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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摄影”与“心像”
一列人出行，队伍中常有摄影爱好者，单反相机如枪在握，随时瞄准目标：风景，人，一切可成像事物，都在镜头射程范围。当镜头扫来，我浑身不自在，面肌瞬间僵硬，出于人际礼节，只能迎向镜头，如同迎向灼烫枪口。热心些的拍摄者这时还会予以指导，“头歪点！对，脸朝左侧点”“别看我，看前方！”“笑一下，自然些”，我呆若木鸡，只听“喀嚓”一声定格，一缕看不见的硝烟在焦距间升起。
不消说，照片一定好不到哪儿去，表情隐含猎物被枪口堵截的惶恐。
摄影爱好者们，原谅我冒犯你们的热心——未经当事人许可或默认的拍摄其实亦是种暴力，不是每个人都热爱“被摄影”。
“被摄影”的别扭有时不亚于一次被侵。
“抗拒照相最本质的原因是‘自我不接纳’，不管照片是为了给自己看，还是给别人看，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刻，都是通过我们心中的‘他人’的目光来看待。心理相对健康者，既不会过分地逃避照相，同样也不会过分迷恋相片中完美的形象。两个看似相反的行为背后，都是需要借以他人的赞许目光，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感。”
我承认，在不习惯镜头背后，确有着不接纳自我的倾向。这源头来自童年，父母严苛的教育方式，他们认为赞扬有可能毁掉一个孩子，只有不断否定才对孩子成长有所助益。
这种严苛的后效是：我基本按他们希望的成型，中间虽出了些或大或小的岔子，有过自暴自弃的“坏”，但在“道德性焦虑”的监督下，终究步入庸常、安全的多数者生活。
在“坏”消失的地方，自由意志或许已一并被阉割，像长年不飞的鸟即使翅翼完好，控制扇动的胸肌已萎化。
接替了父母当年审视我的严格目光（那也是来自一个时代的集体意识目光），在当年反抗乃至仇恨这种目光中，有一天，我不觉亦用这目光，成为自我的审视与限制者。
这目光事先在心里已做了挑剔的预设——那些拍下的影像与自我期待总差着一条鸿沟。
在一本心理学书中看到，美国著名整容医生马尔茨发现，许多人有“虚构之丑”的倾向，他对此的解释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幅用来描绘自己的精神蓝图或“心像”。对我们的意识来说，这幅图像可能模糊不清、朦朦胧胧、不甚分明，甚至一个人的意识根本没觉察到它的存在，但它的确就在那里，完完全全，纤毫毕现。
那幅自我描绘的心像，将跟随人终身。即使成年后的“我”已达社会考核标准，在那幅心像中，“我”却可能不是很好，破绽百出。
“如果你在别的声音和形象中听不到它，看不到它，它就会从中发明它自身。它随处藏身，又随处现身，想回避都回避不了，以至你对它的任何回避全都反过来证实它，形成它。”——这段话正如“心像”的写照，它最重要的光源来自童年。
镜头深处
很多年前《读者文摘》上的一则故事。一个对外形不自信的少女，有次为参加舞会买了枚蝴蝶结，这枚新蝴蝶结使她觉得自己突然漂亮起来。她戴着它参加了舞会，和男孩跳舞。
舞会散场，爱情已然光顾。
走在回家路上，她意外发现掉在路边草地的蝴蝶结！原来舞会开始前她就弄丢了它，她的头顶上方根本没有那枚蝴蝶结，它却给予了她整个夜晚的自信。
“暗示”这种心理有着惊人的作用，像女孩头顶那枚隐形的蝴蝶结，赐人以能量。
和镜头关系良好的人，头顶都有这么枚蝴蝶结。反之亦然，缺乏自信会使再美的外在都变成摄影师的灾难。
“你知道黄金猎犬能嗅到恐惧吧？ 那么记住，佳能或尼康也可以做到。不要躲避相机——它总会找到你！”
在一次活动中认识A小姐，客观说，她不好看，小个子，黑皮肤，但一面对镜头她立即表情灿烂，笑容符合美国《心理月刊》对“更易有幸福感”者测评中的第一条：拍照片喜欢露出牙齿——需要面肌舒张才能达成的表情。
A在乡村成长，有位慈父，父亲对她和姐姐疼爱有加。A说，我和我姐，其实我们挺普通的，可我们也都挺自信。
一个人与镜头的亲密度，似乎能准确地反推他的童年，有种“超形象”在那其间建立，巩固。在成长中获得足够肯定与接纳者，无论形象如何，他们掌握一种熵的能量守恒原则：在镜头与实况间，他们会找到平衡路径，去自动消除现实与心理之间的“差值”。
在世俗标准看来算不得美女的A每次面对镜头时，注视的不仅是自我，还有镜头背后以父爱为背景的和煦童年。
对不安者，镜头对准的不仅是外形，还有更深处对“内在性”的放大审视，那些不愉快的经验，轻微一次曝光便可能使之重返。
这种对镜头的脱逃常会被当成矫情。照相等同被目光打量，活在这世上，谁不得随时接受各种目光？目光不过是转换成了镜头，有何区别？
没有镜头障碍的人不会明白，当然不同。比起日常目光，镜头更代表剪裁，控制。谁镜头在握，誰就拥有了阐释权。只要置身镜头前，你和它就构成了对立与臧否的关系，并被之定格。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说话从不注视对方的眼睛。偏偏在若干年里，我从事的是记者职业，简直像个反讽，我总装着埋头记录以避免目光与对方相遇。多年后，单亲家庭长大的表弟高考后来我家吃饭，直到出门，他都没看过我一眼。我知道，在这“无视”中潜伏着成长的创伤——那未被充足的爱与肯定滋养过的生命，总在尽力隐藏。
