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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人使用的语言为龟兹语。龟兹语属于印欧语系中Centum语组的吐火罗语方言B，用印度婆罗米文字（Brahm）书写。我国称吐火罗文为焉耆一龟兹文，3～9世纪在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使用。
20世纪初，勒柯克率领的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木头沟、胜金口等地发现《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写本残叶，分藏于梅因茨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共六个抄本，600余件残片，称“吐鲁番本”。1959年4月某天，哈密地区伊吾县天山乡脱米尔提村农民牙合亚热依木劳作间隙在古代废墟旁休息时，意外从用土坯垒成的地洞里发现一摞写满字的纸。他把这些纸张上缴公社办公室，再转至县文化馆。此本残，共293叶686面，每叶高22厘米，长44厘米，左边第七至九行间画有黑色圆圈，中有一小孔，用以穿绳，是“梵夹装”装帧形式。这部作品就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剧本《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写本，是为“哈密本”，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2们2年，哈密伊吾县新发现约200件文本残片，可为“哈密本”的重要补充。
此外，还发现两个吐火罗文写本：其一，德国考古队在焉耆舒尔楚克获得，现存德国，因写本残破，至今未完全刊布：其二，1974年冬天在焉耆七个星（锡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一个灰坑内发现，共44叶88面，双面书写婆罗米字母，被火烧过，残损严重，大多数残页上仅剩几个字，纸色发黄，页序混乱，给整理、解读造成很大困难。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自治区博物馆把这批写本、照片转交季羡林先生，请他解读。季先生很快辨认出这是用甲种吐火罗文（rocharian A）所写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应为上述回鹘文写本的母本。季先生考察了古代西域弥勒信仰，并且翻译了与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内容相关的于阗语文献。
目前，相对最完整的是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回鹘文为m aitrism it又名《弥勒三弥底经》、《弥勒下生经》，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佛典。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一部长达27幕，描述弥勒菩萨上兜率天及在弥勒净土的各种趣事、见闻的古代大型佛教剧本，每幕标有地点、出场人物和演唱曲调，每幕前还用红墨标写出演出该幕的场景、人物神情、动作等，堪称中国最完整的早期剧本。第一幕是序幕，是佛教教义的说教、宣讲。第二至二十六幕为正文，主要描写未来佛弥勒不平凡的一生：年逾120岁的婆罗门僧婆婆离，在梦中受天神的启示，想去拜访释迦牟尼如来佛，但自己老态龙钟，不能亲自前往，便派弟子弥勒等16人，代表他去谒佛致敬，恰好弥勒也在其中受到天神同样的启示，便欣然应允。婆婆离告诉弥勒等人，如来佛身上有32个人像，只要看到这些人像，那就是如来佛，就可以把疑难问题提出来请教如来佛。弥勒等人奉师命来到如来佛身边，果然看到32个人像，提出大道青天、凡物人间等几十个问题请教32个人像，32个人像分别回答凡人提问，答辞明晓易懂，道理深刻，弥勒受益入佛道而自称弥勒佛。
