及了有关诗学的大部分间题，而且许多观点已成为现代西方诗学的滥觞。柏拉图的诗学观主要有有几个悖论，即：神赋诗与诗颂神；模仿艺术观；抽象先验性与具体认知性。柏拉图诗学中的“神赋诗”和“诗颂神”理论是一种建立在“理念论”和“ 唯灵论”基础之上的悖谬的诗神关系：诗人既是受神灵指引的被动创作的主体，又是主动表现神性的歌颂者，诗歌既是神灵所踢予的非理性之物，又是展现道德理念的不可或缺的载体。从他早期的《申辩篇》、《伊安篇》以及随后的全部著作，柏拉图始终认为诗是一种非理性的盲目存在。
“神赋诗”理论将诗人置于一种盲从被动的地位，把诗人描绘成一个无真实智慧的人，没有任何积极创作的主体意识，只是充当神的代言人的角色，而诗也只不过是传递“神的诏语”的工具而已。有趣的是，柏拉图同时又建立了一种与上述理论相悖的具有反诗学倾向的“诗颂神”论，他认为诗应表现至善至美的神性，并以此来谴责诗人的神学观和伦理观，指责他们的漫神和渎神倾向，在《理想国》（卷十）中他指责诗和诗人歪曲神灵形象，误导教育方向，忽视心魂培养；迎合人们的非理性需求，削弱理性力量，干扰哲学的方向，损害了城邦的利益。所以他提出：“监督诗人们，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做诗”；“除掉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人国境”，并制定了“理想国”里至高无上的神学原则。这样，诗和诗人面对“神赋诗”的盲动和“诗颂神”的责任，在柏拉图神性至上的道德主义原则下，被置于一种极为尴尬之境：一方面诗人的“灵感”是神赋予的，诗人作为被动创作的主体，只是神的代言人，诗歌是神灵踢予的体现神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诗人负有教化民众的责任，要积极表现神性的至善至美。
柏拉图诗学中模仿艺术观的悖谬性体现在：模仿艺术既是一种再现性艺术，又是一种表现性艺术。他认为艺术再现的是不真实的理念世界的影像，只是单纯地模仿和再现，艺术家无主动创造性，同时他又认为艺术是表现“善”的理性精神的重要力量，艺术家要主动创造有利于城邦统治的文艺作品。柏拉图诗学中关于美本质和关的认知过程的理论都存有悖谬之处，首先，他认为作为美本质的理念美既是超越具体事物的抽象存在，又是一种具体可感的客观存在；其次，他认为美的认识具有超感性的主观先验性，但也是感性的体认过程。这样，理念美就是一个既抽象先验又具体认知的悖论，这种带有明显“反形而上学”色彩的悖谬又一次将我们领入柏拉图那令人玄惑的诗学之中。事实上，柏拉图的诗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诗学。它一方面基于道德理想的原则，另一方面基于政治工具论的思想，其终极目的在于培养城邦公民的理想品格与治理城邦的哲王。以善为本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优秀的城邦卫士和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此，柏拉图积极实施教育改革，推行公共伦理，结果将他的诗学置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工具主义的光束之中，成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辅助工具和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
三、洞喻与诗学观的联系
在柏拉图看来，诗歌是制造影像的，不具备真实性，而且还会激发人心灵中不理性的成分，但是他又认为诗是神灵的显现，诗人通过神赋的“迷狂”状态可以窥见真理。作为一个诗人哲学家，他对诗歌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而是对诗和诗人提出更高的而要求，并且寻求诗与哲学互通的可能，所以柏拉图看似矛盾的诗学观，实质上存在某种统一性。在“洞喻”中，对洞穴中的囚徒来说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那些站在墙上的制造影子的人。那些站在墙上的人的对真理的认识和对“善”和“美”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洞穴中的囚徒。柏拉图认为站在墙上的人应是现实城邦中的卫士与哲王，所以他从工具主义的实用目的出发，把“七科”教育无条件地纳入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架构之内，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城邦卫士与哲王，最终创建理想的城邦。基于这一信念，柏拉图式的“七科”教育，是以道德为导向的，是围绕“四德”修养而展开的，是以培养理性为本质为中心而不仅仅只是一种道德地熏陶。而就“七科”教育而言，首先学习的是诗乐，诗乐集诗乐舞为一体，旨在培养精神和谐与优雅得体。从教育心理角度看，“七科”发端于诗乐，辅之以体操，通过数学、几何、天文与和声学的训练，后至于以辩证法为主要内容的哲学。从道德修养角度看，诗乐教育寓教于乐，陶冶心灵，强化内在和谐，提高审美能力，确立“最善的保障”，有利于培养“节制”的 美德。为此，柏拉图积极实施教育改革，推行公共伦理，结果将他的诗学置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工具主义的光束之中，成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辅助工具和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
