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以形写神和形神兼备都强调了绘画中的“形”和“神”，这也是国画人物创作所要面对的基本命题和考评标准。在这两个艺术创作主张的基础上，从创作本体出发，通过解读相关理论观点，对以形写神和形神兼备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以期澄清有关国画人物创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当认识，走出当下国画人物创作存在的误区。
关键词：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人物画；精神；价值
人物是国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优秀的人物画作品能够对人物形象传神写照，体现时代精神，表达画家的艺术追求。国画人物的创作自然离不开对表现主体“形”与“神”的描绘，有关这两者的关系以及在具体作品中体现出的艺术价值，历来就为人们所重视，就此研究命题形成的诸多观点学说，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但由于历史语境的改变和研究者的某些认知局限，对国画人物创作中“形”与“神”的理解，人们至今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偏颇，当下人物画的创作实践也因为观念误区的存在而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有必要对国画创作中这个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针对相关理论观点和创作现象，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客观解读。
一、以形写神的基本定位
人物画创作是以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形”是指人物的体貌外表，就像山水画离不开具体山川景物的表现，花鸟画要画出花草与动物的形态。国画人物作为具象绘画的一种，不能脱离具体的形象描绘。
国画人物的“神”，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物的神态、气质、神情等人的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它是人物画的价值所在，也是画家绘画立意的必要体现。那么，“神”怎么去表现？东晋顾恺之在其《画论》中强调人物画创作要“以形写神”，与一些文人画家一味强调“神”的观念相比，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艺术主张显然更为务实。比如他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也就是通过人物的眼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人物的眼神也是需要具体的形态特征表现出来的。对此，顾恺之充分认识到“形”在“神”的表现上的重要作用：“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1]。”如果一幅人物画连必要的“形”都不具备，又怎么去表现所谓的“神”？在一些文人画中，因为画者绘画技能的欠缺，他们的人物画往往因为概念化、同质化，而缺少个性特征，不同人物的“神”也就无从具体表现，且这种习气导致了中国人物画在唐宋以后于主流绘画中渐趋式微。
以形写神也并非是只要“形”准确、“神”就可以水到渠成地呈现出来。顾恺之认为画人物“手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神”是人物精神世界的体现，眼睛是一个人心灵世界的窗户，“神”的表现还需要画家深入体察表现对象的内心世界 ，才能用相对应的“形”表现出来。“顾恺之在魏晋画坛上的崇高地位，首先在于其可视的形体描写的准确与生动。顾氏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其脱离‘形似’，而恰在于精妙的形体描绘中透射出人物的神韵[2]。”也就是要通过“形”来传达人物的“神”。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明代人物肖像册》对人物形与神的表现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这些精妙的写实性人物绘画中，人们通过人物的面容可以获取许多与表现对象相关的精神性信息，画面所表现的“神”已非简单的喜怒哀乐表情特征，除了可见人物的性格与气质，我们甚至能够看出画中人的健康状况、为人城府，这些优秀的人物画、人物造型写实而不生硬，注重深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画家对表现对象的体察已深入到人物的精神层面。
中国画人物的形体塑造不同于一些西方绘画写生式的如实表现，中国人物画中的形象更具有概括性、写意性、典型性，是画家对表现对象和画面主题充分认识后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而不是简单再现对象的现实形貌。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认为，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需要画家“迁想妙得”，也就是要发挥画家的想象力，恰到好处地运用“形”来表现“神”。“对‘神’的‘悟对’除了关注眼睛之外，还重视感悟人作为一生命整体而显露出的神韵和风采。也就是通过对‘形’的感悟，升华出‘神’的形象，从而显现生命之精华[3]。”可见这里的人物形象是艺术升华了的形象，而不是简单的人物写真，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人物的精神气质。
二、形神兼备的综合考量
有人认为形神兼备是清代画家王时敏提出的主张，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形神兼备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确实很大，这不但体现在它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常常为人提及，而且它所指向的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王时敏作为一位山水画家，如果形神兼备确为他的艺术主张，显然不是仅仅针对人物画而提出的，他之所谓“神”也不会单指人物的神态气质，而应该是一种泛化了的艺术作品应该具有的精神气韵。但形神兼备似乎更适合作为人物画创作的指导思想和价值标准，简而言之，画家在进行人物画创作时既要注重形象的塑造，还要力求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只有做到“形神兼备”，才算臻于完美。