这种害怕与他人目光交流的症状被称作“对视恐怖症”，又名社交焦虑症，是恐怖症中最常见的一种。患者躲避对方目光，害怕自己的言行会引起羞辱或难堪。心理学给患者的一个建议是，每天照镜子3次以上，每次时长三分钟，在镜子中与自己对视，并对着自己微笑，表情自然，使自己放松。通过正视“我”，逐渐习惯于与别人对视。
不知这练习是否奏效，“接纳自我”是个漫长艰巨的过程。将碎片化的自我一点点整合，能够加速这过程的不是镜子，是镜子反射出的那个自我。一点点地，认可自我，坚定自我，超越那些负面的经验，让觉识的中心点保持清明宁静。 “……你忙着自卫的那个自我，愈来愈透明且逐渐隐退。这并不表示你被分解了，或飘在虚无缥缈中，而是你开始感到气质的变化，你的欲望或伤痛不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些表面看来凶猛的波涛，只是纸老虎而已，丝毫动摇不了那更深的自我。”美国心理学家肯·威尔伯说的。
当人不再忙着自卫，或许就能坦对目光，坦对镜头。
两次拍摄
采访一位人像摄影师，中途有顾客来拍照，一位削瘦染发的小个子歌手，拍夜总会演出用的海报。他迅速更衣，拍摄，动作眼花缭乱得绝不让相机连拍功能的每一秒落空。快，准，狠，表情同步跟进——也许那可称之为“海报体表情”？
一个老练的表演者。有在驳杂生涯中积攒的面对各种目光的丰富经验，他像正置身一次观众云集的演出。观众只有摄影师和我，但于他的发挥无碍。那个镜头，他通过它百倍千倍地幻化出潜匿观众。
一通咔嚓声中，仿佛不是镜头激发了他的表演欲，而是他的烂熟表演使物理的镜头也产生了化学的亢奋。
拍摄完，他热情地与摄影师道别，一秒之内向我出示一个笑，算作对我这个陌生人的礼貌。那个笑又在一秒之内消失，他拎包匆匆离去。
若干年后，那位摄影师的脸我已淡忘，却记得那位瘦小歌手，他在镜头前的身姿摇曳和眼神抛洒：幽怨，妩媚，迷离……像蛇听到印度弄蛇人吹奏的不可抗拒的笛音。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拍摄是，一位歌手，八十年代红遍宝岛，离异后只身从台湾到上海创建了一个服饰品牌。我替供职杂志采访她，她吸烟，戴造型夸张的戒指，皮包镶豹纹。拍片那天，摄影师希望她表情甜美些，一如之前几位女星的拍摄，也像通常摄影师对顾客的要求，要“笑”，并且要“笑得再自然些”——在一个极不自然，到处是人工布景的地方，“笑”却通常是人像摄影师的最高追求。
“那就不是我了，就这么拍吧。”女歌手淡淡一句。
样片同步显现在电脑，她略方的面庞沧桑，鲜艳，带一抹冷峻的独立。
中途，她起身看样片，“对，这就是我。”她满意地点个头，接过女助理递过的“万宝路”。
镜头在开始工作前，已注定是被拍者预谋、选中的含义。同时它是翻译器，翻译每具身体后的所有经历、肉体与精神深处的秘密——照片不像本身呈现得那样光滑，如果用一只高倍放大镜，你会发现它布满凹凸颗粒，那些都是某年，某月，某种发生（被发生），幽影的痕迹，讯息的汇总。
艺术照
王安忆在一文里说起当年剧团里有个好友，在某剧中饰一名村姑，戏份不多，但也拍得一张剧照，引得众人羡慕，“这一张照片拍得极好，都可印成明信片发行。心中很是羡慕，并且有一分戚然，想到也许不等有一张好照片，青春韶华就将流逝”。
住校生活时，我隔壁班的女同学，也拍过这么张好照。她比我们年纪长些，来自一座铜矿小城，在她蚊帐里挂着一张18寸艺术照，外寝室的同学来有时误为是哪位影视新秀，再看又有几分像年轻时的影星赵雅芝。当知道照片主人就是那位女生时，她们发出一声惊呼。
如那位女生恰逢在场，她微微一笑，十分谦逊。
在那声夸张惊呼里，包含着两个信息：一是赞美，二是表示照片与本人的距离。但那位女生显然忽略或过滤了第二条信息。
这帧使用了强烈柔光镜的照片激励了一拨女生去拍那个年代很风行的艺术照，但全都没超越这幅效果，包括长得比那女生漂亮的。现实中的那位女生偏黑，细眉细眼，说不上漂亮，在柔光镜中却放出异彩——这张“好照片”，以一种创造的方式升华了主体。
后来，女生拒绝了一位同班男生的追求，按同学看来，男生配现实中的她是够了，于是猜她是拿艺术照上的自己去定位爱情。不过听说她苦恋老家的一位已婚教师才是她拒绝男生的真正原因。有人曾在她笔记本中见过那位老师的照片，是一位儒雅男人。大伙猜，她一定把那张艺术照送老师了，没准照片后还题着“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吧，這位女生喜欢古体诗，尤其李商隐，在一本厚厚的蓝皮本上抄了不少他的诗。
快毕业时，有次她在食堂，同学递给她一封刚收到的信，她拆开读了几行，脸色大变，饭也没打就掉头奔回宿舍了。路上有老师和她打招呼，她理都没理。这种失礼当然和那封信有关，据同宿舍女生说，是那位教师写来的。写了什么呢，无人知晓。
毕业后，她回老家那个铜矿工作。若干年后，在一次聚会上，我听说她出事了：她参与一起重大的行贿案件，被判刑。
