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

　　成都N-TALK演讲会现场，75岁的陈彼得右手捧着篮球，脚上踩着迪斯科舞步，一摇一摆地走上台。
　　“一，二，三，四，五……你们跟我一起数啊！”他手里掂着篮球向台下的观众吆喝。观众似懂非懂，笑呵呵跟他一起数着——对照眼前这个扔篮球的“怪老头”，人们回忆起他年轻时唱《迟到》《阿里巴巴》的样子，又想起他2018年初在《经典咏流传》上的那首摇滚版《青玉案·元夕》——这次，人们好奇地架接着“音乐教父陈彼得”与“篮球”之间的关联，期待他给出新的、令人惊喜的答案。
　　“我很抱歉，像我这样一个老大爷带着球到处乱走，”陈彼得顿了顿，“这是医生交代我的，我上个月才出院。他说，每天带个球运动，这样我的血液循环才会好。所以，为了见你们一面，我带这个球玩了一个月。”他掏出口袋里的讲稿，颤巍巍坐在一把折叠椅上，戴上老花镜，开始找“演讲”的开头。
　　“今天我带了一份稿——你看看，字这么大，还要戴个眼镜，以后可能就要用望远镜了。”他把稿子翻给观众看，台下笑声落了一地。
　　1947年，陈彼得随父母从成都迁往台湾，此后每每踏上故土，他都百感交集。

　　“1988年开放探亲，我很高兴，迫不及待地回来了……”谈起当年成都的观众蜂拥来看他的演唱会，陈彼得情绪激动。“小时候闽南语讲‘又哭又笑，惶恐拉尿’，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讲？”
　　他用掺着四川话的台湾口音跟观众聊天，观众被他逗得又哭又笑。他哽咽着唱起新歌《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歌词重复好几遍，陈彼得眼泪掉了又掉。“成都我爱你，祖国母亲我爱你！”聚光灯下，他把紧紧握着的左拳高举至头顶。

天性与天命

　　倚在酒店客房的长沙发上，头顶射灯直挺挺地照在陈彼得脸上。灯光勾出他脸上的皱纹，头发和胡子上的银丝被衬得锃亮。他用手抵着额头，双眼微闭，两颊凹陷，与耸立的鼻梁构成立体的光影区间，整张脸让人想起一片皱缩的老树皮。——这是演讲的第二天，与前一天聚光灯下的他大相径庭，他把在舞台上穿的白色T恤、蓝色小西装和浅色牛仔裤换下，套上一件单薄的棕色毛衫和一条迪卡侬灰色运动裤。
　　“我昨天讲的应该不错吧？”“他们肯定觉得这老头是个神经病”“我知道他们喜欢我，我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来”……陈彼得喃喃自语，带着自足的神情，但很明显，疲惫已经洞穿其身，他把力气都使在了舞台上，此刻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采访中不断用交替抬腿的动作驱赶困意。
　　“这是医生告诉我的，用来促进血液循环，”陈彼得指着他的腿。
　　“医生”“健康”“血液循环”……年轻时的陈彼得从没想过，在自己75岁的时候这些东西会成为他人生的关键词。他热爱运动，饮食也遵从自然法则，一直以为自己很健康，直到去年11月。当时为了录制《经典咏流传》和央视春晚歌曲，他连续熬夜一个礼拜，11月9日早晨，他发现自己“动作和讲话有点不一样，”“说话含糊，歌也唱不出来。”夫人巴度赶紧把他送进急诊。
　　“血压高达170、180 mmHg，状态接近脑梗。”陈彼得大受打击，他一向喜欢挑战，“从一个顶峰跨越至另一个顶峰”是他的天性，而当天性遇到天命，身体发出警告，他才意识到：人是有极限的，他是个过分接近极限的老人。
　　于是他在医院里安安分分躺了三天，也只三天。第四天，他就躺不住了，他跟巴度说自己“想要逃走”：“我情愿死在家里，死在舞台上，也不要死在医院里。”
　　北京的冬天，室外零下六七摄氏度。陈彼得开始在常营森林公园的马拉松步道上竞走。他怕冷，裹着羽绒服、围巾和棉帽，依然冻得哇哇直叫——“嘿！吼！”“I love you！ Yes I do！”——句子都是胡言乱语，但发出声音让他感觉自己活着，“必须要和寒冷战斗，除了战斗，你别无选择。”
　　这种较量让陈彼得在寒冬里流汗，汗水使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台中的日子——那时他一天打几个小时乒乓球，汗流浃背，脸上却精神奕奕——那是他关于健康的记忆。于是，出门带篮球成了他75岁培养的新习惯，对着镜子，他很满意这个新形象：篮球使他看起来不那么像个糟老头，更重要的，它帮助身体完成血液循环，这让他“对生命保有安全感”。
　　被“三高”包围之后，失眠和抑郁症也相继到来。陈彼得开始早睡、早起，关闭电话，解除高负荷的社交状态，同时用运动让自己劳累，“通过排解乳酸的方法让副交感神经上升，从而降低大脑的焦虑。”
　　“谁会害怕失眠呢？睡觉是天生的事。我告诉自己——没有失眠这回事。你累了就会睡，早起就会睡，运动就会睡。身体不睡？那我就让你劳累！我就让你待着！你还睡不睡？我看你睡不睡？”
　　陈彼得没意识到自己越说越激动。他睁开眼睛，“噌”地从沙发上爬起，用手指着天空，气冲冲地朝自己的“身体”喊了一句：“只有傻子才会害怕失眠！”