《弥勒会见记》语言古朴典雅，对话具有个性特征，塑造了释迦牟尼、弥勒、跋多利婆罗门、王阿那律、摩诃罗倪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剧本安排紧凑，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作为一部早期戏剧作品，《弥勒会见记》在维吾尔族文学史和中国戏剧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回鹘由回纥改名而来，文字也由原来使用的突厥文改变为回鹘文：一种用栗特字母拼写回鹘语的拼音文字，直至16世纪中后期还在吐鲁番地区使用。9世纪中叶，有一支回鹘人迁至吐鲁番盆地后建立高昌王国，原来信奉的摩尼教依然存在，一部分人接受景教，但佛教最盛行。据考证，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名叫依塔思·依干的都督为了自己死后能够见到弥勒佛成道而请人抄写的。根据跋语可知《弥勒会见记》最早由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译为吐火罗文，再由智护法师译为回鹘文。该写本具体抄写时间为8～11世纪，学术界意见不一。1959年和1961年，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6A.v.6 abah）教授影印、刊布分藏两处的“吐鲁番本”。葛玛丽认为《弥勒会见记》是在回鹘人所谓的新日（每年的弥勒节日）时向佛教信徒们演唱的剧本。汉堡大学华裔学者刘茂才教授在著作《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库车与中国的关系》中记载：“新年时举行七天斗兽游戏……此外日夜举行名叫苏幕遮的表演，演员们头戴动物面具，唱歌跳舞……”回鹘摩尼教徒中很早久有庆祝“伟大新日”的传统。茨木（P.Zieme）刊布的摩尼教文献中谈到信仰摩尼教的回鹘统治者与贵族们都参加此活动。因此，葛玛丽认为《弥勒会见记》吐火罗文本“根据印度语本制成”的说法为假托，其实是当地产物。无论如何，这天佛教信徒将观赏或听赏带有挂图或表演的关于弥勒的说唱故事，当然，这就需要说唱弥勒故事的本子，于是《弥勒会见记》就产生了。它虽然基本为小乘作品，但已见大乘影响。信徒们追求的不仅是阿罗汉，而且也是菩萨理想，希望将来弥勒下生到人世时，能聆听其教导，会见未来佛，从而成道并得到解救。如果是说成立，那么，苏巴什佛寺出土舍利盒上的乐舞图像与《弥勒会见记》应该表现的是同一个主题。而玄奘在龟兹驻留期间，很可能参加过这个活动。
季羡林先生说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吐鲁番写本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这个文献最长的手稿残叶”，尽管回鹘文写本的题跋中说明这部文献最早译自印度语，但没有说明是指梵语还是其他印度语。《弥勒会见记》基本属于小乘佛教，但不论梵文佛经还是汉文大藏经中都不见其所本的踪影，其来源仍是一个谜。季先生前期发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成果大多用中文写成，后来考虑到这门学科的国际性，最终决定用英语发表全部转写、翻译和注释。由季先生转写、翻译和注释，德、法两国吐火罗语学者W.W enler和J.-J.P nault协助完成的《新疆博物馆藏甲种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1998年由总部分别设在柏林和纽约的跨国出版公司出版。
国际知名突厥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耿世民于1961年就开始研究此写本，他用一年时间完成全部写本拉丁字母转写和部分翻译工作，发表多篇论文，有专著《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他认为《弥勒会见记》至少由三位抄经人写于1067年，似为一种看画讲说故事并可能伴有某种表演的原始戏剧，近似于藏戏，与现代戏剧不能等同。中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和吐鲁番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文本大约在唐朝突厥牟羽可汗时期就已形成。维吾尔族学者阿不都西库尔·买买提敏研究认为《弥勒会见记》的最早版本在公元初几世纪就已高度成熟，随着西域歌舞东传，深刻影响到中原文化并对中国戏剧（元代戏神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弥勒会见记》的印度文字写本（有学者推测可能是梵文）
目前尚未发现，因此，两件龟兹文母本显得尤其重要。