在场的女同学不约而同都提到，她拍过一张很好的艺术照，直到毕业，也无人超越。
自 拍
鼓浪屿，甜品店门口，一位姑娘举着手机杆自拍。我从店内排队买完一杯芒果沙冰出来，她还在拍，万年不变的45°自拍黄金角和全民通用的卖萌剪刀手。
另一次，参加个活动，从机场到酒店，一位女士一路自拍，墨镜摘下戴上，调整帽子角度，没一会儿已上传朋友圈几组图。她向同座女人传授自拍经验，喏，这个软件可修高鼻梁，这个能拉长腿……
上帝已无法阻止人类自拍了。
朋友圈里甚至还有在医院打吊针时的自拍，虚弱而不忘PS过的脸——会不会，有一天流行“临终自拍”呢？如果彼时还能举得起手机的话。
纵观摄影史，自拍并非怎么新颖的表现形式。现代女艺术家依莫金就在长达60年的创作生涯中不断为自己拍摄肖像，从早期的柔焦影像到93岁去世前两年的封镜之作，她每年穿同样服装，以同样姿势面对相机，直至衰老。
这些自拍，和时下风靡的自拍不同。前者是为认识“自我”，试图观照自身同一性的变化。从这些自拍像中，透露出女性变迁的精神自觉。依莫金们在拍自我，内心镜头却是朝外的，朝向一种更深广的注视。
自拍控们（又名“不自拍会死星人”），即使在拍世界，也只在拍自我（或说“想象之我”）。手机镜头建构了空前自恋的平台，“拍”成为和吃饭喝水一样日常的行为，手机举起了一个缭乱的图像时代——“这种现实世界与影像世界间的混乱，在现代社会尽可以称之为天真烂漫的误解”。 被镜头与围观充斥的社会，笼罩一层虚假柔光，影像的洪流裹挟人们滑向焦距失真的地带。那个地带，也许可称为“假在场”。
“如果世上没有了睫毛油，就会失去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台湾女星大S如是说，对这时代来说，如果没了随时随地可举起的镜头，会怎样？
不仅是自拍，一切皆可成像，镜头空前消费着私人生活。我拍故我在，世界的最终解释权归图像，它物化与平面化一切，包括自然，情感，人际。
镜头的刺激削弱着真实感受。它介入着，也抽离着，彼此捧场，相互取消。在“拍时代”，镜头的底部堆积如山，又空空荡荡。
为某个时刻而备
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中，有位老奶奶梳着整齐发髻，独自来照死后预备在灵位前摆放的遗照，她对照相馆主人正元说，“你给我拍得好一点啊，一定要好一点啊！”正元的手抖了一下，中年的他知道自己患了绝症。绝症也无法阻止爱情的到来，他爱上常来店里的女交警多琳。他什么都没告诉多琳，只是看着她在沙发上酣睡，用衣服挡着雨送她回家，认真听她絮叨工作中的琐事，没有亲吻，没有拥抱，没有甜言蜜语。
有一天，正元把焦距调好，坐在灯光下，微笑着为自己拍了放在灵位前的照片。
“放弃自戕后活下来的祖父，每年都要为自己拍一张遗照。这个春天，祖父最新的照片被照相馆弄丢了，孙子保润却阴差阳错收获了一个无名少女的照片。丢掉照片的祖父于是失了魂，收获照片的保润从此落了魄。”这是苏童的长篇小说《黄雀记》的开头，一张照片开启了一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和几段不同的命运道路。
小说中的祖父，是个为自己身后事准备周全的老人。更多老人，大概是会绕过这张照片的。
深秋的某晚，婆婆突陷昏迷，我从当时工作的上海带着年幼的儿子赶回，再没和她说上一句话。在她弥留之际，才发现没一张适合照片可用来制作遗相。只能从一张合影中裁出，照片上她的肩膀是斜的，拿去照相馆修，老板熟练地修好，冲洗。去取时，已是一幅装框好，可供后辈缅怀的端正照片了。老板说，这种临时修照片用作遗照的事常有，不久前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晚上在公园散步时猝死。老人生活照挺多，就是没一张正面半身，适合制作遗像的。从国外赶回的女儿哭着说，父亲平日身子骨挺结实，下半年还准备去国外待一阵的，哪想到这么突然啊。后来也是从家庭合影中裁出一帧，制作了遗照。
办完婆婆的丧事，晚上在电脑前，我想，父母有没有一张合适的相可供今后某一天使用？这想法不免残忍、冒犯，在中国文化里，死亡是种忌讳，可这念头还是冒了出来，我甚至想立即在电脑里寻找。万一没有，那么一定要找机会为父母拍一张。
又想到自己，有没有一张中年之后的好照片，能在特殊时刻用？我是个有强烈不安感的人，任何事都要提前做好准备方觉安心。严格守时，从不拖欠，旅行头天一定收拾好行李（包括必带的眼罩和保温杯），每晚睡前计划好第二天的早餐以及要穿的衣物——那么，我是否要为自己备好一张照片，以供某个不可预料的时刻？
睡前，读尤金·奥尼尔的集子《天边外》，1984年版，扉页上奥尼尔留着小胡子，西服笔挺，有张深邃和略抑郁的脸——凝视书勒口或扉页的作者照片，已成为我阅读一本书前的仪式，透过作者的面庞，似能寻找到一条进入其内心的路径。
集中有一篇奥尼尔的自传性剧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剧中，一个从早到晚彼此抱怨挖苦、争吵又和解的家，父母和两个儿子，“在他的笔下，父亲吝啬，母亲吸毒，哥哥是酒鬼，自己患肺病”。读时忍不住将他扉页上的脸套进剧作中，在这样家里成长的奥尼尔有双布满疑虑的眼睛，深黑背景衬出他宽阔的额头。