就国画人物而言，没有具体的形象塑造，便难以表现所谓的“神”；而只有准确的形象描绘，没有“神”的生动表现，再具体完备的“形”也只是一具没有精神意义的空壳。唯有做到形神兼备，才能通过可感的艺术形象表达画家的创作构思，体现一定的艺术精神。这里的“神”不仅仅从属于画中的具体人物形象，同时还是作品精神思想的重要体现。
在中国传统人物画中也存在着一种类型化了的“形神兼备”，这种“形神兼备”的表现语言比较成熟，接近模式化。比如在众多的宗教人物画和表现文人高士的人物画中就有不少这样的类型化作品。尽管这样的类型绘画强化了这些人物的气质风貌，得到了受众的普遍接受，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对人物形象的重要美学追求，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审美符号。但一些有追求的画家在表现这类题材时，还是常常会突破模式，力求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体现自己作品的独特价值。比如画圣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和出自佚名画家之手的永乐宫三清殿的《朝元图》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南齐谢赫在其著作《画品》中提出的“六法”，既是对绘画作品进行评价的不同层面与角度，更与绘画创作的具体方法紧密相关。“六法”之中的“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重点强调的是具体的造型方法与要素，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如何画好具体的形。而他首先强调的气韵生动则在国画人物的创作中可以理解为形神兼备的“神”，对“神”的要求则是“生动”。“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骨法用笔以下五法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致，默契神会，不知其然而然也[4]。可见，在谢赫的“六法”中，“形”与“神”也是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的。 三、精神品位的时代彰显
人物画是画家通过相关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创作思想的，如果狭义地去理解国画人物的形神兼备，那还是主要局限于技法的层面，也就是要求人物画能够做到形体准确，神态生动。广义的形神兼备对国画人物的要求就不是仅仅局限于此了，首先“形”的塑造就涉及绘画语言的风格追求，其次“神”的表现应体现绘画作品的精神品位，因为这里的“神”已不仅仅止于人物的神态气质，更要体现作品的价值追求了。比如，表现当代人物，如果热衷于表现呆呆傻傻的“神”、矫揉造作的“神”，而无视当代人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总体精神风貌，这样的形神兼备其价值指向就会产生明显的偏差了。“值得重视的是，魏晋名士在实践中不羁于世甚至鄙视尘俗的所作所为，其本意是通过生命本体的率真表现，自然流露人的精神本质，也就是以‘形’显‘神’”[5]。如果说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写的是魏晋时期旷达潇洒的名士之“神”，那么在当下的国画人物创作中，“神”体现的应该是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人文追求，是人民大众的精神风貌。
当然，不同主题的国画人物创作所要达到的形神兼备，还应该契合作品的主题思想，避免没有真情实感的简单图解。所谓生动表现，就是要求人物形象显现出生机活力，具有一定的审美意趣。
现在之所以还要深入研究人物画的“形”与“神”问题，是因为当下的一些人物画家对此仍然存在认识误区，在具体创作中，有的画家一味地强调形的写实，不厌其烦地描摹人物形态的诸多细节，而在人物思想情感的表现上却显得空洞无物，缺少精神内涵；也有的画家逸笔草草，笔下的人物形象粗疏雷同，却津津乐道于作品的所谓“神”，想以此掩盖自己造型能力的不足。
“任何艺术品都可以是而且应该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载体。这就是说， 作者的爱憎、兴趣、愿望、倡导等， 都能在创作的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观众对画家的期望， 就是通过意义深刻的画面形象观赏到能够引发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启迪， 以至更多思索的东西[6]。”真正优秀的国画人物所表现的人物应该个性生动而富有特征，这也是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传统正道，比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虽然人物众多且形象简略，但却各有个性，形神生动；南宋画家马远的《踏歌图》中，那几个踏歌而行的村民形象神情各异，极富生活气息和娱乐情趣；即便是唐代画家阎立本表现帝王形象的《历代帝王图》也没有将帝王的形象概念化、美图化，而是力求人物外形和精神的真实，没有刻意掩盖帝王们凡身肉胎的一面。
“形”与“神”不仅仅是国画人物的艺术要素，也是其他造型艺术所要重视的命题，在人物画中恰当表现人物的“形”与“神”尤为重要。作为一个国画人物画家只有正确认识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创作活动，将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对生活的深入体验通过形神兼备的形象表现出来，才能创作出高水准的人物画作品。
参考文献：
[1]潘运告.魏晋六朝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2]张晶.“形神”论的现象学之思[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0）：83.
[3]孙兆俊.“以形写神”与魏晋南北朝绘画的写意指向[J].艺术评论，2007，（07）：53.