柏拉图深知诗歌的影响力，他认为，诗歌也是理想城邦需要的教育方式，他知道“讲故事”的方式比哲学式的理性论述更能轻易地靠近真理。故事的内容是虚构的，但它能以想象的故事，促进人的思考能力，助长人的道德热情，有益于少年的身心健康，受哲学家合理引导的诗歌有助于哲学思想的传播，有助于城邦中正义的建立。柏拉图赞美诗歌的魅力，就是认同诗歌在道德教育上的价值，承认诗歌的哲学内涵，也就承认了诗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正面意义。柏拉图发现，诗歌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还未达到效果。出于对城邦的考虑，使柏拉图不得不把诗人赶出理想国，柏拉图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哲学家，因此他不得不对诗歌做出严厉的评判。他说道：“只有歌颂神明和赞扬好人的颂歌才被允许进入我们的城邦”，柏拉图认为只有能够给人的灵魂带来良好影響的诗歌才是好的诗歌，才是正义的诗歌，在这里，柏拉图也是看到了诗歌中也有另外一面，即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因为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城邦有很深的影响，所以如果诗歌的内容是积极向上的和正义的，那么这样的诗歌的功用则是巨大的。
四、结论
柏拉图的对话文体，有机地统一了文学性的诗化描写与哲学式的思辨特质。总之，柏拉图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其代表作《理想国》，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与政治洞见，还有“文辞盛宴”，辨证的对话和鲜活灵动的诗性智慧。柏拉图并不是要否定所有诗歌，而只是谴责那些具有渎神和反理性倾向的传统诗歌。
在柏拉图看来，诗和哲学往往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相反还经常陷入彼此纷争的局面。诗人因为自身的无知而只能偏离真理，而不能达到和哲学家一样的高度，哲学界可以追求永恒的真理并尽可能地靠近真理，在柏拉图看来在这一点上很多诗人都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其实也是表达了柏拉图对诗人和诗歌的一种期望，他希望诗歌能达到和哲学一样的高度，尽管诗歌表达的是“影子的影子”，但是如果有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借助诗歌来达到相同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王柯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罗森著，张辉译.诗与哲学之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普罗提诺著，石敏敏译. 九章集（上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车尔尼雪夫斯基著，缪灵珠译. 美学论文选[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6]吉尔伯特·库恩著，乾丰译. 美学史（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
关键词：洞喻；诗学；道德主义；心灵转向
一、对“洞喻”的理解
柏拉图认为，人的存在犹如被囚禁在洞穴中的囚徒一样，从孩童时代起就被捆绑了手脚，除了面前洞壁上的影子之外什么也不能看到，一生都是活在影子的世界里。一般的囚徒把洞穴深处正面洞壁上的影子当作真实的存在，围绕着对那影子的认识展开了名誉和权力的竞争。只有某个从束缚中被解放出来的囚徒沿着陡峭的通道来到了洞外，知道了洞穴外面世界真实性的存在。在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之后从而对洞穴内部的争斗不屑一顾，并且为了使自己的同类，即洞穴中的其他囚徒们也能走出洞穴认识世界的真实性。
如何才能使洞穴中的囚徒走出洞穴，在柏拉图看来先要能使人“心灵转向”，而能使人“心灵转向”的只能是教育。一般的灌输式教育局限于事物的表象与简单的记忆，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与动力，禁锢人的才智和认识事物真相的理性，培养出来的人也大多是无知者，如同捆绑在黑暗洞穴里的囚徒，他们逆来顺受，画地为牢，以假当真，没有反思的精神与进取的念头。故此，实现“心灵转向”要靠真正的教育，也就是以追求真理知识与善之理式为终极目的之教育。这种教育不仅是启发式的，而且是艺术化的，是建立在“七科”基础之上