一张捕捉到灵魂某个刻度的照片。
桑塔格说，一张照片在本质上是永远不能完全超越其表现对象的——但我觉得，一张好照片，在本质上恰恰是超越其表现对象的。它在光影合力下，既呈现了一个表现对象，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表现对象。
有如全息的幻术。
离办完婆婆丧事的那个晚上又过去了不少个夜晚，我仍不能从文件夹里找出一张可以胜任某個重要时刻的照片。它应当是沉静的，载沉载浮，眼神里有爱，原谅，忘却该忘却的，记住该记住的。它从容接受到来者的凝视。无论从哪个角度，它都经得起这种凝视，显示出时间之外静止的舒缓。
两张照片的故事
女友Z的妹妹，从老家来上海后认识的前夫，恋爱七八年，结婚两年后发现丈夫外遇。离婚。搬家。丈夫，不，前夫已先她一步搬走。墙上有幅很大的结婚照，镶着白色描金相框，怎么处理这相框成了问题。这是出租房，她不想把它留给下任居住者，Z的妹妹用力拉扯相片，它纹丝不动，牢固地镶嵌在框中。她想把它整个扔进垃圾桶，可她不想和前夫在照片上微笑着，看起来很幸福地在一起——她曾在小区看见一幅中式结婚照，因为太大扔不进垃圾桶，盖子般盖在桶上面，那种感觉非常吊诡。
Z的妹妹试图举起相框砸掉，但相框很沉，她砸了几下，相框没动静。她一筹莫展，在闷热的天气中快哭出来。这时Z叫来帮忙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到了——正是他最早在地铁上碰见Z的前妹夫和外遇亲热地在一起。
得知这一难题后，摄影师提起穿着马丁靴的脚，勇猛地把相框踩成几块，照片还是没坏，看上去，它比Z的妹妹和前夫的感情要坚固多了。
无奈，他们去物业借了把大剪刀，捣鼓半天，把照片总算剪成两半，和相框一起扔掉了。
这幅结婚照真把Z的妹妹折腾坏了。她后来在网上看人说，用白色油漆把照片刷白，扔起来就方便多了，只是当初拍那套照片花了二万多，心疼！还有人说，结的时候就担心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没拍婚纱照，省钱又省心。
Z的妹妹不久后去国外留学，半年后认识了西班牙新男友，Z发来他们的照片给我看，两人看来挺幸福的样子。据说新男友不久会回中国见Z的父母，只是，我想Z的妹妹还会再拍那么隆重的结婚照吗？
另张照片的故事是我一位男性朋友的。他从高中暗恋一位女生，视她为女神，但他没有勇气表白，他想表白了也一定会遭拒，不如“宜静默”。两人没怎么联系，工作后，有次高中同学十年聚会，他们又遇上。这次的他有了还不错的身份与收入，得知她几个月前结束上一段恋情后，他开始了追求，也真追上了。无论到哪，他钱夹里总装着她照片。 在一起一年多后，兩人还是分手了。“性格不合”，这是他们对外宣称的，“不出恶言”，这是他们分手时的约定。
他极痛苦，痛苦之后还是有了新女友，一个性格与“女神”完全迥然的姑娘。他只字不提过往，可那张她的照片怎么办？分手后，照片从钱夹转移到了抽屉下层。扔掉？不，他不愿她微笑的样子被扔进臭烘烘的垃圾箱，撕掉？烧掉？不，他自己先觉得了灼痛。他还想过把照片埋进养的盆栽中，不，似乎有点不祥。他不愿有任何不祥与她有关。
在和新女友结婚旅行时，他选择了南方的海边，趁她不注意，他把那张照片扔进了海水中。来之前，他已把照片拍下来，存成了电子版，放在一个很少用的邮箱中。后来，因为很久没登录那个邮箱，它被注销了。
他讲这件事时是一个小范围聚会上，某个户外吧座，喝了点酒。
“你们会怎么处理这张照片？”他问。此时的他已当了父亲，孩子上小学。
答案七嘴八舌，不过并没有哪个特别妥当，至少不比让它在海水中漂走更妥当。
“我很后悔，我应该留着那张照片。”坐在对面的他突然说了句，垂下头，握着空了的酒杯，起身去了洗手间。
他哭了还是没哭？至今是个谜。
他还爱着她。深爱。这不是个谜。
责任编辑：姚娟
主持人语：
女性随笔，多从感性出发，因心思缜密、下笔温婉，便似涓涓细流，最后汇聚成溪，成河，碧蓝澄澈。陈蔚文的文字却有着别样的异质，在灵秀之外，她的不同在于对都市人群细微心绪的关注和把握，放眼开去，平视一切，从而文字有了氤氲的地气。这是那些闲来院中漫步花下喝茶的轻浅女性写作者所难以抵达的境界。
《焰》里，“对我，舞蹈有着永恒魔力，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爱情”。《光影记》，她从镜头外写到镜头里，继续拓展，写照片，写被拍，而她真正落笔之处，那就要读者细细品味。我想起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説到：“照片本身不能解释任何事物，去不倦地邀请你去推论、猜测和幻想。”
我一向认为蔚文是一个静水流深的写作者。她的文字实在是好读，一定会给你以心灵的抚慰和温暖。她的文字越来越有暖意了。
——主持人：张鸿
作者简介：
陈蔚文，1974年7月生，现任职于某文学评论刊。发表小说及散文随笔数百万字。出版小说集《雨水正白》，散文集《见字如晤》《未有期》等。曾获《人民文学》散文新人奖、林语堂散文奖等。
