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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谒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的夙愿,在我入滇后越发强烈,无奈迫于孤陋寡闻,在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昆明市区无法找到它的旧址,问普通市民也无所获。正当迟疑之时,我偶得一张《春城晚报》,报载一则有关冯友兰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的新闻,透露出西南联大旧址就坐落在现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这则消息让我如获至宝。
向路人问清乘车路线后,我便乘上直奔云南师大的公交车。下车后,我遵循司机师傅的指引,步行200米便来到了云南师大。漫步在校园内,我不由自主地去捕捉西南联大旧址的信息。一段林阴小道把我引向圣地,视线向右扫视到一尊铜像,径直来到铜像前,其座基上“闻一多”3个鎏金大字赫然在目。我激情顿生,仿佛蓦然进入中学时代《最后一次演讲》的课堂。此刻站在铜像前不正是亲耳聆听先生现身作最后一次的演讲吗?他那声色俱厉、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形象不正活灵活现吗?正当深深的敬意凝聚心头时,西南联大旧址扑面而来——一座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牌坊矗立在闻一多先生铜像的右侧。走过牌坊,便能见到当年“三校长”(清华大学的蒋梦麟、北京大学的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的半身铜像排列在绿草坪上。我以敬仰之情瞻仰着每尊铜像,眼前浮现出他们当年战斗的英姿:担起抗战的使命,背负民族的希望,带领着中华民族的精英,顶着敌人的空袭愤然前行……
当年西南联大的教学环境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上课的秩序常常被敌机的轰炸打断。历史系教授雷海宗有次上课想不起上节课讲到哪了,就问一位笔记记得详细的女生:“我上一节课最后说了什么?”这位女生看了看笔记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昆明城区的空袭警报两三天就会响1次,有时甚至是1天2次。警报一响,师生就立即跑到山沟里躲避,被称为“跑警报”。“跑警报”本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却被师生解读得十分浪漫。当年的联大学生汪曾祺写道:“‘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那时,学生宿舍是茅草屋顶,一到下雨天,屋顶就漏水。睡在上铺的同学只有把脸盆、水桶、饭盒全部拿来接水。教室的条件稍微好些,是用铁皮盖成的屋顶,但一旦下暴雨则会声如急鼓,老师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到。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历来以精确地掌控讲课时间闻名,每堂课他讲完计划内容后,说一声“下课”,铃声立即敲响,万无一失,令人称奇。可是暴雨时常打乱他的计划。一次,他正讲到重点处,忽然一阵暴雨,雨声大得使他无法继续讲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写了4个大字:停课赏雨。陈岱孙现出一脸的无可奈何。那时,学生和老师的生活也是极其艰苦的。大多数学生家在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教授们的工资也无法养活家人。学校食堂做饭用的是陈米,被学生戏称为“八宝饭”——谷、糠、秕、稗、石、沙、鼠屎及霉味。
虽然条件艰苦,西南联大却保存了最完善的教育模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作家钱钟书等都是西南联大的骄傲和自豪。西南联大有如此的辉煌,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总结的四点:一、“西南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一以贯之;二、“八年之久,合作无间”,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学术流派,兼容并包;四、既“南渡”,必“北返”,“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抗战必胜,信心百倍。
读完记载着西南联大始末的纪念碑文,我从心灵深处喊出:“西南联大既是中国的精神柱石,更是民族文化不灭的象征。”
向路人问清乘车路线后,我便乘上直奔云南师大的公交车。下车后,我遵循司机师傅的指引,步行200米便来到了云南师大。漫步在校园内,我不由自主地去捕捉西南联大旧址的信息。一段林阴小道把我引向圣地,视线向右扫视到一尊铜像,径直来到铜像前,其座基上“闻一多”3个鎏金大字赫然在目。我激情顿生,仿佛蓦然进入中学时代《最后一次演讲》的课堂。此刻站在铜像前不正是亲耳聆听先生现身作最后一次的演讲吗?他那声色俱厉、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形象不正活灵活现吗?正当深深的敬意凝聚心头时,西南联大旧址扑面而来——一座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牌坊矗立在闻一多先生铜像的右侧。走过牌坊,便能见到当年“三校长”(清华大学的蒋梦麟、北京大学的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的半身铜像排列在绿草坪上。我以敬仰之情瞻仰着每尊铜像,眼前浮现出他们当年战斗的英姿:担起抗战的使命,背负民族的希望,带领着中华民族的精英,顶着敌人的空袭愤然前行……
当年西南联大的教学环境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上课的秩序常常被敌机的轰炸打断。历史系教授雷海宗有次上课想不起上节课讲到哪了,就问一位笔记记得详细的女生:“我上一节课最后说了什么?”这位女生看了看笔记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昆明城区的空袭警报两三天就会响1次,有时甚至是1天2次。警报一响,师生就立即跑到山沟里躲避,被称为“跑警报”。“跑警报”本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却被师生解读得十分浪漫。当年的联大学生汪曾祺写道:“‘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那时,学生宿舍是茅草屋顶,一到下雨天,屋顶就漏水。睡在上铺的同学只有把脸盆、水桶、饭盒全部拿来接水。教室的条件稍微好些,是用铁皮盖成的屋顶,但一旦下暴雨则会声如急鼓,老师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到。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历来以精确地掌控讲课时间闻名,每堂课他讲完计划内容后,说一声“下课”,铃声立即敲响,万无一失,令人称奇。可是暴雨时常打乱他的计划。一次,他正讲到重点处,忽然一阵暴雨,雨声大得使他无法继续讲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写了4个大字:停课赏雨。陈岱孙现出一脸的无可奈何。那时,学生和老师的生活也是极其艰苦的。大多数学生家在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教授们的工资也无法养活家人。学校食堂做饭用的是陈米,被学生戏称为“八宝饭”——谷、糠、秕、稗、石、沙、鼠屎及霉味。
虽然条件艰苦,西南联大却保存了最完善的教育模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作家钱钟书等都是西南联大的骄傲和自豪。西南联大有如此的辉煌,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总结的四点:一、“西南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一以贯之;二、“八年之久,合作无间”,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学术流派,兼容并包;四、既“南渡”,必“北返”,“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抗战必胜,信心百倍。
读完记载着西南联大始末的纪念碑文,我从心灵深处喊出:“西南联大既是中国的精神柱石,更是民族文化不灭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