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槐树”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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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
  万历十九年(1591 年) 编撰的《洪洞县志》卷8 《杂撰志•寺观》只字未提大槐树事。顺治《洪洞县续志》与康熙《洪洞县续志》也没有任何记载大槐树、老鸹窝以及洪洞移民的资料。雍正《洪洞县志》记载广济寺条与万历志基本相同, 唯后加一句小字:“ 即今北桥寺旧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世瑜据此认为:“ 说明广济寺至迟已在晚明以前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以前( 明初) 在广济寺曾有过大槐树的话,这棵树一般是不会与寺一起迁到后来的这个地方的; 如果大槐树是在后来的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它必不会与明初的广济寺有什么关系。唯一的可能, 是以前的广济寺那里有棵大槐树,曾与移民史事有关,至迁寺之后,则在某个时期根据以前的说法在这里再造一棵大槐树。”
  
  清朝中叶
  道光年间,寿阳人祁宿藻时主玉峰书院讲席,并写下《洪洞感旧》等诗,其中写到:“予家老籍洪洞,以数百年于此矣,今日重至故里,殆天缘也,感而赋诗。”,并把洪洞称为:“旧槐里”;清朝乾嘉时期的史地名家、祁宿藻的父亲祁韵士也曾在其《万里行程记》中记载:“余始祖河东公,本大槐树下人,明初迁居寿阳”。这显示在清朝中叶,洪洞已被视为移民故里,大槐树则被视为故里象征。但在实际上,乾隆时重修的《祁氏宗谱》中记载的是:“始祖祁旺,元末由洪洞县(后缺字——引者)迁来寿阳平舒村”,其中并无提到洪洞大槐树,而且说祁氏迁居寿阳的时间是在元末。
  
  清末民初
  清末民初, 洪洞士绅景大启等人筹款创修了大槐树遗迹, 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 从此“ 洪洞大槐树” 开始有迹可寻, 在此之前, 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人来到洪洞虽“ 不胜故乡之感”, 但面对只有“ 荒烟蔓草” 的情况, 只能“ 抚景流连”; 民国三年(1914 年), 洪洞士绅贺寿柏撰写《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 树青石碑于新创修的大槐树遗迹处, 碑正面刻“ 古大槐树处” 五个大字; 民国六年(1917年), 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 在其卷7 《舆地志.古迹》中,“ 大槐树” 等条记为“ 新增”,即:“ 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 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 发给凭照川资, 因历年久远, 槐树无存, 寺亦毁于兵燹。”
  
  20世纪50-70年代
  1959年,古大槐树处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洪洞县政府此后多次拨款修葺,并派专人管理,育花植树;在“文革”中,因忌惮于洪洞地方对大槐树根深蒂固的信奉,革命小将未敢打砸古大槐树处,但同在洪洞的苏三监狱就没那么幸运了,“左”派对苏三监狱的判决是:“一个苏三监狱,每天那么多的人都去参观,给一个破婊子立牌坊,那是洪洞人的耻辱,应当把它全部拆掉!”于是,被拆掉的苏三监狱只能在后来重修;1974年,“二代古槐”被风吹倒,洪洞县政府拨专款重新树立,在“二代古槐”的底部打水泥座,并用铁箍固定树身。对于“一代古槐”和“三代古槐”,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的介绍是,依据洪洞县内世世代代的“口口相传”,“一代古槐”在清顺治年间汾河发大水时被洪水冲走了,而“二代古槐”和“三代古槐”在景大启等人创修大槐树遗迹时就已有之。
  
  20世纪80年代
  1984 年, 洪洞县政府建成大槐树公园, 除了修葺原有的建筑碑亭、茶室、牌坊和经幢, 又新建了祭祖室、望亲亭、迁民壁画、大门等建筑;1985 年, 大槐树公园内增修了“ 根” 字影壁;1988 年, 驻扎在洪洞的某部队官兵“ 十之八九均为古槐后裔…… 为了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 使这一圣址更加完美起来”,捐资15000元,在大槐树公园内建造了“槐荫亭”,与洪洞地方政府“共建精神文明”。
  
  20世纪90年代
  1991年4月,洪洞举办了首届大槐树寻根祭祖节,此后年年举办,“搭文化台,唱经济戏”;1996年1月,大槐树明代迁民遗址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5月,大槐树公园更名为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同时,洪洞地方政府扩建形成占地三百亩的大槐树寻根祭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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