一列人出行，队伍中常有摄影爱好者，单反相机如枪在握，随时瞄准目标：风景，人，一切可成像事物，都在镜头射程范围。当镜头扫来，我浑身不自在，面肌瞬间僵硬，出于人际礼节，只能迎向镜头，如同迎向灼烫枪口。热心些的拍摄者这时还会予以指导，“头歪点！对，脸朝左侧点”“别看我，看前方！”“笑一下，自然些”，我呆若木鸡，只听“喀嚓”一声定格，一缕看不见的硝烟在焦距间升起。
不消说，照片一定好不到哪儿去，表情隐含猎物被枪口堵截的惶恐。
摄影爱好者们，原谅我冒犯你们的热心——未经当事人许可或默认的拍摄其实亦是种暴力，不是每个人都热爱“被摄影”。
“被摄影”的别扭有时不亚于一次被侵。
“抗拒照相最本质的原因是‘自我不接纳’，不管照片是为了给自己看，还是给别人看，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刻，都是通过我们心中的‘他人’的目光来看待。心理相对健康者，既不会过分地逃避照相，同样也不会过分迷恋相片中完美的形象。两个看似相反的行为背后，都是需要借以他人的赞许目光，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感。”
我承认，在不习惯镜头背后，确有着不接纳自我的倾向。这源头来自童年，父母严苛的教育方式，他们认为赞扬有可能毁掉一个孩子，只有不断否定才对孩子成长有所助益。
这种严苛的后效是：我基本按他们希望的成型，中间虽出了些或大或小的岔子，有过自暴自弃的“坏”，但在“道德性焦虑”的监督下，终究步入庸常、安全的多数者生活。
在“坏”消失的地方，自由意志或许已一并被阉割，像长年不飞的鸟即使翅翼完好，控制扇动的胸肌已萎化。
接替了父母当年审视我的严格目光（那也是来自一个时代的集体意识目光），在当年反抗乃至仇恨这种目光中，有一天，我不觉亦用这目光，成为自我的审视与限制者。
这目光事先在心里已做了挑剔的预设——那些拍下的影像与自我期待总差着一条鸿沟。
在一本心理学书中看到，美国著名整容医生马尔茨发现，许多人有“虚构之丑”的倾向，他对此的解释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幅用来描绘自己的精神蓝图或“心像”。对我们的意识来说，这幅图像可能模糊不清、朦朦胧胧、不甚分明，甚至一个人的意识根本没觉察到它的存在，但它的确就在那里，完完全全，纤毫毕现。
那幅自我描绘的心像，将跟随人终身。即使成年后的“我”已达社会考核标准，在那幅心像中，“我”却可能不是很好，破绽百出。
“如果你在别的声音和形象中听不到它，看不到它，它就会从中发明它自身。它随处藏身，又随处现身，想回避都回避不了，以至你对它的任何回避全都反过来证实它，形成它。”——这段话正如“心像”的写照，它最重要的光源来自童年。
镜头深处
很多年前《读者文摘》上的一则故事。一个对外形不自信的少女，有次为参加舞会买了枚蝴蝶结，这枚新蝴蝶结使她觉得自己突然漂亮起来。她戴着它参加了舞会，和男孩跳舞。
舞会散场，爱情已然光顾。
走在回家路上，她意外发现掉在路边草地的蝴蝶结！原来舞会开始前她就弄丢了它，她的头顶上方根本没有那枚蝴蝶结，它却给予了她整个夜晚的自信。
“暗示”这种心理有着惊人的作用，像女孩头顶那枚隐形的蝴蝶结，赐人以能量。
和镜头关系良好的人，头顶都有这么枚蝴蝶结。反之亦然，缺乏自信会使再美的外在都变成摄影师的灾难。
“你知道黄金猎犬能嗅到恐惧吧？ 那么记住，佳能或尼康也可以做到。不要躲避相机——它总会找到你！”
在一次活动中认识A小姐，客观说，她不好看，小个子，黑皮肤，但一面对镜头她立即表情灿烂，笑容符合美国《心理月刊》对“更易有幸福感”者测评中的第一条：拍照片喜欢露出牙齿——需要面肌舒张才能达成的表情。
A在乡村成长，有位慈父，父亲对她和姐姐疼爱有加。A说，我和我姐，其实我们挺普通的，可我们也都挺自信。
一个人与镜头的亲密度，似乎能准确地反推他的童年，有种“超形象”在那其间建立，巩固。在成长中获得足够肯定与接纳者，无论形象如何，他们掌握一种熵的能量守恒原则：在镜头与实况间，他们会找到平衡路径，去自动消除现实与心理之间的“差值”。
在世俗标准看来算不得美女的A每次面对镜头时，注视的不仅是自我，还有镜头背后以父爱为背景的和煦童年。
对不安者，镜头对准的不仅是外形，还有更深处对“内在性”的放大审视，那些不愉快的经验，轻微一次曝光便可能使之重返。
这种对镜头的脱逃常会被当成矫情。照相等同被目光打量，活在这世上，谁不得随时接受各种目光？目光不过是转换成了镜头，有何区别？
没有镜头障碍的人不会明白，当然不同。比起日常目光，镜头更代表剪裁，控制。谁镜头在握，誰就拥有了阐释权。只要置身镜头前，你和它就构成了对立与臧否的关系，并被之定格。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说话从不注视对方的眼睛。偏偏在若干年里，我从事的是记者职业，简直像个反讽，我总装着埋头记录以避免目光与对方相遇。多年后，单亲家庭长大的表弟高考后来我家吃饭，直到出门，他都没看过我一眼。我知道，在这“无视”中潜伏着成长的创伤——那未被充足的爱与肯定滋养过的生命，总在尽力隐藏。
