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
　　万历十九年（1591 年） 编撰的《洪洞县志》卷8 《杂撰志•寺观》只字未提大槐树事。顺治《洪洞县续志》与康熙《洪洞县续志》也没有任何记载大槐树、老鸹窝以及洪洞移民的资料。雍正《洪洞县志》记载广济寺条与万历志基本相同， 唯后加一句小字：“ 即今北桥寺旧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世瑜据此认为：“ 说明广济寺至迟已在晚明以前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以前（ 明初） 在广济寺曾有过大槐树的话，这棵树一般是不会与寺一起迁到后来的这个地方的； 如果大槐树是在后来的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它必不会与明初的广济寺有什么关系。唯一的可能, 是以前的广济寺那里有棵大槐树，曾与移民史事有关，至迁寺之后，则在某个时期根据以前的说法在这里再造一棵大槐树。”
　　
　　清朝中叶
　　道光年间，寿阳人祁宿藻时主玉峰书院讲席，并写下《洪洞感旧》等诗，其中写到：“予家老籍洪洞，以数百年于此矣，今日重至故里，殆天缘也，感而赋诗。”，并把洪洞称为：“旧槐里”；清朝乾嘉时期的史地名家、祁宿藻的父亲祁韵士也曾在其《万里行程记》中记载：“余始祖河东公，本大槐树下人，明初迁居寿阳”。这显示在清朝中叶，洪洞已被视为移民故里，大槐树则被视为故里象征。但在实际上，乾隆时重修的《祁氏宗谱》中记载的是：“始祖祁旺，元末由洪洞县(后缺字——引者）迁来寿阳平舒村”，其中并无提到洪洞大槐树，而且说祁氏迁居寿阳的时间是在元末。
　　
　　清末民初
　　清末民初， 洪洞士绅景大启等人筹款创修了大槐树遗迹， 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 从此“ 洪洞大槐树” 开始有迹可寻， 在此之前， 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人来到洪洞虽“ 不胜故乡之感”， 但面对只有“ 荒烟蔓草” 的情况， 只能“ 抚景流连”； 民国三年（1914 年）， 洪洞士绅贺寿柏撰写《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 树青石碑于新创修的大槐树遗迹处， 碑正面刻“ 古大槐树处” 五个大字； 民国六年（1917年）， 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 在其卷7 《舆地志.古迹》中，“ 大槐树” 等条记为“ 新增”，即：“ 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 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 发给凭照川资， 因历年久远， 槐树无存， 寺亦毁于兵燹。”
　　
　　20世纪50-70年代
　　1959年，古大槐树处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洪洞县政府此后多次拨款修葺，并派专人管理，育花植树；在“文革”中，因忌惮于洪洞地方对大槐树根深蒂固的信奉，革命小将未敢打砸古大槐树处，但同在洪洞的苏三监狱就没那么幸运了，“左”派对苏三监狱的判决是：“一个苏三监狱，每天那么多的人都去参观，给一个破婊子立牌坊，那是洪洞人的耻辱，应当把它全部拆掉！”于是，被拆掉的苏三监狱只能在后来重修；1974年，“二代古槐”被风吹倒，洪洞县政府拨专款重新树立，在“二代古槐”的底部打水泥座，并用铁箍固定树身。对于“一代古槐”和“三代古槐”，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的介绍是，依据洪洞县内世世代代的“口口相传”，“一代古槐”在清顺治年间汾河发大水时被洪水冲走了，而“二代古槐”和“三代古槐”在景大启等人创修大槐树遗迹时就已有之。
　　
　　20世纪80年代
　　1984 年， 洪洞县政府建成大槐树公园， 除了修葺原有的建筑碑亭、茶室、牌坊和经幢， 又新建了祭祖室、望亲亭、迁民壁画、大门等建筑；1985 年， 大槐树公园内增修了“ 根” 字影壁；1988 年， 驻扎在洪洞的某部队官兵“ 十之八九均为古槐后裔…… 为了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 使这一圣址更加完美起来”，捐资15000元，在大槐树公园内建造了“槐荫亭”，与洪洞地方政府“共建精神文明”。
　　
　　20世纪90年代
　　1991年4月，洪洞举办了首届大槐树寻根祭祖节，此后年年举办，“搭文化台，唱经济戏”；1996年1月，大槐树明代迁民遗址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5月，大槐树公园更名为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同时，洪洞地方政府扩建形成占地三百亩的大槐树寻根祭祖园。