的系统教育。“洞喻” [ 1]（514a-517a）不仅仅是在谈论教育问题以及认识事物真相的过程，还涉及更为深刻的人性问题与希腊城邦的政治文化问题。解读柏拉图这个奇特的洞喻，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其中内隐的政治文化及其伦理问题。在“洞喻”他所理解的 “人”，得到最为完整、最为形象的展现。
二、柏拉图的诗学观
柏拉图是古希腊第一位自觉从哲学本体论高度研究和思考诗学的人，他虽然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系統的诗学体系，却在其篇篇辞采飞扬的对话之中涉及了有关诗学的大部分间题，而且许多观点已成为现代西方诗学的滥觞。柏拉图的诗学观主要有有几个悖论，即：神赋诗与诗颂神；模仿艺术观；抽象先验性与具体认知性。柏拉图诗学中的“神赋诗”和“诗颂神”理论是一种建立在“理念论”和“ 唯灵论”基础之上的悖谬的诗神关系：诗人既是受神灵指引的被动创作的主体，又是主动表现神性的歌颂者，诗歌既是神灵所踢予的非理性之物，又是展现道德理念的不可或缺的载体。从他早期的《申辩篇》、《伊安篇》以及随后的全部著作，柏拉图始终认为诗是一种非理性的盲目存在。
“神赋诗”理论将诗人置于一种盲从被动的地位，把诗人描绘成一个无真实智慧的人，没有任何积极创作的主体意识，只是充当神的代言人的角色，而诗也只不过是传递“神的诏语”的工具而已。有趣的是，柏拉图同时又建立了一种与上述理论相悖的具有反诗学倾向的“诗颂神”论，他认为诗应表现至善至美的神性，并以此来谴责诗人的神学观和伦理观，指责他们的漫神和渎神倾向，在《理想国》（卷十）中他指责诗和诗人歪曲神灵形象，误导教育方向，忽视心魂培养；迎合人们的非理性需求，削弱理性力量，干扰哲学的方向，损害了城邦的利益。所以他提出：“监督诗人们，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做诗”；“除掉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人国境”，并制定了“理想国”里至高无上的神学原则。这样，诗和诗人面对“神赋诗”的盲动和“诗颂神”的责任，在柏拉图神性至上的道德主义原则下，被置于一种极为尴尬之境：一方面诗人的“灵感”是神赋予的，诗人作为被动创作的主体，只是神的代言人，诗歌是神灵踢予的体现神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诗人负有教化民众的责任，要积极表现神性的至善至美。
柏拉图诗学中模仿艺术观的悖谬性体现在：模仿艺术既是一种再现性艺术，又是一种表现性艺术。他认为艺术再现的是不真实的理念世界的影像，只是单纯地模仿和再现，艺术家无主动创造性，同时他又认为艺术是表现“善”的理性精神的重要力量，艺术家要主动创造有利于城邦统治的文艺作品。柏拉图诗学中关于美本质和关的认知过程的理论都存有悖谬之处，首先，他认为作为美本质的理念美既是超越具体事物的抽象存在，又是一种具体可感的客观存在；其次，他认为美的认识具有超感性的主观先验性，但也是感性的体认过程。这样，理念美就是一个既抽象先验又具体认知的悖论，这种带有明显“反形而上学”色彩的悖谬又一次将我们领入柏拉图那令人玄惑的诗学之中。事实上，柏拉图的诗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诗学。它一方面基于道德理想的原则，另一方面基于政治工具论的思想，其终极目的在于培养城邦公民的理想品格与治理城邦的哲王。以善为本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优秀的城邦卫士和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此，柏拉图积极实施教育改革，推行公共伦理，结果将他的诗学置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工具主义的光束之中，成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辅助工具和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
三、洞喻与诗学观的联系