[4][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气韵非师
[6]刘伟红.浅谈美术作品“形”与“神”的和谐统一[J].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3，（03）：64.
作者简介：
安玉民，扬州市国画院院长、扬州市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关键词：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人物画；精神；价值
人物是国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优秀的人物画作品能够对人物形象传神写照，体现时代精神，表达画家的艺术追求。国画人物的创作自然离不开对表现主体“形”与“神”的描绘，有关这两者的关系以及在具体作品中体现出的艺术价值，历来就为人们所重视，就此研究命题形成的诸多观点学说，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但由于历史语境的改变和研究者的某些认知局限，对国画人物创作中“形”与“神”的理解，人们至今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偏颇，当下人物画的创作实践也因为观念误区的存在而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有必要对国画创作中这个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针对相关理论观点和创作现象，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客观解读。
一、以形写神的基本定位
人物画创作是以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形”是指人物的体貌外表，就像山水画离不开具体山川景物的表现，花鸟画要画出花草与动物的形态。国画人物作为具象绘画的一种，不能脱离具体的形象描绘。
国画人物的“神”，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物的神态、气质、神情等人的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它是人物画的价值所在，也是画家绘画立意的必要体现。那么，“神”怎么去表现？东晋顾恺之在其《画论》中强调人物画创作要“以形写神”，与一些文人画家一味强调“神”的观念相比，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艺术主张显然更为务实。比如他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也就是通过人物的眼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人物的眼神也是需要具体的形态特征表现出来的。对此，顾恺之充分认识到“形”在“神”的表现上的重要作用：“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1]。”如果一幅人物画连必要的“形”都不具备，又怎么去表现所谓的“神”？在一些文人画中，因为画者绘画技能的欠缺，他们的人物画往往因为概念化、同质化，而缺少个性特征，不同人物的“神”也就无从具体表现，且这种习气导致了中国人物画在唐宋以后于主流绘画中渐趋式微。
以形写神也并非是只要“形”准确、“神”就可以水到渠成地呈现出来。顾恺之认为画人物“手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神”是人物精神世界的体现，眼睛是一个人心灵世界的窗户，“神”的表现还需要画家深入体察表现对象的内心世界 ，才能用相对应的“形”表现出来。“顾恺之在魏晋画坛上的崇高地位，首先在于其可视的形体描写的准确与生动。顾氏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其脱离‘形似’，而恰在于精妙的形体描绘中透射出人物的神韵[2]。”也就是要通过“形”来传达人物的“神”。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明代人物肖像册》对人物形与神的表现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这些精妙的写实性人物绘画中，人们通过人物的面容可以获取许多与表现对象相关的精神性信息，画面所表现的“神”已非简单的喜怒哀乐表情特征，除了可见人物的性格与气质，我们甚至能够看出画中人的健康状况、为人城府，这些优秀的人物画、人物造型写实而不生硬，注重深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画家对表现对象的体察已深入到人物的精神层面。
中国画人物的形体塑造不同于一些西方绘画写生式的如实表现，中国人物画中的形象更具有概括性、写意性、典型性，是画家对表现对象和画面主题充分认识后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而不是简单再现对象的现实形貌。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认为，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需要画家“迁想妙得”，也就是要发挥画家的想象力，恰到好处地运用“形”来表现“神”。“对‘神’的‘悟对’除了关注眼睛之外，还重视感悟人作为一生命整体而显露出的神韵和风采。也就是通过对‘形’的感悟，升华出‘神’的形象，从而显现生命之精华[3]。”可见这里的人物形象是艺术升华了的形象，而不是简单的人物写真，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人物的精神气质。
二、形神兼备的综合考量
有人认为形神兼备是清代画家王时敏提出的主张，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形神兼备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确实很大，这不但体现在它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常常为人提及，而且它所指向的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王时敏作为一位山水画家，如果形神兼备确为他的艺术主张，显然不是仅仅针对人物画而提出的，他之所谓“神”也不会单指人物的神态气质，而应该是一种泛化了的艺术作品应该具有的精神气韵。但形神兼备似乎更适合作为人物画创作的指导思想和价值标准，简而言之，画家在进行人物画创作时既要注重形象的塑造，还要力求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只有做到“形神兼备”，才算臻于完美。