这种害怕与他人目光交流的症状被称作“对视恐怖症”，又名社交焦虑症，是恐怖症中最常见的一种。患者躲避对方目光，害怕自己的言行会引起羞辱或难堪。心理学给患者的一个建议是，每天照镜子3次以上，每次时长三分钟，在镜子中与自己对视，并对着自己微笑，表情自然，使自己放松。通过正视“我”，逐渐习惯于与别人对视。
不知这练习是否奏效，“接纳自我”是个漫长艰巨的过程。将碎片化的自我一点点整合，能够加速这过程的不是镜子，是镜子反射出的那个自我。一点点地，认可自我，坚定自我，超越那些负面的经验，让觉识的中心点保持清明宁静。 “……你忙着自卫的那个自我，愈来愈透明且逐渐隐退。这并不表示你被分解了，或飘在虚无缥缈中，而是你开始感到气质的变化，你的欲望或伤痛不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些表面看来凶猛的波涛，只是纸老虎而已，丝毫动摇不了那更深的自我。”美国心理学家肯·威尔伯说的。
当人不再忙着自卫，或许就能坦对目光，坦对镜头。
两次拍摄
采访一位人像摄影师，中途有顾客来拍照，一位削瘦染发的小个子歌手，拍夜总会演出用的海报。他迅速更衣，拍摄，动作眼花缭乱得绝不让相机连拍功能的每一秒落空。快，准，狠，表情同步跟进——也许那可称之为“海报体表情”？
一个老练的表演者。有在驳杂生涯中积攒的面对各种目光的丰富经验，他像正置身一次观众云集的演出。观众只有摄影师和我，但于他的发挥无碍。那个镜头，他通过它百倍千倍地幻化出潜匿观众。
一通咔嚓声中，仿佛不是镜头激发了他的表演欲，而是他的烂熟表演使物理的镜头也产生了化学的亢奋。
拍摄完，他热情地与摄影师道别，一秒之内向我出示一个笑，算作对我这个陌生人的礼貌。那个笑又在一秒之内消失，他拎包匆匆离去。
若干年后，那位摄影师的脸我已淡忘，却记得那位瘦小歌手，他在镜头前的身姿摇曳和眼神抛洒：幽怨，妩媚，迷离……像蛇听到印度弄蛇人吹奏的不可抗拒的笛音。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拍摄是，一位歌手，八十年代红遍宝岛，离异后只身从台湾到上海创建了一个服饰品牌。我替供职杂志采访她，她吸烟，戴造型夸张的戒指，皮包镶豹纹。拍片那天，摄影师希望她表情甜美些，一如之前几位女星的拍摄，也像通常摄影师对顾客的要求，要“笑”，并且要“笑得再自然些”——在一个极不自然，到处是人工布景的地方，“笑”却通常是人像摄影师的最高追求。
“那就不是我了，就这么拍吧。”女歌手淡淡一句。
样片同步显现在电脑，她略方的面庞沧桑，鲜艳，带一抹冷峻的独立。
中途，她起身看样片，“对，这就是我。”她满意地点个头，接过女助理递过的“万宝路”。
镜头在开始工作前，已注定是被拍者预谋、选中的含义。同时它是翻译器，翻译每具身体后的所有经历、肉体与精神深处的秘密——照片不像本身呈现得那样光滑，如果用一只高倍放大镜，你会发现它布满凹凸颗粒，那些都是某年，某月，某种发生（被发生），幽影的痕迹，讯息的汇总。
艺术照
王安忆在一文里说起当年剧团里有个好友，在某剧中饰一名村姑，戏份不多，但也拍得一张剧照，引得众人羡慕，“这一张照片拍得极好，都可印成明信片发行。心中很是羡慕，并且有一分戚然，想到也许不等有一张好照片，青春韶华就将流逝”。
住校生活时，我隔壁班的女同学，也拍过这么张好照。她比我们年纪长些，来自一座铜矿小城，在她蚊帐里挂着一张18寸艺术照，外寝室的同学来有时误为是哪位影视新秀，再看又有几分像年轻时的影星赵雅芝。当知道照片主人就是那位女生时，她们发出一声惊呼。
如那位女生恰逢在场，她微微一笑，十分谦逊。
在那声夸张惊呼里，包含着两个信息：一是赞美，二是表示照片与本人的距离。但那位女生显然忽略或过滤了第二条信息。
这帧使用了强烈柔光镜的照片激励了一拨女生去拍那个年代很风行的艺术照，但全都没超越这幅效果，包括长得比那女生漂亮的。现实中的那位女生偏黑，细眉细眼，说不上漂亮，在柔光镜中却放出异彩——这张“好照片”，以一种创造的方式升华了主体。
后来，女生拒绝了一位同班男生的追求，按同学看来，男生配现实中的她是够了，于是猜她是拿艺术照上的自己去定位爱情。不过听说她苦恋老家的一位已婚教师才是她拒绝男生的真正原因。有人曾在她笔记本中见过那位老师的照片，是一位儒雅男人。大伙猜，她一定把那张艺术照送老师了，没准照片后还题着“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吧，這位女生喜欢古体诗，尤其李商隐，在一本厚厚的蓝皮本上抄了不少他的诗。
快毕业时，有次她在食堂，同学递给她一封刚收到的信，她拆开读了几行，脸色大变，饭也没打就掉头奔回宿舍了。路上有老师和她打招呼，她理都没理。这种失礼当然和那封信有关，据同宿舍女生说，是那位教师写来的。写了什么呢，无人知晓。
毕业后，她回老家那个铜矿工作。若干年后，在一次聚会上，我听说她出事了：她参与一起重大的行贿案件，被判刑。
在场的女同学不约而同都提到，她拍过一张很好的艺术照，直到毕业，也无人超越。
自 拍