在柏拉图看来，诗歌是制造影像的，不具备真实性，而且还会激发人心灵中不理性的成分，但是他又认为诗是神灵的显现，诗人通过神赋的“迷狂”状态可以窥见真理。作为一个诗人哲学家，他对诗歌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而是对诗和诗人提出更高的而要求，并且寻求诗与哲学互通的可能，所以柏拉图看似矛盾的诗学观，实质上存在某种统一性。在“洞喻”中，对洞穴中的囚徒来说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那些站在墙上的制造影子的人。那些站在墙上的人的对真理的认识和对“善”和“美”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洞穴中的囚徒。柏拉图认为站在墙上的人应是现实城邦中的卫士与哲王，所以他从工具主义的实用目的出发，把“七科”教育无条件地纳入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架构之内，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城邦卫士与哲王，最终创建理想的城邦。基于这一信念，柏拉图式的“七科”教育，是以道德为导向的，是围绕“四德”修养而展开的，是以培养理性为本质为中心而不仅仅只是一种道德地熏陶。而就“七科”教育而言，首先学习的是诗乐，诗乐集诗乐舞为一体，旨在培养精神和谐与优雅得体。从教育心理角度看，“七科”发端于诗乐，辅之以体操，通过数学、几何、天文与和声学的训练，后至于以辩证法为主要内容的哲学。从道德修养角度看，诗乐教育寓教于乐，陶冶心灵，强化内在和谐，提高审美能力，确立“最善的保障”，有利于培养“节制”的 美德。为此，柏拉图积极实施教育改革，推行公共伦理，结果将他的诗学置于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工具主义的光束之中，成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辅助工具和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
柏拉图深知诗歌的影响力，他认为，诗歌也是理想城邦需要的教育方式，他知道“讲故事”的方式比哲学式的理性论述更能轻易地靠近真理。故事的内容是虚构的，但它能以想象的故事，促进人的思考能力，助长人的道德热情，有益于少年的身心健康，受哲学家合理引导的诗歌有助于哲学思想的传播，有助于城邦中正义的建立。柏拉图赞美诗歌的魅力，就是认同诗歌在道德教育上的价值，承认诗歌的哲学内涵，也就承认了诗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正面意义。柏拉图发现，诗歌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还未达到效果。出于对城邦的考虑，使柏拉图不得不把诗人赶出理想国，柏拉图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哲学家，因此他不得不对诗歌做出严厉的评判。他说道：“只有歌颂神明和赞扬好人的颂歌才被允许进入我们的城邦”，柏拉图认为只有能够给人的灵魂带来良好影響的诗歌才是好的诗歌，才是正义的诗歌，在这里，柏拉图也是看到了诗歌中也有另外一面，即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因为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城邦有很深的影响，所以如果诗歌的内容是积极向上的和正义的，那么这样的诗歌的功用则是巨大的。
四、结论
柏拉图的对话文体，有机地统一了文学性的诗化描写与哲学式的思辨特质。总之，柏拉图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其代表作《理想国》，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与政治洞见，还有“文辞盛宴”，辨证的对话和鲜活灵动的诗性智慧。柏拉图并不是要否定所有诗歌，而只是谴责那些具有渎神和反理性倾向的传统诗歌。
在柏拉图看来，诗和哲学往往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相反还经常陷入彼此纷争的局面。诗人因为自身的无知而只能偏离真理，而不能达到和哲学家一样的高度，哲学界可以追求永恒的真理并尽可能地靠近真理，在柏拉图看来在这一点上很多诗人都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其实也是表达了柏拉图对诗人和诗歌的一种期望，他希望诗歌能达到和哲学一样的高度，尽管诗歌表达的是“影子的影子”，但是如果有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借助诗歌来达到相同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王柯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罗森著，张辉译.诗与哲学之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普罗提诺著，石敏敏译. 九章集（上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车尔尼雪夫斯基著，缪灵珠译. 美学论文选[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6]吉尔伯特·库恩著，乾丰译. 美学史（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