就国画人物而言，没有具体的形象塑造，便难以表现所谓的“神”；而只有准确的形象描绘，没有“神”的生动表现，再具体完备的“形”也只是一具没有精神意义的空壳。唯有做到形神兼备，才能通过可感的艺术形象表达画家的创作构思，体现一定的艺术精神。这里的“神”不仅仅从属于画中的具体人物形象，同时还是作品精神思想的重要体现。
在中国传统人物画中也存在着一种类型化了的“形神兼备”，这种“形神兼备”的表现语言比较成熟，接近模式化。比如在众多的宗教人物画和表现文人高士的人物画中就有不少这样的类型化作品。尽管这样的类型绘画强化了这些人物的气质风貌，得到了受众的普遍接受，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对人物形象的重要美学追求，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审美符号。但一些有追求的画家在表现这类题材时，还是常常会突破模式，力求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体现自己作品的独特价值。比如画圣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和出自佚名画家之手的永乐宫三清殿的《朝元图》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南齐谢赫在其著作《画品》中提出的“六法”，既是对绘画作品进行评价的不同层面与角度，更与绘画创作的具体方法紧密相关。“六法”之中的“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重点强调的是具体的造型方法与要素，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如何画好具体的形。而他首先强调的气韵生动则在国画人物的创作中可以理解为形神兼备的“神”，对“神”的要求则是“生动”。“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骨法用笔以下五法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致，默契神会，不知其然而然也[4]。可见，在谢赫的“六法”中，“形”与“神”也是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的。 三、精神品位的时代彰显
人物画是画家通过相关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创作思想的，如果狭义地去理解国画人物的形神兼备，那还是主要局限于技法的层面，也就是要求人物画能够做到形体准确，神态生动。广义的形神兼备对国画人物的要求就不是仅仅局限于此了，首先“形”的塑造就涉及绘画语言的风格追求，其次“神”的表现应体现绘画作品的精神品位，因为这里的“神”已不仅仅止于人物的神态气质，更要体现作品的价值追求了。比如，表现当代人物，如果热衷于表现呆呆傻傻的“神”、矫揉造作的“神”，而无视当代人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总体精神风貌，这样的形神兼备其价值指向就会产生明显的偏差了。“值得重视的是，魏晋名士在实践中不羁于世甚至鄙视尘俗的所作所为，其本意是通过生命本体的率真表现，自然流露人的精神本质，也就是以‘形’显‘神’”[5]。如果说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写的是魏晋时期旷达潇洒的名士之“神”，那么在当下的国画人物创作中，“神”体现的应该是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人文追求，是人民大众的精神风貌。
当然，不同主题的国画人物创作所要达到的形神兼备，还应该契合作品的主题思想，避免没有真情实感的简单图解。所谓生动表现，就是要求人物形象显现出生机活力，具有一定的审美意趣。
现在之所以还要深入研究人物画的“形”与“神”问题，是因为当下的一些人物画家对此仍然存在认识误区，在具体创作中，有的画家一味地强调形的写实，不厌其烦地描摹人物形态的诸多细节，而在人物思想情感的表现上却显得空洞无物，缺少精神内涵；也有的画家逸笔草草，笔下的人物形象粗疏雷同，却津津乐道于作品的所谓“神”，想以此掩盖自己造型能力的不足。
“任何艺术品都可以是而且应该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载体。这就是说， 作者的爱憎、兴趣、愿望、倡导等， 都能在创作的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观众对画家的期望， 就是通过意义深刻的画面形象观赏到能够引发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启迪， 以至更多思索的东西[6]。”真正优秀的国画人物所表现的人物应该个性生动而富有特征，这也是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传统正道，比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虽然人物众多且形象简略，但却各有个性，形神生动；南宋画家马远的《踏歌图》中，那几个踏歌而行的村民形象神情各异，极富生活气息和娱乐情趣；即便是唐代画家阎立本表现帝王形象的《历代帝王图》也没有将帝王的形象概念化、美图化，而是力求人物外形和精神的真实，没有刻意掩盖帝王们凡身肉胎的一面。
“形”与“神”不仅仅是国画人物的艺术要素，也是其他造型艺术所要重视的命题，在人物画中恰当表现人物的“形”与“神”尤为重要。作为一个国画人物画家只有正确认识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创作活动，将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对生活的深入体验通过形神兼备的形象表现出来，才能创作出高水准的人物画作品。
参考文献：
[1]潘运告.魏晋六朝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2]张晶.“形神”论的现象学之思[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0）：83.
[3]孙兆俊.“以形写神”与魏晋南北朝绘画的写意指向[J].艺术评论，2007，（07）：53.
[4][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气韵非师
[6]刘伟红.浅谈美术作品“形”与“神”的和谐统一[J].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3，（03）：64.
作者简介：
安玉民，扬州市国画院院长、扬州市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