由于在语言学分类上，吐火罗语与其近邻——印欧语的主要东方分支SaLem语族的印度一伊朗语（1ndo-Iran ian）距离较远，反而与分布于欧洲Cenlum语族的拉丁一凯尔特语与日尔曼语有较近关系，因此，在印欧语分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龟兹成为古印欧语在东方分布最远点的标志地之一。20世纪以来，在新疆发现几种灭绝千年以上的古文字材料，其中以吐火罗文最难解读，因为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而发现的地点却在印欧语系各种语言分布区域的最东端，不少词汇早已变形或消失。相对于同时出土的死文字于阗文、栗特文材料，吐火罗文资料要少得多，而且大多数残缺不全，但这并不影响其巨大的文献价值。尽管近百年来因为出土材料稀少，还有很多龟兹文问题没有解决，但通过对《弥勒会见记》龟兹文残卷的研究，可以增加可辨识的吐火罗语词汇，弄清一些吐火罗语名词和动词的变化形式，积累吐火罗语语法形式，进而讨论、检验前人关于印欧语系诸语言关系的研究问题，最终，还将引发对印欧人起源问题的深度讨论。此前，学者对龟兹文化的认识主要通过汉文史料和僧人传记获得，而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却是较为完整的龟兹古代佛教著作，通过它可研究龟兹佛教渊源、小乘佛教在龟兹的流行、龟兹译经水平等问题。同时，吐火罗文剧本《弥勒会见记》作为吐鲁番、哈密地区出土回鹘文写本的母本，其本身就是研究西域戏剧形式、内容及传播途径的珍贵材料。法国汉学家列维在《所谓吐火罗语B即龟兹语考》一文中指出，据中国最早2世纪佛经译本中佛教用语“沙门”、“沙弥”不能对比梵文stalll ana、siamenera，但与龟兹文sam ane、sanm ir接近，断定中国2世纪佛经从原始龟兹文翻译而来，大约公元1世纪，龟兹文作为谋介将佛经传入中国。伯希和认为“Tokharoi吐火罗”有强送气声，但“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都不存在这类强送气声，他主张废除“吐火罗语”称呼，用方言A残简出土地之一的卡拉沙尔为名，改称“吐火罗语A”为“卡拉沙尔语”
（Qarasahr是焉耆的维吾尔文称呼）。吐火罗语A残卷中有“arsi”一字，英国学者贝列（H.W.Bailey）认为arsi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Agni（阿耆启，他最早称吐火罗语A为焉耆语，但不赞成称“卡拉沙尔语”，因为“卡拉沙尔”与焉耆虽然是同地异名，但毕竟是较晚的维吾尔语，不如焉耆恰当。
总之，吐火罗本《弥勒会见记》的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普鲁士人类文化博物馆编，赵崇民、杨富学译的《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吐鲁番藏品目录》说出土于克孜尔千佛洞的写于棕榈叶上的一页婆罗米文写本被确定为2世纪“佛教剧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剧本残卷。
不知与《弥勒会见记》有无关联？但愿有新的发现和创见。
20世纪初，勒柯克率领的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木头沟、胜金口等地发现《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写本残叶，分藏于梅因茨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共六个抄本，600余件残片，称“吐鲁番本”。1959年4月某天，哈密地区伊吾县天山乡脱米尔提村农民牙合亚热依木劳作间隙在古代废墟旁休息时，意外从用土坯垒成的地洞里发现一摞写满字的纸。他把这些纸张上缴公社办公室，再转至县文化馆。此本残，共293叶686面，每叶高22厘米，长44厘米，左边第七至九行间画有黑色圆圈，中有一小孔，用以穿绳，是“梵夹装”装帧形式。这部作品就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剧本《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写本，是为“哈密本”，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2们2年，哈密伊吾县新发现约200件文本残片，可为“哈密本”的重要补充。
此外，还发现两个吐火罗文写本：其一，德国考古队在焉耆舒尔楚克获得，现存德国，因写本残破，至今未完全刊布：其二，1974年冬天在焉耆七个星（锡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一个灰坑内发现，共44叶88面，双面书写婆罗米字母，被火烧过，残损严重，大多数残页上仅剩几个字，纸色发黄，页序混乱，给整理、解读造成很大困难。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自治区博物馆把这批写本、照片转交季羡林先生，请他解读。季先生很快辨认出这是用甲种吐火罗文（rocharian A）所写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应为上述回鹘文写本的母本。季先生考察了古代西域弥勒信仰，并且翻译了与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内容相关的于阗语文献。