“你的心跳，就是节奏”

　　时间倒退50年，那时的陈彼得大概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因为“三高”、失眠和抑郁症烦恼。像他在自己歌里唱的，“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在最开始做音乐的十几年间，陈彼得毫无疑问就是那个“快乐的青年”。他生命的原动力是“加分”，“加分”给他的生活带来惊喜與快乐，他只是没想到“加分”同样会带来负担和失落，就像节奏强烈的歌，乐音的波峰和波谷总是分外显眼。 　　上世纪60年代，摇滚乐席卷全球，台湾亦掀起西洋音乐热潮。陈彼得当时还在上中学，听着漂洋过海而来的猫王、滚石、甲壳虫，他大受震撼。他狂背几百首英文歌，研究其中的歌词、旋律，拿着歌谱在教室里放胆练唱，做吃午餐唱歌的“盒饭歌手”。

　　西洋音乐就此给了他最初的滋养。大学毕业后，陈彼得放弃了在民航机场的工作，毛遂自荐到歌厅驻唱。当他拿着4000块台币的工资回到家中，妈妈吃了一惊，“机场也只有1000块工资，你怎么可能有4000块？”陈彼得洋洋自得，因为勤奋跑场，他最高时甚至能月收入过万——这是他同学的十倍。凭着对音乐的热爱，陈彼得很快就过得风生水起。
　　但仅仅唱歌无法让他满足，他开始尝试自主创作。“我有很好的sense、taste和feeling，我很客观，我能让我的灵魂走出来，去评判我自己写的歌。”对陈彼得来说，把一首歌写流行从来不是一件难事。1972年，陈彼得第一次给别人写的歌就火了：当时他和余天坐在轿车里正要去赶场，他随口吹了几句口哨，这些旋律后来构成了《含泪的微笑》，这首歌和《榕树下》《北国之春》一起，将余天捧到了台湾歌坛红极一时的位置。
　　彼时，民歌运动刚刚在台湾兴起，翁清溪、庄奴等老一辈音乐人正以《小城故事》《甜蜜蜜》式的“甜歌”使邓丽君红遍亚洲，罗大佑、李宗盛等人又携文词清新的校园民谣后来居上。陈彼得身处其间，总感觉歌曲基调太过绵软，为了一振台湾歌坛面貌，他从摇滚、布鲁斯、迪斯科等西洋音乐风格中汲取养分，开始为台湾流行音乐注入崭新“节奏”。
　　“这跟人的个性有关，罗大佑很少用舞曲，估计他也很少参加舞会。我不一样，我看《Saturday Night Fever》，我喜欢周末狂欢，大半夜了我还到处找人狂欢，结果没人狂欢，嘿，都去睡觉了！”提起年轻时代，陈彼得总是回味无穷，“你看，我的歌跟他们是不一样的，《迟到》是country rock，《阿里巴巴》是disco加一点说唱，《也是情歌》里有穆斯林音乐的节奏，还有很多funky音乐，都是节奏感很强的，我等下放给你听。”
　　节奏感，这对陈彼得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代表情绪上的快乐，也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物理状态：“你的心跳，它就是节奏。”
　　上世纪80年代，陈彼得的生活节奏也开始加快。当时台湾唱片业正值全盛时期，十几家唱片公司同时出片，唱片、歌手之间的较量热火朝天。“那种较量是很凶的，凤飞飞和邓丽君的，刘文正和和高凌风的，他们都要较量，而每个制作人就像教练一样，担负输赢的任务。”陈彼得与罗大佑、李宗盛等人团队创作的方式不同，他依然坚持单打独斗。他写歌速度极快，“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月做4张唱片，写40首歌。”有阵子他和罗大佑在一个录音棚录歌，一个月过去，罗大佑那首《亚细亚的孤儿》还没录完，陈彼得已经做好40首歌，“但是他（罗大佑）的质量会显得还不错，所以他得到应有的掌声。”
　　那段时间，陈彼得的作品几乎是爆发式地涌入市场：费玉清的《一剪梅》，凤飞飞的《牵情》，张行的《一条路》，姜育恒的《昨日梦已远》……最厉害的时候，电台排行榜上前三名都是他的歌。在音乐上站稳脚跟之后，他开始思考更深入的问题。“让朋友挣钱的活得久”，陈彼得喜欢《教父》里的这句台词，他是狮子座，A型血，好出头，热衷给朋友排忧解难。上世纪80年代，台湾女艺人演出费用颇高，不少男艺人的待遇受到打压，陈彼得深感不平。他自出资金，成立“台湾艺人工会”，从台北到高雄，一路说服当时有影响的艺人加入工会。在陈彼得的帮衬下，男艺人的演出待遇和条件得到很大提高，之前出场费仅一千块的“三级跳”至一万块，演艺界也树立起新的规矩。
　　由于主导工会事务，陈彼得成为演艺界的领军人物，加上音乐成绩斐然，他一路驰行在“加分”人生的巅峰。梦想、工作、生活，重音接连不断，在超强负荷的压力下，陈彼得开始感到疲惫。他决意改换节奏。

