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主要地缘区域在亚太地区，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以及近年来日趋紧张的南海问题等是双方博弈的主要领域。至于中国缺乏足够战略影响力的中东地区，中美并不存在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使是叙利亚问题也并未伤及中美关系的大局。当前，围绕中东事务，中美在维护能源安全、实现地区稳定、国际反恐、核不扩散等问题上都有利益交叉点，双方也在这些领域进行了一定的合作，这些合作无疑有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但是，伴随中国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与经济合作的日趋加深，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影响相对增强，中美在中东事务上的合作空间在扩大，战略竞争也在加深。进入2011年以来，面对中东政治变革导致的地区动荡，尤其是叙利亚危机，中美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显现。因此，对中美关系中的中东因素进行战略管理，应成为中美双方高度重视的战略议题。
　　中国有没有“搭便车”
　　当前，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进入深水区，宗教与世俗、民主与民生、改革与稳定的矛盾不断加剧，政治与社会转型困难重重。因此，维护中东地区尤其是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稳定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需要，两国在中东国家转型与重建尤其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领域有较大的合作空间。在美国中东战略相对收缩、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中国面临的机遇，但机遇本身也是挑战。中美围绕阿拉伯国家转型面临的问题是，美国期待中国加大对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够参与西方和国际组织的重建项目。但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既无力提供西方和地区国家期待的大规模援助，也没有参与西方关于阿拉伯国家重建项目的意愿。从深层次角度说，在阿拉伯国家转型问题上，中美仍存在潜在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分歧，中国倡导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和选择发展道路，而美国的目标是推动转型阿拉伯国家走西式民主道路。
　　在能源方面，美国本身对中东的能源需求在下降，美国国内页岩气开发前景看好，甚至有可能实现能源独立。相反，中国对中东的能源需求在不断上升，中东能源供应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巨大能源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在世界经济前景难测的背景下，维护能源安全尤其是维护海湾产油国的政治稳定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中美在能源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是，中美之间在能源领域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认知分歧也不容忽视，当前突出表现为双方围绕“搭便车论”的争论。美国强调中国从中东获取的能源供应主要得益于美国提供的地区安全和海上通道安全，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其实质是要求中国在阿拉伯国家转型、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地区问题上对美国予以配合。而中国学界和舆论界则认为并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并强调美国和西方多次发动地区战争是推高能源价格的重要因素，并使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今年发生的美国波士顿爆炸案和中国新疆暴力恐怖事件表明，恐怖主义仍然是中美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防范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借中东动荡强劲反弹，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但是，目前反恐在中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呈现出相反的走势。反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呈明显下降的态势，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政策较之布什政府已发生重大变化，放弃了反恐战争和政权更迭等手段，转而选择更加灵活、机动的反恐手段，尤其是把无人机打击和特种部队定点清除作为主要手段。相对而言，从近期新疆安全形势有所恶化的情况看，中国面临的反恐压力呈上升的态势。因此，反恐在中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中美反恐合作，相反，美国甚至有可能加大利用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向中国施压的力度。
　　当前，由于美国的战略重点是重振国内经济，并力图通过与亚太和欧洲分别建立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来重建国际秩序。在此背景下，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巴以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战略投入相对下降，力求减少军事、经济成本与道义风险，要求欧洲盟国和中东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借力打力”的灵活手段。同时，美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相对加大，进而为中美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对话与磋商提供了空间。但基于中美双方外交传统和外交政策理念的不同，中美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政策取向仍存在鲜明的差异。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取向凸显了一贯的干涉主义外交传统，强调通过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等手段施加影响，但在实践中又奉行双重标准；而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主张通过和平对话方式解决热点问题。中美在许多热点问题上的分歧都与此密切相关。
　　提升中国中东外交的道义高度
　　综上所述，中美双方在中东事务上既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同时也存在一定矛盾分歧。但就总体态势来说，中美在中东的竞争远小于亚太地区。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双方应增进共识和相互理解，妥善处理双方在中东事务上的分歧，使其不至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大局。
　　首先，对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能力进行准确定位，并争取美国的理解。中国尚缺乏能够对中东事务施加足够影响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对中东事务从过去总体超脱到目前的建设性介入，再到未来相对成熟的中国中东外交，将是一个十分艰难、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应该对中美双方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的巨大落差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多做解释工作降低美国和地区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使美国认识到中国在中东事务上尚不能发挥西方和地区国家所期待的重大作用。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加强参与中东事务的能力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诸如强化公共外交能力、增强对中东社会的塑造能力、加强外交斡旋能力、提升智库能力和二轨道外交努力，都是中国面临的长期课题。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能力定位仍将是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谋求控制和主导作用，更不是挑战美国的中东霸权。但同时又要明确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理念和政策独立性，彰显中国中东外交的特色。
　　其次，加强中国-美国-中东三边对话机制与合作平台建设，增强中国、美国、中东国家及地区组织的互动。中东地区主要包括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四类国家，由于中东国家之间矛盾复杂，除阿拉伯国家建立了阿拉伯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地区性组织外，尚没有整体性的地区合作组织，因此也不存在建立中国-美国-中东国家整体性对话机制的可能性，但选择重点地区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三边对话机制无疑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阿盟虽为中东最大的地区组织，但受阿盟内部分裂和效率低下等因素制约，围绕阿盟建立三边机制的条件尚不具备。由于海合会国家相对较为团结，地区合作机制相对成熟，目前最具可行性的是中国-美国-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对话机制和平台建设，三方可围绕能源、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进行对话。另外中美与土耳其、以色列建立三边对话机制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三边对话机制和平台建设中，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首先从经贸、能源、气候等全球性问题入手，待条件成熟后方可讨论地区安全等棘手问题。
　　最后，围绕中东问题，塑造有利于中美关系的舆论环境。在中东与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无论是外交界、学界和舆论界，多存在零和博弈的功利化思维，其突出表现是多从中东动荡和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战略牵制作用，看待中东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舆论界也多把中国中东外交决策与中美博弈相联系，乃至片面地从对抗美国的角度理解和诠释中国对联合国叙利亚决议的否决票。在中国外交不断强调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治理的背景下，简单从零和博弈角度看待中东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无疑是一种简单、狭隘和片面的功利化思维，既无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也无助于中美围绕中东事务建立互信。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外交实践和舆论宣传方面，作为一个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国际责任的大国，中国的确需要在中东事务上有更加高远的战略立意和更加开放的战略胸怀，不断提升中国中东外交的道义高度，进而使中国外交更具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