鼓浪屿，甜品店门口，一位姑娘举着手机杆自拍。我从店内排队买完一杯芒果沙冰出来，她还在拍，万年不变的45°自拍黄金角和全民通用的卖萌剪刀手。
另一次，参加个活动，从机场到酒店，一位女士一路自拍，墨镜摘下戴上，调整帽子角度，没一会儿已上传朋友圈几组图。她向同座女人传授自拍经验，喏，这个软件可修高鼻梁，这个能拉长腿……
上帝已无法阻止人类自拍了。
朋友圈里甚至还有在医院打吊针时的自拍，虚弱而不忘PS过的脸——会不会，有一天流行“临终自拍”呢？如果彼时还能举得起手机的话。
纵观摄影史，自拍并非怎么新颖的表现形式。现代女艺术家依莫金就在长达60年的创作生涯中不断为自己拍摄肖像，从早期的柔焦影像到93岁去世前两年的封镜之作，她每年穿同样服装，以同样姿势面对相机，直至衰老。
这些自拍，和时下风靡的自拍不同。前者是为认识“自我”，试图观照自身同一性的变化。从这些自拍像中，透露出女性变迁的精神自觉。依莫金们在拍自我，内心镜头却是朝外的，朝向一种更深广的注视。
自拍控们（又名“不自拍会死星人”），即使在拍世界，也只在拍自我（或说“想象之我”）。手机镜头建构了空前自恋的平台，“拍”成为和吃饭喝水一样日常的行为，手机举起了一个缭乱的图像时代——“这种现实世界与影像世界间的混乱，在现代社会尽可以称之为天真烂漫的误解”。 被镜头与围观充斥的社会，笼罩一层虚假柔光，影像的洪流裹挟人们滑向焦距失真的地带。那个地带，也许可称为“假在场”。
“如果世上没有了睫毛油，就会失去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台湾女星大S如是说，对这时代来说，如果没了随时随地可举起的镜头，会怎样？
不仅是自拍，一切皆可成像，镜头空前消费着私人生活。我拍故我在，世界的最终解释权归图像，它物化与平面化一切，包括自然，情感，人际。
镜头的刺激削弱着真实感受。它介入着，也抽离着，彼此捧场，相互取消。在“拍时代”，镜头的底部堆积如山，又空空荡荡。
为某个时刻而备
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中，有位老奶奶梳着整齐发髻，独自来照死后预备在灵位前摆放的遗照，她对照相馆主人正元说，“你给我拍得好一点啊，一定要好一点啊！”正元的手抖了一下，中年的他知道自己患了绝症。绝症也无法阻止爱情的到来，他爱上常来店里的女交警多琳。他什么都没告诉多琳，只是看着她在沙发上酣睡，用衣服挡着雨送她回家，认真听她絮叨工作中的琐事，没有亲吻，没有拥抱，没有甜言蜜语。
有一天，正元把焦距调好，坐在灯光下，微笑着为自己拍了放在灵位前的照片。
“放弃自戕后活下来的祖父，每年都要为自己拍一张遗照。这个春天，祖父最新的照片被照相馆弄丢了，孙子保润却阴差阳错收获了一个无名少女的照片。丢掉照片的祖父于是失了魂，收获照片的保润从此落了魄。”这是苏童的长篇小说《黄雀记》的开头，一张照片开启了一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和几段不同的命运道路。
小说中的祖父，是个为自己身后事准备周全的老人。更多老人，大概是会绕过这张照片的。
深秋的某晚，婆婆突陷昏迷，我从当时工作的上海带着年幼的儿子赶回，再没和她说上一句话。在她弥留之际，才发现没一张适合照片可用来制作遗相。只能从一张合影中裁出，照片上她的肩膀是斜的，拿去照相馆修，老板熟练地修好，冲洗。去取时，已是一幅装框好，可供后辈缅怀的端正照片了。老板说，这种临时修照片用作遗照的事常有，不久前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晚上在公园散步时猝死。老人生活照挺多，就是没一张正面半身，适合制作遗像的。从国外赶回的女儿哭着说，父亲平日身子骨挺结实，下半年还准备去国外待一阵的，哪想到这么突然啊。后来也是从家庭合影中裁出一帧，制作了遗照。
办完婆婆的丧事，晚上在电脑前，我想，父母有没有一张合适的相可供今后某一天使用？这想法不免残忍、冒犯，在中国文化里，死亡是种忌讳，可这念头还是冒了出来，我甚至想立即在电脑里寻找。万一没有，那么一定要找机会为父母拍一张。
又想到自己，有没有一张中年之后的好照片，能在特殊时刻用？我是个有强烈不安感的人，任何事都要提前做好准备方觉安心。严格守时，从不拖欠，旅行头天一定收拾好行李（包括必带的眼罩和保温杯），每晚睡前计划好第二天的早餐以及要穿的衣物——那么，我是否要为自己备好一张照片，以供某个不可预料的时刻？
睡前，读尤金·奥尼尔的集子《天边外》，1984年版，扉页上奥尼尔留着小胡子，西服笔挺，有张深邃和略抑郁的脸——凝视书勒口或扉页的作者照片，已成为我阅读一本书前的仪式，透过作者的面庞，似能寻找到一条进入其内心的路径。
集中有一篇奥尼尔的自传性剧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剧中，一个从早到晚彼此抱怨挖苦、争吵又和解的家，父母和两个儿子，“在他的笔下，父亲吝啬，母亲吸毒，哥哥是酒鬼，自己患肺病”。读时忍不住将他扉页上的脸套进剧作中，在这样家里成长的奥尼尔有双布满疑虑的眼睛，深黑背景衬出他宽阔的额头。
一张捕捉到灵魂某个刻度的照片。