野性的呼唤

　　担任工会主席不久，陈彼得被繁重的工作压到喘不过气。一边是工会的琐碎事务，一边是大量的唱片制作邀约，完整的音乐创作时间被压缩，陈彼得直言，“当时的确写出很多烂歌。”
　　“你写了一堆歌，也不红，也不好听，你对自己失望，觉得这个行业乏味，唱片公司也不会找你，因为你不能让他们赚钱。”陈彼得喜欢读《野性的呼唤》，也深谙“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他把当时的自己比作生病的牛，“非洲大陆上谁会故意要淘汰谁吗？不是，是牛自己生病了，你老弱病残，那狮子老虎当然吃掉你。”
　　这头生病的“牛”最终从舞台上逃走，回到了山林原野中。1985年，在欧阳菲菲的演唱会上，陈彼得突然抑郁症发作，他扔下一句“不唱了”，就头也不回地离開了台湾舞台。他开始不接电话，不见朋友，穿布鞋，吃素食，一个人拄着根藤条，钻进了台湾的大小山川中。 　　“他曾经讲过很重的话，就是说自己不愿意成为一个复印机，每天复印自己，对同样的观众，唱同样的歌，说同样的话：他说对一个创作者来说，这是很大的堕落。”好友凌峰说道。
　　1988年，抑郁症康复归来，陈彼得给凌峰创作了歌曲《吾爱吾国》。当时适逢蒋经国去世，岛内政治空气紧张，歌曲还未发行已被台湾当局禁唱，他深受打击。当年，陈彼得跟随父母从成都来到台湾，“外省人”的称呼就曾不绝于耳，但他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讲‘本省人’‘外省人’？这有什么不同？”
　　时值两岸开放探亲，台湾唱片业也正日渐萎缩，想象着对岸广袤的土地，陈彼得毅然踏上了“回家”的路。1988年，他发行专辑《归雁》，歌词里正是他自己的写照，“我是一只孤雁，飞过高山飞过大海，不知走过多少岁月多少时光……终于找到自己出发的地方。”办理探亲手续需要数月时间，心急的陈彼得干脆从日本转道上海，迫不及待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成都。他还清楚记得，飞机途经上海，看到空中几朵白云他都差点掉下泪来，“眼前突然就模糊了，什么都看不清楚。”
　　1988年5月，受到成都市台湾事务办公室的邀请，陈彼得在成都、重庆和武汉连开20场演唱会，场场爆满，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毫无疑问，他喜欢成都，喜欢热情的故乡人，也喜欢道地的担担面和锅盔，但闲不住的个性，使他注定无法在热衷享受生活的成都久留——很快，他又开始了辗转于广州、北京、台中三地的生活。
　　1991年，他在广州洛溪新城附近找了一处居所，安定下来。“搞了一个小工作室，教学生，写歌，也在提升自己。”按陈彼得的话说，那段时间他“在事业上并没有大发展”。但1993、1994年广州音乐创作大爆发，他踩着节点，给杨钰莹、陈明、毛宁写了几首歌，“也参与了一下广州音乐的全盛时代。”
　　“他一直想深入了解大陆的文化和行事规则，但奇怪的是他与大陆的现实之间仿佛有一块他无法越过的玻璃。”在广州时，媒体人姜汤与他有频繁交往，“无论我怎样和他交流，他看待大陆的事物总是很平面、不立体，我们觉得大的事他认为很小，我们认为很小的事他却认为大。”姜汤认为，这是陈彼得那段时间变得边缘的一个原因。
　　2001年，《同一首歌》邀請陈彼得担任音乐制作人，他又将家搬到了北京。看着窗外的喜鹊筑巢，陈彼得给自己新建的录音室取名“喜鹊棚”。何勇、窦唯、崔健、谢天笑、鲍家街43号……许多音乐人是“喜鹊棚”的常客，陈彼得亲自下厨给他们做饭，还自掏腰包支持年轻人搞音乐，“很努力也很辛苦，看到他们就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因为互联网的冲击，录音棚经营遭遇困难。陈彼得带着一家人回到广州，在丽江花园盘下一个12平的小店，取名“77g”，开始了“大隐隐于厨房”的生活。不用做歌，不用跟市场竞争，每天采购新鲜食材，给夜归的都市人做“自然食物”和清甜奶茶，在夫人巴度看来，“那是一段最幸福的时光。”
　　“老师自创很多菜色，什么冬阴功面、棒棒鸡凉面、雪菜墨鱼凉面”，说到这些，巴度几乎笑得直不起腰来，“也没人敢说他的面不好吃，他就像个小孩一样——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