目前，相对最完整的是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回鹘文为m aitrism it又名《弥勒三弥底经》、《弥勒下生经》，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佛典。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一部长达27幕，描述弥勒菩萨上兜率天及在弥勒净土的各种趣事、见闻的古代大型佛教剧本，每幕标有地点、出场人物和演唱曲调，每幕前还用红墨标写出演出该幕的场景、人物神情、动作等，堪称中国最完整的早期剧本。第一幕是序幕，是佛教教义的说教、宣讲。第二至二十六幕为正文，主要描写未来佛弥勒不平凡的一生：年逾120岁的婆罗门僧婆婆离，在梦中受天神的启示，想去拜访释迦牟尼如来佛，但自己老态龙钟，不能亲自前往，便派弟子弥勒等16人，代表他去谒佛致敬，恰好弥勒也在其中受到天神同样的启示，便欣然应允。婆婆离告诉弥勒等人，如来佛身上有32个人像，只要看到这些人像，那就是如来佛，就可以把疑难问题提出来请教如来佛。弥勒等人奉师命来到如来佛身边，果然看到32个人像，提出大道青天、凡物人间等几十个问题请教32个人像，32个人像分别回答凡人提问，答辞明晓易懂，道理深刻，弥勒受益入佛道而自称弥勒佛。
《弥勒会见记》语言古朴典雅，对话具有个性特征，塑造了释迦牟尼、弥勒、跋多利婆罗门、王阿那律、摩诃罗倪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剧本安排紧凑，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作为一部早期戏剧作品，《弥勒会见记》在维吾尔族文学史和中国戏剧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回鹘由回纥改名而来，文字也由原来使用的突厥文改变为回鹘文：一种用栗特字母拼写回鹘语的拼音文字，直至16世纪中后期还在吐鲁番地区使用。9世纪中叶，有一支回鹘人迁至吐鲁番盆地后建立高昌王国，原来信奉的摩尼教依然存在，一部分人接受景教，但佛教最盛行。据考证，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名叫依塔思·依干的都督为了自己死后能够见到弥勒佛成道而请人抄写的。根据跋语可知《弥勒会见记》最早由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译为吐火罗文，再由智护法师译为回鹘文。该写本具体抄写时间为8～11世纪，学术界意见不一。1959年和1961年，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6A.v.6 abah）教授影印、刊布分藏两处的“吐鲁番本”。葛玛丽认为《弥勒会见记》是在回鹘人所谓的新日（每年的弥勒节日）时向佛教信徒们演唱的剧本。汉堡大学华裔学者刘茂才教授在著作《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库车与中国的关系》中记载：“新年时举行七天斗兽游戏……此外日夜举行名叫苏幕遮的表演，演员们头戴动物面具，唱歌跳舞……”回鹘摩尼教徒中很早久有庆祝“伟大新日”的传统。茨木（P.Zieme）刊布的摩尼教文献中谈到信仰摩尼教的回鹘统治者与贵族们都参加此活动。因此，葛玛丽认为《弥勒会见记》吐火罗文本“根据印度语本制成”的说法为假托，其实是当地产物。无论如何，这天佛教信徒将观赏或听赏带有挂图或表演的关于弥勒的说唱故事，当然，这就需要说唱弥勒故事的本子，于是《弥勒会见记》就产生了。它虽然基本为小乘作品，但已见大乘影响。信徒们追求的不仅是阿罗汉，而且也是菩萨理想，希望将来弥勒下生到人世时，能聆听其教导，会见未来佛，从而成道并得到解救。如果是说成立，那么，苏巴什佛寺出土舍利盒上的乐舞图像与《弥勒会见记》应该表现的是同一个主题。而玄奘在龟兹驻留期间，很可能参加过这个活动。
季羡林先生说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吐鲁番写本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这个文献最长的手稿残叶”，尽管回鹘文写本的题跋中说明这部文献最早译自印度语，但没有说明是指梵语还是其他印度语。《弥勒会见记》基本属于小乘佛教，但不论梵文佛经还是汉文大藏经中都不见其所本的踪影，其来源仍是一个谜。季先生前期发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成果大多用中文写成，后来考虑到这门学科的国际性，最终决定用英语发表全部转写、翻译和注释。由季先生转写、翻译和注释，德、法两国吐火罗语学者W.W enler和J.-J.P nault协助完成的《新疆博物馆藏甲种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1998年由总部分别设在柏林和纽约的跨国出版公司出版。