桑塔格说，一张照片在本质上是永远不能完全超越其表现对象的——但我觉得，一张好照片，在本质上恰恰是超越其表现对象的。它在光影合力下，既呈现了一个表现对象，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表现对象。
有如全息的幻术。
离办完婆婆丧事的那个晚上又过去了不少个夜晚，我仍不能从文件夹里找出一张可以胜任某個重要时刻的照片。它应当是沉静的，载沉载浮，眼神里有爱，原谅，忘却该忘却的，记住该记住的。它从容接受到来者的凝视。无论从哪个角度，它都经得起这种凝视，显示出时间之外静止的舒缓。
两张照片的故事
女友Z的妹妹，从老家来上海后认识的前夫，恋爱七八年，结婚两年后发现丈夫外遇。离婚。搬家。丈夫，不，前夫已先她一步搬走。墙上有幅很大的结婚照，镶着白色描金相框，怎么处理这相框成了问题。这是出租房，她不想把它留给下任居住者，Z的妹妹用力拉扯相片，它纹丝不动，牢固地镶嵌在框中。她想把它整个扔进垃圾桶，可她不想和前夫在照片上微笑着，看起来很幸福地在一起——她曾在小区看见一幅中式结婚照，因为太大扔不进垃圾桶，盖子般盖在桶上面，那种感觉非常吊诡。
Z的妹妹试图举起相框砸掉，但相框很沉，她砸了几下，相框没动静。她一筹莫展，在闷热的天气中快哭出来。这时Z叫来帮忙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到了——正是他最早在地铁上碰见Z的前妹夫和外遇亲热地在一起。
得知这一难题后，摄影师提起穿着马丁靴的脚，勇猛地把相框踩成几块，照片还是没坏，看上去，它比Z的妹妹和前夫的感情要坚固多了。
无奈，他们去物业借了把大剪刀，捣鼓半天，把照片总算剪成两半，和相框一起扔掉了。
这幅结婚照真把Z的妹妹折腾坏了。她后来在网上看人说，用白色油漆把照片刷白，扔起来就方便多了，只是当初拍那套照片花了二万多，心疼！还有人说，结的时候就担心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没拍婚纱照，省钱又省心。
Z的妹妹不久后去国外留学，半年后认识了西班牙新男友，Z发来他们的照片给我看，两人看来挺幸福的样子。据说新男友不久会回中国见Z的父母，只是，我想Z的妹妹还会再拍那么隆重的结婚照吗？
另张照片的故事是我一位男性朋友的。他从高中暗恋一位女生，视她为女神，但他没有勇气表白，他想表白了也一定会遭拒，不如“宜静默”。两人没怎么联系，工作后，有次高中同学十年聚会，他们又遇上。这次的他有了还不错的身份与收入，得知她几个月前结束上一段恋情后，他开始了追求，也真追上了。无论到哪，他钱夹里总装着她照片。 在一起一年多后，兩人还是分手了。“性格不合”，这是他们对外宣称的，“不出恶言”，这是他们分手时的约定。
他极痛苦，痛苦之后还是有了新女友，一个性格与“女神”完全迥然的姑娘。他只字不提过往，可那张她的照片怎么办？分手后，照片从钱夹转移到了抽屉下层。扔掉？不，他不愿她微笑的样子被扔进臭烘烘的垃圾箱，撕掉？烧掉？不，他自己先觉得了灼痛。他还想过把照片埋进养的盆栽中，不，似乎有点不祥。他不愿有任何不祥与她有关。
在和新女友结婚旅行时，他选择了南方的海边，趁她不注意，他把那张照片扔进了海水中。来之前，他已把照片拍下来，存成了电子版，放在一个很少用的邮箱中。后来，因为很久没登录那个邮箱，它被注销了。
他讲这件事时是一个小范围聚会上，某个户外吧座，喝了点酒。
“你们会怎么处理这张照片？”他问。此时的他已当了父亲，孩子上小学。
答案七嘴八舌，不过并没有哪个特别妥当，至少不比让它在海水中漂走更妥当。
“我很后悔，我应该留着那张照片。”坐在对面的他突然说了句，垂下头，握着空了的酒杯，起身去了洗手间。
他哭了还是没哭？至今是个谜。
他还爱着她。深爱。这不是个谜。
责任编辑：姚娟
主持人语：
女性随笔，多从感性出发，因心思缜密、下笔温婉，便似涓涓细流，最后汇聚成溪，成河，碧蓝澄澈。陈蔚文的文字却有着别样的异质，在灵秀之外，她的不同在于对都市人群细微心绪的关注和把握，放眼开去，平视一切，从而文字有了氤氲的地气。这是那些闲来院中漫步花下喝茶的轻浅女性写作者所难以抵达的境界。
《焰》里，“对我，舞蹈有着永恒魔力，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爱情”。《光影记》，她从镜头外写到镜头里，继续拓展，写照片，写被拍，而她真正落笔之处，那就要读者细细品味。我想起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説到：“照片本身不能解释任何事物，去不倦地邀请你去推论、猜测和幻想。”
我一向认为蔚文是一个静水流深的写作者。她的文字实在是好读，一定会给你以心灵的抚慰和温暖。她的文字越来越有暖意了。
——主持人：张鸿
作者简介：
陈蔚文，1974年7月生，现任职于某文学评论刊。发表小说及散文随笔数百万字。出版小说集《雨水正白》，散文集《见字如晤》《未有期》等。曾获《人民文学》散文新人奖、林语堂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