新人

　　油盐酱醋的生活是平静的，陈彼得做饭、写歌、陪伴家人，没预想自己年至古稀又被推到聚光灯下。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烟火，马车，音乐声，很美。”陈彼得的思绪浸在诗词里，夜里12点，说话声犹如梦中呓语。
　　古诗词《青玉案·元夕》常被他挂在嘴边，也是路人频频问他的问题，“你是《经典咏流传》里唱《青玉案》的那个人吗？能不能……？”陈彼得总是很自然搭过手去，搂住问话者的肩膀，笑一笑，让对面手机拍两张照片。
　　2018年，因为上了几档节目，陈彼得的曝光度骤增。被众人称作“音乐教父”，受到媒体和观众景仰，他一度有些迟疑：“我真的火了吗？火的究竟是什么？”
　　见采访提纲里提到“过去的陈彼得‘歌比人红’”，他思考良久。“你说得没错，过去的我是‘歌比人红’，人家看到我都不知道我是谁。”陈彼得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为什么同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红，老了却反而火起来？
　　他能想到的答案是“真实”。年轻的时候他在乎钱，在乎包装，在乎排行榜上的名次和点击率，可钱赚得盆满钵盈，他却反而更加迷失：你真的快乐吗？朋友是否因为钱与你接近？钱赚到了，你下面还能做什么？
　　到这个年纪，陈彼得决定不再思考这些问题。他把头发剪了，白胡子留着，不剃，然后换下一身阿迪达斯、耐克和他最爱的Lanvin牛仔装，穿上迪卡侬和回力。“怎么方便怎么来，实用就好。”
　　这几乎是一个新的“陈彼得”，不论对陈彼得自己还是对观众而言，都是。他觉得这样很好，人们不知道他的过去，也仍然喜欢眼前这个老头子;他也不再关心外物，将精力全都放在“作品好不好”“唱得合不合适”和“是否坚持自己的想法”上。
　　“我更像我自己。我希望我更坚持我自己。”陈彼得说道。

钥匙

　　古诗词音乐是陈彼得眼前最要紧的事。“古诗词是我进入天堂的钥匙。我的事业，我的理想，刚刚进入它最好的位置——最好的一个paradise，我的香格里拉。”他说。
　　十年前，陈彼得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埃尔顿·约翰、保罗·麦卡特尼等同龄的艺术家演出，他突然意识到国内音乐和国外音乐仍有巨大差距，其差距就在于音乐的内涵。“歌曲代表的不只是昨天的记忆，你所居住的城市，你的时代，还有你的情感，你的爱，你的恨，还有许多东西。”他对经典的英文歌词情有独钟，“Sometimes I wonder， why I spend The lonely night dreaming of a song. The melody haunts my reverie，And I am once again with you……”望着窗外星空，陈彼得随口唱起：“旋律萦绕我脑海，我就再次与你在一起。”这是陈彼得眼中最好的音乐状态，歌词将旋律和听者的感观串联，这正是音乐的“内涵”所在。 　　在他看来，最好的歌词素材其实近在眼前。“漫天春雪来，才抵梅花半。最爱雪边人，楚些裁成乱……你看，心爱的人随手剪裁，就把花摆成很好看的形状，你说美不美？”陈彼得几乎是陶醉在古诗词里，3个月时间，他写了一百多页手稿，用布鲁斯写欧阳修的《把酒祝东风》，用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