国际知名突厥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耿世民于1961年就开始研究此写本，他用一年时间完成全部写本拉丁字母转写和部分翻译工作，发表多篇论文，有专著《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他认为《弥勒会见记》至少由三位抄经人写于1067年，似为一种看画讲说故事并可能伴有某种表演的原始戏剧，近似于藏戏，与现代戏剧不能等同。中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和吐鲁番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文本大约在唐朝突厥牟羽可汗时期就已形成。维吾尔族学者阿不都西库尔·买买提敏研究认为《弥勒会见记》的最早版本在公元初几世纪就已高度成熟，随着西域歌舞东传，深刻影响到中原文化并对中国戏剧（元代戏神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弥勒会见记》的印度文字写本（有学者推测可能是梵文）
目前尚未发现，因此，两件龟兹文母本显得尤其重要。
由于在语言学分类上，吐火罗语与其近邻——印欧语的主要东方分支SaLem语族的印度一伊朗语（1ndo-Iran ian）距离较远，反而与分布于欧洲Cenlum语族的拉丁一凯尔特语与日尔曼语有较近关系，因此，在印欧语分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龟兹成为古印欧语在东方分布最远点的标志地之一。20世纪以来，在新疆发现几种灭绝千年以上的古文字材料，其中以吐火罗文最难解读，因为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而发现的地点却在印欧语系各种语言分布区域的最东端，不少词汇早已变形或消失。相对于同时出土的死文字于阗文、栗特文材料，吐火罗文资料要少得多，而且大多数残缺不全，但这并不影响其巨大的文献价值。尽管近百年来因为出土材料稀少，还有很多龟兹文问题没有解决，但通过对《弥勒会见记》龟兹文残卷的研究，可以增加可辨识的吐火罗语词汇，弄清一些吐火罗语名词和动词的变化形式，积累吐火罗语语法形式，进而讨论、检验前人关于印欧语系诸语言关系的研究问题，最终，还将引发对印欧人起源问题的深度讨论。此前，学者对龟兹文化的认识主要通过汉文史料和僧人传记获得，而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却是较为完整的龟兹古代佛教著作，通过它可研究龟兹佛教渊源、小乘佛教在龟兹的流行、龟兹译经水平等问题。同时，吐火罗文剧本《弥勒会见记》作为吐鲁番、哈密地区出土回鹘文写本的母本，其本身就是研究西域戏剧形式、内容及传播途径的珍贵材料。法国汉学家列维在《所谓吐火罗语B即龟兹语考》一文中指出，据中国最早2世纪佛经译本中佛教用语“沙门”、“沙弥”不能对比梵文stalll ana、siamenera，但与龟兹文sam ane、sanm ir接近，断定中国2世纪佛经从原始龟兹文翻译而来，大约公元1世纪，龟兹文作为谋介将佛经传入中国。伯希和认为“Tokharoi吐火罗”有强送气声，但“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都不存在这类强送气声，他主张废除“吐火罗语”称呼，用方言A残简出土地之一的卡拉沙尔为名，改称“吐火罗语A”为“卡拉沙尔语”
（Qarasahr是焉耆的维吾尔文称呼）。吐火罗语A残卷中有“arsi”一字，英国学者贝列（H.W.Bailey）认为arsi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Agni（阿耆启，他最早称吐火罗语A为焉耆语，但不赞成称“卡拉沙尔语”，因为“卡拉沙尔”与焉耆虽然是同地异名，但毕竟是较晚的维吾尔语，不如焉耆恰当。
总之，吐火罗本《弥勒会见记》的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普鲁士人类文化博物馆编，赵崇民、杨富学译的《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吐鲁番藏品目录》说出土于克孜尔千佛洞的写于棕榈叶上的一页婆罗米文写本被确定为2世纪“佛教剧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剧本残卷。
不知与《弥勒会见记》有无关联？但愿有新的发现和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